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鹹平胡說印度

蘇小和：郎鹹平胡說印度

蘇小和 財經專家, 轉自《鳳凰財經》2010年8月20

https://www.rfi.fr/cn/%E9%A6%96%E9%A1%B5/20110318

摘要：“文化的盲目自尊、觀念上的假想敵思維仍然在進行，我們似乎永遠陷在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二元對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時代的主題；而一個 沒有言說自由、沒有遷徙自由、沒有居住自由、沒有選舉自由的國家，他的人民怎麽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間就擁有無限的思想創造力？”

郎鹹平的演講選題是不是枯竭了，他竟然開始拿印度說事。他有模有樣地，像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一樣，堆出一堆數據，還有事實，說印度的民主效率多麽低，印度官員的腐敗 多麽嚴重，為此他甚至說：“我們(中國大陸)這裏的勞務成本慢慢高了，但是我們這邊交易成本非常低，不管怎麽講，和印度比起來，我們政府是非常文明的，是 非常清廉的，而且很多政府官員想把事情做好。”

我再次想問問，被眾多粉絲擁戴起來的郎鹹平教授，你到底知不知道什麽叫做交易成本，到底知不知道我們的官員究竟有多清廉？你這些話究竟是說給你的粉 絲們聽，還是說給權力在手的官員們聽？有點意思的是，這回郎鹹平的粉絲中，有相當一部分似乎不買賬了，開始罵，“以前我覺得你是個人才，現在我覺得你是條 狗”。作為郎鹹平的反對者，我覺得這樣的謾罵有點過了。但我以前就直接說過，郎鹹平一直努力迎合權力，變著法子討好，大陸官員並不鳥他，可惜眾多粉絲看不 到郎鹹平的這種欺騙本質，還把他當成懷疑政府、批評政府的獨立知識分子，叫人哭笑不得。

那麽現在，我越過這些喧鬧的謾罵，直接問郎鹹平，你真的了解印度嗎？

印度棚戶區與中國沒完沒了的拆遷

關於中國和印度最大的相同點，我們有必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正在向大城市湧動的窮人上麵，這正是後發國家試圖走向現代化進程中最明顯的特征。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無論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還是加爾各答、新德裏，這些看上去鱗次櫛比，燈火輝煌的城市背後，總是住著看上去不和諧的貧窮人群。在印度，叫棚戶區；在中國，則叫民工、農民工、流動人口或者是社會閑散人員。

但如何處理這樣的人群，兩個國家顯得很不相同。我讀到了另一本以印度為調查對象，思索大眾政治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1]，為我們提供了印度的基本現實。

“我們是一些來自過去的東巴基斯坦的難民和來自南孟加拉的沒有土地的人民。由於失去了一切  生活來源、土地，甚至家園，我們不得不來到加爾各答， 找一口飯吃和求一個容身之處。……我們大多數人是日工和用人，生活在貧困線下。我們想法自己蓋了一個棚子。如果拆毀我們的窩棚，從棚戶區將我們趕走，我們 無處可去。”[2]

這是1998年印度加爾各答郊區一個名叫人民福利聯合會的民間自治組織寫給政府和鐵路主管部門的一份請願信。該組織又名“鐵道村”，所有成員沿鐵路 而居，用簡陋的材料搭起低矮的窩棚，並在窩棚外麵自行組織起交易市場。在沒有火車經過的時候，他們甚至把攤點擺上了鐵路上麵，而當火車鳴叫著汽笛來臨，他 們則迅速把攤點挪開，讓火車得以緩慢通過。

顯然，這樣的局麵讓鐵路運營商大傷腦筋，采取行政手段將這些棚戶區裏的居民趕走，是必然要想到的辦法。想趕走這些窮人的還有正式的加爾各答市 民，2002年，一個市民團體在加爾各答高級法院提起公共利益訴訟，要求將鐵道村的所有住戶趕走，因為他們汙染了位於加爾各答南部的拉賓答拉湖。

有意思的是，鐵道村的窮人們發出的請願信得到了政府官員的同情，認為他們捍衛的僅僅是窮人的自由居住權利，而關於鐵路運營的管理問題，可以找到另外 的有建設性的辦法，而不必訴諸以暴力驅趕的方式；在市民公共利益和環境汙染的問題上，高級法院也認為，窮人的基本生活權力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這可能是很多中國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到過印度的中國人，看見他們的城市裏到處充滿了衣衫襤褸的窮人，高樓大廈旁邊竟然是破爛不堪的棚戶區，火車在駛進城裏的時候，要為窮人減速，甚至停車，內心必然懷念起中國城市裏的通衢大道來。

