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中國高科技衝擊正席卷全球

一場新的中國衝擊正席卷全球

艾莎 2025年6月17日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50617/tariffs-china-exports/

 

中國重慶的航運碼頭，這裏是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貿易航線的樞紐。 

 

20年前，中國以其前所未有的快速、廉價的製造和運輸能力震驚了美國。由此產生的出口激增重塑了美國的經濟和政治。

 

如今，從印度尼西亞到德國再到巴西，一場新的中國衝擊正在席卷全球。

 

隨著特朗普總統的關稅開始將中國擋在其最大市場美國之外，中國工廠正以一種正在重塑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速度將玩具、汽車和鞋子運往其他國家。

今年到目前為止，中國對世界的貿易順差接近500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40%以上。

隨著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在貿易問題上展開較量，世界其他地區正準備迎接更大的中國衝擊。

“中國有很多東西需要出口，無論美國是否對中國征收關稅，都幾乎不可能阻止商品流動的變化，”凱投宏觀的中國經濟學家利亞·費伊說。

 

重慶的一條電動汽車裝配線。與一年前相比，中國今年生產的電動汽車數量增加了45%。

 

中國大量出口是政府政策和國內經濟放緩的結果。房地產危機使數百萬家庭的財富縮水，為了減輕危機的打擊，北京多年來一直在向製造業投入大量資金，製造業生產的產品遠遠超過國內需求。

根據費伊的分析，中國在所有類別商品的全球市場份額都大幅上升。盡管征收了關稅，這種情況仍將繼續，因為北京不太可能改變其出口導向政策的方向。

通過將其貨物流向東南亞、拉丁美洲和歐洲，中國已緩解了美國需求急劇下降所帶來的經濟影響。但這將使中國與同樣麵臨華盛頓壓力的貿易夥伴發生潛在衝突。

特朗普威脅要對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等被更多中國商品淹沒的國家征收高額關稅。目前，這些關稅已暫停，有待進一步談判。一些國家因外國公司增加投資而受益，這些公司正試圖盡快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出去。

 

一艘裝滿集裝箱的駁船停靠在武漢陽邏港，這是長江上的一個國內和國際貨運港口。

 

將出口產品流向其他國家有助於中國緩解美國需求驟降帶來的影響。

 

還有一些公司通過向美國出口來轉運一些中國商品。但如果他們不能通過談判大幅降低關稅，東南亞和其他地區麵臨美國嚴重關稅的國家的本土企業可能會被來自中國企業的競爭壓垮。

盡管特朗普以一個世紀未見的關稅水平擾亂了貿易，但早在他今年1月上任之前，中國出口的急劇變化就已經在形成。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住房過剩、價格暴跌和普遍破產——在2021年開始影響整個經濟。中國的政策製定者不失時機地將低息貸款從開發商轉移到出口商和製造商，此舉最終抵消了建築業的崩潰，建築業在其鼎盛時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三分之一。

 

2022年10月，中國南昌一個在建的住宅開發項目。 

 

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舉措：砸錢解決問題。

 

“他們往往先進行過度投資以擴大規模，然後再通過政府政策來推動這一進程，”德國商業銀行經濟學家湯米·吳（音）表示。“這就是我們今天遇到這個問題的原因。”

中國在2015年啟動了一項名為《中國製造2025》的國內產業政策，以生產技術含量更高、價值更高的產品，如精密電腦芯片和電動汽車。這一舉措導致美國和歐洲提高了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關稅。

但是，自房地產市場崩潰以來，中國推動製造業的努力走得更遠。在製造更先進產品的同時，中國製造商也在加倍努力製造小商品，也就是中國20年前擅長製造的那些相對便宜的東西。中國改寫了遊戲規則，令經濟學家感到困惑。

 

中國出口繁榮的部分原因是政府鼓勵在製造業中使用先進技術的廣泛政策。

 

中國在大幅增加先進製造業投資同時，還加倍生產廉價商品，這令經濟學家感到困惑。 

 

新加坡經濟學家普裏揚卡·基肖爾說：“中國並沒有按照經濟理論所建議的方式發展，現在我們麵臨著一種新的模式。”她所稱的經濟理論建議的方式是指，隨著經濟變得更加成熟和發達，傳統的經濟軌跡會逐漸擺脫低端製造業。

