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把中國史放到世界史中，我們才能看清中國近代落後的特點。
唐宋元明清，很多人最向往的恐怕就是唐宋兩朝了，這也是古代中國朝代中最耀眼最燦爛的時代，但唐宋之後，我們在世界上其實就已經開始逐步落後西方。
隻是這一點直到清朝才逐漸顯現。
中華文明並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文明，以有文字和建築能證明國家的出現而論，蘇美爾和埃及都要比我們早上數千年。
但我們後發先至。
在西周時期，中國在人類曆史上就第一次建立起大一統的封建製度，該製度比歐洲要早了近1800年，這是我們領先歐洲的地方。
封建製之後，我們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郡縣製，同樣也比歐洲早了近2000年。
秦始皇統一六國，書同文車同軌，取消封建地，以郡縣劃分，這讓皇朝的權力高度集中，這比歐洲早了近2000年。
而歐洲直到中世紀後期，才開始了類似春秋時期構建的統一權力集中的過程。
但在此後的數千年時間裏，我們始終在郡縣製的框架下，從未走出去過。
近代的特點是什麽？是先有文藝複興，再有工業革命推動了技術和科學的思潮，但這些在郡縣製下，幾乎沒有發展的土壤。
文藝複興是改變人的思想，隻有思潮發生了重塑，才有可能推動科學和技術的浪潮，從而出現工業革命。
但很遺憾，我們最“百家爭鳴”的時代，反而是數千年前的春秋時代，而不是發生在近代。
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那一刻，我們的思想框架就已經定好了，幾千年來都在儒家的框架內活動、思考，如何跟得上近代世界的變化呢？
因此，如果非要追溯近代落後的根源，本質上其實追溯的是數千年來封建思想的餘毒。
這就好比我們看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們會發現，越到後麵，那些高深莫測的武功反而失傳了，例如九陰真經、降龍十八掌、九陰白骨爪、六脈神劍等等，這些武功在金庸最後寫到清朝小說《鹿鼎記》時，幾乎都失傳了。
當時我就在思考，為什麽前人的武學那麽厲害，後人就真的無法自創更厲害的武學嗎？
這個問題，我想本質上近代落後的根源是一樣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就相當於《三體》中的質子那樣，給我們套上了一個枷鎖，這導致我們在此後的數千年時間裏，不管如何創新，新的封建王朝不管如何努力改善，始終都圍繞在郡縣製的框架內，始終都圍繞在儒家的框架內。
郡縣製下的權力集中，和歐洲相比，有這麽幾個特點：
大一統郡縣製下，官僚係統極為發達，而歐洲封建製下，自治社會傳統一直沒有中斷
秦漢帝國通過“編戶齊民”，把一切社會組織打散，用郡縣製對全國進行了格式化；同時期的歐洲依然有著較大的自治傳統，因為歐洲封建自治，反而保留了一定的莊園、行會、教區，這讓後來的歐洲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
郡縣製下，帝王受到的約束很小，幾乎沒有；反觀歐洲，帝王會受到重重社會力量的約束。
郡縣製下，由於帝王的獨占性，帝王通常會對地方社會的動態發展表現出恐懼，甚至會對其他社會力量始終處於壓製防範狀態。
例如明初為防海盜騷擾，下令“片板不許下海”，清初遷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內遷30裏，這造成的經濟損失遠遠大於海盜的掠奪。
更重要的是，明清兩代的帝國製定策略，出發點總是“便於君”而不是“便於民”，因此經常會在全國範圍內遠距離大規模征調人力資源，被征調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時間甚至遠遠超過了服役的時間，大大加重了民眾負擔，秦朝的滅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如此，劉邦才會選擇“起義”。
郡縣製一方麵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帶來了長時間和大麵積的和平，另一方麵卻也限製了社會變化發展的空間，也壓製了地方的效率。
而歐洲因為一直沒有完成大一統，各民族地區之間出現強烈的競爭態勢，小國林立雖然動蕩不休，但另一方麵也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發揮。
這是不同體製下，所導致的社會思想麵貌不同，由此東西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清華大學光華學院李稻葵的研究發現，明代和工業革命前英國的財政規模就已經相差不大，但是明朝和英國的錢卻花在了不同的地方。
明朝的收入主要用於宮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費，對宮殿和陵寢的修建，以及巨大的軍費開支。
英國的收入則主要用於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轉移支付，這帶動了國內其他投資的上升。
也正因如此，在古代曆朝曆代中，有一個“周期性的崩潰”。
回顧曆史我們可以發現，盡管郡縣製可以較長時間的保持和平，在各個王朝最長的時間也不過維持兩百多年，幾代人而已。
在王朝更替時期，各地農民起義居多，造成了傷亡一點也不低於外部危機造成的傷亡。每次王朝更替，死亡人數都是一個天文數字。
由於對帝王缺乏有效約束性，官僚係統龐大權力難以製約，在唐宋元明清曆朝曆代，王朝每汲取到一分稅賦，下麵的官員可能會額外貪汙十分。
因此曆史上，每個王朝的中後期，總是出現汲取能力過度的問題。