相比之下，中國地方政府處理窮人居住問題的手段就簡潔明快多了。

“近千平米的土坡上濃煙滾滾，一些地方仍有暗火燃燒，殘破的瓦礫和燒過的家具三五成堆  在深圳寶安區上塘工業區龍塘社區旁的外來人口聚居地，民治街道240多名執法隊員前日完成了一次拆除違章建築行動，在將七八十名違建住戶帶到一邊後，點火燒掉了近千平方米違章建築。”[3]

最近幾年，這樣的消息其實已經算不得新聞了，隻是這次政府的執法人員推出了火燒的辦法，滾滾濃煙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北京這邊也不斷上演這樣的故事情節。比如公安係統突然決定全市範圍內檢查出租屋，手續不全的外地務工人員被 趕，接受不菲的罰金；某派出所田姓政委值班時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非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將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使其無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 死。前不久， 陝西寧陝縣也上演了同樣的一幕：當地民政官員諶太林為迎接上級衛生檢查，而將本鎮一名流浪漢扔到山上，致其因饑寒交迫而一命歸西。

對曆史的理性思考

僅僅糾住窮人問題進行思考，極有可能掉入簡單的平均主義陷阱，甚至會助長平均主義暴力。正是基於這樣的擔心，印度加爾各答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partha chatterjee 才提出“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這樣的概念。他采取的個案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底層研究，但是，我們聽到的聲音卻是一個加爾各答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麵對城 市化進程中無端湧現的邊緣性民眾，partha進一步認為，無論是帝國模式，還是後現代的威權主義模式，無論是公民身份的模式，還是公民社會的模式，都可 能不足以解決目前的大眾政治問題。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模式，特別是政治社會和民主的模式，通過踏上這條道路，我們對現實的把握和對政治的想象將可能迎來 一個嶄新的可能。

印度的學者持有如此價值觀，並成為印度思想界的主流，並非偶然，而是經曆過對自身曆史的漫長反思，並最終成為一種集體視野。主張改革的總理辛格有一段著名的講話，認為英國給印度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曆史漸漸遠去，我們現在可以以一種公正客觀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段曆史。作為印度總理的我，有必要對大家說一句，英國也給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響。英 國在印度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留下了法製觀念、憲政政府、自由的媒體、專業的市民服務、現代大學、研究機構和各種實驗室。”[4]

經濟學家梅格納德•德賽是中印比較學的專家，他甚至認為，“英語也是英國留給印度的一大財富，英語使印度能更加便利地進入全球市場”。[5]

事實上，正如大多數中國將中國的落後歸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樣，印度也有人將印度的衰落歸罪於西方尤其是英國的掠奪。對於如此重要的曆史問題， 印度現代史曾經進行了反複的討論，一個有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權威機構，認為英國的確使印度更加貧困了，他們的論據來自馬克思。

“印度曆史上曾經接二連三遭受過的內戰、侵擾、革命、征服、饑荒等等，無論有多麽慘烈、頻繁和具有摧毀性，但都沒有從本質上動搖過印度。唯有英國的侵略摧毀了印度的社會，擾亂了國家的結構。英國人打碎了印度的舊社會，卻沒有幫助其建立一個新社會，這導致了如今印度人民的苦難和境遇，也使印度人失去了 與他們古老傳統和曆史的聯係”。[6]
這樣的批判我們再熟悉不過了，不過印度人比我們幸運的是，他們還能聽到另外一種聲音：

“英國不一定就阻礙了印度的工業化，是工業革命而不是英國使成千上萬的手工織工失去了工作。重要的是，將印度變成一個一貧如洗的國家，並不符合英國的利益”。[7]

我們認為，這種對曆史的理性思考，正是印度人的偉大之所在。現在印度人普遍認為，當歐洲朝著工業革新的道路邁進，印度在技術革新方麵一片茫然，數世紀都沒有重大的進步。印度學者拉爾很堅決地認為，除了那些民族主義聖徒之外，我在中世紀的印度找不到自發的技術革新願望，盡管說印度的發展受到了英國殖民主義的壓製，但事實上正是英國的庇護，才使得印度成為第三世界的革新驅動之一。[8]

繞不開的“李約瑟之謎”

如果把拉爾的話置放在中國曆史背景下思考，應該是有意義的。不過這樣的觀點可能會遭到猛烈的批判，並有可能被視為大逆不道。

但是，拉爾從技術革新著眼研究印度問題，與著名的“李約瑟之謎”存在某種類似之處。李約瑟是久負盛名的漢學家，他的問題是：近代科學為什麽在西歐而不在中國產生？或者說第一次工業革命為什麽發生在西歐而不是產生於曾經在科技方麵領先世界的中國？

