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正文

中國和歐洲的人性、自由和尊嚴

(2024-07-30 11:26:05) 下一個

中國和歐洲的人性、自由和尊嚴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636-014-0004-8

2014 年 5 月 8 日 第 1 卷,第 35-45 頁,(2014 年)

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 目標和範圍 提交手稿

摘要
本文作者認為,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應被視為共同主題的變化,而不是絕對的二分法。他描述了“人性”、“自由”和“尊嚴”這些觀念在中國和歐洲的文化傳統中是如何表達的,並發現在這兩種傳統中,自由和尊嚴的價值觀都植根於人性之中。雖然古典漢語詞匯中沒有與英語單詞“自由”密切對應的詞,但他認為,自由,即每個生物都應該有自由按照其特定本性生活和發展,是莊子傳統的核心。他引用魯迅和喬治·奧威爾的著作指出,自由和尊嚴的美好理念常常被用來掩蓋墮落和壓迫的醜陋現實,而不是作為社會進步的杠杆。

做人,成為人:基督教人文主義作為西方文化的基礎 Chapter © 2015

太宰淳大哲學中的人性和道 Chapter © 2014

年輕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如何構建人權:德國的一項實證研究 Chapter © 2017

孔子說,君子不是器物。伊曼紐爾·康德認為,人應該被視為目的,而不是手段。這個想法在中國和歐洲都有深厚的根源,一位中國哲學家和一位歐洲哲學家對此的表達略有不同。Footnote 1

就像兩條大河一樣,中國和歐洲的文化傳統在曆史的長河中流淌。詳細繪製它們各自的路線,從史前時代開始直到今天,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至今還遠未完全完成。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從許多不同的水源收集水源,並形成了無數的支流,與其他文化和彼此相連。它們之間至少有 2000 年的接觸。

縱觀曆史,這些接觸讓歐洲人驚歎中國人的與眾不同,同樣,中國人也驚訝地發現歐洲人有多麽不同。有時,不同的“他者”被認為是劣等的,有時是優越的。但接觸也意味著影響,所以我們不能真正談論純粹的中國傳統或純粹的歐洲傳統。這兩種傳統本質上都是混合的。

當然,這兩種傳統在很多方麵是不同的。每種文化傳統內部,甚至個人之間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事實上,在比較“中國與西方”甚至“東方與西方”時,人們常常低估東方與西方內部的多樣性,而誇大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我看來,一個傳統內部的差異往往與兩個傳統之間的差異一樣大。但無論我們談論的是傳統內部的差異還是傳統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似乎都不是絕對的二分法,而是共同主題的變化。跨文化差異並不會導致不可逾越的鴻溝。

由於相互影響,中國和歐洲的傳統是相似的,它們是“親戚”。更重要的是,它們具有相似的特征,這些特征不能歸因於相互影響,而是似乎植根於超越文化和曆史界限的人類某種基本相似性。我們可以將這些相似性視為植根於普遍的人性。

本文開頭對孔子和康德的引用就是這種相似性的一個重要例子。在我看來,這些觀點表達了一種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以不同的概念表達,但仍具有一些共同的核心信念和價值觀,這些信念和價值觀彌合了兩種傳統之間的差距,在應對當今的挑戰時非常有意義。

中國傳統中的人性、自由和尊嚴
將每個人視為目的而非器具,就是承認每個人的尊嚴。它代表了一種道德立場,對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彼此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它也表達了一些關於人性意義的信念。

在中國儒家傳統中,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描述了人類生來就具有區分善惡、是非的道德能力,並具有喜歡善和是、憎惡惡和錯的自然傾向。我們不應該將這種道德樂觀主義視為幼稚。孟子意識到人類如何

人是容易犯錯的,但他堅信同情心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同情心是道德的基礎。他關於嬰兒即將墜入井中的寓言非常有力:

假設一個人突然看到一個小孩即將墜入井中。他一定會動起同情心,不是因為他想討好父母,也不是因為他想贏得同鄉或朋友的稱讚,也不是因為他不喜歡孩子的哭聲。由此可見,沒有同情心的人不是人,沒有禮貌和謙虛的心的人不是人,沒有是非心的人不是人。2

如果人類能夠在良好的環境中成長,培養他們的天性,盡力獲得知識和理解,那麽他相信他們也會做善事和正義的事。這就是他相信人性本善的本質意義。

“君子”——中文裏是“君子”——是那些已經認識到人類內在道德潛能的人。他們不是“器皿”。人們,尤其是“君子”,應該得到“敬”——他們自己也應該尊重他人。在這個倫理世界裏,不淪為“器皿”是實現潛能的標誌,而“尊重”應該在人際關係中占據突出地位,我們可以說人類擁有尊嚴,盡管我們可能在古典漢語詞匯中找不到與“尊嚴”一詞相近的詞。

儒家傳統中的“尊重”經常在等級製的背景下討論:尊重是下人對上人的一種表示,因此可以說,它隻意味著社會階梯上的人擁有尊嚴,而不是尊嚴是所有人類共同擁有的品質。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儒家的等級製傾向雖然確實占主導地位,尤其是在作為帝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中,但它與一種更加平等的傾向共存,這種傾向在孔子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體現,孔子本人曾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比孔子晚得多,十七世紀的黃宗羲用“主人”和“佃戶”來討論統治者和臣民:

