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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揚：“超經濟突破”與“西方成功學”，誰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真實邏輯？
文揚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導讀】 中國成功靠的是什麽？這不僅是中國人的疑問，也是世界的疑問。在為新著《超經濟突破：中國發展的真實邏輯》所作的序言中，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認為西方成功學的背後是帝國主義邏輯，並不能解釋中國的崛起，並且揭穿了西方成功學的弊端，也因此讓西方深感焦慮。
《超經濟突破：中國發展的真實邏輯》，文揚、蘇堤著，廣東經濟出版社2023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20世紀90年代，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西方來說是一個黃金年代。蘇東集團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標誌著西方在二戰後最大的一次地緣政治競爭中取得了曆史性勝利。根據西方的曆史觀，這也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三大主義之間百年競爭的終結，這個終結直接導致了當時在西方國家中方興未艾的“新自由主義革命”突然成為了一個席卷世界的浪潮。
麵對一個幾乎包括了全部非西方世界的巨大的新邊疆，一個不再有任何強大抵抗力量的世界，當年那個曾經令世界無可奈何的帝國主義換了一個金融和經濟的麵孔後卷土重來。借助這場革命掀起的新思潮、新政策和新市場，西方發達國家對全球財富的掠奪再一次狂飆突進，全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進一步拉大，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格局看起來將要永久固定下來了。世界仍然無可奈何。
百年前的帝國主義是赤裸裸暴力形式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做任何裝飾。到1913年，11個西方帝國控製了全球所有領土和人口的近五分之三以及全球經濟產出的四分之三以上，絕大多數的取得都是直接或間接通過戰爭實現的，即使有一些價值觀上的口號，但在現實中卻隻有血與火。正如一位曆史學家所說，法國大革命的理想主義號召——自由、平等、博愛，在實踐中卻表現為完全不同的東西——步兵、騎兵、炮兵。
但是20世紀末這一次以“新自由主義革命”形式展開的全球征服，情況完全不同了。人們被告知，帝國主義時代過去了，今天的世界處在一種被經濟全球化進程所推動的新秩序當中。
前美國總統老布什在1990年海灣戰爭期間向全世界宣布：美國將領導一個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NWO），“讓不同的國家為共同的事業團結在一起，以實現人類的普遍願望：和平與安全、自由和法治。”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進一步解釋道：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是……一係列政治和經濟原則的勝利，即民主和自由市場。最終，全世界都開始認識到，自由市場是未來的潮流——美國既是未來的守護者，也是未來的榜樣。
帝國主義變好了嗎？西方要做慈善家了嗎？毫無疑問，當時的美國很希望世界這樣相信——相信新的世界秩序必須由美國來領導，不是因為美國曾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是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相信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對所有國家都有利，不是因為美國將要從新秩序當中獲利，而是因為美國可以成為所有國家的榜樣。
西方成功學？
世界真的會相信嗎？如何讓全世界心悅誠服地接受西方的領導？這成了後冷戰時代西方的一個新的使命任務。如果說百年前的帝國主義是靠壓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統治，那麽今天這個新帝國主義準備要靠說服全世界接受西方的統治了。
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學術界在這個時期密集地出現了一類理論著作，主題專門圍繞著解釋說明為什麽西方國家富裕而其他國家貧窮、為什麽西方成為了世界的主宰者等問題。
199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戴維·蘭德斯出版了被讚譽為“新國富論”的《國富國窮》一書，成為這類書籍的一個代表作。
該書的核心思想是：西方國家的成功主要是通過自身的開放社會中的相互作用而實現的，作者斷言，這些開放社會聚焦於工作和知識，這導致了生產力的提高、新技術的創造以及對變革的追求，並通過將新的發明和技術應用在戰爭、運輸、能源利用和金屬加工方麵形成了競爭優勢。
該書旁征博引，信息量很大，但筆調輕浮，結論隨意。最重要的是，該書出版後成了全球的暢銷書，影響巨大。
