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10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程木蘭、易如采訪報導）中共繼“雙減”政策後，再推“一科一輔”限製教輔材料，聲稱為學生減負。然而，專家與家長指出，應試導向與利益鏈條根深蒂固，政策恐難觸及“教育商業化”的根本問題。從學校、教培機構到出版企業，整個體係早已利益交織，令“減負”成為政治作秀，學生與家長的壓力依舊沉重。
自9月起，多地教育部門發布通知，宣布自2025年秋季學期起，全市所有小學停止征訂教輔材料，推“一科一輔”，嚴禁向一、二年級學生及家長推薦教輔材料。這是繼中共2021年7月推出“雙減”政策，又以“一科一輔”名義嚴管教輔材料進入中小學。
所謂“一科一輔”就是每個學科每學期隻推薦一種教輔材料，供學生自願選用。“雙減”指“減輕校內學生作業負擔、減輕校外補習負擔”。
然而，接受大紀元采訪的教育專家指出，這一政策恐怕難以撼動中國根深蒂固的教育商業化與利益鏈條，“一科一輔”恐將再次淪為“一陣風”式的政治運動。
“一科一輔”上路 家長擔憂 經銷商：越限製越泛濫
據黨媒央視網9月報導，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撫州等多地教育部門已陸續下達通知。新規明確指出，學校不得統一征訂或推薦多套教輔，並要求免費提供指定教材給學生使用。
官方聲稱，此舉旨在“治理教輔材料進校亂象”，防止學校強製或變相強製學生購買參考書，避免利益輸送與腐敗問題。
然而，多數家長對此政策並不放心。一位安徽初中生家長表示，孩子在初二、初三升學壓力極大，“沒有大量練習的情況下，很難提高成績”。他擔心若學校不再統一推薦教輔，家長反而要自行挑選，造成更多困擾。
教輔經銷商亦透露，過去部分學校每位學生發放兩至三套教輔，“有的地方甚至達四套”，但教育部評審版內容淺薄、練習少，與實際考試難度落差極大，導致民間對教輔依賴加深，教輔市場非但未減反增，呈現出越限製越泛濫的局麵。
教培老師：政策隻是“一陣風” 分數導向難改
曾任廣州K12教培老師的袁崛向大紀元表示，中共的教育政策一貫是“一陣風式運動”。“就像2021年的‘雙減’一樣，聲勢很大，但風頭過去後，整個教培行業又死灰複燃。”
他直言，在中國“以分數為唯一選拔標準”的應試教育體製下，學生、家長、學校都被迫追求高分，教輔材料成為必需品。
袁崛進一步指出：“教育部想嚴管教輔，實際上是想一統天下，把地方教培機構的利益納入中央係統。他們打著‘減負’的旗號，卻是為了利益最大化。”
他強調，中國的教培與教輔早已形成龐大的產業鏈，從教育部門、出版機構到地方學校，都有利益糾葛。
為規避政策，許多培訓機構將補習課“改頭換麵”——數學改稱“邏輯課”、語文變成“表達能力課”。“這完全是換湯不換藥，因為隻要高考製度不變，學校和機構就是同一條船上的螞蚱。”袁崛說。
他並透露，即使“雙減”實施多年，廣州教培機構的生源依然穩定，“尤其是初三、高三畢業季，學生仍然爆滿。”他認為，在“分數至上”與“升學率競爭”壓力下，中共提倡的數字教育根本推不下去，教育現代化離發達國家的創新、自由發揮模式還非常遙遠。
家長親述：名校作業負擔重 “雙減”成空談
原住湖北、今年5月移居美國的家長張宇，育有兩名小學子女。她接受大紀元采訪時回憶孩子在湖北省重點小學就讀時的經曆，直言“雙減”完全沒有落實。
“學校教你1加1等於2，但考試卻問你2乘以2等於幾。”張宇舉例說，孩子一年級時被罰抄寫“鶯歌燕舞”四字各寫50遍，“對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這相當於寫200個筆畫複雜的字。作業經常寫到晚上十一點。”當她向老師反映孩子不會寫時，老師仍要求完成作業。
她無奈說道，國家政策說要減輕孩子的負擔，晚上九點鍾之後不寫作業要睡覺，但第二天上課孩子交不上作業怎麽辦？
“我有個朋友的孩子也是一年級，早上沒交作業，被老師罰站在門口一個早上。那你隻能讓孩子去迎合學校，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
在家長張宇看來，“一科一輔”或“雙減”政策並未緩解焦慮，孩子在中國的日常現實早已說明一切：“每天寫作業寫到十一點，學校老師不教考試內容，補習班滿街都是。你說這樣叫‘減負’嗎？”
學校老師不教重點 孩子需到外麵補習
張宇指出，教育部雖下令禁止校外培訓，但暗地裏的補習班比比皆是。“國家說不許補課，但學校老師不教重點內容，家長就得送孩子去外麵補習。”
在她孩子學校旁，周末培訓車輛“擠得水泄不通”。她直言：“培訓機構收費、上繳稅收、地方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是一個產業鏈。”
張宇說，培訓機構如今打“擦邊球”，“不讓補數學就開‘邏輯課’，不讓補語文就開‘口才課’。藝術學校裏根本沒畫畫，教的全是數學思維和語文表達。”
她提到，許多“黑補習點”極為隱秘，“不是熟人介紹進不去，有的甚至要翻窗戶進去”。
張宇還談到家庭負擔沉重：“我和老公一個月掙一萬塊，扣除房貸和日常開銷後，還得留錢給孩子上補習班，一學期光數學和語文就要一兩萬，更別提鋼琴、畫畫。”
專家：教育商業化難以根除 政策成“作秀”
《大紀元時報》專欄作家王赫認為，中國教育長期陷入“商業化陷阱”，教科書與教輔材料成為高利潤產業。“很多出版公司和企業靠這賺錢，學校與之合作分利。”
他說道，教輔資料過多引發社會反感，因此教育部門才“為了傾聽民意、做政績展示”，推出“一科一輔”政策。
不過，王赫直言：“這隻是表麵的姿態。實際上，單一政策改變不了教育體係中的利益結構。”許多老師通過變相補課掙錢，教材免費也沒用，因為國家統一定的教輔太淺，學生仍需另買。
“中共的教育體製不是在培養人才，而是在培養奴才。”王赫說，“學生被訓練成做題機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中共需要的是服從政權的工具，而不是探索真相的人。
中共維持高考指揮棒與信息封鎖，讓教育完全服務於政權，而非社會發展。他指出，中共多年來推動“數字教育”始終停留在口號層麵，因為“隻有應試教育最適合它的統治邏輯”。
此外，王赫批評，中國教育體製“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居高不下，顯示教育內容與經濟發展不相符。
他認為，中共若真要解決教育問題，就得打破整個教育生態與商業利益集團，甚至挑戰其政治體製。但這與它的獨裁目標完全相悖，所以現階段的政策隻是作秀。◇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