在古代,人民被認為是主人,而君主是佃戶。君主一生都在為人民工作。現在,君主是主人,人民是佃戶。沒有人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和平與幸福,都是君主的錯。為了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他殘害和屠殺人民,拆散他們的家庭——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一個人未來的壯大。君王毫無憐憫之心,說:“我不過是為子孫立地而已。”然而,立地之後,君王卻榨幹了人民的骨髓,奪走他們的兒女,供自己縱欲。他覺得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他說,這是他財產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危害最大的人非君王莫屬。如果沒有統治者,每個人都會自謀生計,隻顧自己的利益。統治製度怎麽會變成這樣?注 3

黃一定會認同這樣的觀點,即尊重不僅是領導者應得的,而且是所謂的普通人應得的。

沒有一個詞來表達一個概念或一個現象並不一定意味著沒有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在文化傳統中找到許多這樣的例子。在歐洲,“人文主義”一詞及其等價詞的出現要比人文主義的重要例子晚得多。同樣,在跨文化比較中,我們可能會發現,在一種文化中討論的詞語和概念在另一種文化中沒有相近的詞匯對應詞,但這些詞語試圖捕捉的基本思想和現象可能仍然存在。例如,“自由”在古典漢語詞匯中沒有相近的對應詞,但得出沒有自由概念或自由不被視為重要現象的結論是錯誤的。

當然,“自由”一詞及其對應詞的含義不同,但相關。自由的一個核心含義是,不被阻止做自己想做的事,按照自己的基本願望和傾向生活。這一思想在中國道教傳統中非常普遍。莊子說:

從前有一隻海鳥落在魯國都城外。魯侯把它送到祖廟,在那裏招待它,演奏九韶音樂給它聽,並把太姥祭祀的肉獻給它享用。但鳥兒

愁眉苦臉,不吃一口肉,不飲一壺酒,三日而死。這是用養鳥的方法來養鳥,而不是養鳥的方法來養鳥。如果你想用養鳥的方法來養鳥,那麽你就應該讓它棲息在深林裏,在河岸和島嶼之間玩耍,在河流和湖泊上漂浮,吃泥魚和小魚,跟隨鳥群飛行和休息,隨它選擇的方式生活。[…]魚生活在水中,茁壯成長,但人如果試圖生活在水中,就會死亡。生物不同,因為它們有不同的喜好和厭惡。所以先聖從不要求所有生物都具有同樣的能力,也不讓它們都做同樣的事情。Footnote 4

用伯頓·沃森對逍遙的翻譯來說,“自由自在的遊蕩”的概念是莊子思想的核心。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按照自然規律生活,並且應該被允許這樣做,而不受那些反對自然規律的人的幹擾。對我來說,這確實是對自由的呼籲。

莊子呼籲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這也是對尊嚴的呼籲。沒有人有權試圖強迫別人違背自己的本性行事。

到目前為止,我的主要目的是表明,我們發現中國傳統中存在著對人類尊嚴和自由的關注,這種關注是基於人性的觀念。我引用了儒家和道教中的幾個例子,但我當然也可以在佛教和民間宗教中找到例子。中國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核心地位尤其表明了維護人類尊嚴的重要性。

歐洲傳統中的人性、自由和尊嚴
與中國傳統一樣,歐洲傳統中的倫理道德也基於人性觀念。例如,在《詩體埃達》中的冰島古挪威詩歌《哈瓦馬爾》中,我們發現了“人性是道德哲學支柱必須依靠的基石”這一論點。Footnote 5

我們在古希臘哲學中發現了更為複雜的這一概念。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確信,人類希望行善、意願善是自然的。他們很難想象一個人會故意、蓄意地違背善與正義。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孟子非常相似。

亞裏士多德在這方麵不那麽樂觀,他非常清楚,人類可以選擇做善事或做惡事,甚至可能渴望做惡事。在這一點上,亞裏士多德與中國哲學家荀子有相似之處,荀子是曆史上出現的第三位主要的儒家思想家,他的人性惡學說建立在人類經常表達自私欲望的觀察之上。

在歐洲傳統中,我們可能從很早以前就發現人們關注自由的重要性。對自由的渴望是作為對壓迫的反應而出現的,而獲得自由是維護和維護一個人尊嚴的一種方式。這種自由和尊嚴的觀點在冰島傳統中非常明顯。眾所周知,這些傳奇故事展現了原本自由的人的形象,他們來到冰島是為了逃避挪威國王金發哈拉爾的暴政。例如,在《霍德和霍爾姆人民的傳奇》中,我們可以讀到:

在金發哈拉爾時代,冰島大部分地區都已定居。人們不會忍受他的壓迫和暴政,尤其是那些來自貴族家庭、有抱負和良好前景的人。他們寧願將自己的財產留在挪威,也不願遭受侵略和不公正——無論是來自國王還是其他人。Footnote 6

在傳奇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近乎癡迷的關注,即捍衛自己的榮譽和尊嚴(sómi、saemd、virding 等)。羞辱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複仇也被推薦作為恢複榮譽的手段。Footnote 7 人們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維護自己的榮譽和尊嚴比尊重他人的尊嚴更為重要。

