現今的年輕人,可能對文化大革命還有那麽點兒感性或理性的認識,但對於“四清運動”估計就很少認知了。其實文化大革命是緊接著“四清”來的,就我不正確的看法,“四清”可認作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吧。“四清”運動就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或“四清運動”。其內容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通稱為“四清”。“四清運動”對改變農村幹部的作風,完善財務製度,保管製度,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由於這場運動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思想領導下開展的,把多種性質的問題簡單歸結為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層幹部蒙冤或遭到錯誤處理。特別是1965年初製定的“二十三條”強調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致使左的錯誤進一步發展,到1965年年底,全國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縣、社進行了“社教運動”,運動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
“四清”開始那年,我剛剛踏上工作崗位,當然不是“四清”的對象,不過經曆過那個年代,必然會看到運動中形形色色的人或事,雖然大多巳經記憶不清了,但有些事還縈繞在心間,多年以來,一直揮之不去。記得那時晚上經常要開會學習“四清”的文件,最有印象的就是“前十條”和“後十條”了。我因為怕聽那把文件讀得錯別字百出的冗長“報告”,就借口到病房處理病人,一去就不複返了;這法兒開始倒還蠻靈,後來被運動積極份子戳穿了我的把戲,就把我“揪”回去,並說我逃避運動,這頂帽子太大了,於是我也不敢再搞“小動作”,每次開會都是正襟危坐在那兒打瞌睡。那時學習的內容中還有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創造的“桃園經驗”,那可是當年“四清運動”中被重墨濃彩的宣傳過,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和王光美被批鬥時,不知他們曾否想到過他們當年那麽認真搞“四清運動”時被整的那些“四不清幹部”的感受。(說良心話,當年那些被整的四不清幹部,若是放到現在,與當代的幹部相比,那可都堪稱人民的好幹部 。)
開展“四清”運動的每個縣派一個“社教工作團”,總團下麵是分團,每個公社進駐一個“分團”,“分團”到了公社後分到每個大隊或幾個大隊合並派一個工作隊,市鎮上把幾個單位合在一起派一個工作隊。我們醫院與藥店、清管所屬於一個工作隊,工作隊一共才三四個人,但是工作效率特高,不多幾時,這幾個單位凡是年紀大些的查出來基本都有些“問題”,有“地富反壞右”:有“偽保長,偽鄉長,三青團骨幹,反動軍官”等等不一而足,甚至連我們醫院食堂裏那個大字不識一個的炊事員老頭,最後竟然被查出來是國民黨潛伏特務。還有一件怪事,在遠離市鎮的一個大隊,那個大隊特別窮,算是整個公社最窮的大隊了,全大隊2000多人口,來自全國除西藏新疆外的各個省份,經過“四清”工作隊的認真排查,最後查出來這些外來人口絕大部分都是他們家鄉的“還鄉團”,當“四清”工作隊撤離以後,文革中“群專組”跑遍全國各地,化了不知多少的出差費,最後連一個“還鄉團”也沒落實,相反查出來這些人都是當年逃荒出來的貧苦農民;不過當初被懷疑是“還鄉團”時這些人可沒少吃苦頭。
“四清運動”中要人人過關,我們每人都得洗手洗澡,即是自己交待有什麽問題;還要寫“運動心得體會”,可憐那些不識字的人可苦了,隻好找識字的人代寫,我因為年輕吧,所以義不容辭,勇挑“革命重擔”,幫這些人寫,為此還結了好人緣。清經濟倒也真清出來不少問題,但是也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我們鎮上惟一一家“老虎灶” ,屬商業係統管,掌管“老虎灶”那把舀水大勺的是一個中年胖子,在自己洗澡洗手時交待說他自己打水不付錢,四清工作隊於是給他算帳,以每天貪汙三壺水計算,每壺水五分錢,一天就是一毛五,乘以365天等於5495元,當年那可是個天文數字,這胖子急得跳了河,被人撈起後,四清工作隊還說他不老實,說他就是貪汙了才吃得這麽胖,硬是要他退賠,還要召開批鬥會。會還沒開,消息走漏了,結果惹惱了一個人,這個人可是鎮上出了名的雌老虎,她一個人帶了把切菜刀闖到工作隊隊部,要與工作隊拚命,工作隊看她那拚命三郎的架勢,不得不取消了對她丈夫的批判,隨便找了幾個四類分子匆匆開了個批鬥會算是交代;不過最後還是決定從他每月30元工資中扣下一半,這扣工資直扣到四清工作隊撤離,以後也就不了了之。比起這位老虎灶上的胖子來,我們醫院那個收款處的女人就幸運得多了,經過四清工作隊認真核查,她確實存在貪汙行為,那是采用一種叫“飛過海”的方法把病人的醫藥費收到她囊中的。具體方法是這樣的,以前給病人開的發票是三聯的,第一聯給病人,第二聯給會計做帳,第三聯是存根,她的貪汙手法其實也並不高明,采用的就是“大頭小尾”的方法,即在第一聯下放一張複寫紙,複寫紙下襯一張硬紙板,然後開上病員該付的費用,把第一聯扯給病人,然後再用兩張複寫紙分別放在第二聯及第三聯上,再寫上一個很小的金額,結果就把大小金額中的差價貪汙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清查,發現她貪汙的數額巨大,醫院打了報告到衛生局準備開除她,恰好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她仗著出身好參加了革命造反派,把院長當做走資派批鬥,她的貪汙事就此煙消雲散,開始還說是留待運動後期處理,不過這個運動後期遙遙無期,等到文革結束,她老人家也早戴了大紅花光榮退休了。
