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花筒裏看美加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萬花筒裏看美加，走馬觀花看世界。
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正讀小學三年級。我們這一代，從小受各類政治教育灌輸，“聽黨的話，跟毛主席走，為共產主義而獻身！”是加入少先隊時的誓言。我與周圍大部分人一樣，在文革開始的時候，為這場運動的到來感到振奮，希望自己也能像革命前輩那樣積極地投身到這場革命之中去。
在學校裏，和同學們一起，參加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敲鑼打鼓，載歌載舞，燃放鞭炮，熱情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誰也沒有預料到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會對自己和家庭以及幾億中國人民產生那麽大的衝擊和影響！
一天放學，看到永樂村門口東一堆西一堆圍著很多人，其中有不少身穿軍便裝，腰索寬皮帶，臂帶“紅衛兵”字樣的年輕人。他們在人群中分發傳單，還像“五.四”運動或抗日戰爭電影裏看到的那樣，跳上高高的講台，手持擴音機義正辭嚴地宣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反資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重大意義，他們一邊講一邊帶領在場的群眾高呼革命口號。
我好奇地隨同學擠進人群，聽旁人說，這些是從北京來“扇風點火”傳播革命火種的紅衛兵。
在他們的帶領下，群情激憤的民眾蜂湧而起，將萬航渡路上許多屬於“封、資、修”的商店牌匾統統砸碎，轉而貼上紅紙寫的新店名，三陽泰南北貨食品商店被改為“東陽食品店”，福順鞋帽商店成了“萬裏鞋帽店”，萬航渡路被稱作“東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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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懂為什麽所有新招牌上少個“商”字？回家問當時已上高中的寶寶姐姐，她解釋道：“因為‘商'是萬惡資本的起源。”從小佩服寶寶姐姐，她懂得的事情就是比我多得多！難怪呢，從文革開啟以後的十年，在中國，與“商”有關的各項活動都被視為洪水猛獸，充滿邪惡。
那個時候，誰又能想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洪水猛獸又轉回來了，“自己當老板”經商轉眼成了祖國大地最時髦的追求？
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全國各地的大中院校開始建立起各自的紅衛兵組織，連我們小學也準備組建“紅小兵”。這同時，無產階級專政唯成份論開始流行甚廣，工農兵是革命的主力軍，加上文革初期的革命幹部。
我，一個中學教師的女兒，在人前總覺得心裏發虛，灰溜溜，抬不起頭來。那時知識份子屬於被改造的對象，正如毛主席在他的論著裏經常提到的：知識份子是依附在工農身上的皮毛。
隔壁鄰居大毛仗著“自來紅”，在我麵前故意高聲朗讀貼在弄口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並一再重申，“就是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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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裏的小學生們也被“一分為二”，成了“紅五類”和“黑五類”。班裏舉行投票，決定誰有資格參加“紅小兵”。投票前，班主任徐老師宣讀了學校有關建立“紅小兵”組織的決定和資格規定，無非是優先考慮工農兵和革命幹部子女，而對那些“可改造好的子女”則“重在政治表現”。徐老師還重申，隻有半數以上表決通過，才有資格加入紅小兵。