在歐洲傳統中,選擇、自由選擇和自由意誌的概念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哲學和宗教倫理討論的核心。與中國相比,這種關注可能是歐洲傳統的一個特點。

一方麵,我們在世俗和基督教傳統中都發現了人類傾向於行善的觀念。另一方麵,許多思想家和神學家也強調,不善或不惡的東西也可能具有吸引力。用基督教的話來說,撒旦使人們受到邪惡的誘惑。邪惡常常與感官欲望聯係在一起,而善良則被描述為以某種方式存在於感官範圍之外。

在歐洲傳統中,也許在基督教中尤其如此

善惡鬥爭被認為是個人內心的鬥爭,個人被認為具有在善惡之間做出選擇的自由意誌,這使他或她成為負責任的道德主體。在基督教傳統中,自由意誌的概念最早是由聖奧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紀提出的。聖奧古斯丁一方麵強調人類有自由意誌,但他也認為,人類意誌必然會尋求幸福,而真正的幸福隻能在上帝那裏找到。弗雷德裏克·科普爾斯頓簡明扼要地解釋了聖奧古斯丁如何尋求調和他思想的這兩個原則:

意誌必然尋求幸福、滿足,事實上,這種幸福隻能在上帝、不變的善中才能找到,但人類在今生沒有對上帝的憧憬,他可以將注意力轉向並依附於可變的善而不是上帝,這種“背離和轉向不是被迫的,而是自願的行為”。Footnote 8

後來在中世紀基督教傳統中,聖奧古斯丁的思想被許多基督教思想家所闡述,例如偉大的托馬斯·阿奎那,轉向或遠離善的自由與尋求善的自然傾向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在馬丁·路德等人所闡述的新教神學中,人類有自由意誌的觀念受到質疑甚至否認,而上帝的恩典被強調為獲得救贖的唯一途徑。

在神學領域之外的哲學傳統中,自由意誌問題也一直非常重要。許多思想家認為,除非人有自由意誌,否則就不會有責任和道德。眾所周知,康德認為自由意誌是道德的必要條件。但他也努力將自己的自由意誌觀念與大衛·休謨和其他經驗主義傳統人士所發展的因果關係觀念相協調:如果一切事物,包括每一個“意願”都有原因,那麽人類意誌又怎麽會自由呢?康德的解決方案是將自由意誌置於本體世界,而本體世界據說不受現象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因果關係的影響。對於康德及其追隨者來說,將人類視為自由和負責任的道德主體的觀點一直是尊嚴是人類生活不可剝奪的特征這一觀念的重要基礎。

二十世紀,薩特和其他存在主義哲學家認為,人類有自由和責任來定義自己是誰,這是他們最基本的任務。在存在主義的語言中,“存在先於本質”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基本特征。

雖然歐洲傳統的許多思想家都在努力解決因果關係和自由意誌之間的矛盾,但其他人則認為因果關係是自由的先決條件。對他們來說,自由意誌的本質是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他們專注於意願本身,他們也強調自由必須包括“引導”意誌的能力。試圖否認決定論和自由意誌之間任何矛盾的做法最典型地體現在英國經驗主義傳統中。Footnote 9

就自由而言,經驗主義者的關注點往往與那些擔心因果關係和自由之間矛盾的人不同。後者最關注的是“意願”本身的問題:如果這種意願可以被證明是我大腦中某種神經過程的必然結果,而這種神經過程本身又受因果律的製約,那麽我願意做某事怎麽能是自由的呢?

對於經驗主義陣營中自由的倡導者來說,重點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不管為什麽想做。這種自由的重要性在歐洲得到了強調,尤其是從啟蒙運動開始,作為新興現代性的一部分。當然,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這種意義上的自由符合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市場經濟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也許是歐洲傳統中人類自由最雄辯、最重要的代言人,他代表了這種後啟蒙經驗主義思潮。在他看來,自由意誌和因果關係之間的矛盾是一種誤解,但這個問題並不是他主要關心的。他最著名的著作《論自由》開篇如下:

本文的主題不是所謂的意誌自由,不幸的是,它與被錯誤命名的哲學必然性學說背道而馳;而是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社會可以合法地對個人行使權力的性質和界限。Footnote 10

有趣的是,正如馬克斯·勒納所指出的,密爾強調

自由是人成長的必要條件,是“實現潛能所需的框架”。換言之,密爾對自由的論證是基於他對人性的理解:隻有自由的人才能發展其天生的能力。毫無疑問,莊子及其中國追隨者會完全同意密爾的觀點。

當然,自由在密爾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基於他的功利主義觀點,即為最多的人謀取最大的幸福是至善。此外,他對自由重要性的強調也與社會進步和現代化息息相關。與其他自由主義者一樣,他認為自由既是本身的善,也是促進更先進、更文明社會出現的工具價值。

言辭與事實,理論與實踐
我選擇圍繞“人性”、“自由”和“尊嚴”三個概念來討論中國和歐洲的傳統。其中,“人性”在漢語中有一個非常接近的對應詞,即“人性”。nature(自然)一詞可追溯到拉丁語“nascor”,意為“生來”,類似地,漢語中的“性”指天生的事物。然而,正如我們所見,“自由”和“尊嚴”是中國古典傳統中沒有接近對應詞的詞。