為什麽是英國而不是某個別的國家完成了工業革命？答案是因為英國具有一係列其他國家沒有的“價值觀和體製”，在這位作者看來，英國很早開始就“具備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優越條件”，這“並非隻是指一個政府或政治實體，而是指一個自覺的、自知的、具有共同的認同和忠誠以及公民身份平等為特征的單位。這樣的國家能夠使社會目標與個人的欲望和積極性相調和，使集體的協同作用能增強行動的實績。其整體大於各個局部的總和。這樣一個國家的公民會較好地響應國家的鼓勵和倡議；反過來，國家也同積極的社會勢力一致，知道做什麽和怎樣做更好”。
關於為什麽印度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答案是印度社會缺乏“超出印度文化和學術經驗以外的想象力”，在發展工具方麵毫無作為，“沒有發展用機器生產的構想”。
為什麽在曆史上一直領先的中國後來“失敗”了呢？答案是“它自己早已滑入技術和科學的蟄伏狀態，隻靠往昔的成就慢慢行進，而且隨著才華屈從於身份地位，越走越慢”。
為什麽南美洲沒有成為像北美洲和歐洲這樣的富裕國家？答案是因為南美洲的“模擬伊比利亞社會”環境缺乏“北美式的技術、好奇心、首創精神以及公民利益”。
為什麽中東阿拉伯國家靠石油聚集了大量財富，但卻並不真的富強？答案是因為它自身文化傳統方麵的“病症”——“(1)它不能產生有知識和訓練有素的勞動力；(2)仍舊不信任或拒絕從西方敵國(基督教世界)傳播過來的新的技術與思想；(3)無論是留學在外的還是留在國內擁有萬貫家產的人，都沒把這種知識看作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標”。
為什麽二戰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並未走上發展經濟的正軌而且有些國家還全麵倒退？答案是因為“新獨立的前殖民國家對於他們所擁有的物質遺產的忽視和破壞能力簡直令人瞠目結舌……完全摧毀了殖民者所遺留的一切，同時又沒有學會何以代替之”。
富國和窮國各自的未來將會怎樣？答案是“富國、工業國可以保護自己，其辦法是保護科研領先地位，轉入新的、正在增長中的產業……（窮國）最有效的治貧療法隻能來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幫助，但它像意外之財一樣，也會有害處”。
考慮到此書出版時的特殊時代背景，以及出版之後的影響力，很難相信它隻是一本純學術作品。無論如何，在此書的論述中，帝國主義的身影消失不見了，精神、思想和文化上的對立再次卷土重來；而這一思想的傳播恰恰與當時的西方借“新自由主義革命”名義大力推進的新一輪帝國主義擴張如影隨形，也恰恰起到了說服非西方國家心甘情願接受西方全球統治的作用。
戴維·蘭德斯於2013年去世，繼承了他這項解釋工作的是比他年輕40歲的美國曆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一書中指出：讓源自歐亞大陸西部邊緣的少數人類在5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主宰了世界的，是六個“殺手級應用”——
1.競爭：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分散化，它為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創造了啟動平台；
2.科學：一種研究、理解並最終改變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除其他外）對其他國家具有重大的軍事優勢；
3.產權：作為保護私人業主並和平解決他們之間爭端的手段的法治，構成了最穩定的代議製政府形式的基礎；
4.醫學：科學的一個分支，使健康和預期壽命得到重大改善，首先是在西方社會，但也在其殖民地；
5.消費社會：一種物質生活模式，其中服裝和其他消費品的生產和購買起著核心的經濟作用，如果沒有這種模式，工業革命是不可持續的；
6.工作倫理：一種源自基督教新教的道德框架和活動模式（除其他來源外），它為應用1至5所創造的動態和潛在的不穩定社會提供了粘合劑。
從說服的角度看，尼爾·弗格森比戴維·蘭德斯走得更遠。兩人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引用了大量引入入勝的曆史材料，令普通讀者入迷，令知識分子折服，但是與此同時也都悄悄地完成了一項不易察覺的重要工作——將事情發生的結果和原因做了一個顛倒。在尼爾·弗格森的書裏，當競爭、科學、產權、醫學、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這些原本是野蠻的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所催生的結果的東西，被強行解釋為西方文明中獨有的“殺手級應用”時，真正的那個原因——“軍事革命”和侵略戰爭，也就完全不需要了。
這兩本書都是全球暢銷書，影響了很多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那些想要讓自己的國家盡快富強起來的知識分子和政策製定者們，他們是如此熱切地希望從這些論述西方如何富強的書籍中找到真經。當然，他們最終的結果必定是一無所獲，因為真正的道理必定不會包含在這些風行全球的大眾讀物中。
有個流行的說法，現代社會三大病症：性解放、消費狂、成功學。前兩者涉及人之大欲，總有一定的發生理由；而成功學的興起，不過是欺騙者和受騙者共同製造的一個泡沫，盡管也風行一時，但終歸是個假象。