“這是一個挑戰，因為它加劇了世界其他地區的壓力，”基肖爾說。

隨著關稅開始重新調整貿易流動和供應鏈，經濟效應開始顯現。

在德國，中國商品上個月的出貨量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0%，一些公司向德國商業銀行的經濟學家湯米·吳表達了擔憂。汽車製造商對此感受最為強烈。

今年，中國的電動汽車產量增加了45%，盡管由於消費者需求下降，中國企業在國內陷入了一場惡性價格戰。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今年電動汽車的出口量飆升了64.6%。

首當其衝受到中國進口激增影響的國家，其本國製造業也出現了大幅下滑，導致失業和破產。

 

長安汽車在重慶生產的電動汽車，它們將出口到泰國。 

 

在印度尼西亞，服裝廠正在關閉，理由是他們無法與來自中國的廉價服裝競爭。印尼長絲紗線和纖維生產商協會主席萊德瑪·吉塔·維拉瓦斯塔表示，2023年和2024年，服裝業約有25萬人失業。由於中國的電動汽車，泰國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已經關閉。巴西汽車製造商呼籲政府對在巴西銷售的中國汽車發起反傾銷調查。

 

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有兩種選擇。第一種是什麽都不做，眼睜睜地看著製造業被掏空，日本銀行野村證券負責日本以外亞洲地區的首席經濟學家索納爾·瓦爾馬說。

 

另一種選擇是提高關稅，並在特定部門采取其他保護主義措施，就像美國對中國所做的那樣。這可能會激怒以貿易和投資作為外交姿態杠杆的中國或美國。

 

“供應鏈正沿著地緣政治路線分化，”瓦爾馬說。“對很多國家來說，這成了一個艱難得多的決定：你打算站哪一邊？”

 

“中國衝擊2.0”比上一次嚴重得多

 

DAVID AUTOR, GORDON HANSON 2025年7月15日

 

1999年至2007年間，中國首次顛覆美國經濟時導致美國製造業近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流失。這場被稱為“中國衝擊”的現象由一個非同尋常的進程所驅動——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從毛澤東時代的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一轉變迅速將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本從集體化的農村農場轉移到資本主義的城市工廠。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浪潮瓦解了美國許多以製造業為支柱的地方經濟基礎，比如曾經自詡為世界運動衫之都的弗吉尼亞州馬丁斯維爾，以及自詡為世界家具之都的北卡羅來納州海波因特。二十年過去了，當地勞動者仍未走出失業陰霾。盡管這些地區經濟開始複蘇，新增崗位卻多集中於低薪行業。與此同時，紡織、玩具、體育用品、電子、塑料和汽車零部件等數十個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

 

然而，大約在2015年前後，中國完成了毛澤東式經濟到製造業大國的轉型，這場衝擊開始趨於平緩。此後，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開始反彈，在奧巴馬總統、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總統執政期間都在持續增長。

 

那麽，你可能會問，為什麽我們還在談論“中國衝擊”呢？其實我們也希望不用再談。我們與蘇黎世大學的戴維·多恩合作，在2013年、2014年和2016年發表了研究成果，首次詳細闡述了中國進口競爭如何通過導致就業和收入的永久性下降重創美國部分地區。但現在我們在這裏要指出的是，政策製定者花費了太多時間回顧過去，執著於打上一場戰爭。他們要做的應該是把更多精力用來對付正在浮現的新一輪中國衝擊。

 

劇透一下：這次衝擊可能要嚴重得多。

 

“中國衝擊1.0”是一次性事件。從本質上講，中國隻是明白了如何做它幾十年前就應該做的事情。在美國，這導致了不必要的痛苦失業。但美國本來就不會在Temu上賣網球鞋或組裝AirPods。中國的製造業勞動力大軍據信遠超1億，而美國隻有1300萬。認為美國能夠——甚至應該——同時在半導體和網球鞋等領域與中國競爭，這種想法簡直是異想天開。

 

