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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誰說歐洲快完了？中國都能挺過百年國恥，憑什麽歐洲不行？
麵對特朗普對歐洲發出的“你們的文明已經到了滅絕邊緣”的空前嘲諷，以及歐洲內部保守派對“羅馬式崩潰”的莫名恐懼，這篇文章的作者，德國資深媒體人馮·艾倫·波塞納（Von Alan Posener）提出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變革的內核
波塞納將歐洲的“改變”與中國近代的“變革”相提並論，卻忽略了兩者最本質的區別——主動權的歸屬。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國門被堅船利炮轟開，從《南京條約》到《辛醜條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讓華夏大地淪為半殖民地。這種切膚之痛催生的，是貫穿半個多世紀的救亡圖存運動，每一次變革都帶著明確的目標：保住文明內核，擺脫外來奴役。
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為綱領，江南製造總局造出的每一門火炮、福州船政局駛出的每一艘輪船，都承載著“自強求富”的訴求。即便到了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推翻帝製的同時仍在堅守“五族共和”的文明根基。
整個過程中，中國對西方元素的吸收始終帶有強烈的選擇性——學習技術是為了抵禦技術侵略，借鑒製度是為了重構國家框架，所有改變都圍繞“讓中國不再受製於西方”這一核心，是痛定思痛後的主動重塑。
如今歐洲的“改變”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質。在移民問題上，歐洲精英在政治正確的裹挾下，將文化認同的稀釋視為“進步”；在能源危機中，為迎合環保口號倉促棄用傳統能源，導致工業成本飆升。
在外交領域，時而追隨美國製裁俄羅斯，時而又因能源短缺被迫妥協，始終在外部壓力與內部爭議中隨波逐流。這種缺乏核心目標的調整，更像是“去主體化”的自我消耗，與中國近代“為活下去而換血”的主動變革有著本質區別。
文明的韌性
波塞納的論述中，最明顯的疏漏是對文明韌性根源的誤讀。他將中國的複興簡單歸因於“敢於改變”，卻未看到背後支撐這種改變的，是延續五千年的大一統文明內核。
中國從來不是單純的地理或政治概念，而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統一的文字體係構成了跨越地域的溝通橋梁，從《史記》到《資治通鑒》的曆史敘事構建了共同記憶，儒家文化中的世俗倫理則形成了強大的價值向心力。
這種韌性在曆史上多次得到驗證。魏晉南北朝的三百年分裂後，隋唐實現大一統；元清兩代異族入主，最終卻被中華文化同化，科舉製度、儒家禮法得以延續。
即便在近代百年國恥中，這種凝聚力依然存在——抗戰時期，無論是正麵戰場的浴血奮戰，還是敵後根據地的頑強抵抗，不同黨派、地域的中國人都能為“保家衛國”的共同目標團結起來。這種“大亂後必有大治”的曆史慣性，讓中國在變革中始終能守住文明根基。
歐洲的文明格局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態。所謂的“歐洲文明”，更像是由幾十個民族國家拚接而成的馬賽克拚圖，每個板塊都有獨特的語言、曆史和價值觀。
荷蘭人以海上馬車夫的曆史為榮，匈牙利人堅守草原民族的文化記憶，法國人高舉啟蒙運動的旗幟，彼此間的差異遠大於共識。歐盟作為區域聯盟，更多停留在經濟合作層麵，統一的貨幣和貿易規則之下，缺乏統一的曆史敘事和文化認同。
這種鬆散性在危機來臨時尤為明顯。2016年英國脫歐，正是對歐盟一體化的直接否定；難民危機中，匈牙利修建邊境牆，波蘭拒絕接收難民配額，各國紛紛優先維護自身利益；能源危機爆發後，德國推動可再生能源轉型，法國卻重啟核電站，政策難以協同。
歐洲各國右翼勢力的抬頭，更凸顯出“法國人”“德國人”的民族認同正在取代模糊的“歐洲人”身份，這種分裂特質與中國的大一統基因形成鮮明對比。
治理的效能
文明的延續與複興，離不開高效的治理體係支撐，這也是波塞納未曾觸及的關鍵維度。中國近代的變革曆程中，盡管政權更迭頻繁，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傳統始終未斷。
洋務運動時期，清廷雖腐朽，但能集中資源創辦近代工業；新中國成立後，更是憑借強大的國家執行力，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完整工業體係，推動改革開放實現經濟騰飛。這種高效的治理能力，讓變革能夠快速落地，避免了無休止的內耗。
歐洲的治理模式則陷入了“議而不決”的困境。多黨製下，各黨派為爭奪選票相互掣肘，一項政策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辯論和妥協才能出台。
以移民政策為例，德國主張寬鬆接納，匈牙利堅決反對，歐盟內部的分歧讓統一政策遲遲無法落地；數字稅改革討論了五年，仍因各國利益衝突難以推行。這種低效的治理模式，使得歐洲在麵對移民、能源、經濟衰退等多重危機時，難以形成統一的應對策略，更無法實現類似中國的大規模變革。
人口結構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治理落差。中國近代救亡圖存時期，青壯年人口占比極高，為變革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社會活力。
如今的歐洲則麵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德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21%，意大利達到24%，老年群體對變革的接受度較低，青壯年人口的不足也讓改革缺乏足夠的推動力。這種人口結構的剛性約束，使得歐洲即便想複製中國的變革路徑，也缺乏相應的社會基礎。
對複興邏輯的認知偏差
波塞納在文章中諷刺保守派想把歐洲變成“大號梵蒂岡”，主張主動擁抱混亂以實現重生。這一觀點的致命缺陷，是忽略了中國複興的核心前提——在守住文明底線的基礎上消化變革。
中國近代的每一次學習和調整，都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文明獨立為前提，從未陷入盲目跟風的混亂。而歐洲當前的“擁抱混亂”，更像是在缺乏核心認同的情況下隨波逐流，很可能陷入“無法消化混亂”的困境。
波塞納的論述，本質上是歐洲精英在焦慮之下的精神勝利法。他們看到了中國從百年國恥中複興的結果，卻未看到背後付出的巨大代價——無數先烈的犧牲、強大的文明凝聚力、高效的治理體係。這些核心要素，恰恰是今天的歐洲所缺失的。將中國的複興簡單歸因於“敢於改變”，就如同看到病人康複隻歸功於“吃藥”，卻忽略了病人自身的體質和藥效的協同作用。
事實上，歐洲並非沒有複興的可能，但前提是要走出對中國經驗的誤讀。與其盲目模仿“接受變化”的表麵形式，不如先厘清“歐洲是誰”的核心認同，構建統一的曆史敘事和文化紐帶；與其在政治正確的裹挾下隨波逐流，不如回歸實事求是，根據自身國情製定政策。
與其在議而不決中消耗精力，不如強化歐盟的協調能力，實現高效治理。隻有找到適合自身的複興路徑，歐洲才能真正走出當前的困境。
波塞納的文章雖然存在認知偏差，卻也帶來了重要啟示：中國的複興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奇跡，而是文明韌性、主動變革與高效治理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無數人用血肉和汗水換來的成就。這種複興路徑根植於中國的曆史與文化土壤，無法被簡單複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