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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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裏·薩克斯、吳曉求：在華盛頓，缺少一個像發改委這樣的規劃部門
中國和美國都需要進行創新發明，要找到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這種模式曆史書上沒有，教科書上沒有，需要我們另辟蹊徑。
吳曉求｜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金融學一級教授，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7）。主要社會學術職務：全國金融專業 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全國金融學教學指導委員 會（本科）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用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 教育發展戰略學會高等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等。在《中國社會科學》 《經濟研究》等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金融危機啟示錄》 《中國資本市場製度變革研究》《中國金融監管改革：現實動因與理論邏 輯》等多部著作。
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Sacks）｜
著名全球發展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哈佛大學國際 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原秘書長安南的高級顧問，“休克療法”之父。曾 連續兩年被《時代》雜誌評為“世界百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並被 《紐約時報》稱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
【文/傑弗裏·薩克斯、吳曉求】
一、中美在可持續發展上麵臨的挑戰
傑弗裏·薩克斯：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社會公正以及環境優美。這三個元素之間的平衡是最大的挑戰，是所有國家所共同麵臨的挑戰。中國和美國在發展過程當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有很多相似性。
中國在過去40多年中取得了長足的經濟發展，巨大的經濟成就帶來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經濟規模來說，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五年之前就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和美國一樣，中國現在也麵對著兩大重要挑戰。其中一個挑戰就是收入不平衡。有一些數據，比如基尼指數就反映了一點，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如何保證經濟的發展是公平的，能夠惠及全國所有人，這是有待應對的挑戰。
第二大挑戰是和環境相關的，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對環境造成了一定影響。
在美國，情況非常類似。美國算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但不平等現象也尤其突出。社會底層的人都飽受疾病之苦，生活得不到保障，麵臨巨大的社會壓力，甚至平均壽命都比較低。與此同時，美國又麵臨非常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
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所以，中美兩國在麵臨的挑戰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雙方可以實現互學互鑒，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個可以明顯借鑒的模式。我們必須要找到新的發展模式，找到新的發展理念，沒有辦法照搬某一個國家的經驗，沒有一個現成的方案可以套用。
所以，現在需要麵對的一個問題是一個什麽樣的經濟發展模式適合可持續發展。
簡而言之，我認為，中國和美國都需要進行創新發明，要找到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這種模式曆史書上沒有，教科書上沒有，需要我們另辟蹊徑。
中美都首先需要能源轉型。
第一，我們需要一種既有市場也有政府的經濟模式。一定程度上需要市場經濟作為驅動，但政府也要發揮自己的作用。中國已經是這樣一種模式了，所以，中國在這方麵有了一定的優勢，但也需要做出一些重大調整才能夠讓政府和市場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
第二，可持續發展要求很多的結構調整、結構轉型。實現能源結構的轉型最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現在所有的能源結構是以煤作為主導的，但這種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所以，中國必須要實現能源結構的重大轉型，而且速度要快、步幅要大，隻有這樣才能保證環境的健康和安全，真正應對氣候變化。
能源轉型要求減少煤、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使用，更多地使用新能源，包括水利、核能、太陽能、風能，以及其他 不會造成環境汙染的一次能源。但問題就在於如何實現這一點。
