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二三事

 

文革開始時，我剛出校門走上工作崗位還不久，又加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輪不上我，造反派不要我，所以我成了個所謂“逍遙派”，也因此不管在運動中或運動後，我既不用落實政策，也不要審查我在文革中的問題。醫院裏年輕人都去革命大串聯或造反去了，就留下我和一些“牛鬼蛇神”在醫院裏“抓革命促生產”，倒讓我向這些“牛鬼蛇神”學了些本領，也博得了貧下中農的好評。

文革期間，我們早晨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請示，在讀了毛主席一段語錄後，大家就邊揮舞紅寶書，邊高呼“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萬歲萬歲萬萬歲”，而所謂的早請示也在此歡呼聲中宣告結束。晚上下班前又如法炮製一次，日複一日的堅持了不少年月。不過那些“牛鬼蛇神”是沒有資格參加的，在我們早請示晚匯報時，他們每人頸脖子裏掛了一塊上麵寫著四類分子（上麵還寫明是地主、反革命、偽保長、偽鄉長）***的木頭牌子立在醫院大門口向革命群眾低頭請罪。隨著運動的進展，醫院裏成立了造反派，原來的院長因為他嫡親娘舅是地主，所以隻好靠邊站了；那個造反派的頭頭其實也不是我們醫院的工作人員，原是從大隊裏抽上來臨時參加滅釘螺工作的，院長靠邊站後，他就很當然的成了不是院長的院長了，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這些從正規醫學院校畢業的醫務人員作為“小臭老九”統統下到大隊，連小學都沒上完的他還恬不知恥地穿上白大褂當起醫生來了。最可笑的是當時我們醫院還沒有開展外科手術，來了小的外科急診如蘭尾炎也隻好送往人民醫院去手術，而當時交通又甚是不便，所以貧下中農意見很大，說還是早點兒把醫院關掉去弄條輪船專管送病人算了。這位造反派的頭兒倒也很有為病人服務的精神，居然要開展外科手術了，我們醫院當年在大躍進的年代也曾有過手術室，做過一些如子宮下垂這一類的手術，所以手術器械倒是現成的，隻是沒有技術人員。也不知怎麽的他調查下來在“牛鬼蛇神”中有一位醫生是正規科班出身，在學校實習時曾在老師帶領下做過蘭尾切除手術。有天來了個急性蘭尾炎病人，他就叫這位醫生做助手，自己當主刀，那個醫生嚇得半死，但當時的情況下又不敢反對，糊裏糊塗的兩人就上了手術台，其結果當然是下不來台；這位造反派畢竟是造反出身的，造反精神甚是可嘉，說把病人的肚子縫起來，弄了條機帆船送往人民醫院。他自己不去護送，卻叫那位“牛鬼蛇神”去送，被人民醫院的醫生罵了個狗血噴頭。過後病人家屬到醫院來吵，他把責任都推到那位醫生頭上，因為是“牛鬼蛇神”，又出了這麽個醫療事故，被病人家屬一頓好打，趴在床上三天起不來。這位造反派頭頭在醫院成立革命生產領導小組時自封為組長，名正言順的行使起醫院的領導職務，直至貧宣隊進駐，有人向貧宣隊反映了他的問題，才把他自封的革生小組組長革掉了，然後把他派去滅釘螺去。不過他一直賴在我們醫院不走，後來也不知怎麽打通了什麽關節，居然成了醫院正式職工，跳出了“農門”。

文革初期紅衛兵打砸搶很時興了一陣，我們家有個遠房的寡嬸，平日不住在鄉下，所有收租的事都有一個老管家給她打理，有些佃戶還不知租種的地就是她的，土改時不知怎麽給她逃脫了被農民清算鬥爭，她那位管家卻不明不白的白挨了憤怒的農民拳打腳踢一頓生活。文革開始後，她的情況給紅衛兵調查得一清二楚，於是把她的家抄了個底朝天，然而除了幾件舊的所謂封資修的家俱外沒有抄到什麽。小將們心猶不甘，於是把她兩手捆綁了吊起來，她也真經不住“考驗”，吊上去五分鍾不到馬上交待在她家自砌的煤爐底下藏有金銀財寶，紅衛兵這下來了勁，用鏟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爐子扒了，裏麵又是銀元，又是金塊頭，有十兩的“大黃魚”，有一兩的“小黃魚”，還有各樣首飾，起出來一稱，總共有黃金七斤多，銀元一百多枚。這些東西後來也沒有個說法，她一個孤老太婆也不敢去問。可笑的是她有個嫡親侄兒生活很困難，幾次向她求告，都被她歎了一大套苦經一口回絕，從此他侄兒再也沒上過她的門，所以後來死在床上好多天後才被人發現。（當年我聽說了她的事，覺得這位嬸嬸一點親情都沒有；但隨著年歲的增大，倒也對我這位長輩有些理解了，她出身貧寒，按說與我那遠房堂叔門不當戶不對的，隻是我這位堂叔父自小有殘疾，門當戶對的人家不肯將自家的女兒嫁給他，沒奈何才娶了他自家佃戶家的女兒；我那堂叔父又過世得早，她也沒落下個一兒半女，守著那些金銀細軟原是要作養老盤纏的。估計她做夢也沒想到好端端一個貧農家女兒居然成了個地主婆！）畢竟是有親緣關係，她的後事還是她不肯照顧的侄子給料理的，我這位寡嬸若是在天有靈一定會後悔當初對她的侄兒太薄情，自己反倒因了這些財產遭到吊打，還無緣無故的肥了那個紅衛兵，因為運動後期清查打砸搶的財物時，她那些金銀的下落一直找不到，直至很久以後，才查出是那個紅衛兵頭頭據為己有了，事後如何處理也就不得而知了；因我們家當時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所以一直未敢出頭幫她問過，她也就在窮困中死去。類似這種貪汙抄家物資的事在文革中很多，有些人由此發了財，直至今日有些都沒弄清楚。