事實上，從西方學術界裏生產出來的這類解釋說明西方之所以如此富裕、之所以可以稱為其他國家的榜樣、之所以必然要統治世界的學術著作，不過就是一種大號的成功學，與市場上五花八門販賣個人或企業“成功秘笈”的暢銷書沒有本質區別，其中有個最重要的共同點：“成功秘笈”由“成功者”本人親口說出來，那就一定不是真的，而且一定是繼續服務於“成功者”當前和未來個人私利的。
全世界的財富是個大蛋糕，雖然隨著全球經濟增長蛋糕在以一定的速度變大，但卻遠遠趕不上蛋糕分配不公平程度不斷惡化的速度。由於曆史上的原因，西方富國已經占有了一塊很大的份額，如何繼續擴大份額，至少守住現有份額不變，就成了西方作為一個整體的頭等大事和共同目標，西方各種形式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也無不服務於這一目標。
既然如此，它當然會有十足的動力通過宣揚一種“西方成功學”讓其他國家相信它的這塊份額是“應得的”，是理所當然乃至天經地義的。它決不會愚蠢到把它如何占有並長期保持其份額的真實曆史及真實手段告訴其他國家，並鼓勵其他國家學習和複製。
戴維·蘭德斯和尼爾·弗格森的著作代表了“西方成功學”中以欺騙為主的一種，也就是盡可能淡化西方曆史上的帝國主義這個根本動力，將當前的財富和地位歸因於東拚西湊的西方文化獨特性。
與之相對，還有另外一批西方學者，或者由於更嚴肅或更有良知，或者出於對撒謊和欺騙的抵製，他們一直致力把西方崛起過程中那些被有意或無意掩蓋的真實曆史再現出來。曆史並不如煙，資料到處都是，他們很容易就發現了大量血腥和黑暗的事實，於是一些新的概念被創造出來了，例如“戰爭資本主義”“奴隸資本主義”等，用來強調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若沒有“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這一最根本的能力，西方將什麽都沒有。
與尼爾·弗格森的《文明》一書大約同時，美國斯坦福大學考古學教授伊恩·莫裏斯出版了《西方將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書，該書保持了與大多數“西方成功學”書籍同樣的學術立場，即從“西方統治了世界”這一既成事實出發回溯到曆史中尋找其原因。
伊恩·莫裏斯著作《西方將主宰多久》
該書評論了戴維·蘭德斯的《國富國窮》和戴蒙德的《槍炮、鋼鐵和細菌：人類社會的命運》等書的觀點，但明智地放棄了對“奧秘”“絕招”“殺手級應用”等故弄玄虛的販賣，而是將西方文明置於考古學視野中的人類文明史長度上考察並確定了其地理、氣候、人種等方麵的特殊因素，據此形成了一種將所謂“長期注定理論”與“短期偶然理論”融合起來的解釋框架，即地理因素決定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發展又反過來影響了地理因素。對他來說，解釋西方成功的任務反而簡單了——既然決定了今日西方主宰地位的最主要因素早在數萬年前就已經存在了，那麽再過多強調近代以來的所謂西方特色也就沒必要了。於是他很直截了當地將西方崛起的主要原因重新歸結為戰爭因素。他在書中提到英國對中國的戰爭時寫道：
我們可以聽參加過鴉片戰爭的羅伯特·喬斯林勳爵（Lord Robert Jocelyn）說說，西方的統治是怎麽通過那場戰爭傳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個炎熱的星期天下午，他看著不列顛艦隊緩緩靠近定海，那裏有一道堅固的堡壘阻擋了他們進入長江入口處。“船隊對著小鎮舷炮齊射，”喬斯林寫道，“隨後，木料的碰撞聲、房屋的倒塌聲、人們的哭喊聲在岸邊回響。我方首先開火，持續了9分鍾……我們登陸時，海岸上已經生氣全無，隻剩下幾具屍體、弓箭、斷裂的長矛和槍支。”這裏就體現了西方統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歐洲艦隊和槍支可以突破任何東方國家的防禦。
實際上，在服務於“新世界秩序”的這一種“西方成功學”突然興起之前，西方統治世界的直接原因是戰爭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成為了定論。美國曆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競逐富強：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一書出版於1982年，書中詳盡描述了近1000年來歐洲如何在每一次社會轉型中都無一例外地發展出更致命的殺人武器和更劇烈的軍事活動，最終，“由於有了通常由普通商船負載的重炮，歐洲人能夠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在美洲和亞洲水域擴展其控製範圍”。
英國曆史學家傑弗裏·帕克的《軍事革命：軍事創新與西方崛起》一書出版於1988年，書中指出：西方的崛起，不是像宣傳的那樣是通過其思想、文化、價值觀或宗教等方麵的優越，而是依賴於下述事實：歐洲人與其海外對手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穩定地有利於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間成功地創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國的要訣，恰恰在於改善了發動戰爭的能力，它一直被稱為“軍事革命”。
將西方的成功歸因於“殺手級武器”而不是什麽“殺手級應用”，對於非西方世界來說，雖然直麵了赤裸裸的曆史真相，不再倒果為因地胡扯清教徒的工作倫理、個人自由的傳統、好奇心和科學精神，等等，但是如此一來，卻也失去了任何借鑒意義。毫無疑問，“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不過是自史前野蠻時代人類遊團狩獵活動繼承而來的一種能力，除了技術上的不斷改進，與任何精神和文化上的進步都沒有關係。
