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牛是我的同事,我們共事時間不長,可認識的時間卻將近二十年之久。老牛是八十年代初落實政策安排到我們醫院的,因為他是個右派。我與老牛相識在六五年,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大約將近九點鍾光景吧,來了一男一女,抱著一個小孩,那小孩子估計一歲左右吧,抽搐不止。這一男一女應該是夫妻吧,可看上去男的快四十了,頭發蓬鬆,胡子拉腮,一隻褲腳高,一隻褲腳低;那女的估計二十不到,長得倒還秀氣。我開始問病史,那男的在陳述病史時用了很多醫學術語,令我很驚訝。通過病史和體檢,我診斷小孩得的是佝僂病,由於缺鈣引起抽搐,我就對那個男的說了,不想他回答我:“你又沒有化驗血鈣,怎麽知道是缺鈣引起的抽搐?”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因為當時農村醫院的條件那麽簡陋,根本不可能進一步作實驗室診斷,我隻好老老實實地告訴他,並把我的治療方案跟他解釋了一下,他似信非信。我那時也是年少氣盛,見他那種陰陽怪氣的樣子就說:“那你們把小孩子轉到人民醫院去吧。”這時那女的對我說:“你不要聽他的,這麽晚了,要去人民醫院也得等到天亮後。”當夜我盡我所能把小孩的抽搐止住了,第二天早晨他們帶小孩去了人民醫院。大約隔了個把月後,我收到一張明信片,信的開頭就向我表示感謝,並且為那天晚上對我的不信任表示歉意。原來這信是那天晚上來看病的小孩父親寫來的,於是我知道了他姓牛。這信語句很通順,字也寫得漂亮,很難相信是出自一個普通農民之手。
我與他第二次見麵是在給他作男絕育手術的時候。六十年代中期,政府號召兩個以上子女的家庭實行計劃生育,無論從手術的大小和損傷的程度來說,男絕育手術應是首選的,但鄉下農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男人作了手術,以後挑擔等重活就幹不動了;而女人們也心甘情願地擔負起了這一義務。所以老牛來作絕育手術(當時他所在的大隊就他一個男的來作絕育手術的)很令我肅然起敬,雖說我從醫生的角度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和老牛第三次見麵是在他妻子住院的時候,他每天晚上老晚趕到醫院來,第二天一早又趕回去出工。住院期間,他老婆介紹了他的情況,原來老牛是上海人,五七年在青島醫學院上二年級,不知發表了些什麽言論後被劃上了右派。勞教一年後,通過上海的親戚關係,輾轉來到我當時所在的xx公社xx大隊務農。他老婆告訴我,自己因為年輕不諳事,上了媒人的當,嫁給了右派,年紀又比她大了一大截;開始還當他是大學生,總有出頭的日子,現在看來是無望的了,生活困難些也不去說了,隊裏的人家都苦得很;最難忍受的是宅基上人那睥睨的目光,老牛又是一天到晚不吭聲,跟他說說就對她說:“給你說了你又不懂”。老牛確實很木訥,在我的想象中,“右派”都是比較能說會道、伶牙俐齒的,我高中裏教我數學的那位老師就是一個右派,隻看見他兩片嘴唇皮不斷地翻滾,話就從他嘴裏滔滔不絕地流淌出來。就這樣,我和老牛算是熟悉了,他對我的醫術也很信任,家中不管什麽人有個頭疼腦熱的就叫我看。有一次,他老母親病了,叫我出診。我和他步行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到他家,看了他家才知道什麽叫窮,老牛家三間茅草屋,那牆是用泥壘起來的,屋頂上薄薄的一層茅草已經發灰白色,我很懷疑下雨時會不會漏雨。屋旁邊用土壘了半人高的牆,裏麵養著兩頭瘦骨嶙峋的豬,我真為那兩頭豬先生抱怨,投生在這樣的人家,吃也吃不好,還要日曬夜露經風雨見世麵,屋內更不用說了,真可謂家徒四壁。看完病,他還要留我吃飯,我一看那架勢,隨便怎樣也不願留下來,他看我很堅決,就趕忙燒了四個雞蛋,放了不少糖,這四個雞蛋吃得我真正倒足胃口,但出於對他盛情的禮貌,嘴上隻好不住的說:“好吃好吃”;而老牛聽我誇獎說好吃,趕忙又去拿了三個蛋要繼續燒給我吃,這可把我嚇壞了,我忙不迭一邊搖頭,一邊揮手說再見,說話間腳早已跨出了大門。
到過老牛家裏後,我才明白,上次他老婆住醫院時為什麽一定要叫我在申請貸款的證明上多寫些(老牛所在那個大隊算是全公社最窮的大隊了,家中有人生病後,憑醫院的證明到信用社貸款。因為窮,所以住院時叫醫生除醫藥費外,多寫上十元、二十元,以作其他用途)。