在美國，對煤炭的依賴程度沒有那麽高，但我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比較高，我們的空氣汙染沒有中國這麽嚴重，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不低。所以，我們兩國的經濟都需要重大的結構調整，實現真正的能源轉型。怎樣才能夠實現呢？在我看來，一定要政府和企業都發揮自己的作用，政府一定要搭台，比如規劃階段就要為能源轉型設立框架，與此同時，企業也一定要以創新的方式提供低成本的太陽能、風能等可持續能源作為基礎解決方案，也就是說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要各司其職。
中國的規劃非常有效，這點美國有劣勢。
我們需要進行長期的規劃才行。其實中國的規劃一直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大家也已經知道，中國正在製定“十四五” 規劃。但規劃製定隻是以5年作為周期的，而整個能源轉型 是可能涉及未來20-30年的長久大計。所以，我們在整個機製層麵需要考慮什麽樣的機製框架才能夠真正帶來結構性的轉型。
美國並沒有非常完善的全國層麵的規劃程序。在華盛頓，美國的聯邦政府並沒有一個像中國的發改委這樣的規劃部門。如果說華盛頓在做什麽規劃的話，肯定會有人提出質疑，會覺得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但我們需要調整美國人民的心態，告訴他們，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規劃。而美國人的一個劣勢、弱點就是，他們都有點理想主義，認為政府就不應該做任何的規劃。實際上沒有這種規劃的話，我們不可能為結構轉型做好準備。
吳曉求：
中國的改革是有目標、有計劃的漸進式改革。
新中國成立這70年中，前30年我們走的是計劃經濟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後的確有個如何建設這個國家的重要任務，我們當時對搞經濟建設不太有經驗，學習了蘇聯一整套做法。前30年我們實際上是探索。後40年，我們進行了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前30年也還是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包括一些重大工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國現代工業的初步基礎。不過，我們沒有遵循經濟的規律，30年了，人民的生活還沒得到應有的改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那麽說明經濟體製是有問題的。
小平同誌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首先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問題解決好。所以，如何解決溫飽問題成為當時那代領導人的最重要的任務。小平同誌領導我們進行了市場化的改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此前提下，一是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其核心就是如何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重視民營經濟的發展，實際就是在朝著市場化方向推進。這個方向始終是沒有變的。二是要堅持開放政策。中國的開放是漸進式的開放，中國的改革也是漸進式的改革。改革有兩條途徑：一是“休克療法”，就是傑弗裏·薩克斯教授所確立的，有它的意義；二是漸進式的改革。我們走的是漸進式改革的道路。開放也是改革。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秘訣之一。開放讓我們向發達國家學習，加快了發展。
傑弗裏·薩克斯：
可持續發展需要實現六大轉型。
我們在研究可持續發展這個問題過程中，指出六大轉型是必須要實現的。隻有實現了這六大轉型，我們的社會才能夠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剛才我已經提到了第一個，那就是實現能源的轉型。第二個需要實現的是土地使用方式的轉型，我們要更好地保護水體、土壤、森林和生物多樣性，大部分國家並沒有持續的土地使用戰略，至少現在沒有。中國正在製定這樣的戰略。但在過去40多年當中已經出現了非常嚴重的汙染，導致了大部分的河流、海岸和土壤都受到了汙染，汙染程度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比較高的，這對轉型是個重大的挑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美國來說也是這樣。
第三個轉型就是要發展高質量的教育。中國有非常堅實的教育體係和係統，有知名的大學，非常棒的研究員，還有更多在教育方麵的努力。所以，中國在全球教育當中是發展最快的。中國教育已經達到全球高質量的發展水平，可以和美國並肩，這是讓人非常高興的事情，因為這不僅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同時可以提供未來技術的解決方案。創新研發機構一方麵由市場主導，另一方麵由政府驅動。在我看來，一個創新的生態係統是由政府和私人部門共同主導的。
第四個轉型，是關於醫療衛生和全民健康方麵的。我們相信良好的醫療衛生條件很有必要，尤其是在老齡化社會。中國現在正在應對這個問題，就和美國一樣。中國有很多衛生部門和機構。提高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質量，是個挑戰。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不夠健康，走路不夠，運動不夠；同時，我們的飲食結構也愈發不健康。中國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大量的肥胖人群就是個提醒。很多中國孩子也有發胖的趨勢。為什麽會這樣？最主要的是缺少運動、沒有健康的飲食習慣。當1981年我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每個人都騎自行車，沒人開車，那時候的中國人看上去比較瘦，當然吃得也不太好。現在時代變了，自行車還是有，但不像以前有那麽多人騎了，現在中國人的飲食熱量也偏高。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被稱為自行車王國（資料圖）