當然，對於非西方世界來說，這種坦白承認的解釋也是一種“西方成功學”，而且也可以學習借鑒，即所謂“以暴製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年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反帝反殖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就可以視為前殖民地國家對“西方成功學”的照搬。照搬的結果，雖然暫時還無法在軍事上打敗西方、將西方的土地和勞動力變成自己的財富之源，但至少趕走了西方帝國主義，守住了原本就屬於自己的土地和勞動力。
中國成功學？
對於這兩種形式的“西方成功學”在非西方國家中引起的反應，西方是心知肚明的。
在1990-1991年那個曆史轉折點，美國向全世界推出的以“民主和自由市場”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過是西方進一步主宰世界的方案之一。這種方案的核心是將“民主”當作在他國進行“政權更替”的手段，將“自由市場”當作在他國進行資源和利益獲取的手段，所以本質上就是一種改頭換麵的、用“軟實力”代替“硬實力”的新帝國主義。
這就意味著，西方向全世界大力兜售第一種“西方成功學”，配合以一整套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目的就是希望非西方國家都接受這種新帝國主義，都承認本國不具備成為發達國家的基本條件，特別是在精神、思想、觀念、製度、文化等“軟實力”方麵的諸多條件，最終隻好接受西方國家通過這些“獨有”的優勢所製定出的“基本規則”，成為以西方霸權為支柱的“國際秩序”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心甘情願接受西方的政治統治與經濟剝削。
如果各國不接受，或者新世界秩序在各國遭遇到抵製、“軟實力”新帝國主義推行不下去，那麽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方案，就是再重新回到“硬實力”的老帝國主義道路上去，對於擁有絕對軍事優勢並剛剛擊垮了最大競爭對手的西方集團來說，實施這個方案其實也沒有太大問題。就在1990—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雖然美國已經宣布要建立“和平與安全”的新世界秩序，但在仍然沉浸在帝國主義往事回味中的英國，戰爭狂熱再次風行。
英國一位著名的軍事曆史學家和記者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供職的《每日電訊報》上寫道：“英國人在200多年裏早已習慣了派遣遠征軍到海外，與非洲人、中國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作戰。戰爭被英國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正在進行的海灣戰爭“為英國人敲響了非常、非常熟悉的帝國鍾聲”。因此，英國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承擔起丘吉爾的使命，《星期日電訊報》的一位編輯則將英國即將開展的軍事遠征稱之為“後冷戰時代的新工作”。
這是西方以其“硬實力”為後盾的第二張嘴臉，在某種程度上，也以第二種“西方成功學”作為理論支撐。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若不願意接受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愚弄和欺騙，不肯心甘情願地接受西方強加的秩序與規則，那麽就要麵對第二種“西方成功學”中的硬道理，看看本國是否具備挑戰西方霸權的政治—軍事“硬實力”。其“硬實力”的強大程度不能僅僅隻構成挑戰，還必須能夠超越曆史上那些曾經慘敗的挑戰者，而且還要能夠在一個後西方時代運用一種超越西方的暴力手段統治未來世界，這當然就意味著一種比西方帝國更加先進的“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
對西方來說，這就是冷戰結束至今當代世界的基本現實，通過兩種在理論上相互支撐的“西方成功學”，西方強行把這個關於人類社會的“宏大敘事”固定了下來。接受不接受，這就是現實；接受不接受，這就是生活。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中國，如果中國不是在同樣的這段時間裏高速崛起，世界曆史很可能就如此這般地“終結”了，不是“終結”於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製度，而是“終結”於西方對世界的永久統治，包括西方越來越富、非西方越來越窮這樣一個全球財富分配格局。
但是，與西方的願望正好相反，中國高速崛起的真實故事，一舉戳穿了兩種“西方成功學”的神話。從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角度看，中國並沒有突然間就具有了那些被西方學者們總結出來的西方獨特性，中華社會與所謂清教徒工作倫理、個人自由傳統、資本主義精神、基於財產私有製的法律和政治體係都風馬牛不相及，甚至還被歸納出很多條之所以在科學上落後於歐洲的深層原因，從政治到文化。