我也可以從沒有精確對應詞的漢語詞匯出發。其中一個詞是“誠”,意思是誠實和真實,對他人和對自己,或“情”,意思是“感覺”,但也指“本性”和“處境”。雖然這些詞在歐洲語言的詞匯中缺乏精確的對應詞,但我相信它們的含義可以通過歐洲語言的解釋得到相當接近的表達。歐洲和前現代中國的概念詞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中國和歐洲的傳統中,倫理討論都是以人性概念為基礎的,強調個人的尊嚴和責任,尤其是那些有機會發展自己作為道德主體的內在潛力的人。自由在歐洲傳統中比在中國傳統中更為重要,但莊子的“逍遙遊”概念暗示著對個人自由的懇求,即根據其個人特征行事和發展。孔子的“君子無用”格言將“君子”——有機會發展自己潛力的人——置於康德所說的目的王國中,沒有自由就無法想象。

同樣,在中國和歐洲的傳統中,我們可能會發現人性和人類尊嚴的概念被否定,自由作為不可剝奪的人權的觀點被拒絕。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規定: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知,並應以兄弟情誼的精神相對待。

本文中使用的概念我們將其與歐洲或西方傳統聯係起來,但正如我希望在本文中所展示的那樣,我們確實可以在中國傳統中找到其背後的思想和價值觀。

當人們僅僅被當作手段而不是目的來對待時,當貧窮或壓迫剝奪了人們的尊嚴時,當人們沒有自由發展才能和自由表達自己時,我們不能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缺乏人性、自由和尊嚴的思想。

現代性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也帶來了科學技術的驚人進步以及對人類困境和價值觀問題的深刻分析。因此,我們的世界應該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但是,盡管我們把這些進步與現代性聯係起來,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我們見證了一些最令人震驚的不文明行為:兩次世界大戰、種族滅絕、極端貧困與極端奢侈並存、無視人權等等。鑒於人們,甚至是有文化的人,已經犯下並繼續犯下的所有暴行,似乎不可能堅持人性本善的觀念。但我們不必拒絕孟子關於人類具有天生善良能力的觀點,也不必拒絕康德關於我們具有內在的“人性”(Menschheit)的假設,這種假設使我們能夠進入目的王國。

世界各地的人類文化產生了真正文明生活的思想和價值觀。但人類文化也產生了壓迫的種子和思想。Footnote 11 我們的任務是盡最大努力

讚成前者,拒絕後者。可悲的是,我們似乎常常做相反的事。

事實上,我們關於人類尊嚴、自由、平等等美好理念甚至被用來掩蓋墮落和壓迫的醜陋現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歐洲。我想起了魯迅著名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中狂人讀曆史書的那句話:

每一頁都潦草地寫著“儒家仁義道德”幾個字。由於我睡不著覺,我專心致誌地讀了半夜,直到我開始看到字裏行間。整本書都充滿了兩個詞——“吃人”。注12

或者我們可以想起喬治·奧威爾《1984》中的黨的口號: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我們可以在中國和歐洲傳統中發現的美好思想中找到慰藉和快樂。但我們也必須根據當代世界的現實來衡量這些思想,並努力利用它們作為變革的杠杆。最後,我想指出八個廣泛的領域,我在本文中討論的人性、尊嚴和自由的思想與世界實際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1. 人性、尊嚴和自由與戰爭不相容。因此,我們有責任確保戰爭成為一種非法和不可接受的衝突解決手段。

2.2. 人性、尊嚴和自由與極端貧困不相容。因此,我們有責任為世界財富和收入的更公平分配而努力。

3.3. 人性、尊嚴和自由與政治和經濟壓迫不相容。在現實世界中,民主永遠不會是完整的,但我們仍然有責任促進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一般來說,民主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的政府製度,但民主的核心思想在全球範圍內也具有現實意義。

4.4.人性、尊嚴和自由與非人道的製裁和懲罰是不相容的。因此,我們有責任努力徹底終止酷刑並廢除死刑。

5.5. 人性、尊嚴和自由與父權製對婦女的壓迫是不相容的。因此,我們有責任確保真正的兩性平等成為現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6. 人性、尊嚴和自由與性剝削是不相容的,因此,我們有責任製止令人震驚的販賣人口行為和其他形式的性剝削。

7.7. 人性、尊嚴和自由與虐待兒童是不相容的,因此,我們有責任確保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得到認真對待並得到實施。

8.8.最後,人性、尊嚴和自由與破壞環境是不能相容的,因為人類生活和社會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有新鮮的空氣可以呼吸、淡水可以飲用、土地可以耕種,這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有責任采取必要的措施,設計出生態合理的生活方式,保護我們的地球,使它成為後代美好的居住地。

對於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和歐洲傳統的人而言,首要任務是加深對這些傳統的理解,並加以解釋。作為一名在瑞典工作的漢學家,我認為我的主要任務是盡我所能幫助瑞典人了解中國文化。但我們不能滿足於了解我們的傳統,而對我們引以為豪的價值觀與往往醜陋的現實之間的明顯差異視而不見。我們必須指出這些差異,並提醒他人和我們自己,隻要這些差異持續存在,它們就是對我們珍視的那些美好傳統的侮辱。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in China and Europe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636-014-0004-8

Volume 1, pages 35–45, (2014)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ims and scope Submit manuscript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hould be seen as variations on common themes rather than as absolute dichotomies. He describes how the ideas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expressed i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and finds that in both traditions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anchored in human nature. Although there is no word in the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hat corresponds closely to the English word ‘freedom’, he argues that freedom in the sense that each living creature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live according to develop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specific nature was central to the tradition of Zhuangzi. With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Lu Xun and George Orwell he points out that far too often the beautiful ideas of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used to conceal the ugly reality of degradation and oppression rather than to serve as levers for social improvement.

