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我目睹了一個國家失控的全過程
焦翔,一個山東小夥,因主修阿拉伯語專業,27歲時,被人民日報派往中東。按原計劃,他的駐外理想生活是邊旅行,邊寫稿,不料剛到埃及,就碰上政壇大震動,“被迫”成了一名戰地記者,一做就是3年。
敘利亞戰時,不知所措的小朋友
在敘利亞,因要躲避狙擊手的視線,必須跑步快速通過
3年裏,他輾轉在炮火的最前線,每天與自殺式炸彈、恐怖襲擊擦身而過,他用相機拍下了變幻莫測的政治動蕩,也記錄下戰火中平民的日常。這些見聞在2021年集結成新書《堅守戰地1200天》出版。
在國際局勢動蕩不安的今天,一條連線對話焦翔,聽他講述這1200天的戰爭與和平。
講述 焦翔 編輯 陳星 責編 倪楚嬌
焦翔采訪士兵
2011年,我27歲,作為人民日報的駐外記者,開始了在中東的生活。
第一站是埃及開羅。我非常期待,因為正常來說,我們可以一邊旅行,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空閑的話還能逛逛博物館。
開羅也確實沒讓我失望,它給了我一個巨大的“驚喜”。
飛機落地的第二天,因為安全局勢失控,開羅機場關閉了。一大批中國人焦急等待在候機樓不肯走,盼著航班恢複,迫切地想回國。就在前一天,埃及爆發了一次激烈的抗議,民眾要求總統穆巴拉克引咎辭職。
當時在埃及的中國人有幾十萬,他們覺得埃及的局勢不明朗,著急回國。
埃及的城市裏沒有一個紅綠燈,路況非常擁堵
去駐地辦公室的路上,塵沙漫天飛,路上散落著垃圾,遠處的金字塔與城市連成一體。我有點發懵,內心也很有緊迫感,我該拍些什麽?怎麽拍?我想了一路……
我抵達的第二天,晚上就宵禁了。
上百萬人聚集到解放廣場,他們喊著口號,聲嘶力竭,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坦克組成的鋼鐵屏障,也任由人群穿過,濃煙一直籠罩在尼羅河上。
百姓聚集得越來越多,很快就失控了,披薩餅店、快餐店、商鋪的玻璃都被砸碎,隻有用木板釘死門簾的店戶免遭一劫。
解放廣場上一棟大樓被點燃了,玻璃和金屬因為高溫燃燒,帶著飛火流星從高空掉下來,很多平民都在發出尖叫。
真的可以拿“腥風血雨”來形容這個場麵。我從來沒想到,我會成為這種場麵的親曆者。我不斷跑上街頭,想要盡可能多地捕捉一些畫麵。
當時報社裏鼓勵做新媒體,我算是第一波配了攝影機的人。在解放廣場的大樓前,我做了第一次的出鏡拍攝。
一個月的時間裏,我全程目擊了埃及從開始示威遊行,到武裝部隊上街,到戰鬥機低空掠過城市,到趨於失控的整個過程。
接下來整個國家進入一種漫長的無政府狀態,社會每天都在試錯。
穆巴拉克下台當天,士兵和示威者便不再對峙了。
版麵編輯讓我把“示威者帳篷已清除”的主題拍攝出來。我覺得有點為難,帳篷都沒了,怎麽展示?
