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黃傑
金刻羽的父親金立群，是文革後第一屆英國文學研究生，醉心文學，最近金刻羽還表示父親每天都在讀法語，“最近又重新撿回了法國文學”。
從文學出發，以文學的眼光去理解世界，先有了文學的眼光再提煉出來的一套經濟學理論，金立群正是憑這樣“非典型”的能力當上了亞投行行長。
很多跟金立群共事過的外國政要也表示，金立群和他們開會時往往都不是從經濟學開始，反而是從當地的文化、曆史、文學開始說起，在外交場合上讓人非常受落。
困難的求學之路
金立群的早年生活艱難。他在江蘇省常熟中學畢業後，進入南菁高級中學就讀，1968年畢業。期間，他參加了下鄉知青工作，從1968年到1978年一直在農村勞動。在農村的這段時間裏，金立群種地、修水利並擔任教師。
然而，金立群在上大學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難。盡管他希望通過工農兵推薦上大學，但未能如願。他的高考成績未能達到錄取要求，而在政治風向逆轉的情況下，他再度與推薦上大學無緣。
直到1977年，中國恢複高考製度，並在隔年恢複研究生製度。金立群在1978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研究生，並於1980年獲得英語文學碩士學位。研究生學業完成後，他於1981年被中國財政部派遣到位於美國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工作。
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金立群擔任了多個重要職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外事財務司副處長和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1998年更成為朱鎔基總理任內的財政部副部長。
但真正讓金立群對於經濟活動有實際掌握，還是因為他在1990年代翻譯出JP摩根家族史，讓金立群理解到經濟理論隻是解釋了部分的故事，經濟活動最後還是人的活動，也是政治的活動，因此，文學的眼光應是和經濟理論相輔相成的。
首位中國人副行長
有了此基礎，金立群後於波士頓大學經濟係研究生院進修，提升了自己的專業知識，於2003年，金立群成為亞洲開發銀行首位中國人副行長。
在2008年副行長任期屆滿後，他轉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長和黨委副書記。之後，他還擔任過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4年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籌建工作組成立，金立群被任命為組長。他還擔任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臨時多邊秘書處的秘書長。
2016年1月，他當選為亞投行的首任行長，並在2020年連任，至今一直是中國實踐“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上的重要戰將和理論家。
《摩根財團》：金立群《三譯三校》之書。
20多年海外文化衝擊
影響金刻羽的世界觀
金刻羽經濟學天才的背後，也是人的故事，也是生命在求真過程中的掙紮。而翻開金刻羽新書的第一章的第一段，可以找到她成長背後的故事、她20多年在國外所經曆的文化衝擊，以及這些經曆對她的世界觀的影響。
在《中國新策略》中，金刻羽寫到：“我首次意識到要向西方人解釋真實的中國的必要性是在1997年，當時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以交換學生的身分來到了美國。紐約霍瑞斯曼高中的校長是具備遠見卓識的勞倫斯·韋斯博士（Dr. Lawrance Weiss），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地位遠遠較小，但他預見到了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重要性，他認為，將真正的中國觀點引入學校和社會生活是重要的。我被選中來填補這些空白……
“我從一個地理和意識形態遙遠的地方空降而來，對同學們來說，我顯得很奇特。在校外，每當我提到我來自中國大陸時，都會引發一連串的問題。中國什麽時候會成為民主國家？你感到被壓迫嗎？你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知道自己不能選擇自己的總統會是什麽感覺？中國的經濟何時會停止增長？我有幸與一個熱情好客的美國寄宿家庭同住，他們直接將我帶入了美國的政治生活。我剛從共產主義的中國來到這裏，就直接投入到了紐約州的民主選舉中，分發傳單，參加募捐活動。我遇到了很多見多識廣、政治敏感的人，但他們提出的問題竟然與我的同學相同。
“我開始明白，即使是學識淵博的美國人對中國生活的理解也隻是皮毛。我感覺到他們對我在一個他們認為落後、言論自由和政治選擇受限的國家成長的同情。他們想像中的中國，與我日常生活中的中國大相徑庭——更不用說到1997年時，我的祖國已經發生了劇變。”
西方無法理解中國經濟奇跡
14歲的金刻羽因為在美國的文化和政治衝擊，很早就意識到，西方人無法理解中國經濟奇跡、中國社會劇變的事實。
這背後也有一個學術的原因，即西方主流經濟學所研究的“成功案例”都是發生在文化相近相通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之中，對於長年經曆殖民主義、經濟製裁、“華盛頓共識”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西方經濟學故意給他們安排了一個名曰“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al economics）的非主流分類，那其實是將世界上近80%未進入發達經濟生活的人口排除了。
有了這種文化上的認識，對非西方世界不被西方主流理解的自覺也會隨之建立起來。這個文化領域的問題意識，在早年的金刻羽身上進一步變成了一個學術上的問題意識，具體來說，就是變成了她對“盧卡斯悖論”的關注。
在1995年的經濟諾獎得主小羅伯特·盧卡斯看來，這一悖論成為我們理解全球經濟失衡的鑰匙。雖然表麵上看似合理的資本流動理論，卻在現實中遭遇意外的頓挫。