接著，她讓兩個同學幫助記數，而她逐個報出每個同學的名字，大家舉手表決，然後將那些通過半數的姓名記在黑板上。
坐在教室裏的我，心裏發慌，雙手因緊張而變得冰涼，攥緊的拳頭幾乎捏出汗來。
從來，我都是班上學習最好的學生，是原少先隊中隊組織委員，學校的各項活動可以說沒有一項不積極參加，爭強好勝的個性，讓自己每件事都要走在頭裏，我不敢想象自己當不了“紅小兵”的情形。
我注意到，老師這次挑選的兩位幫助計數的同學，一個是我們原少先隊中隊班主席，另一個是學習委員張立娟。數數原來五個中隊委員中，唯有他倆的成份好。
表決開始了，一個接著一個，有的過了半數，名字立刻出現在前麵的黑板上。那些有沒過的，大多平時吊兒郎當，學習特別差或者地主、資本家出身。
我心不在焉，不清楚自己到底舉了多少次手，反正每聽見一個名字就舉手。因為，我太能體會落選的滋味了，不想讓自己手中的一票去影響其他任何同學的“政治前途”。
終於，聽見老師叫自己名字了，那是盼了很久又最怕聽到！我扒在課桌上，低著頭，幾乎貼到了桌麵，“一、二、三……”豎起耳朵緊張地聽他們倆報數的聲音，沒有勇氣抬起頭來看一眼黑板，就差用手把眼睛和耳朵都捂住起來！
當他們數到關鍵的“二十二”，這個“要命的數字”時，停住了！
真是“不出所料！”
苦澀的淚瞬間無聲地滴落在課桌上，為了不讓老師和同學們注意到，我的頭扒得更低了。全班45人，隻有二十二個同學舉手，年幼的我在生活中第一次嚐到了落選的滋味！不敢想象從明天起，當大家都帶著“紅小兵”臂章興高采烈地去參加“革命”，而我又算是什麽？
滿心羞愧，從頭到腳涼透了！
表決還在依次進行著，我的手已無力再舉起，麵前的課桌濕了一大片，除了任意讓淚水無聲地流，還用一個手指沾著桌麵濕漉漉的淚水毫無目的地畫著……
表決完畢，老師向通過半數的同學表示祝賀！最後，問大家還有什麽問題和意見？
鬧轟轟的教室裏立刻安靜了下來，一下子鴉雀無聲。
右手靠牆那個位置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我有一個意見”，聽聲音，那是中隊學習委員張立娟，隻聽她繼續說，像是憋了很久，“我認為XX應該當選，她不但學習好，還樂於幫助同學，學校的工作搶著幹……”
“對！我也這麽認為，XX應該當選！”我們的班主席也站起來表示支持。
隻覺得一股暖流瞬間湧上胸口，冷卻的心不知該如何恢複正常搏動！
顧不上滿臉淚水，我感激地抬起頭望了望，隻見他倆一臉正義感，站在同學們的中間。
我像是黑夜中行走的旅人，麵對遙遠的地平線突然出的曙光，浮現了一絲渴望！
徐老師，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見之後，宣布對我再進行一次表決。 “同意XX加入紅小兵的同學請舉手！”，老師的話音剛落，同學們陸續舉起了手，第二次的投票結果是“二十八”，盡管得票率相當微弱，至少超過了半數！
看見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黑板上，瞬間釋然了。
“我也是紅小兵了！”對當時的我來說，那是多麽崇高的政治榮譽啊！
我不知道該如何感激關鍵時刻為自己站出來說話的同學，是的，這一輩子都不曾忘記！
那時，不用說是同學，甚至我們的班主任，盡管過去幾年對我關愛再三，文革中漸漸變的十分漠然。後來，當有同學告訴她，我那天在第一次落選時哭了，她的反應居然是：“是嗎？我怎麽沒注意到？”
可見，老師心目中已經再沒有我了！
我們班的選舉結果很快傳到了校內，不少人嘲笑我帶的這個“紅小兵”臂章是“哭”來的，對自己“勉強”加入紅小兵這個事實，隻能不置可否。
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逐漸發展到紅衛兵對“黑五類”和資產階級實行抄家，開批鬥會，掛牌帶高帽子遊街，各處鬧得熱火朝天。開始的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子興奮得很，因為裏弄裏幾個大資本家已經陸續被抄家了。
“剝奪剝奪者的財產就是好！” 從小受無產階級統治下的階級教育，當時的年輕一代毫無疑問地認為地主、資本家個個都是“吸血鬼”，他們的財產是通過榨騙勞動人民血汗而來的不義之財。不是嗎？電影“星星之火”裏麵的童工小珍子，就是被資本家雇用的工頭給踩死的。還有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壓榨過多少貧苦農民？