  Chapter © 2015

 Chapter © 2014

 Chapter © 2017

The noble man is no utensil, said Confucius. Human beings should be regarded as ends and not as means, argued Immanuel Kant. This idea expressed somewhat differently by one Chinese and one European philosopher has deep roots both in China and in Europe.Footnote 1

Like two big rivers cultural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flow through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To chart in detail their respective courses, from their beginnings in prehistoric times until today, is an arduous task that has yet by no means been fully accomplished. But at least we can see that they have collected their waters from many different sources and have also themselves given rise to innumerable tributaries, linking up with other cultures and with each other. For at least 2000 years there have been contacts between them.

Throughout history, these contacts have made people in Europe marvel at how different the Chinese are, and likewise people in China have been amazed to observe how different the Europeans are. Sometimes the different “other” has been conceived as inferior, sometimes as superior. But contacts have also meant influence, so we cannot really speak of either a pure Chinese or a pure European tradition. Both traditions are by their nature hybrids.

Of course, in many ways the two traditions are different. There are also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within each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ven between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Indeed, in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West” or ev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e often underestimates the internal diversity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le exagger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one tradition are often as great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But whether we speak about differences within a tradition or between traditions these differences seem to be not so much absolute dichotomies as variations on common themes. The 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do not result in an unbridgeable gap.

By virtue of their mutual influence the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are akin, they are “relatives”. More importantly, they share similar features which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mutual influence but which rather seem to be rooted in some fundamental likeness of human beings that transcend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oundaries. We may see these similarities as rooted in universal human nature.

The references to Confucius and Ka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rticle are one important example of such a similarity. These views express, it seems to me, a humanism which has been expressed with different sets of concepts but which still shares some core beliefs and values that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and are very much relevant in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in Chinese tradition

To regard every human being not as a utensil but as an end is to recognize the dignity of every individual. It signifies an ethical stance,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as to how we should behave towards one another, but it also expresses some beliefs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Mencius described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ago how human beings are born with a moral capac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evil, right and wrong and with a natural inclination to take delight in what is good and right and to abhor what is evil and wrong. We should not discard this ethical optimism as naïve. Mencius realized how human beings are prone to err, but he was convinced that compassion was innate, and he considered compassion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 His parable about an infant about to fall into a well is very forceful:

Suppose a man were, all of a sudden, to see a young child on the verge of falling into a well. He would certainly be moved to compassion, not because he wanted to get in the good graces of the parents, nor because he wished to win the praise of his fellow villagers or friends, nor yet because he disliked the cry of the child.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whoever is devoid of the heart of compassion is not human, whoever is devoid of the heart of courtesy and modesty is not human, and whoever is devoid of the heart of right and wrong is not human.Footnote 2

If human beings were allowed to grow up under decent circumstances and nourish their natural inclinations and do their best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ould, he believed, also do what is good and right. This i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his belief in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Noble persons”—junzi 君子 in Chinese—are people who have realized the moral potential inherent in all human beings. They are no “utensils”. People, and especially “noble persons”, deserve “respect”—jing 敬 —and they should themselves be respectful. In this ethical universe, where not being reduced to a “utensil” is the hallmark of realized potential and where “respect” should be prominent in human relations, we can say that human beings possess dignity, although we may look in vain for close equivalents to the word “dignity” in the lexic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Respect”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s often discussed in a hierarchic context: respect is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below shows a person above, and so one could say that it implies only that those high up on the social ladder possess dignity and not that dignity is a quality shared by all humans. Yet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 hierarchic tendency of Confucianism, although certainly dominant, especially in Confucianism as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imperial state, coexists with a more egalitarian tendency that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writings of Confucius thinkers, ever since Confucius himself who said: “That which you do not want others to do to you, you should not do to them.” Much later than Confucius, Huang Zongxi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iscussed rulers and subjects in terms of “master” and “tenant”:

In ancient times the people were considered the master, and the prince was the tenant. The prince spent his whole life working for the people. Now the prince is master, and the people are tenants. That no one can find peace and happiness anywhere is all on account of the prince. In order to get whatever he wants, he maims and slaughters the people and breaks up their families – all for the aggrandizement of one man’s future. Without the least feeling of pity, the prince says, “I am just establishing an estate for my descendants.” Yet when he has established it, the prince still extracts the very marrow from people’s bones, and takes away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to serve his own debauchery. It seems entirely proper to him. It is, he says, the interest on his estate. Thus he who does the greatest harm in the world is none other than the prince. If there had been no rulers, each man would have provided for himself and looked to his own interests. How could the institution of rulership have turned out this way?Footnote 3

Huang would certainly have subscribed to the notion that respect is something that not only leaders but also so-called ordinary people deserve.