由於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為社會共享，不能用來促進經濟成長，因此這種過度汲取總是表現為壓垮脆弱的小農經濟，在衝突下，沒有妥協性的渠道，要解決問題，隻能通過戰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農民起義這個現象，在全球範圍內，隻有東亞居多。
古代王朝周期性的崩潰，其實遵循著新建王朝、勤政節儉、貪汙奢靡、加大稅賦、不堪重負、農民起義，這麽一個過程。
過度汲取，錢不在民，這導致我們明清兩代離世界越來越遠，越來越落後。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路徑依賴。
從秦到清，一直都是圍繞這種模式去運作的，一直都是以儒家為遵守，這就導致了數千年的發展下來，逆轉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一個幾十歲的人，怎麽可能會在一夜之間改變他的生活習慣和為人處世的態度呢？
而日本之所以能夠快速轉型成功，這是因為日本的幕府製，和歐洲的“小國林立”相當類似。
當然，有一個說法是，清朝要向現代化轉型，應當比日本更快，畢竟隻要皇帝一句話，下麵的人必然照辦。
康有為也是這樣認為的。在他看來，清朝要想現代化轉型，肯定會比日本快得多，因此康有為說：“皇上大權獨攬，沒有日本幕府將軍專權，指揮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樣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遠過日本。”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
賴肖爾的解釋是，清朝的“如臂使指”恰恰是轉型的最大阻力：“清朝國土雖然遼闊，但帝王有力量粉碎一切非法的地方反應。在清朝隻有兩種可能性：要麽被帝王的反應，要麽是顛覆清朝的民眾運動。”
而日本由於權力分散，在外界挑戰麵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應，因此，做出正確應對的概率要遠大於清朝。
工業革命在歐洲的發展，是人類曆史的一個特殊現象，這一特殊現象的產生客觀來說依賴於小國林立的特殊條件，無獨有偶的是，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日本，也因為諸侯林立，可以在危機麵前做出多種選擇，從而使正確的選擇脫穎而出。
根據八國聯軍的記載曾寫道：
經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清朝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寫著“順民”......一塊木牌上寫著“好大老爺，不要開槍，我等順民。”
這讓我想起了薑文導演的電影《鬼子來了》中的經典台詞：大哥大嫂過年好，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
總的來說，我們近代落後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郡縣製的局限性，也有儒家禁錮思想的框架導致，更有每個王朝難以更改的後期腐敗奢靡，以及沒有用錢於民，沒有可持續發展等基本的概念，以及帝王自大的愚昧。
以郡縣製為基礎，盡管每個朝代都吸取了上個朝代的失敗，對其進行了一些改良，但這就像“按下葫蘆起了瓢”，這個問題解決了，總有另一個新問題出現。
漢朝建立，總結秦的失敗說：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
劉邦明智地立了太子，結果又來了太後幹政。漢武帝接受了這一教訓，立小兒子為太子後，就把小兒子的母親殺了，防止她以後專權幹政。
明清的問題其實也是一樣多。朱元璋開國後總結宋朝腐敗，立下最殘酷嚴厲的刑法來禁止貪汙，又設立東廠來製衡官員，結果東廠沒人製衡後麵又搞個西廠，結果到最後明朝十萬人當宦官，朝中風氣彌散，最後還是免不了滅亡。
清朝同樣如此，大興文字獄、剪辮子，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當性。
一個王朝的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機開機，開始總會運行得比較順暢，甚至還會出現盛世，然而幾代之後，就會腐敗混亂，從而出現農民起義，當王朝係統崩潰後，又不得不出現啟動。
這個遊戲我們樂此不彼地玩了2000年，但每個新王朝所反思的前王朝的教訓和經驗，又總會以另一個新的形式出現，卻從未人思考過改變這個思路。
因為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建立在維護自己的帝王之上的，也就必然會導致我們的近代落後。
所以我們留下了一套史書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亂悠悠；秦漢三國東西晉，南朝北朝是對頭，宋元明清帝王休。”
每一位皇帝都在思考怎樣保住皇位不讓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在不停尋找自己的漏洞，加以修補，這成了一個循環，也成了一個權力的遊戲。
當權力變成了遊戲，隻在意傳承的時候，怎麽能不落後呢？
近代的落後，是多方位的，是自上而下的。
end.
作者：羅sir，新青年的職場內參。關心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關注我，把知識磨碎了給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