我又去了解放廣場,行走期間,一幅長約50米,由幾百人拉著的巨幅埃及國旗出現在我眼前。我衝到人群最前麵,舉著相機,所有人都對著我歡呼雀躍。我想,這就是最好的表達。
在開羅,我一共待了8個月。
之後的三年,巴以衝突,突尼斯發展停滯,利比亞社會解構,也門支離破碎,敘利亞炮火連天……整個阿拉伯地區就像在暴力的怪圈中迷失了一樣。我也跟著轉戰了很多地方。
戰爭狀態下,國家的整個運轉是無效的。
每天都在發生各種惡性事件。你會感覺到非常煎熬,沒有法律在保護你,唯一的保護就是你對別人的判斷,以及別人內心的道德和行為底線。
發生在敘利亞大馬士革的2·21大爆炸,方圓400米的車輛、樓房無一幸免
當平民談論起戰爭的時候,每個人的情緒都很激烈,一談起對敵對勢力的仇恨,就怒目三分,眼珠子都快鼓出來了,你能感覺到他們的措辭、聲調,因為沒有安全感,而變得不可控。
但普通民眾的生活還是要繼續,雖然草木皆兵,但他們依然努力維持著生活。
比如我在利比亞的時候,接觸過一個來自浙江的家庭。整個城市隻有他們還在做中餐,還在做外賣。
我當時點了一份炒米線和紅燒牛尾。我沒想到送外賣的時候來了三個人,一個看著像媽媽,應該就是飯店老板娘,帶著兩個十幾歲左右的孩子,她說:“我帶著他們倆是怕出意外,好有人相伴。你們注意安全,如果要走了,給我來個電話。”
雖然就是短短的一兩分鍾的交流,但在異鄉見到同胞,還是很溫暖的。
我還見證過一場煉獄中的婚禮,那是2012年,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老城。
整個城市都空了,很多人都逃走了。出門能不能活命,全靠運氣。每天掉進城裏的迫擊炮彈少則十幾枚,多則上百枚。
有一天晚上,突然停電了,我經過一個漆黑的巷子,發現裏麵是人擠人的狀態。走進才發現,這裏在舉辦一場婚禮。
在場的賓客有近百人,大家都穿著晚禮服,在擁擠的餐桌間跳舞。新郎和新娘在一周前,被落在停車場的一枚迫擊炮炸傷,身體還沒有恢複,也拖著受傷的身體在跳舞。
婚禮上播的是讚美祖國的歌曲,在祝福新婚夫婦的同時,他們也祈福敘利亞能在戰爭中挺過來。
過去,他們的婚禮都要去郊區辦,至少八百甚至上千人參加,不熱鬧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不會結束。現在這場婚禮隻能算是迷你版了,而且從安全的角度出發,必須在夜裏12點鍾左右結束。
婚禮上我跟一位叫盧比的姑娘聊天。她說她有一個未婚夫,因為躲避兵役,出逃黎巴嫩了,但她卻堅持留守敘利亞。戰爭陰雲下,生離死別麵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在大馬士革,我感覺“空襲”就像“下雨”一樣,成為了一種生活的氣候,人們活在死亡的遊戲中,大概隻有淡忘死亡才能找到一絲快樂。
“撤僑”這兩個字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都挺熟悉的,隻要國外有戰亂衝突,一定第一時間會安排撤僑。
2011年,我當時正在埃及。因為利比亞內亂,有大批民眾從利比亞湧向埃及,其中就包括了3萬6千名中國人。
我接到報道任務後,就坐車去利比亞和埃及的國界。
車子沿著山路一路開,不時就會看到一輛輛小皮卡經過,車頂上捆滿被褥與行李,應該就是逃難的難民。
路邊布滿鐵絲網,能看到聯合國各個機構的旗幟和成片的帳篷。驚魂未定的人們在張望,衣衫襤褸的男人還企圖攔下我們的車。
中國大使館的人比我們更早抵達邊境。在一個小旅館裏,給中國公民辦手續,那一批中國人大概有300人。
他們因為是勞務派遣,逃難時護照都不在身上,和黑戶沒什麽區別。使館人員與利比亞海關交涉,以確保他們能在“黑戶”的狀態下順利通關。
中國影響力在這時候體現出來了。中國公民沒有受到任何阻攔,但其他國家的難民,無法獲準入關。
