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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劉擎《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流行並不注定流於膚淺
最近，學者劉擎出版了新書《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在這本書中，劉擎開篇即亮出觀點，這本書是關於公共領域和公共問題的寫作。
引起劉擎寫作的一個現實背景是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所有公共問題都會引發爭議，而當代公共討論的問題又常常事關重大。而從個人角度來講，作為一位長期浸淫於政治哲學與思想史中、長於思辨的學者，他似乎也有義務在一種龐大的失序中並不因其複雜性陷入舉棋不定、語焉不詳的處境。學者劉擎受到漢密爾頓等公共領域寫作者的鼓舞，認為在每個人都可能淡忘節製與審慎的智識美德的焦灼時代，知識人應當有自省意識，並在無論麵對激烈挑釁與爭議時，都能平和地、積極地與大眾進行對話。
《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既然本著與大眾對話的態度，劉擎在開篇文章《我的非經典閱讀》中就亮出一條“免責聲明”，意在指出讀者大可不必因為劉擎教授的身份就太苛求文章的學術性。
這篇文章中劉擎寫道：“最初影響我職業生涯的兩本書，都不是經典名著”，其中一本是198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美國L.J.賓克萊的《理想的衝突——西方社會中變化著的價值觀念》，劉擎認為：“這部書在當時為我提供了一張有用的關於西方思想的知識地圖，讓我懂得現代社會的相對主義困境，人們信奉不同的多元價值，各自有其產生的曆史背景和理論依據，但彼此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緊張與衝突，難以在一個整體框架中被調和化解。”即便後來劉擎發現這本書不過是一本普通而且有點過時的教科書。
另一本影響了劉擎的書是《思想家——當代哲學的創造者們》，這是英國BBC廣播公司為知識大眾製作的哲學家訪談節目文本。
《理想的衝突——西方社會中變化著的價值觀念》這篇小文章的啟示性在於，當我們一再強調“入門須正，立誌須高”並希望從最經典的（有時也是最艱澀的）作品入門時，常常會讓自己還沒出發就折戟，而在更快節奏的、時間被更嚴重地擠壓的當下，讀者需要從自身出發去找到更適配於自己的閱讀水準、閱讀習慣的作品。
《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分上下兩輯，是劉擎寫作於不同時間、不同情境下的小文章整合，並沒有一條邏輯暗線將所有文章串聯起來。
書的上輯是對政治哲學思想家們經典著作進行導讀，每一篇聚焦一本書、及其引出的重要觀點；下輯針對的是當下政治哲學各種派係與新視角，如怎樣理解學術研究中的“中國範式”的提出、民族主義、後真相時代等等。文章篇幅都不長，有的內容倒也符合現在最被推崇的“公號體”文章的觀點先行、緊張湊泊，如《愛國何以成為一種美德》《思想工業與明星學者》等等。
雖然本著這樣一個親民的態度，但是《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中相當體量的文章並不好理解，比如對於自由主義的討論，劉擎在文章《沒有幻覺的個人自主性——查爾斯·泰勒〈本真性的倫理〉中譯本導讀》即論述了基於個人自主性的現代文化源自一種曆史性的深刻轉變，人們由此獲得了一種嶄新的自我理解，這帶來了空前膨脹的個人權利和自由。這是現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時也造成了嚴峻的困境，突出體現在現代社會價值標準的混亂、道德規範的失序以及人生意義的迷失。這是所謂“現代性之隱憂”的要害所在。
這種反思也延續到第二輯“視角與世界”中，這一輯的《被誤解與被濫用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及其不滿》都回應了自由主義的問題，尤其是討論了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
書中也有很多文章是想告訴大眾，政治哲學也沒有那麽複雜和疏遠，比如可以理解為是一篇影評的《〈革命之路〉中的愛欲與政治》中，劉擎就饒有趣味地論及具有高度相似結構的“兩性關係”與“政治生活”：兩者都始於某種人生理想，都會有製度性的“常規狀態”（婚姻和政體），也都內在地蘊含著革命的潛力——或出於對苦難不公的抗爭，或出於對平庸無聊的反叛——走向顛覆製度的“反常規狀態”（解體與變革）。並從柏拉圖、蘇格拉底、馬爾庫塞對於“愛欲”的討論來佐證觀點。
《革命之路》而關於那些總是隔三差五被拿出來討論一番的關於“娜拉出走之後”“公共知識分子是否還有效”“後真相時代究竟是怎樣的時代”等公共討論界的疑難雜症，劉擎也諄諄善誘，關於“第三條道路”，劉擎寫道：
也許，永遠存在著第三條道路：在平凡中眺望遠方的巴黎，反觀此刻的庸碌與乏味，在憤怒出離的衝動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與餐桌上的食品，並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後”的嚴峻問題。然而，第三條道路總是脆弱的，它要求審慎、耐心、智慧以及長程的視野。這在美學上毫無吸引力，既無風雅，也不夠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責在於，這不隻是美學趣味與心理氣質的問題，而是一個正當的政治問題。因為所有折中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話語，都可能成為“維持現狀”的借口托詞。
而關於“公共知識分子”與“思想領袖”之爭，劉擎認為，可以借用以賽亞·伯林的比喻說，公共知識分子是知道許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領袖是專注於一件大事的“刺蝟”。前者是批評家、悲觀的懷疑論者，而後者是創造者、樂觀的布道者。並認為，“對體製權威信任的衰落、社會政治的極化以及經濟不平等的迅速加劇，這三種要素形成了動蕩不安與高度不確定的社會氛圍與心態，也塑造了思想工業的供需結構。人們對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活躍方式產生了強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開闊而明確理念的思想領袖，而不是在學理上糾纏細枝末節的公共知識分子。”
劉擎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劉擎本身因為以教授的身份介入國內綜藝《奇葩說》而成為學術明星，在《思想工業與明星學者》這篇文章中，劉擎分析了德國哲學領域的深刻變化，但似乎也像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他提出疑問：“哲學的大眾化消費是否會失去思想的複雜性？德國哲學對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傳統是否會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學的這種新消費主義版本實際上隻是掩蓋其衰落的麵具，而並不是複興的標誌。如果它確實在走向衰落，那麽德國哲學已經簽訂了歌德所謂浮士德協議——以交付深刻來換取流行。”
劉擎以馬庫斯·加布裏埃爾的案例作為對上述疑問的回應：這位1980年出生的年輕學者，在29歲時成為德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哲學教授，目前在波恩大學就任認識論講席教授，已經發表了20部哲學著作，既有精深的研究專著，也有較為通俗的作品。在廣受讚譽的《為何世界不存在》一書中，他同時批判了科學的傲慢以及後現代的相對主義黑洞，而且寫作的文風遵循了維特根斯坦所確立的原則——“凡是能被言說之事，都能被清晰地言說”。這部著作獲得了國際暢銷的商業成功，同時也保持了思想的深刻與嚴謹。
劉擎也僅此堅定相信：“流行並不注定流於膚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