第五個轉型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中國的城市化率非常高了，但問題是中國要建立什麽樣的城市呢？有一點毫無疑問，城市需要更多人性化的設計，讓城市變得更加宜居。城市設計是非常重要的，這不是由市場主導的活動，必須由人來完成，因為城市就是由人所規劃的網格設計。
第六個轉型就是數字化社會的形成。中國實際上已經是互聯網最普及的國家之一，中國也在告訴別的國家如何有效使用微信，如何通過手機來付款，一切都在電子化。我們開發的數字係統要在方便人們的生活的同時，還能夠保護隱私，提供更好的服務，也能增強人與人之間的聯係。
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技術和能力來確保每個人都可以獲得醫療、教育、清潔的空氣、可再生能源等資源。我們到現在為止還不能說已經實現了以上的這些目標。中國沒有完成，美國更是沒有完成。金錢主導的美國不關心可持續發展。
在美國，從一種完全資本化的經濟模式要進入可持續的經濟模式是非常難的，為什麽呢？因為這個國家處在受金錢主導的權力結構之中。賺錢是首要的任務，這樣一種考慮已經超過了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因此，在美國，我們也忽略了對環境的保護，也忽略了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同時，也忽略了經濟和平等之間的關係，因為美國的政治體係，至少現在還主要是由有錢人或有勢之人主導的，而不是平等民 主地由每個人所決定的，這對我們來說是政治層麵上的巨大挑戰。
特朗普政府可能是我們有過的、在曆史上最糟糕的一屆政府，因為他完全不在乎我剛才講到的這些信息，他考慮的是現有主導人士的利益，包括汙染者、製造者和有錢人。所以，這是來自於政府層麵的挑戰，至少我自己還在不斷地努力，希望未來能夠看到不一樣的政府。這也是政治層麵上的巨大挑戰，也是經濟結構上的挑戰。
現在出現了問題，我們如何找到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應該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經濟層麵上進行合作。所有的政府，包括美國政府，都應該促進這種增長、平等和環境三合一的協調發展，並確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盡管一些政府確立了聯合國建議的目標，不見得它們就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采取相應的行動。
吳曉求：
中美兩國未來共同麵臨五大問題。
第一，公平問題。中美兩國的基尼係數非常接近，美國為0.46，中國為0.474（2012年），兩國政府都應高度重視貧富差距問題。
第二，環境問題。中國的環境挑戰大於美國，因為中國的發展相對落後，中國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炭為主體的，煤炭對環 境的汙染是非常直接的。中國經濟雖然40 多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們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就是環境的嚴重破壞。我們未來要花很長的時間去補救。
第三，創新挑戰。可持續發展最核心的是創新能力，一 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決定了它的經濟可持續性。中國在過去40多年裏，高等教育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工程師，使我們在相對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工業化的過程。同時，中國也培養了一大批經濟學家，他們依照中國國情認真地參與設計了中國每一步的改革方案。當然，現在我們麵臨著更加艱難的挑戰，對中美兩國來說創新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育。
第四，健康問題。健康和環境有關係，尤其是食品安全問題。
第五，發展進度問題。201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首次突破90萬億元，美國2018年經濟總量超過20萬億美元，按照現行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大概隻是美國的66%-67%。 當然，近百年來我們人均GDP第一次接近1萬美元，這是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成就。
二、中美關係未來走向和美國的印太戰略
傑弗裏·薩克斯：
美國的老大心態讓中國成了“頭號替罪羊”。
原則上來說，我們現在麵對的挑戰是世界性的，各國應本著成功應對挑戰這個目標來合作，共同加速進步，真正地實現能源消費零碳排放。事實上，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提供支持的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現在美國正在對中國發動經濟方麵的攻勢。
在美國，政治領導者的心態就是，美國應該永遠都是全球老大，他們覺得這樣世界才是公平的。美國的政策製定者和公眾，看到中國快速崛起，還是比較驚奇的。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這麽迅速、技術這麽先進，美國人吃了一驚。
我認為這其實是件好事。這樣我們反而多了一個合作夥伴，可以和中國一起共同解決很多難題，比如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環境的問題、減貧的問題。很不幸的是，在美國大部分人的心態就是“媽呀，現在中國成了我們一大威脅了”，而且在媒體當中，甚至有人把中國描述成美國的敵人。但這主要是在心理層麵的問題，並不是地緣政治上真正存在的現實。很少有美國人是真正來過中國的，大部分美國人不了解中國，隻有少數精英真正和中國有過接觸。
人們往往都會在內心裏劃分陣營，非此即彼。這種心態其實是比較危險的，但它現在就存在。如果美中兩國關係出現敵對，有可能擦槍走火，甚至最終失控，就像冷戰階段美蘇之間的關係，幾乎就是水火不容，勢不兩立，持續了大概40年。
我們應該盡量避免美中關係走到這一步。