老牛所在的大隊離鎮上很遠,由於大隊窮,一直沒有保健員(即後來的赤腳醫生),到醫院來請醫生出診就多了。有一次我到大隊書記家出診,順便向他建議大隊培養一名保健員,並且推薦了老牛,原因是他畢竟讀過兩年醫學院。大隊書記想了一想說,保健員是要培養一個,老牛可不行,他是右派,怎麽能讓他給貧下中農看病,出了問題怎麽辦?隔不多時,他們大隊送來了一個十六歲的小青年,連小學也沒有畢業,叫我們培養了回去當大隊保健員,弄得我們十分尷尬。轉眼就是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老牛因為平日不聲不響,也沒和人結下怨,所以批鬥牛鬼蛇神時給他躲過去了。那年春季滅螺,每個大隊要一名資料員,排來排去,整個大隊沒有人文化水平比老牛再高,於是老牛就順理成章的當上了資料員。滅螺結束,資料匯總時,就數老牛的台賬做得最清楚,為此醫院裏把他借用了一個月搞資料。老牛很認真,一清早就到了醫院,別人下班他還在那兒不停地抄呀,寫的。老牛做這事是沒有工資的,大隊給他記工分,那時他們大隊一工(十分)在年終分紅時才一角三分錢。老牛借用到醫院的時候正是老人家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年月,醫院裏也到處挖洞,挖深以後,大家都不願下去繼續挖,老牛就自告奮勇地下去,有一次洞口塌了,險些讓他遭了滅頂之災。
老牛與他妻子關係處得不好,他老婆長得很小巧,一雙俏眼,本來就比老牛小了十來歲,再加長相年輕,差距就更大,可惜不識字,歪歪扭扭隻能寫個自己的名字。當初聽說是嫁個大學生,頗為高興了一陣,以後才知道是個右派,她從一個貧農的女兒一下變成了右派的老婆感到很虧,心中的怨恨就可想而知了,加上老牛又不會甜言蜜語的哄她,所以她老婆常在人前說些對他不滿的話。兩人經常發生爭吵,就連那次他老婆住院期間兩人還大吵了一場,他老婆甚至提出離婚,經過大家勸阻才罷。
八十年代初,老牛的右派問題終於被平反,他被安排到我們醫院工作,按他的主觀願望還想當醫生,當時主管醫院業務的我感到他已快到知天命的年紀了,雖然讀過兩年醫學院,可隻是讀的一些基礎課程,況且隔了這麽二十多年,還能留下多少印象!所以好容易才勉強說服他不去做臨床,而把他安排到了防保組,為此他對我還挺有意見,說我瞧不起他。老牛到防保組後,工作很賣力,與同事們關係處的不錯;但脾氣拗得很,他認定的事即使錯了也很難說服他改過來,這也許是他二十多年來的“右派”生涯造成的,大家也理解他,不太與他計較。老牛到醫院工作後,醫院為了照顧他,就讓他老婆到醫院裏做臨時工,經濟狀況大為改觀,我們都以為夫妻間原來的隔閡應該消除了,但不知怎麽回事,在老牛落實政策後不久兩人終於離了婚。當時醫院內有些人說老牛做“陳世美”了,不過我不信,因為老牛未再成家,也無相好。他老婆不久就嫁了人,據說生活倒過得和和美美的。
大約是在八六年吧,那時我已經調到別的醫院工作,有一天原來醫院的老同事到我工作的醫院來看我,講起老牛,我才知道,老牛不久前為兒子(老牛有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的名字很有意思,大的叫右農,小的名右村,他說是為了紀念他做了右派當了農民,離婚時雙方各帶一個)辦理農轉非戶口時在去市公安局的路上出車禍被撞死了。聽了這消息,著實令我傷感了一陣,老天爺對他也實在太不公平了。說實在的,老牛確實是個好人,待人十分誠懇,就是脾氣古怪些。記得有一次到他大隊出診,他看我穿的淺筒套鞋裏都是泥,就自告奮勇一定要讓他上海的親戚給我買雙半筒套鞋。六、七十年代物資匱乏,不用說半筒,就連淺筒也買不到。我十分感謝他的好意,也沒往心裏去。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吧,老牛給我送來了一雙半筒套鞋,還一定不肯收錢,他那情況我當然無論如何把錢還給了他。老牛借到醫院搞資料的時候,正風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一天他悄悄地給了我一枚毛主席像章,不知怎麽走漏了風聲,大家都向他要,他當時也沒說什麽,過了不久,也不知他托了多少親戚,弄來了十多枚像章,送給了我們醫院的人,可他自己一枚也沒留下。
老牛比我大了幾歲,算起來他讀大學時我剛進高中。他要是不當“右派”,順順當當的從醫學院畢業,也許就是某個學科的醫學專家了,至少也應該是個主任什麽的吧!命運就是這麽捉弄人。
毛和他的黨恨知識分子也或許是因為共產黨的起家經驗害怕知識分子,所以中國有知識的人在毛和毛黨的政權建立以後注定要受罪
毛暴政下最黑暗的一頁。
每年12.25下半夜等在韶山的人群裏,不會有哪怕一個前右派或他們的子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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