“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紅樓夢裏甄士隱為“好了歌”作的解注，倒正是那些造反派頭頭的真實寫照。文革期間，不管是走資派也好，造反派也罷，今天當座上客，明日為階下囚的比比皆是。我認得一位造反派的頭兒，開始曾紅得發紫，因為他父親是老地下黨，又是渡江幹部，文革前是我們這個小縣城的付縣長；聽說本來他的職位可以很高的，就是因為文化水平太差，所以委屈他就了這小縣城的七品芝麻官。他一過江，首先就是當了陳世美，把蘇北的小腳老太休了，另外找了我小學母校的一位年輕貌美的女教師，這位女教師因了老公的關係，不久就成了我母校小學的校長，於是也就成了我母親的頂頭上司，不過憑良心說她對我母親沒有歧視過，後來她自盡後我母親及幾個受過她恩惠的幾位有問題的老教師人前背後還說了她不少好話。文革前，這位老革命曾來為我們這些小學生講過他的革命生涯，很令我們這些小學生對他欽備。文革開始時，造反派倒還挺擁護他的，後來另外一派造反派掌權，就把他作為走資派鬥了，在他的頸脖子裏掛了一塊大黑板，上麵寫“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並把他的兩手臂塗滿了柏油——因為他還有個罪名是分裂造反派的大黑手。鬥他時造反派一會把他的頭按下，向革命群眾請罪，一會揪住他的頭發叫他自己大聲說：“我是走資派，我是大黑手，我罪該萬死”。不過當時卻沒有把他當做陳世美來批判，也許陳世美本身是個封建人物？或者當年老幹部休了黃臉婆的事也太多了，不值得一提，貴易妻，天經地義。封建社會的田舍郎多收了三五鬥還要換個老婆，何況當官的！當他被揪出來時，縣一級的走資派還不多，所以每個公社都把他帶去鬥上一鬥；後來不知咋的查出來他居然還是個叛徒，而且他的前妻是地主分子，後妻是資本家的女兒，所以他就有了另外一個身份——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於是對他的人身傷害就越來越厲害。他那位後來的妻子忍受不了文革中的那種揪鬥而投河自盡，她的兩個兒子一個還小，一個當初仗著老子的牌頭，成了一個勢力甚大的造反派的頭，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出足了風頭；隨著他老子的被揪出，他也從座上客變成了階下囚，不久還作為打砸搶的壞頭頭被關了起來，連他母親的喪事也沒有參加。父子二人分別被關在兩個地方，一直到文革後期隨著他父親的問題被查清，重新被任命了工作，他也總算被放了出來。經了文革中的大挫折，這位革命的紅二代也沒有了以前的飛揚跋扈，通過他老子的關係，沒有讀過幾天書的他居然還弄到了文化部門的一官半職，九十年代初，還把他的女兒送到了他老子一輩子痛恨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美國，不久他也移民到了美國。他的父親因是解放前就參加革命的，所以是離休幹部，隨著離休幹部紛紛死去，他又是在世離休幹部中最年長的，級別也是較高的，所以後來曆屆政府對他關懷備至，直至他以105歲的高齡去世。追悼會的規模絕對不亞於當年對他開的批鬥會，而且悼詞中充滿了對他的溢美之詞，甚至把他拋棄結發之妻的行為也說成是為了與地主老婆劃清界線大義滅親的高尚革命情操（據當年為他辦理離婚案的法院人員後來透露，當初就是他說他原來的老婆是地主，把這作為離婚的原因，實際上他的發妻是個不識字的蘇北窮苦農家的女兒）。