那天紅衛兵查抄22號黃家時，我和其他孩子們還懷著興奮心情，爬到他家院牆上觀看，從那裏可以看得更清楚。隻見樓裏燈火通明，紅衛兵翻箱倒櫃，有幾個拿著鏟子和鐵鍬在院子裏挖，生怕他們把重要的東西藏在地裏。紅衛兵將一箱箱貼了封條的箱子和其它物品運走時，居然動用了幾輛解放牌四輪大卡車！黃家的老婆還把鑽石和黃金藏在褲腰帶上......這些都讓機智的紅衛兵給發現了！在紅衛兵挑燈召開黃家批鬥會時，自己口號喊的特別響，義憤填膺，“這些資本家真是壞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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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完了黃家接著就是水家，顧家......反正裏弄的姓“資”的一個都沒拉下！
可是，萬萬沒料到的是，惡夢很快來臨，隨著父親在學校裏被審查，我家也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了！
黃家遭到洗劫不久，一天晚上，父親回家之後，憂心重重地說今天他在學校被批判了，他讓我們趕快找找家裏有什麽屬於“四舊”的東西，生怕被紅衛兵發現，這就麻煩了。
說找就趕快行動！當我翻開一個日常裝零碎物件的抽屜，一一查看裏麵的東西，一隊帶著“紅衛兵”臂章的學生，為首的還舉著一麵“紅衛兵”組織的隊旗，出現在家門口！
父母親馬上迎上前，一臉坦然的樣子，歡迎紅衛兵小將來家查四舊，然後把家裏所有廚櫃和箱子的鑰匙都找來交給他們。接著，紅衛兵翻箱倒櫃忙開了......父親學校的紅衛兵看上去還算是比較有禮貌，不像抄黃家的紅衛兵那麽凶蠻。事後父親說這些都是他班上的學生。
整個抄家過程中，父親和母親一直盡力協助他們，要什麽，拿什麽，還主動把母親結婚時的陪嫁，家裏僅有的七個小金戒指找出來。說實在的，除此之外，我家根本沒有什麽真正值錢的東西，三年自然災害鬧饑荒時，僅有的幾件值錢物品，都被父親拿去換錢填肚子了！可是，紅衛兵卻不相信這些，一個勁地翻找，一心想找出些什麽有用的罪證。
他們對我家的一架電子管收音機發生了興趣，懷疑父親是否用來收聽敵台廣播？還仔細盤問家裏是否藏了槍支彈藥？為了徹底查找，他們用錘子和鑿子“叮叮咚咚”把緊靠24號的一麵牆砸開，挖了一個大洞，可還是什麽也沒有找到。父親以前教過生物，一隻掛在牆上的蝙蝠標本，紅衛兵也琢磨半天，說是這個圖案有些像美軍飛機上的標記……
這時的我，整個腦袋發僵，身子就象釘子一樣定在那裏，一動不動地站在陽台上，木然地看著屋裏的紅衛兵們來回忙碌。不知道站了多久？可我知道，就在身後，在我家院牆上和對麵的大小窗戶裏，布滿了很多看熱鬧的眼睛，他們正小聲議論並指指點點……我不知道明天該怎樣去麵對裏弄裏的左鄰右舍和學校裏的老師同學？
夜深了，媽媽把我拉到後房陳師傅的屋子裏，商量好讓我與他們暫度一個晚上。我和衣躺在陳師傅家的木床上，耳朵裏卻依然聽著隔壁前房“叮咚叮咚” 的敲打聲，搬運聲，人來人往的走路聲……
這是一個無法讓自己接受的事實：我的父親，一個兢兢業業的中學教師，現在也成革命專政的對象了！
第二天，起風了，“呼呼呼”地刮的很響，滿街法國梧桐枯樹葉被風吹起，卷成一片片，飛飛揚揚，有些落到了陽台上。上海的秋天說變就變，一下子變得透心涼，就象這人和世界一樣。
心情沉重地環顧著房間裏一片狼藉，所有的箱子被貼上了封條，桌椅板凳東歪西倒。一個小台燈的紅色紗罩給撕裂了，牆上砸開一大片，靠窗口的地方有一個洞直通隔壁的朱家，滿地盡是碎磚塊和牆灰……我一言不發地呆在那兒，母親找了一件藍白花長袖襯衫給我穿，讓我不必去上學了，我也實在不想去學校，生怕見到熟悉的老師和同學們。
我試探著從二樓廁所的窗口向外張望，隻見裏弄裏圍了一大群人，議論紛紛正說著什麽。連騎車路過的人們也會停下自行車，象是觀看貼在我家門口的什麽東西，我趕緊把頭縮了回去。
晚上，找了一個倒垃圾的機會，一個人偷偷溜出門，想看看到底是什麽。不看不要緊，看了可真把我震住了！隻見門上，窗上，整整一片牆，貼滿了白紙黑字大字報，其中一個醒目的標題：“反革命美蔣大特務大間諜XXX十大罪狀！”父親的名字用紅筆打著大叉叉。我哪裏還顧得上看一眼具體內容？夾著尾巴趕緊往家裏逃。又羞愧又氣憤，隻是心裏還真不明白，平日裏辛勤教學，克己奉公的父親怎麽一下子變成了美蔣特務？反革命？怎麽有那麽多條罪狀？