The absence of a word for a notion or a phenomen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e absence of the phenomenon. We may find many examples of this within a cultural tradition. In Europe the word “humanism”, and its equivalents, is much later than important examples of humanism. Similarly, i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we may find that words and notions discussed in one culture do not have close lexical equivalents in the other, but the basic ideas and phenomena that the words try to capture may still be there. For example, “freedom” does not have a close equivalent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lexicon, but it would be mistaken to conclude that there was no notion of freedom or that it was not considered important as a phenomenon.

Of course, the word “freedom” and its equivalents have different though related meanings. One core meaning of freedom is not to be prevented from doing what one wishes to do and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one’s basic wishes and inclinations. This is an idea that is very much presen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Daoism. Zhuang Zi says:

Once a seabird alighted outside the Lu capital. The Marquis of Lu escorted it to the ancestral temple, where he entertained it, performing the Nine Shao music for it to listen to and presenting it with the meat of the Tailao sacrifice to feast on. But the bird only looked dazed and forlorn, refusing to eat a single slice of meat or drink a cup of wine, and in three days it was dead. This is to try to nourish a bird with what would nourish you instead of what would nourish a bird. If you want to nourish a bird with what nourishes a bird, then you should let it roost in the deep forest, play among the banks and islands, float on the rivers and lakes, eat mudfish and minnows, follow the rest of the flock in flight and rest, and live any way it chooses. […] Fish live in water and thrive, but if men tried to live in water they would die. Creatures differ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likes and dislikes. Therefore the former sages never required the same ability from all creatures or made them all do the same ting.Footnote 4

The notion of “free and easy wandering”, to use Burton Watson’s translation of xiaoyao 逍遙, is very much at the core of Zhuang Zi’s thinking. It mean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is natural and that we should be allowed to do so,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people who oppose what is natural. For me this is indeed a plea for freedom.

Zhuang Zi’s plea for freedom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one’s particular nature is also a plea for dignity.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try to make others act against their own nature.

So far my main purpose has been to show that we find a concern in Chinese tradition with human dignity and freedom that is based on notions of human nature. I have cited a couple of examples fro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ut I could of course also have found examples in Buddhism and in popular religion. Not least the centrality of ancestral worship in Chinese cultur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the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in European tradition

Just as in Chinese tradition, ethics in European tradition has been based on concepts of human nature.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 the Icelandic Old Norse poem “Havamal” in the Poetic Edda we find the “thesis that human nature is the bedrock on which the pillars of moral philosophy must rest.”Footnote 5

In even more elaborate form we find this notion in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y. Socrates and Plato were convinced that it was natural for humans to wish to do good, to will the good.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nceive of a person who knowingly and deliberately acts against what is good and right. In this they very much resembled Mencius.

Aristotle was less optimistic in this regard and was very much aware that humans have a choice of doing what is good or what is not good and may even desire what is not good. In this there is a resemblance between Aristotle and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Xun Zi, the third major Confucian thinker to emerge on the historical scene, who based his doctrine of the evil of human nature on the observations that human beings often express selfish desires.

In European tradition we may since early times find a focus on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The yearning for freedom emerged as a reaction against oppression, and to be free was a way to maintain and safeguard one’s dignity. This perspective of freedom and dignity is very evident in the Icelandic tradition. As we know, the sagas project the image of originally free men who had come to Iceland to escape the tyranny of the Norwegian King Harald Fair-hair. For example, in The Saga of Hord and the People of Holm we may read:

Most of Iceland was settled in the days of Harad Fair-hair. People would not endure his oppression and tyranny, especially those who belonged to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who had ambition and good prospects. They would rather leave their property in Norway than suffer aggression and injustice – whether from a king or from anyone else.Footnote 6

In the sagas we meet a preoccupation, bordering on obsession, with guarding one’s honour and dignity (sómi, saemd, virding etc.). Humiliation was not to be accepted, and even revenge was recommended as a means to restore one’s honour.Footnote 7 One may easily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safeguarding one’s own honour and dignity was a much more central concern than respecting the dignity of others.

In European tradition the notions of choice, free choice and free will hav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been at the core of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deliberations on ethics. As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this focus is probably on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n the one hand we find both in the secular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s are disposed to do what is goo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thinkers and theologians have also emphasized that what is not good or evil may also be attractive. In Christian terms Satan subjects people to the temptations of evil. Very often the evil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ensuous desire whereas the good will has been described as somehow residing beyond the realm of the senses.