文革中受衝擊迫害的除了五類分子和走資派外，可能就是文化藝術界人士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學家老舍。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就看過他的不少作品，其中有本“貓城記”我是硬了頭皮讀完的，因為當年才讀小學五年級的我，對於作品中反映的時代一點也不懂，僅是覺得好玩。後來才知道老舍先生在1932年完成的這部當時堪稱異類的作品，當年代表世界文壇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曾經鍾情於它，若不是老舍巳自盡，否則196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就不會是那位寫下“伊豆的舞女”的川端康成了。老舍的其他作品我基本都讀過，現代的年輕人大多讀過他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龍須溝”、“我這一輩子”等作品。但對“貓城記”、“趙子曰”、“二馬”、“老張的哲學”、“離婚”、以及短篇小說如“月芽兒”、“五虎斷魂槍”等作品可能就所知甚少。老舍的作品中充滿了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同情。他於1966年自沉於太平湖的悲慘結局讓我對這位榮獲過“人民藝術家”稱號、曾任全國文學藝術家聯合會付主席、全國作家協會付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的語言大師的離世感到深深的悲哀。不過從近年來看到的一些資料顯示，就是這麽一位人道主義的大作家，在我印象中又是一個很厚道的人，在以往曆次整人的運動中居然也曾作為打手對一些文學界人士痛下殺手。如胡風事件，胡風事件是一樁典型的文字獄，老舍曾不遺餘力對胡風進行抨擊，他曾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的名義與付主席張季純、曹禺聯名發表文章擁護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並且自己操刀寫了“看穿了胡風的心”，可他與胡風曾有過二十年的交情友誼；後來又接連寫了“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和“都來參加戰鬥吧”兩篇戰鬥檄文，認為“胡風集團是一夥牛鬼蛇神，為人民唾棄的垃圾，是暗藏的反革命罪犯，應依法予以嚴懲”。其幫凶形象，至今讀來仍栩栩如生。這與他後來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何其相似乃爾！老舍在對另一樁冤案“丁鈴、陳企霞反革命集團”中更是赤膊上陣，狠批狠鬥。對吳祖光也是這樣，諷刺他是“翩翩濁世之佳公子”；還對一些青年作家如叢維熙、劉紹棠的作品無限上綱上線批得體無完膚，這就不應該是一個厚道人所應該做的了。頗具諷刺意義的反倒是當年曾被老舍痛批過的胡風卻對老舍始終是尊重的，信任的，也並不在意當年老舍對他的批判。聽到老舍自殺的消息，胡風吃了一驚，說，“象老舍這樣的人他們還容不下”。

其實文人無行之說古巳有之，曆次運動中都有一些文人幹出些落井下石的事來。即以忠厚如巴金者，不是也與老舍一樣對同類下手嗎，後來他在“隨想錄”中說：“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麽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願諒我們。20世紀50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現（即使是不得巳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我想，若是沒有這些搖筆杆子的人鼓噪呐喊也許運動會少熱鬧不少。然而象方孝孺那樣有骨氣的文人古今中外又有多少呢！當然象文革那樣特定的環境下也不能去苛求老舍他們了（若是當年老舍沒有太平湖的一跳而活到與巴金一樣的年代，不知他會不會與巴金一樣寫出一本‘懺悔錄’呢？），所幸的是文革的噩夢今後永遠成了曆史中可笑的一頁。

後記：今天是元宵佳節，對中國人而言，作為上元節的這個節日還是較為重要的，因為它是新的一年第一個月圓之夜。今年因禁放令禁得比較嚴，除了偶爾有少數不遵禁令的人家傳來幾聲爆竹聲外，在這夜闌人靜之時，對著孤燈，想想父母親不知在天堂可好；又突然想起文革時母親被開除出教師隊伍，戴上地主帽子，在居委監督勞動——敲三合土的情景，那敲三合土的地方在大街的拐角處，人來人往的。因了母親的孤寂，我在鄉下工作，所以我的女兒自小就與祖母生活在一起，母親去敲三合土時就把孫女兒一起帶了去，每當有熟人路過，我母親就會叫我女兒躲在她身後，她自已就用那頂破箬帽把臉遮住，當我女兒長大後，問她對文革有什麽印象，她就說隻有祖母急匆匆叫她藏到背後的那種焦急的樣兒了。文革期間，我叔父家的六個子女倒有三個大的要與他們劃清界線；我們姐弟五個卻一個都沒有這樣做，反而在母親被仃發工資的那些年，除了最小的妹妹在插隊落戶外，每人都在發工資的第一時間紛紛給母親寄錢，讓母親感到在那重重的政治高壓下還有來自子女們的孝心。當年我母親對來探問她的以前的同事很驕傲地說，“現在我的工資反而要比當教師時多得多”。回想文革中，因了家庭出身的關係，又因了母親反反複複的教誨要記得自家的身份不要去惹事生非，所以總算文革那幾年平安度過。我們故鄉又是個小縣城，文革中也確實沒有發生太轟轟烈烈的大事，就上麵所記的二三事還算有些印象，就寫了下來，給我女兒這輩沒有經曆過那段令人啼笑皆非歲月的人看看。

 

 

[兵團農工]

這種製度下文革一定會卷土重來，
現在隱形的文革，不是天天都在發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