正在加速逼近的“中國衝擊2.0”標誌著中國從弱者蛻變為強者。如今，中國正強勢進軍美國長期居於壟斷地位的創新領域：航空、人工智能、通信、微處理器、機器人、核能與聚變能、量子計算、生物醫藥、太陽能、電池技術。掌控這些領域意味著多重紅利：高利潤與高薪職位創造的經濟收益；引領技術前沿獲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掌控未來戰場的軍事優勢。通用汽車、波音和英特爾這些美國的國家旗艦企業雖然輝煌不再，但它們如果真的消失，必將讓人體會到它們曾經的舉足輕重。中國的技術願景已在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乃至日益於東歐重塑政府與市場格局。隨著美國退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孤立主義，中國的影響力預計將進一步增長。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的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將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新的中國模式則不同以往，現在是它的民營公司與中國政府合作。中國構建起一套高效靈活卻成本高昂的創新生態係統，在這個係統中，市長、省長等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從粗放的GDP總量增長指標轉向特定先進產業的增長。

 

在成為中國第二大電動車生產基地之前，合肥隻是貧困內陸省份一座毫不起眼的省會城市。通過設立風投資金，押注困境中的電動車企，並加大對本地研發的投入，合肥在短短五年內就一躍躋身中國的一線工業城市之列。

 

中國已多次創造此類奇跡。全球最大、最具創新力的電動車製造商（比亞迪）、電動車電池生產商（寧德時代）、無人機企業（大疆）和太陽能矽片製造商（隆基綠能）生產商，都是成立不到30年的初創企業。這些企業之所以能取得壓倒性的技術和價格領先地位，並非因為習近平主席下達的指令，而是因為它們在中國工業政策推動下的“經濟達爾文主義”中脫穎而出。世界其他國家尚未做好與這些頂級捕食者競爭的準備。當美國的政策製定者嘲笑中國的產業政策時，他們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空中客車的緩慢起飛，或是Solyndra（一家破產的美國太陽能公司）的黯然退場。殊不知更該仰望的，是盤旋在烏克蘭上空嗡嗡作響的大疆無人機群。

 

當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耗盡時，“中國衝擊1.0”注定會減弱，這在當前已成現實。中國在服裝和大眾家具等行業的增長已落後於越南。但不同於美國，中國沒有回頭哀悼其失去的製造業實力，而是正將重點放在21世紀的關鍵技術上。與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戰略不同，隻要中國擁有資源、耐心和進行激烈競爭的自律，“中國衝擊2.0”就會持續下去。

 

如果你懷疑中國的能力或決心，那你就錯了。根據澳大利亞國防部資助的獨立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數據，在2003年至2007年間，美國在64項前沿技術中有60項領先於中國，而中國僅三項領先。但在最新的涵蓋2019年至2023年的報告中，這一局麵徹底反轉：中國在64項關鍵技術中領先57項，而美國領先的隻有七項。

 

美國的反應是什麽？基本隻有關稅：同時對所有東西、所有國家征收關稅。這種策略即便用來應對20年前美國輸掉的那場貿易戰都嫌拙劣。按照目前的發展軌跡，我們或許真能重獲那些生產網球鞋的工作。若再進一步，到2030年，我們可能會在得克薩斯州組裝iPhone，這項工作非常乏味，工資也很低，諷刺報紙《洋蔥報》曾調侃說，“中國工人唯恐自己永無被機器取代之日。”

 

單靠關稅永遠無法讓美國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創新之地。關稅固然該納入貿易武器庫——但應該作為精確武器，而不是無差別殺傷的地雷，同時重創敵人、朋友和平民。

那還有別的選擇嗎？在我們十年前進行中國研究之前，我們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認為，自由放任的貿易策略優於其他混亂的替代方案。現在我們不再這麽認為了。美國對“中國衝擊1.0”的應對失策告訴我們，需要更好的貿易戰略。更好的戰略是什麽樣子？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凡事力求簡潔，但不能過分簡化。我們無意給出過度簡化的答案，謹此提出四大核心原則。

 