為何富裕國家的資本不如預期地流向貧窮國家，進而挽救那些極度貧窮、發展停滯的國度？為什麽中國是一個例外？顯然，這個問題比我們以前認為的要複雜得多。
實際上，這種窮國越窮的現象已經成為一種惡性循環。相較於傳統經濟學理論的預測，盧卡斯悖論揭示了一個更加繁雜的真實世界。那麽，資本的流動究竟是由什麽因素決定的呢？
以更大眼光解決較小問題
當2009年金刻羽還在哈佛念博士時，她的論文《論國際貿易與宏觀經濟動態》（Essa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Dynamics）其實就已經嚐試回應這個時代的大哉問，並有效地建構了一個關於國際資本流動（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的理論框架。
她在哈佛的歲月甚至也不是集中研究中國經濟的問題：正如金立群的教育理念一樣，金刻羽總是以更大的眼光去解決較小的問題，對於西方人對中國經濟崛起和社會劇變的誤解，她就以更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與第一世界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解釋。
到了2012年，她在國際頂尖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上出版《工業結構與資本流動》（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一文，被廣泛認為已經是為真正“解釋”盧卡斯悖論提供了很好的、可實證實驗的理論基礎，但其實背後的核心理念也是要把成功在西方的抵製下實踐工業化的案例，更好地融合進去關於國際資本流動的分析之中，也隱含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借鑒。
對於世界經濟實際運作和西方主流所提供的理論解釋之間的差距有所認識之後，金刻羽就有了基礎的理論條件，把她的研究關注和最初有關西方對中國的誤解連接起來。
在此後的幾年間開始，金刻羽常在媒體上提出“要為西方提供真實的（authentic）中國經濟分析”的己任，開始為解釋中國問題而努力，包括在《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財新》、《衛報》、《世界報業辛迪加》等知名媒體和西方精英辯論及討論中國經濟議題。
保持宏觀真誠思想
而金刻羽選擇在西方人麵前表達的，不隻是包括中國好的一麵，也包括中國種種正在麵對的問題，也包括中國大陸官方一些避而不談的經濟問題，這也保持了她一向宏觀、真誠的思想取態。
例如，她就曾在《華爾街日報》上討論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問題，金刻羽指出對於“新生代”來說，中國麵臨嚴峻的就業問題。盡管他們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卻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失業率高達20%，然而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卻缺乏足夠的崗位，金刻羽指此問題源於教育與市場需求的落差，文憑雖多，卻未必符合高科技部門的技能需求。
但同時，金刻羽也提出中國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策略，向西方人指出中國不會學習美國那樣（高度金融化、產業真空化）的發展道路，反而提出中國政府已開始致力學習德國那樣提高職業學校的辦學能力，以期填補製造業的空缺職位。
林毅夫
理論的戰國時代
然而，從金立群、金刻羽的人生故事和對知識的追求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的經濟成就背後，其實中國的思想家、經濟學家仍然在努力為解釋中國經濟的問題，提出了很多高度重視實踐、高度原創的理論，中國經濟理論因為中國經濟成功這個現象，進入了一個群雄爭霸的時代。
除了金刻羽的《中國新策略》以外，也有同樣是留學美國的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比金刻羽更明顯地將經濟學的思考上升成為對哲學的思考，出版了《本體與常無》這本探討方法論和思想的作品。
設計非洲工業化藍圖
同時，林毅夫也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家，曾出版《工業政策革命》一書，把非洲工業化背後的理論藍圖說明。
可見這些看似領域不同的經濟學家，出於對現實的關注和重視，其實也聚焦研究相近的問題。
實踐上，林毅夫在北京大學的辦公室就在南南合作中心的旁邊，曾身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顧問的他，在擔任國際公職時早已和非洲多國政要有交流，包括埃塞俄比亞前強人總理澤納維，林毅夫成功幫助澤納維推動第一個五年計劃。
金立群也一樣，從文學的進路進入經濟學，在當亞投行的行長職位時，他行走在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研究並觀察占世界80%人口的經濟運作，走在推動工業化、經濟獨立自主的思想最前線。
這也表示了中國的新經濟學思想重視實踐、從實踐中學習和把實踐經驗升華到普遍理論的特質。或許，這就是中國的經濟學和西方的經濟學最大的差別。
在北京大學另一位相當重要的已故經濟學家厲以寧也曾提出，要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係譜化的理論構想。厲以寧的想法跟金立群通過文學來進入經濟學的經驗相近，厲以寧的理論作品之中充滿了對曆史的反思，把經濟學視為一門混合性的學科來研究和思考。
中國理論的獨立性
或許金刻羽這一次向西方人解釋中國經驗的最大意義在於，在英語世界中確立了中國理論、中國經驗的獨立性和實踐性，從最根本上的層次呼喚了西方學界要重視理論化中國經驗的問題意識，讓中國經驗不隻是一個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知性財產，更能從中國的經驗出發，造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