我希望，美中緊張勢態可以緩解的一個方式，就是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方麵發揮自己的領導力，成為明確的領導者，來解決世界的問題，幫助世界來應對一些重要挑戰。有一大領域，在我看來，是中國可以發揮領導力的，那就是“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一帶一路”，中國希望和亞洲、歐洲合作，來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加強互聯互通，這是個很好、很高尚的倡議，但實施過程中一定要得力，項目的設計和落地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一帶一路”倡議在落實過程當中應做好可持續發展的示範，比如應進行能源體製轉型，不要再大力發展煤電，不要再興建天然氣管道，而是要大力興建風電廠、水電廠、太陽能發電廠，發展清潔能源。中國會使用自己的先進技術來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少汙染，以更可持續的方式使用土地，獲得高質量的數字技術服務。如果這真正能夠實現的話，我相信將會讓全世界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崛起，不僅因為中國人努力、勤勞、智慧和節儉，而且因為中國也是正能量的傳播者。而且在我看來，中國的崛起確實有利於世界。
吳曉求：
中美關係應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基石。
我非常讚同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和判斷。我們推動的開放最重要的是對發達國家開放，因為我們要通過開放向發達國家學習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中國人善於學習，知道哪些東西對我們有利，學過來之後再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創新。
過去數十年，中國人虛心地向美國等發達國家學習，而且年輕一代很多都會選擇去美國留學。兩個國家有很友好的基礎，它們之間不構成任何敵對關係，友好的競爭是正常的，朋友之間也會競賽，但不要搞敵對性的競爭。
傑弗裏·薩克斯：
在中美貿易談判當中，人們高度關注兩個問題：一是美國的態度，認為中國是威脅，因為中國的規模太大、競爭能力太強，所以，美國想要維持住自己大國的地位，這是整體的戰略觀點。二是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和技術體係迥異，兩個迥異的係統如何能夠合作、共存。
有一個問題，兩國經濟結構確實是有差異的，對於企業應該遵循什麽樣的規則，國家的支持和援助應該是什麽、補貼是什麽，都存在不同認識。美國的觀點是，把這個問題留給市場，但美國其實也有很多關於工業的政策，可美國政府不會承認其實給了這些公司國家補貼。這種話語體係的不同讓整個談判無法預測。
至於說未來是個什麽樣的情況，我認為，如果中國能保持克製冷靜，我們可能避免關係崩潰。應該努力避免中美之間的冷戰，中國也應該和其他國家特別是和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加強溝通，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製度重要性，盡量能夠避免采取單邊行動，應該采取談判的做法來解決問題。
此外，我和我的同事都認為，因為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的目標，我們需要支持製定可持續發展的新規則，而不是所有的規則都是關於貿易和市場的。
第一，我認為中國應該保持克製；第二，中國應該和其他國家加強通力合作，繼續保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第三，中國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時能本著綠色發展的觀點；第四，我們也應該和其他國家共同來討論這些規則，並且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意來製定這些規則。
再說到印太戰略，這是我的觀點：首先，美國大部分人對印太戰略沒什麽概念。美國大眾對這個並不了解，因為和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麽關係。起主導作用的隻是美國少數精英階層，他們是在戰略層麵上做決定的少數人，並不代表大眾。但在這些戰略政策製定者當中，有些人希望美國在戰略和軍事方麵能處於主導地位，所以他們希望尋求新的聯盟，通過這種聯盟的方式能夠對中國形成鉗製，比方說讓印度站到美國一邊，讓韓國、日本成為美國的聯盟，對中國進行製衡，也就是把世界人為地劃分成美國陣營和中國陣營。實際上這種心態非常危險，正是這種心態才會導致戰爭，而且沒有必要把社會劃分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我個人反對這樣的思維。但確實是有一些國家安全顧問的世界觀就是零和遊戲：有人贏就必須有人輸，不可能是雙贏的。
我不希望中美雙方劃分陣營，一個由美國主導，一個由中國主導，這是非常危險的，結果可能會非常可怕。我們應該是有個開放的合作係統。我希望，中國能夠和日本、韓國保持良好的關係。日、韓出於對中國體量巨大的恐懼情緒，可能會覺得自己的安全必須要通過美國來保障。事實上，它們的安全應該通過合作體製來保障。如果中國和韓國、日本進行非常密切的合作，相信能夠為可持續發展提供解決方案。所以，我是希望各國之間加強溝通，而不是劃分陣營。
吳曉求：我非常欣賞薩克斯教授的一段解釋，如果美國社會都像您這樣主張，中美關係會變得非常好。處理國與國的關係，包括經貿關係，談判是基本的手段，不是製裁、不是恐嚇。本來人類社會追求的就是相互尊重，我們覺得對雙方都有益就做，都無益就不做，雙方可以談判。如果雙方起衝突，對雙方都有損害。
三、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吳曉求：
“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是製度陷阱，當製度沒有激勵功能的時候，經濟一定會倒退。中國要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製度設計。一定要設立一整套的激勵製度，不能再搞平均主義。搞平均主義，搞計劃經濟，走老路，我們一定會倒退。我們必須沿著市場化的方向繼續推進改革、不斷深化改革。
第二，技術創新。經濟發展隻靠人口規模是不行的，還要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無非就是製度創新和技術創新。