首先，政策製定者必須認識到，我們對中國的大部分困境也是我們的商業盟友共有的。我們應該與歐盟、日本以及同我們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的許多國家（如加拿大、墨西哥和韓國）步調一致，而不是因為它們竟敢向我們出售我們想要購買的產品，就用高昂的關稅懲罰它們。如果電動車關稅是由一個美國牽頭的廣泛自願聯盟采取的，情況就會大不一樣。

同時，我們應該鼓勵中國的電池和車企赴美建廠，就像中國在過去30年裏吸引美國大企業在那裏設廠一樣。為什麽要邀請這些無情的競爭者來到美國的土地上呢？中國的政策製定者經常援引“鯰魚效應”——強大的外國競爭對手刺激弱小的國內“沙丁魚”遊得更快，否則就會被吃掉。當中國的電動汽車製造商還是沙丁魚時，特斯拉的上海超級工廠就成了它們的鯰魚。如今特斯拉在中國不再是一條鯰魚，而越來越像一條惶惶不安的沙丁魚。

邀請中國在美國生產是否會引起國家安全方麵的擔憂？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會的。正因為如此，我們要自己開采稀土金屬，禁止使用華為的網絡設備，用實力雄厚的日本和韓國盟友提供的船隻和貨物起重機對我們的船隊和港口進行現代化改造。但是，如果我們把中國的領先產業拒之門外，我們就隻能麵對本土的平庸情況。

 

第二，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積極推動新領域的實驗與創新。選擇在戰略上至關重要的行業（無人機、先進芯片、核聚變、量子、生物科技），並對其進行投資。然後采取“中國模式”，即美國政府設立大型風投基金，不渴求單個企業或項目的成功率，而著眼於培育新興產業方麵的整體成功率。

 

這種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為我們帶來了噴氣推進技術、雷達和量產青黴素方麵的重大進展）、登月競賽（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設計了安全往返的計劃）和曲速行動（聯邦政府與大型製藥公司合作，以創紀錄的速度研發出新冠病毒疫苗）當中都起了作用。

 

這些新的生態係統將需要配套的基礎設施：可靠而廉價的能源供應、稀土、現代航運和擁有充滿活力的STEM項目的大學。這將意味著撤回對煤炭和石油等傳統行業的補貼，恢複聯邦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支持，歡迎而非妖魔化願意幫助美國進步的外國優秀技術人員。在這一點上，我們主張在美國建立一個政治上獨立的戰略投資機構，類似於美聯儲，但針對的是創新而不是利率。

 

第三，選擇可勝之戰（半導體）與必守之地（稀土），進行長期投資以取得理想的結果。美國政治體係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就像吸食可卡因的鬆鼠。它如此頻繁地改變獎懲措施，以至難以產生積極成功。不管你認為拜登總統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是否值得，但像最近的國內政策立法所做的那樣，在氣候技術方麵的所有新投資啟動三年後就大舉撤裁，是一個糟糕的主意。同樣，像特朗普呼籲國會所做的那樣，草率地終止優秀的、為振興國內半導體製造業而成立的“芯片與科學”團隊，美國在人工智能芯片領域的領導地位必將受損。兩黨一致認為，對抗中國對於經濟未來的安全至關重要，這為我們的經濟政策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帶來了一絲希望。

 

第四，防止下一次重大衝擊造成失業的破壞性影響，無論衝擊是來自中國還是其他地方（你聽說過人工智能，對吧？）在過去20年裏，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給美國帶來了一係列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在此期間，我們了解到，通過聯邦貿易調整援助計劃延長失業保險和工資保險，以及社區大學提供適當類型的職業和技術教育，可以幫助失業工人重新站穩腳跟。然而，我們執行這些政策的規模太小，針對性也太弱，無法發揮很大作用，而且我們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不可原諒的是，國會在2022年取消了對貿易調整援助的資助。

 

沒有任何經濟政策可以使失業變得毫無痛苦，尤其是當失業使你所在的行業或家鄉失去元氣的時候。但是，麵對行業崩潰，我們最好的反應是讓失業的工人迅速找到新的工作，並確保那些帶來美國淨就業增長的年輕小企業做好準備。關稅隻能局限在保護老牌製造業，非常不適合這項任務。

 

我們正麵臨重大的利益攸關時刻。我們盯著後視鏡，卻看不清前方的路。我們當前道路上的一些裏程標誌包括美國技術、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領導地位的衰落。應對“中國衝擊2.0”需要發揮我們的優勢，而不是舔舐傷口。我們必須培育具有巨大創新潛力、由公私部門共同投資的產業。這些產業在全球範圍內都大有可為，中國早在十年前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美國必須停止糾纏過往貿易戰，去迎接當前的中國挑戰。

We Warned About the First China Shock. The Next One Will Be Worse.