In European tradition, and perhaps especially so in Christianity, the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is conceived as an internal struggle within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who is seen as equipped with a free will to choose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this makes him or her a responsible moral agent.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notion of free will was first brought to the foreground by St. Augustin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 St. Augustine emphasized on the one hand that human beings have a free will, but he was also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human will by necessity seeks happiness and true happiness can only be found in God. Frederick Copleston explains succinctly how St. Augustine seeks to reconcile these two tenets of his thought:

The will necessarily seeks happiness, satisfaction, and de facto this happiness can be found only in God, the immutable Good, but man has not the vision of God in this life, he can turn his attention to and cling to mutable goods in place of God, and this “turning away and this turning to are not forced but voluntary actions”.Footnote 8

Later in the mediaeval Christian tradition, St. Augustine’s ideas were elaborated by many thinker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for example by the great Thomas Aquina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freedom to turn to or away from goodness and the natural inclination to seek the good very much remained in the foreground. In Protestant theology as articulated by Martin Luther and others, the idea that humans have a free will was questioned or even denied, while the grace of God was emphasized as the only way to attain salvation.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utside the realm of theology the question of the free will has also been very central. Many thinkers have argued that unless man has a free will there can be no responsibility and no morality. As we know, Kant postulated free will as necessary for morality. But he also struggled to reconcile his idea of a free will with the notion of causality that David Hume and others in the empiricist tradition had developed: how can the human will be free if everything including every “willing” has a cause? Kant’s solution was to place the free will in the world of the noumena, which was supposedly not subject to the causality that prevails in the world of the phenomena. For Kant and his followers the view of human beings as free and responsible moral agents has been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notion of dignity as an inalienable feature of human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rtre and other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s argued that human beings have the freedom and the duty to define who they are, and that doing so is their most essential task. In the language of existentialism it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human life that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While many thinkers in European tradition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they have perceived between causality and free will, others have conceived causality as a prerequisite of freedom. For them, the essence of a free will has been to be able to do what one wants to do, and if they have focused on the willing as such they have also emphasized that freedom must involve the capacity to “steer”, as it were, the will. The attempts to deny any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terminism and free will can be found most typically in the tradition of British empiricism.Footnote 9

As far as freedom is concerned, the focus of the empiricists has often differed from those who have worried abou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usality and freedom. The latter have been most occupied with the problematique of the “willing” itself: how can my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be free if this willing can be shown to be a necessary result of some neurological process, itself subject to the laws of causality, in my brain?

For the advocates of freedom in the empiricist camp, the focus has rather been on the freedom to do what one actually wishes to do, no matter why one wishes to do i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kind of freedom came to be emphasized in Europe especiall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nwards, as part of emerging modernity. Of cours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deology, freedom in this sense fitted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John Stuart Mill, perhaps the most eloquent and important spokesman for human freedom in European tradition, represented this post-Enlightenment empiricist current of thought. In his view it was a misunderstanding to see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 will and causality, but this problem was not his main concern. His most famous work On Liberty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is not the so-called Liberty of the Will, so unfortunately opposed to the misnamed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but Civil, or Social Liberty;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power, which can be legitimately exercised by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Footnote 10

Interestingly, as Max Lerner has pointed out, Mill emphasized that freedom wa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the person; it was “the frame […] needed for fulfilment of potentials.” In other words, Mill’s argument for freedom was predicat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only a free person would be able to develop his or her innate capabilities. No doubt, Zhuang Zi and his followers in China would have expressed their wholehearted agreement with Mill in this regard.

Of course,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freedom in Mill’s thought was also based on his utilitarian view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as the supreme good. Moreover, hi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also had very much to do with social progress and modernization. Like other liberals, he saw freedom both as something good in itself and as an instrumental value, which would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a more advanced and more civilized society.

Words and facts, theory and practice

I have chosen to try to structure my discussion of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around the three concepts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these “human nature” has a very close equivalent in the Chinese renxing 人性. The word “nature” goes back to the Latin “nascor”, to be born, and similarly the Chinese xing refers to what is innate. However, as we have seen,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words with no close equivalents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

I could also have taken my point of departure in Chinese words with no precise equivalents in European languages. One such word is cheng 誠, which means honest and truthful, to others and to oneself, or qing 情, which means “feeling”, but also “true nature” and “situation”. Although these words lack precise equivalents in the lexicon of European language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ir meanings can be rendered pretty closely by means of explanations in European languages. There are no unbridgeable gulfs separating the conceptual words of Europe and pre-modern China.

In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ethical discussions have been based on concepts of human nature and emphasized the dign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especially those human beings who have had a chance to develop their innate potential as moral agents. Freedom is a much more central concept in European than in Chinese tradition, but Zhuang Zi’s notion of “free and easy wandering” implies a plea for the individual’s freedom to behave and develop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r h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fucius’ dictum that the noble man is no utensil places “the noble man”, that is the person who has had the chance to develop his or her potential, in what Kant would call the kingdom of ends, which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without freedom.

Similarly in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we may find the notions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dignity denied and the view of freedom as an inalienable human right rejected.

Article 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n December 10, 1948, says: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The concepts used in this article we associate with the European or Western tradition, but we can indeed find, as I hope I have demonstrated in this essay, the underlying ideas and values also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When people are treated merely as means and not as ends, when poverty or oppression deprives people of their dignity, when people are not allowed the freedom to develop their talents and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we cannot say that this is because the ideas of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missing from our cultural traditions.