小小年紀的我哪裏知道，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強權時期，紅色恐怖彌漫中的中國大陸，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在北京清華大學念書的哥哥來信了，說他已經加入了紅衛兵，正積極投身這場運動，並要我和媽媽堅定地站在革命群眾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與父親劃清界線，還說要我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那是一封充滿革命激情的來信，象是一紙“決裂書” 攤在桌子上，讓我心裏五味陳雜，既激動又充滿矛盾。在我們兄妹二人中，父親一向喜歡他四十多歲才得來的小女兒。曆來喜好文體，興趣廣泛的父親，從我懂事那時起，經常帶我學遊泳，騎車郊遊，觀看各類體育比賽，還有電影舞蹈歌劇等文藝演出……在我的身上花了很多心血，使我至今都保留著父親遺傳給自己的那些文體特質。可是，我很清楚，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和親情是兩碼事，我從小被教導隨時準備為革命而獻身，眼下，擺在麵前隻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當革命需要我站出來的時候，我必須這樣做！
媽媽拉過我的手，神情嚴肅地要我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線，還說明了厲害關係，她說，“為了我今後的前途，你再不能叫‘爸爸’了，我們全家都要表明自己的階級立場！”
帶著滿心的疑惑，我小心翼翼地問母親“爸爸真是壞人嗎？”多麽希望與父親同床共枕二十多年的母親能給我一個否定的回答！
“唉，他呀，性情外向，朋友又多，什麽事情都愛搭一腳，我真不清楚到底他參加了哪些組織？”母親歎了口氣，說父親在抗日時期曾在昆明美國空軍機場做地勤工作，就是所謂的“飛虎隊”，也是為抗日做貢獻。原以為隻是一份工作，沒想到，運動來了，父親在坦白交代裏又多出個軍銜“少校技師”……在國民黨統治區替美軍工作，還是少校軍銜，你怎麽辯得清自己不是美蔣特務而是在抗日？最近有個電影“風箏”講的就是那段曆史。
連母親都不清楚父親過去到底做過些什麽，我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就是從那刻起，一直到文革後期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一直沒敢開口再叫過“爸爸”。平時在家裏，若和母親說起父親，我們都用第三人稱的“他”……
從那時開始，一切都變得非常變扭。養育了自己十來年的父親怎麽能說不讓叫就不叫呢？
可是，我若堅持革命立場，就必須與父親劃清界線！為此，我隻能盡可能地回避，見了麵低頭不說話或者離得遠遠的，免得彼此都很尷尬。父親在我的眼裏變成了陌生人，還冷冷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在學校裏，沒完沒了地遭遇師生們的無情批鬥，任意打罵不算，回到自己的家還得麵對家人的冷漠，怎不讓父親心灰意冷？他，隻能卷起鋪蓋，搬到樓梯拐角，以前給保姆蘭英住，後來堆雜物的亭子間去睡了。直到1986年我們最後搬離萬航渡路25號這個家，他就一直住在這6平方米不到的小亭子間。
當我再次回憶起文革那段悲慘的往事，依然心如刀絞……止不住地懺悔自己的無知虛妄，淺薄僭越，對父親的無情無義，可是太晚了！
那個瘋狂的造神年代延續了整整十年，階級鬥爭無所不在，整個民族被煽動得失去了理智，諸如此類荒誕的家庭悲劇，何止我們一家？
那年陰曆八月十五，是傳統的中秋節，按慣例，該是一家人團團園園圍在一起吃月餅過中秋佳節的日子。可我家那裏有心情過節？還沒等母親回來，我就早早上床睡覺了，心裏像是受到了第六感覺的鼓動，惴惴不安，擔心父親會出什麽事。媽媽知道我讒月餅，回家時買了幾個。她讓我起身就坐在床上吃，說是吃完了漱漱口再睡。
我剛咬了一口月餅，突然間，隻聽見樓下人聲嘈雜，樓梯被人踩得“咚咚咚咚”直響，還沒等我來得及想一想發生了怎麽事，一群紅衛兵押解著父親衝進了屋，整個樓道裏一下子擠滿了紅衛兵和圍觀的群眾。
抬頭看見父親被押進門的那一刹間，立刻被他那腫脹成紫紅色的臉嚇傻了！
他的臉龐“胖”的讓我幾乎不敢相認！
紅衛兵們將父親團團圍住，把他的頭強行按下，振臂高呼起口號來。激昂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穿越夜空，在我們住的25號樓，乃至整個永樂村回蕩……