第一種解釋是中國技術進步的特征。中國很早就達到了較高的技術水平，但之後就少有進步了。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的滴漏鍾在當時非常先進，完全可以進 一步發揮為機械鍾，但結果卻是歐洲人搶得先機，並將這種技術壟斷了300多年。有人指出，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對技術沒有迫切要求，不願意承認西方科技 的先進性，隻把這些機器當成普通的玩具。火藥的用途正是如此，當西方人把火藥壓縮成球狀，形成極大破壞力的時候，中國僅僅把火藥做成了鞭炮。

第二種解釋認為當時中國本應該進一步發展技術時，卻突然止步了。顯著的例子是，中國製造了氣派的“大寶船”，並遠航，但目的卻不是為了貿易，而是為 了顯耀國威。這樣的“麵子工程”持續上演，最後造成了財政危機，因此政府不得不取消經費，終止船舶研究和航運研究，並禁止國人與國外進行任何貿易往來。如 此，貿易禁令和技術停滯互為因果，最終導致了國力的衰敗。

從文化方麵找原因，也是一個不錯的路徑。很多學者強調，中國的“儒學”排斥科學，強調內省、感悟以及主觀感受，這種文化哲學對科學的影響幾乎是災難性的，這正是中國現代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也是17世紀以後中國人強烈抵製西方科學精神的深層原因。

相比之下，最有影響力的分析來自於對中國社會結構和統治特點的懷疑。主要觀點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實行中央集權製。中央的權力越大，個人的主動性就越小。幾乎在幾千年時間內，中國王朝統治使得民眾不能發揮個人創造性，思想家的活動會被認為擾亂主流意識形態，科學家的活動會被認為破壞了祖宗律法，而商人的活動則被認為不利於政府的有效管治。法國人艾迪安•巴拉日發現了這一點，他寫道：

中國“不僅不允許違反和損害政府利益的事情發生，而且強製灌輸‘存在就是合理’的思想。墨守成規，傳統至上和不求進取的氛圍扼殺了革新創造，由於沒有自由環境，也沒有人提倡和支持主動精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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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到目前為止，“李約瑟之謎”提到的諸多解釋，我們今天找到解決的辦法了嗎？對此我保留謹慎的悲觀。一個不完全的市場體係必然要阻礙技術的交易和提升；一個致力於大政府建設，傾向於重商主義建設的時代，必然要為政府管理的高昂成本付出代價，而開放的、透明的市場年體係本來是可以節約 成本的；文化的盲目自尊、觀念上的假想敵思維仍然在進行，我們似乎永遠陷在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二元對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時代的主題；而一個 沒有言說自由、沒有遷徙自由、沒有居住自由、沒有選舉自由的國家，他的人民怎麽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間就擁有無限的思想創造力？

英國人盧斯顯然看到了這樣的問題，所以他在其著作《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10]中，花了不少的篇幅來敘述一個年僅10歲的印度小男孩滿 腦子的問題和他不倦的懷疑。這個可愛的印度男孩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時間，在火車上與盧斯進行智力遊戲，即便這樣的遊戲已經影響到了別人的睡眠，也不能停止。 此情此景，與中國無數的乖孩子們形成了極大的反差。我相信盧斯不舍晝夜地和小男孩交談，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讀者暗示，印度未來的希望，就在這 些對世界充滿了質問的孩子身上。他有可能是未來的泰戈爾，也有可能是下一個阿瑪蒂亞•森。而那些對自由思想加以鉗製的國家，它的人民，即使再過100年， 也是不會有大出息的。

[1]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印)帕薩•查特傑(Partha Chatterjee)著，田立年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
[2]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第69頁。
[3] 見《南方都市報》，2007年09月02日。
[4] 曼莫漢•辛格：2005年7月牛津大學學位授予儀式致辭。
[5] 《龍象之爭：中國、印度與世界新秩序》，第23頁。
[6] 卡爾•馬克思：《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發表於《紐約先驅論壇報》，1853年6月25日。
[7] 古爾恰蘭•達斯：《無限的印度：從獨立時期到全球化信息時代》，Profile Books 出版公司，第66-67頁。
[8] 《龍象之爭：中國、印度與世界新秩序》，第21頁。
[9] 艾蒂安•巴拉日：《中華文明及其官僚體製》，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22-23頁。
[10] 《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英)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著，張淑芳譯，中信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