中國租用的大巴停在邊境上,淩晨1點的時候,當工人們走出關口,看到中國國旗和車輛,很多人都泣不成聲了。
25輛大巴上,每個座位都擱著礦泉水和餅幹。淩晨2點,所有撤出人員都已上車就位,連夜駛向繁華的開羅。汽車開動時,所有中國人都自發地鼓掌。
抵達開羅,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他們被安排在了金字塔下的一座五星級酒店。第三天,他們坐上包機返回中國。
一個多月後,當所有中國人逃脫噩夢時,我再次驅車到口岸采訪,發現仍有1.2萬人滯留邊境。
許多來自非洲的難民,除了隨身衣物和被褥外一無所有,他們用被子在地上打地鋪,很多人在口岸已經等待了很多天。
有些人知道了我記者的身份後,開始跟我一字一句地訴說他們的經曆。
其中一個紮紅圍巾的男人,他原本在利比亞東部的城市班加西做服裝生意,為了躲避戰亂,一路向東來到埃及。許多人跟他一樣,身無分文來到口岸,哪裏也去不了,完全依仗國際組織和埃及政府的救助,已經在口岸呆了25天了。
另一個名叫阿裏的埃及難民,他一家老少費盡周折,走路、找私營的巴士、找公交車,花了比平時多四倍的時間,才到了口岸。
路上還有一大群膽大的人發國難財,一天開車幾次進出生死線運送人員,當然價格也高得離譜。當然,這錢是靠命換的,在戰亂的時候,最好用的就是錢。
現場提供醫療的醫生告訴我,醫生免費開的藥他們都不舍得吃,而是藏在身上換錢用。
我看著他們的遭遇,想到3萬名中國人可能已經與家人團聚了。當你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同胞們的一聲“祖國派我們過來”,都會讓心倍感踏實。
這三年的駐外經曆,對我來說很寶貴。我的生活就是在日常和轟轟烈烈中不停切換。
日常的時候,就跟普通人去一個新城市生活是一樣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重新開始。
每天上午接國內的約稿,然後是采訪、寫稿。工作完就進入一個自由的時間,可以找當地的朋友,吃飯聊天逛街。
轟轟烈烈的時候,就自然是在炮火裏。
每天轟炸空襲,睡覺也要保持警醒,不能睡得太沉。有一次在黎波裏的酒店,夜裏1點的時候,我被一陣接一陣的轟鳴聲驚醒了。
當時,落地窗在衝擊波的衝擊下,發出“咣咣”的響聲。我趕緊爬起來,躲到房門處。
我按照酒店的逃生線路圖,爬到樓頂,發現已經有記者帶著頭盔、穿著防彈衣,架好機器等待拍攝下一次轟炸了。這裏每天對著城區的轟炸有20-30次。
我回到房間,把房間的窗戶貼成像蜘蛛網一樣,以防玻璃碎裂的飛濺傷害。為了更加安全,我還放棄了床,睡在床和牆夾縫的地毯上,以床做屏障。
我很後怕的,是一次搶劫的經曆。那是在利比亞,當時我隻有一個人,一個男人走過來,把我的錢包和相機都搶走了。我跑步衝上去,想搶回來。他停下來,示意要掏手槍了。
當時我腦子裏根本想不到害怕,滿腦都是這幾天的所有照片。僵持當中,他用力一把將我推倒,大步流星地逃走了。
我臥在地上,才發現腿已經嚇得抖個不停,一時沒有力氣站起來了。後來在路人的幫助下,我才回到酒店。
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人的身體和精神會有些異樣的變化。比如睡覺會減少,精力異常旺盛,情緒波動增加,容易大笑大哭。
更不好的是身體的零部件會出現奇怪的問題,比如有一天我吃早餐,不小心咬到鋼叉,結果門牙被碰掉了一個角。
這些生活的細碎太多了,但都不重要。怎麽樣更好地完成我的報道,怎麽樣盡快把真相向國內讀者,向全世界的讀者去展示,這才是我認為最重要的。
堅守戰地1200天,我對世界有了新的領悟。在戰爭裏,我遇到過許多手無寸鐵、命運飄搖的人,我想我把他們報道出來,總能激發世人更多的悲憫之心,一同努力讓戰爭遠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