“打倒反革命特務XXX！”
“XXX不老實就打倒他！”
“誓死捍衛毛主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
這時的我，再也不敢直視這令人心碎的情景了，隻好一頭鑽在被子裏，用被子緊緊地捂住自己的頭。可是，紅衛兵那凶悍的聲音那裏能捂得住？字字句句鑽進耳朵，象刀子一般紮著我的心。
突然，母親的一陣厲聲責罵震破了我的耳膜！我幾乎驚呆了！
躲在被子裏看不見母親的表情，但從那“激昂”的嗓音，我不難想象她是多麽的憤慨。當著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她要父親老老實實向紅衛兵低頭認錯，徹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否則，“這個家也不要他！就讓紅衛兵把他關進監牢獄去！”
母親亮出嗓子衝著父親這一頓“臭罵”，讓紅衛兵和在場的鄰裏們一時怔住了！
他們見我母親的革命態度如此堅決，一下子放緩了剛進門時的凶狠勁。其中的一人借此高聲說我父親今天在學校裏不肯好好交代，所以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當他們得知我母親也是教師，讓她多做工作，明天讓我父親到學校後老實交代！
鑽在被子裏的我，手腳冰涼，冷汗淋淋。因為害怕，渾身發出控製不住的顫抖，一陣又一陣……
好不容易，挨到紅衛兵們都走光了，母親回身輕輕關上門，緩過口氣對父親說：“我要不這樣凶，立場堅定，你呀！還不知要再挨多少個耳光呢？”
驚魂未定的父親這才回過神來，體會到了老伴的一番苦心，苦澀中興許感到一絲安慰，他喃喃地說：“是啊，沒有你當時衝著我發這麽大通火，把這幫學生給鎮住，他們也不會這麽快就走了！”
母親憔悴臉上布滿了憂愁，深深歎了口氣，“看他們這夥人的凶勁，要不想辦法把他們趕快支走，今晚我們也有可能跟你一同遭殃啊！”
在母親的追問下，父親哭喪著臉訴說起白天的經過。
本來，關“牛棚”，勞動改造，寫檢查，在這些日子裏早已是家常便飯。可今天，幾個平時搗蛋的學生突然闖進“牛棚”故意胡攪蠻纏，無中生有地讓他交代揭發“牛棚”裏關押的其他幾個老師的“罪行”。
“你要不服，他們揚起手就揍，劈劈啪啪一群人圍起來猛打，牙齒也打掉了，根本沒有講理的可能！”父親萬分委屈地說自己一邊挨打，一邊取出“紅寶書”大聲呼喊毛主席語錄：“要文鬥，不要武鬥！”可這些學生沒一個聽的，還是劈頭蓋臉繼續打！
“他們都是紅衛兵嗎？你瞧見他們都帶紅袖章嗎？” 母親似乎對紅衛兵還有好感，因為那天來抄家的十幾個都還比較客氣。
父親說自己被打得稀裏糊塗，哪裏還顧得上查看他們有沒有帶紅袖章？
眼下的問題是明天！明天怎麽辦呢？
“要不明天直接去找軍宣隊吧？把今天發生的情況向他們匯報一下？”母親出了個主意。
看來，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了！在那個時候，父母親總是相信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相信他們講道理，講政策，能按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辦事。
“你老實告訴我，到底參沒參加過國民黨？”抓住這個機會，母親還是想了解更多。
“沒有！我告訴你沒有！怎麽連你都不相信我？”父親不知如何才能獲得母親的信任，隻能指天發誓，“別說是國民黨了，連三青團都沒有加入過！”
自從父親成了“牛鬼蛇神”，他在裏弄裏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監視，特別是節假日不許擅自出門以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作為“反革命份子”的後代，我也跟著蒙受了巨大的羞辱。
學校裏，常常有同學在我的座位和課桌上吐吐沫，在我的飯盒裏放死老鼠或死蟑螂。放學回家的路上，一群孩子跟著後麵大喊大叫：“反革命份子XXX！反革命份子XXX！”害得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到學校去，反正當時也沒有課上。
在裏弄裏，又時常看見父親和其他“牛鬼蛇神”們在一起被強迫打掃弄堂，接受勞動改造……一切的一切，讓我處處感到無地自容，在人前羞愧萬分！內心萬般壓抑無處訴，成天躲在屋裏不敢出門。