第三，要進一步開放，要在全球配置資源。開放包括經濟體係的開放，也包括金融體係的開放。
隻要我們恪守了這三點，中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沒有問題，這方麵我們還在探索，一定要保持信心。
傑弗裏·薩克斯：
其實我完全不擔心中國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有一個，創新體製是避開“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方式。而隻要中國能夠繼續保持活力，繼續推動技術創新，我相信中國肯定不會重複阿根廷和巴西的“中等收入陷阱”。因為在這兩個國家，普遍教育水平比較低，民眾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技術教育尤其缺乏。
而現在中國技術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國製造2025”的政策是非常好的一個政策，中國已經找到最重要的發展方向，包括交通、半導體、人工智能、精準醫療、精準農業，同時也會鼓勵私營部門將更多資源投入這些 領域。
接下來是高等教育、高質量教育，以及更好的創新體係，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再講一個理念，社會是需要尋求一種平衡的，它不僅是追求財富，也要平衡大家的幸福感和全民的福利，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想法，因為它代表著社會的最終目標，應該是更高的價值追求。這種良好的價值觀是能夠指導社會發展的。
我們現在極度接近危險的漩渦，因為賺錢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很容易讓人搞錯價值判斷，忘記了要保護環境，忘記了全民的共同利益，忘記了整個社會發展。這是另外一個陷阱，美國沒有在“中等收入陷阱”裏，美國在“富裕陷阱”裏，因為美國社會追求的目標就是“金錢”二字。這種思想指導下，我們就失去了社會的平衡感，無法保護我們的環境，無法救助低收入人群。
四、現代化、技術發展到了現在，是否進入了進步主義終結的年代？
傑弗裏·薩克斯：
有一點很明確，我們現在並沒有遭遇技術的瓶頸。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在提升，可以說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豐富的時代，技術的發展是豐富的，學習的知識是豐富的。在很多領域進步都是喜人的，我們也不應該認為機器能替代人做所有的工作是件壞事，如果機器能做很多人的工作，那留給我們放鬆、溝通的時間就更多了。讓機器幹活，我們坐下來喝喝茶、喝喝咖啡就好了。所以，未來我們追求更多的文化活動，實現自我追求，開發自己的興趣愛好，而不是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辛苦工作上麵。
我認為，我們未來會取得更大的進步。但縱觀人類的曆史，技術永遠都是一把雙刃劍，技術可以造福人類，但如果落入惡人之手也會產生惡果。所以，新的技術如果用於改善人們的生活是一種選擇，但如果作為屠殺的工具，則是另一種選擇。其實這種雙刃劍的影響在過去的幾百年當中一直都非常明顯。1840 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因為英國先有了蒸汽機，比較有意思的是，蒸汽機其實是中國人發明的，但幾百年都沒有進行商用。後來英國實現了蒸汽機的商用，然後又實現了軍用。當然，核能也可以作為民用，如果軍隊使用那就是摧毀性的。互聯網增加了互聯互通的程度，也增加了信息的分享，但也帶來了網絡戰爭。所以，我們要推動和平，要和技術齊頭發展，而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有了技術生活就會變得更好，我們必須為之付出努力。技術是沒有邊界的，可以帶來更多財富的積累，隻要我們做得好、用得對，我們的未來一定更加美好。
吳曉求：
技術的確是把雙刃劍，就人類生活來說，未來肯定比今天要更加富有，更加便捷，更加快樂，空氣會更好，環境會更美。我和薩克斯教授有同樣的觀點，技術當然可以造福人類的生活，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但技術 還有另一方麵，如果人類欲望得不到節製，技術也會帶來災難。
英國工業革命使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到現在的信息技術革命，以更快的方式改變著人類的生活。 最近幾個朋友跟我聊起“暢想未來300年”這個話題，說到300年後人是不會死的，可以把所有的基因植入芯片，你和 我又重新出現。我一看這違背了自然規律，如果到了300年以後人不會死，也不會再生，是很無聊的，天天見到的都是同樣的人，也很恐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會覺得有點憂慮，我還是希望過自然的生活。
本文節選自《對話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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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吳曉求、傑弗裏·薩克斯：中國與世界的70年——過去、現在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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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什麽勞動力拐點，不是什麽科技創新。
是收入差距！
當一個社會的新增財富被少數人攫取壟斷，就會出現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無法提高，而獲取國家新增財富的人數太少，無論怎麽消費也無法帶動整體經濟增長的現象。
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在拉美、東南亞出現的情況和“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名詞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