July 14, 2025  By David Autor and Gordon Hanson

Dr. Autor and Dr. Hanson, economics professors, pioneered research into how Chinese competition ravage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The first time China upended the U.S. economy, between 1999 and 2007, it helped erase nearly a quarter of all U.S. manufacturing jobs. Known as the China Shock, it was driven by a singular process — China’s late-1970s transition from Maoist central planning to a market economy, which rapidly moved the country’s labor and capital from collective rural farms to capitalist urban factories. Waves of inexpensive goods from China implode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laces where manufacturing was the main game in town, such as Martinsville, Va., and High Point, N.C., formerly the self-titled sweatshirt and furniture capitals of the world. Twenty years later, those workers haven’t recovered from those job losses. Although places like these are growing again, most job gains are in low-wage industries. A similar story played out in dozens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simultaneously: textiles, toys, sporting goods, electronics, plastics and auto parts.

Yet once China’s Mao-to-manufacturing transition was complete, sometime around 2015, the shock stopped building. Since then,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has rebounded, growing und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first Trump term and President Biden.

So why, you might ask, are we still talking about the China Shock? We wish we weren’t. We published the research in 2013, 2014 and 2016, along with our collaborator David Dorn of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which detailed for the first time how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was devastating parts of America, through permanent declines in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We are here to argue now that policymakers are spending far too much time looking backward, fighting the last war. They should be spending much more time examining what’s emerging as a new China Shock.

Spoiler alert: This one could be far worse.

China Shock 1.0 was a one-time event. In essence, China figured out how to do what it should have been doing decades earli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led to unnecessarily painfully job losses. But America was never going to be selling tennis sneakers on Temu or assembling AirPods. China’s manufacturing work force is thought to be well in excess of 100 million, compared with America’s 13 million. It’s bordering on delusional to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can — or should even want to — simultaneously compete with China in semiconductors and tennis sneakers alike.

China Shock 2.0, the one that’s fast approaching, is where China goes from underdog to favorite. Today, it is aggressively contesting the innovative sector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the unquestioned leader: aviation, A.I., telecommunications, microprocessors, robotics, nuclear and fusion power, quantum computing, biotech and pharma, solar, batteries. Owning these sectors yields dividends: economic spoils from high profits and high-wage jobs; geopolitical heft from shaping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and military prowess from controlling the battlefield. General Motors, Boeing and Intel are American national champions, but they’ve all seen better days and we’re going to miss them if they’re gone. China’s technological vision is already reordering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increasingly Eastern Europe. Expect this influence to grow as the United States retreats into an isolationist MAGAsphere.

In cutting-edge research, China often beats the U.S. by a substantial margin

Rank and share of the world’s most cited research in each field, by country

ELECTRIC BATTERIES (2023)

2.U.S. 6%

1.China 76%

A.I. ALGORITHMS AND HARDWARE ACCELERATORS (2023)

2.U.S. 12%

1.China 29%

ADVANCED OPTICAL COMMUNICATION (2023)

2.U.S. 8%

1.China 45%

ADVANCED MAGNETS AND SUPERCONDUCTORS (2023)

2.U.S.  15%

1.China  29%

MACHINE LEARNING (2023)

2.U.S.  11%

1.China 40%

QUANTUM SENSORS (2023)

2.U.S.  18%

1.China  27%

ADVANCED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AND FABRICATION (2023)

2.U.S. 14%

1.China 29%

ADVERSARIAL A.I. (2023)

2.U.S. 13%

1.China 34%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2023)

2.U.S. 21%

1.China 22%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2023)

2.U.S. 17%

1.China 36%

QUANTUM COMPUTING (2023)

1.U.S. 24%

2.China 20%

Sourc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