“這樣的日子不知還有沒有頭？” 我隻能不斷地問蒼天，多麽渴望暝瞑中能有一種神奇的力量來幫助自己，把我從目前的苦難深重中解救出來！
隨著抄家、批鬥、遊街、搞得越來越利害，永樂村裏不時傳來自殺事件，攪得人心慌慌……有一天，隔壁24號三樓楊叔叔半夜喝“敵敵畏”被家人發現了，楊阿姨急急忙忙叫兒子去敲26號沈醫生家的門，因為那時隻有沈醫生家有私人電話。楊叔叔被救護車急送到第六人民醫院，還是沒能搶救過來，身後留下孤兒寡母四人，還落得“畏罪自殺”抵抗無產階級專政的罪名。
那些日子半夜三更，26號門前經常傳來 “咚咚咚”急切的敲門聲和驚慌失措的叫喊聲……
不知是受了驚嚇還是其他原因，沈太太突然心髒病發作，也走了！
鄰裏們雖然難過，可聽他們私底下議論起沈太太的死，居然都覺得她很有“福氣”，說是得心髒病去世，一下子暈過去了，沒有什麽痛苦，比被揭發批鬥要痛快的多。還說前一年去世的沈醫生也有“福氣”，沒有趕上文革，要不？誰能保證他們能不能逃過這場運動？
我這個小孩子，還是頭一次聽到：死亡還帶有“福氣”之說。
可惜啊！沈太太是一個多麽仁慈的基督徒，白白淨淨的臉上永遠帶著微笑，花白頭發梳理得自然服帖，每天下午三點她都要按時向主禱告。一旦她準備潛心禱告時，就把我們幾個在她家玩耍的小孩子暫時關在陽台上，一直到她禱告完了，才放我們進去。好幾次，我們幾個小孩安安靜靜地透過陽台玻璃窗望進去，看她和30號小媽咪雙雙跪在大床前，低著頭，雙手合十，對著正麵牆上那尊耶穌受難十字架，嘴巴裏念念有詞。象她那樣虔承的基督徒，紅衛兵不找麻煩才怪了。
不過，現在有些明白了，我相信一定是她潛心祈禱無所不能的主，將他們夫妻從苦難深重的人間及時帶走，以免遭日後的不測。
相鄰的信義村，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看上去挺和善的張老先生，不知因為什麽曆史問題，也可能太緊張了，帶了一大瓶“敵敵畏”到附近的中山公園，結果不言而遇……
左鄰右舍不少人相繼自殺了，送葬家人悲哀的啼哭，鄰裏間的竊竊私語，“畏罪自殺”的通告，讓我在領略未亡人痛苦的同時產生了對死亡的恐懼，本來已夠緊張的心情，變得更為神經質了。我止不住地擔心自己的父母受不了運動的衝擊，對生活心灰意冷離我而去，這會讓我孤獨的日子變得更為淒慘。那年，我才剛過十歲，還不懂得如何獨立地去麵對這個浩大的世界和漫長的人生啊！
幾乎每到半夜，我都會突然從噩夢中驚醒，從床上悄悄爬起來，在黑暗中輕手輕腳摸到父親睡覺小房間，屏聲靜息傾聽那熟悉的酣聲，機敏地辨別有無異常？我也會時常翻身坐起，用手去探索睡在身旁母親的鼻息。心裏時刻準備著，一旦有任何緊急情況發生，我就立刻報警，以挽救父母的性命……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有什麽救世主？在那個紛亂的年代，隻能靠自己單薄的力氣去阻擋任何可能發生在這個家庭的悲劇！
誰又能知道？當時我這些“防備措施”並不是僅僅出於一個孩子的恐懼而毫無根據？文革後期，每當父母談及當初受到的磨難，都不約而同地感歎：“要不是擔心女兒太小，說不定也會走那條路……”
但是，他們這一輩子都無法知道，在那個暗無天日，生不如死的年月裏，他們才十一歲的女兒，每天午夜都會被失去雙親的夢魘所驚醒，然後從床上輕手輕腳爬起來，懷著無比恐懼和擔憂的心情，一個個地去查訪自己的父母是否還健在，以至落下了無法治愈的神經衰弱病根……問蒼天，這是多麽淒慘的人間悲劇啊！
或許是因為上天的憐憫，我的父母終於頑強地熬過了文革，我父親也終於平反昭雪。但是，還有什麽可以補償一個人這麽多年遭受的苦難，和一個家庭遭受的折磨？還有更多無辜的親人們在他們生命的進程中邁向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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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具有這種畸形思維的人在城裏上躥下跳，我想到一是真實信息的缺失，二是洗腦要從幼兒抓起，三是有的人需要一個精神牌坊，否則沒著沒落。。
我們胡同除了兩個院子是軍隊背景無大事外，每個院裏都有自殺的，基本都是小有成就的人，有一位還是總理同學。我父母冒著風險把一套古典音樂唱片東藏西藏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