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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為什麽主流經濟理論沒有成功 附演講原文
21世紀經濟報道 張夢潔 北京報道
他介紹說，依據世界銀行研究，從1950年到2008年，隻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去除這8個，隻有5個經濟體，即日本、亞洲四小龍。
“從這種成果來看，也就是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200多個經濟體當中至少有180個，經過70年的努力，實際上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林毅夫說，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來製定政策是成功的。
對此，他解釋說，在發展中經濟體向西方發達經濟體“取經”的過程中，意識到若要趕上後者，需要去發展發達國家那些資本、技術很密集很先進的產業，從而走上了用政府主導的方式而自己發展先進產業，也就是改用“進口替代戰略”，但推行的結果普遍是由簡單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造成危機不斷。
而反觀少數幾個真正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的亞洲經濟體，他們所推行的政策，卻是當時被主流政策框架認為是錯誤的思路。
即使在上世紀80、90年代也是類似，中國、越南，更早一點毛裏求斯，在轉型過程當中實現了穩定跟快速發展，這些國家當時推行的是漸進、雙軌的這種轉型。也是與主流經濟思路所相悖的。
為什麽按照主流理論沒有成功呢？林毅夫解釋說，因為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適性。而且，發達國家的理論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這種狀況下，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應用發達國家理論到底拿哪個理論應用，更何況你拿哪個理論應用都會碰到限製條件，條件不一樣理論也不一樣”。
不過，他認為，雖然從1950年到2008年，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隻有韓國、台灣這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然後繼續進入高收入。但中國很有可能到2020年的時候，成為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實錄（原文有刪減）：
我們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原來西方列強的殖民國家或者半殖民國家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他們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看到發達國家跟興起的政治獨立追求現代化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普遍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那麽先進、那麽發達一定有它背後的道理，也就是它有一套理論在那個地方。那麽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就是到發達國家去學這些理論，學了以後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應用，那就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可以講也就是“西天取經”的這種形態。
在這個過程當中，經濟是基礎。所以經濟學可以講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是選學最熱門的。那麽二次大戰到現在，7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看發展中國家這些努力的結果怎麽樣？從我們所看到的世界銀行的一個研究，在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隻有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然後繼續進入高收入，一個是韓國，一個是我們的台灣。那中國，就是大陸這部分，很有可能到2020年的時候，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
從1950年到2008年，隻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去除這8個，隻有5個經濟體，日本跟亞洲四小龍。從這種成果來看，也就是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200多個經濟體當中至少有180個，經過70年的努力，實際上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跟自己過去比還都有一些進步，但是我們知道發達國家每年人均GDP的增長平均是2%，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的增長不超過2%就沒有辦法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那這是實際的結果。
也就是說，這個成果是相當令人不滿意的，我個人研究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總結為這樣的規律，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來做政策成功的，我在講發展包括轉型。
少數幾個發展績效比較好，或者轉型績效比較好的經濟體，他們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經濟體大家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獨立追求現代化，而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新的子學科，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1970年代，當時主流發展經濟學的思想是結構主義，它的主要內容是什麽？它看到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那為什麽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高？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低？道理很簡單，勞動生產力水平的絕大差異，為什麽發達國家勞動生產力水平高啊？發達國家有現代化的技術很先進的產業，而發展中國家普遍的是傳統的農業或者是資源產業，這種產業的不同導致它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同。所以當時結構主義的看法，發展中國家如果要趕上發達國家，當然要去發展發達國家那些資本、技術很密集很先進的產業，這個邏輯好像很清楚。
但是發展中國家為什麽那些很先進的產業發展不起來？結構主義認為有市場失靈，所以用市場配置資源發展中國家不能發展先進的產業所以你是落後的，政策推論的話，那就是要用政府主導的方式去發展那些發達國家先進的產業，而先進產業的產品原來你是進口的，現在你要自己生產不進口，所以那樣的政策框架叫進口替代戰略。
這個理論思路很清楚，但問題是二次大戰以後，絕大多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政策導向都是在這樣一個認識和理論指導下，推行的結果普遍是由簡單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然後是危機不斷，然後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就遠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少數幾個經濟體表現比較好，就是亞洲的那幾個經濟體，他們當時推行的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推行的政策是什麽？不是直接去發展那些結構主義推薦的發達國家資本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他們都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的而且是很小型的產業開始，然後他們不是進口替代，他們是出口導向，他們發揮市場政府的作用，但是基本按照市場的原則。
這樣的政策框架在50年代、60年代被認為是錯誤的，被認為如果按照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發展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少數幾個真正縮小跟發達國家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的確是那些推行錯誤政策的國家和經濟體。
到了70年代末，這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就變了，就變成新自由主義了，當時認為發展中國家為什麽績效那麽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當時的看法是政府對市場有太多扭曲幹預，那這些幹預扭曲造成資源變少，任何的幹預都會創造租金，就有很多尋租腐敗，所以經濟發展績效當然不好，這個理論好像也很清楚。
因此，當時形成的政治框架就是華盛頓共識，發展中國家要改善你的經濟績效，那你就應該把這些幹預扭曲都消除掉，而且我們經濟學界經常有個笑話，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有六種答案，誰都不能說服誰。有一個經濟學家在九十年代初寫的一篇文章講，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轉型，社會主義的轉型，主流經濟學界一個共識，就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所講的休克療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但是我們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發現按照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推行的國家怎麽樣呢？普遍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他們平均經濟增長率比60年代、70年代結構主義的時候還低，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比60年代、70年代還高。所以有些經濟學家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
這個過程當中有少數幾個國家經濟體，在轉型過程當中實現了穩定跟快速發展，也就是中國、越南，更早一點毛裏求斯，他們推行的是漸進、雙軌的這種轉型，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認為這種漸進雙軌的轉型是最糟糕的製度安排，比原來計劃經濟還糟糕的製度安排，但是現在表現比較好的卻是推行漸進雙軌的。
為什麽這樣呢？為什麽按照主流理論沒有成功呢？而少數幾個成功的他們的政策推行的時候，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我想剛才詹姆斯·莫裏斯教授解釋的時候，理論的適用性，決定與這個模型是不是符合，用我們的話來講，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適性，如果條件不一樣，這個理論即使從內部看很說服人，但是跟現實不相幹，而且可能會起相反作用的。
發達國家的理論是在不斷變的，這種狀況下，我們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應用發達國家理論到底拿哪個理論應用，更何況你拿哪個理論應用都會碰到限製條件，條件不一樣理論也不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最大的困境是什麽？最大困境是很容易做批評家，為什麽？因為一般理論都是在理想條件之下的，沒有摩擦、沒有幹預、沒有信息成本的，這種狀況之下，一個發展中國家必然表現兩點，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有他的落後性，然後發展中國家一定有過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如果有落後性和扭曲性由理想條件之下的政策來看的話都有成本和後果，這種狀況下很容易批評說因為你沒有符合這些理想的、理論的要求，所以你有這些問題。而且講起來都會頭頭是道，站在道德製高點，但是問題是什麽？問題推行的結果普遍的是比原來的結果更糟。
這是一個困境，但是我想也是一個機會。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要解釋現象的重要性，什麽叫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現象，那麽很可能，我想到到2020年我們變成高收入國家，2030、2040年我們肯定是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到那時候我們中國經濟現象對世界影響越來越大，根據中國現在所提出的理論解釋，那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而且我覺得深入研究中國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解釋，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中國問題的本質跟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發生在我們國家的這些問題，還有它的現象、它的限製條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國家、轉型中的國家更接近，所以我們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也會更有借鑒價值。
（編輯：譚翊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