Modernity has given rise to unprecedented material wealth and also incredible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penetrating analyses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and questions of value. Our world should therefore have reached a level of unprecedented civilization. But in spite of these advances that we associate with modernity, the past century has seen some of the most appalling examples of uncivilized behaviour: two world wars, genocide, extreme poverty existing side by side with extreme luxury, disregard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like. In view of all examples of atrocities that people, even cultured people, have committed and continue to commit, it does not seem possible to uphold the notion of human nature as all good. But we do not have to reject Mencius’ idea that human beings possess an innate capacity for goodness or Kant’s assumption that we are equipped with an inherent “humanity” (Menschheit) which enables us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ends.

Human cultur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s produced the ideas and values for a truly civilized life. But human culture has also produced ideas and values which are the seeds of oppression.Footnote 11 It is our task to do our best to adopt the former and reject the latter. Sadly, far too often we seem to do the opposite.

In fact, our beautiful ideas of human dignity,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like are even used to conceal the ugly reality of degradation and oppression, be it in China or in Europe. The words of the madman in Lu Xun’s famous short story The Diary of a Madman reading his history book come to mind:

Scrawled all over each page are the words: “Confucian Virtue and Morality.” Since I could not sleep anyway, I read intently half the night until I began to see words between the lines. The whole book was filled with the two words – “Eat people”.Footnote 12

Or we may think of the Party slogan in George Orwell’s 1984:

·       WAR IS PEACE,

·       FREEDOM IS SLAVERY,

·       IGNORANCE IS STRENGTH

We may find solace and joy in the beautiful ideas found in the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But we must also measure these ideas against the reali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try to use them as a lever for change. In conclusion I wish to point to eight broad areas where the ideas of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that I hav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stand in glaring contras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world:

1.1.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war.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ee to it that war becomes an illegal and unacceptable mean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2.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extreme poverty.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work for a more jus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in the world.

3.3.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ression. In the real world democracy will never be complete, but it is still our duty to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or all nations. Generally, democracy is conceived as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one country, but the core ideas of democracy are also relevant on a global scale.

4.4.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inhuman sanctions and punishments.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exert ourselves to a complete end to torture and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5.5.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patriarchal oppression of women.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ee to it that true equality of the sexes become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6.6.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top the appalling practice of trafficking and other for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7.7.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incompatible with child abuse, and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ee to it that the U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children is taken seriously and becomes implemented.

8.8. Finally,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destroying our environment, because for human life and society to prevail and develop there must be fresh air to breathe and fresh water to drink and land to cultivate, not only for us but also for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t is our duty to adopt those measur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design ecologically sound ways of life which will protect our planet as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for those who come after us.

The primary task for those of us who study the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i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to explain them. As a sinologist working in Sweden I consider it my main task to do what I can to help people in Sweden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But we must not content ourselves with understanding our traditions and shut our eyes to the glaring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values we take pride in and the often ugly reality. We must point to these discrepancies and remind others and ourselves that as long as they persist they are an insult to those beautiful ideas of our traditions that we cherish.

Notes

1.    The Analects, 2:12. Kant’s idea was that a rational being must never be treated only as a means. What he said was: “So act as to treat humanity [Menschheit], whether in your own person or in that of any other, alway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end, and never merely as a means.” Quoted from Copleston (1964, p. 120) For a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saying that it is the humanity in the human being shat should be treated as an end, see Hill (1992, pp. 38 ff).

2.    Trans. Lau (2003, p. 73).

3.    Trans. de Bary (1993, p. 92).

4.    Trans. Watson (1968, pp. 194–195).

5.    See Johnson (1938).

6.    Kellogg (2001, p. xxxvii).

7.    See, e.g., Hallberg (1956, pp. 88–103).

8.    Copleston (1962, p. 98).

9.    Concerning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see Berofsky (1966).

10. Lerner (1961, p. 255).

11. A superb study of European tradition in this perspective is Popper (1947).

12. Lu (1980, p. 42).

 

References

·       Berofsky, B. (Ed.). (1966).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Google Scholar 

·       Copleston, F. (1962).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2 Mediaeval philosophy, part I Augustine to Bonaventure. New York, NY: Image Books.

Google Scholar 

·       Copleston, F. (1964).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6. Modern philosophy, part II Kant. New York, NY: Image Books.

Google Scholar 

·       de Bary, W. T. (1993).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Huang Tsung-hsi’s Ming-i-tai-fang lu.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       Hallberg, P. (1956). Den isländska sagan (The Icelandic saga). Stockholm: Bonniers.

Google Scholar 

·       Hill, T. E, Jr. (1992). Dignity and practical reason in Kant’s moral 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       Johnson, S. (1938). Old norse and ancient greek ideals. Ethics, 49(1), 18–36.

Article  Google Scholar 

·       Kellogg, R. (2001). Introduction to the Sagas of icelander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Google Scholar 

·       Lau, D. C. (2003). Mencius Bilingual edi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       Lerner, M. (Ed.). (1961). On liberty, in essential works of Johns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autobiography, on lliberty, the utility of religion.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Google Scholar 

·       Lu, X. (1980). A Madman’s diary. In selected works,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Google Scholar 

·       Popper, K. (1947).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Google Scholar 

·       Watson, B. (1968).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Download references

 

Author information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1.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Stockholm University, Stockholm, Sweden

Torbjörn Lodén

Authors

  1. Torbjörn Lodén

View author publications

You can also search for this author in PubMed Google Scholar

Corresponding author

Correspondence to Torbjörn Lodén.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