“四清”中強調階級鬥爭,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為此經常要吃“憶苦思甜飯”,那飯是用豬吃的南瓜拌了米糠燒成的糊,那時候巳經不是60年那饑餓的歲月了,這東西可真是難以下咽,但為了表示跟黨走的決心,所以硬是把這東西咽下去,有的積極分子吃了還吃,以表明他不忘階級苦。
一般人可能以為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是文化大革命時開始的,其實不然,早在“四清”那個年代就開始了。那時我們晚上天天要學“老三篇”,還要背出來,這可難住了那些不識字的大媽們,往往背了上句忘了下句,背得牛頭不對馬嘴,好在這些人都是苦出身,所以即使背錯了也不會被扣上破壞學毛選的罪行。學毛選中出現了許多學毛選積極分子,最著名的莫過於顧阿桃老媽媽了。今天的人們不知道顧阿桃,就像四五十年後人們將不再記得眼下最當紅的歌星影星。想當年,一字不識的她也曾牛氣衝天,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起向歡呼著的人民大眾揮手致意,並且因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當上了九大代表。她是林彪夫人葉群於1965年在江蘇省太倉縣沙溪鎮洪涇村參加“四清”工作蹲點時樹的典型,因為發現她語言通俗,琅琅上口,諸如“舊社會把我們當棵草,新社會把我們當成寶”;“我是藥材店的揩台布,甜酸苦辣都嚐過”;“現在我伲的日子像芝麻開花節節高”。這些語言很生動,又有煽動力,加上她記性好,能背誦許多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因此被戴上“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的一個新型農民”的桂冠,到處有單位請她去講用。因為不識字,就請人畫了示意圖進行宣講。還把一份這樣的講用稿送給毛主席,這份講用稿當年我曾在人民日報上見過,當時確也大受感動以致熱淚盈眶。顧阿桃出了名,全國各地向她學習的單位和人群紛至遝來。我們公社離她那個大隊很近,於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借了向學毛選標兵顧阿桃老媽媽學習的名頭,我們曾不止一次的去洪涇大隊,說實在的第一次去還是帶著“朝聖的心情”,過後幾次不過是借個名兒去沙溪鎮上玩一趟而巳,因為這樣出去不算休假,不用拿假期抵的。因了去參觀學習的人多了,太倉縣委還專門派人接待,一般人去還見不到顧阿桃本人,有的人去了兩三次才見到一次。也由於人去得多,可能把她家田裏的莊稼踏壞了,引致了她老公的不滿,所以這個農村老頭一看見去的人多了,就張口罵:“一張老*,有啥看頭”。林彪事件後,顧阿桃也從輝煌的雲端跌回到地麵,靠賣冰棍為生,晚景甚是淒涼。後來曾有人對把這樣一位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捧為“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的一場鬧劇提出批評,還有人作了一副對聯諷刺:“顧阿桃指點陳寅恪做學問,甫誌高教導許雲峰講氣節”。我估計是文革結束後才有人這樣說,若是在文革期間顧阿桃紅得發紫時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樣寫,不被當做現行反革命槍斃才怪。
社教工作隊的隊員雖然是從各單位根正苗紅政治清白的人群中挑選出來的,但也難免良莠不齊。我們鎮上工作隊的隊長與一名女隊員工作中大概是日久生情吧(可惜他倆一個是使君早有婦,一個是羅敷自有夫),不免就做下了風流韻事,而不幸的是又被挨他整過的一個“四不清”的當地幹部抓了個“現行”,在私了不成的情況下,鬧得連縣裏總團都知道了,於是這兩位四清工作隊長和隊員自己就成了四不清幹部被遣返原單位,至於他倆此後的情況,傳說紛紜,難辨真假了。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上級有指示,四清工作隊參加當地的文化大革命;但不久又來了指示,工作隊解散,各回各的原單位參加運動;再後來又有新的指示,若當地幹部群眾要求四清工作隊回來進行批鬥的,就必須服從接受批判,於是以前整別人的人這回也被當地的造反派“請君入甕”,經受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的洗禮。
屈指算來,“四清運動”過去巳經五十多年了,現今的人們也很難想象當年我們偉大祖國廣袤的大地上曾有過這麽一段曆史;就連我們這一代人回想起當年,也很奇怪當初怎麽會那樣滿懷激情投入運動,豈非咄咄怪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此種鬧劇,今後是永遠不可能再現的了
當時唯恐不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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