但是，中國卻在很短的時間裏就開創出了一個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局麵，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超越了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取得了比西方的成功更大的成功。從第二種“西方成功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崛起完全沒有依靠對外戰爭和殖民，沒有經過任何“戰爭資本主義”階段或者“奴隸資本主義”階段，沒有暴力攫取海外土地和勞動力，恰恰相反，中國甚至距離最近一次的自衛反擊作戰也已經有40多年了。
對於西方來說這又意味著什麽呢？首先，中國的成功意味著，西方鼓吹的第一種“西方成功學”大部分是假的，西方基於“老師”的身份地位享有的目前的財富份額並不合理，非西方國家取得與西方同樣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並不一定要複製照搬與西方完全一樣的一套。
不僅如此，中國的成功還意味著，即使西方坦白承認了第二種“西方成功學”的內容，但中國的例外實際上證明了曆史上西方施加於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暴力是沒有必要的，因此西方基於“強盜”的實力地位占有目前的財富份額也是不正當的，非西方國家取得與西方同樣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並不一定要重走西方通過戰爭崛起的老路。
最後一點，也是對於西方來說最致命的——通過在實踐上對兩種“西方成功學”的基本否定，中國的成功，特別是文明複興意義上的成功，正在展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一種既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硬實力”也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軟實力”同樣也可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可行路徑。
可以說，西方對於中國的恐懼、仇恨和憤怒，其心理活動根源正在於此。簡言之，中國取得全麵的成功這一重大事實本身即宣告了西方統治世界的非法，也宣告了西方版世界曆史敘事的虛假。
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從最初階段的“現代化等於西方化”，到當前階段的“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由於中國的成功，目前已經逐漸展現出一個“去西方化的現代化”階段的前景了。這對西方來說意味著什麽是不言自明的。
根據瑞士信貸銀行發布的《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若從2000年起算，中國成年人的人均財富從4247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67771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4.9%，大大超過整個世界4.8%的平均年增長率。中國這個20年的增長水平對應於美國自1925年以來近80年的財富增長，如果中國在2025年達到預測的107萬億美元，這將與美國2017年的財富水平相近，這意味著中國在2020年至2025年之間會取得相當於美國13年時間的進步。
根據該機構的預測，到2025年，中國的人均財富將達到105400美元，超過“高財富”國家的100000美元標準線。在短短25年內完成了這一過渡，無論從中國的人口規模上看，還是從平均增長速度上看，都是曆史空前的。而毫無疑問，這些反映真實曆史和變化趨勢的數據和曲線，每天都在刺激著某些人的神經。
2022年以來，隨著西方的焦慮與日俱增，其應對措施也開始頻頻出台。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了對華政策演講，將中國定位為“頭號競爭對手”，因為“國際秩序的基礎正在受到嚴重和持久的挑戰”，而“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越來越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家”。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對華政策演講中，將中國定位為“頭號競爭對手”（圖源：BBC）
6月，北約通過了《2022北約戰略概念》，首次宣布中國為“戰略挑戰”。7月，美國通過了被認為“攸關美國國家安全”的“對華競爭法案”。此前，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為了敦促國會盡快通過該法案曾向媒體表示：“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到底是什麽東西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表麵上看，並沒有出現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任何一個領域馬上超過美國的可見現實，那麽到底是哪個方麵的變化使得美國越來越感到自己“沒有時間了”？
從以上的分析中即可得出結論：讓西方深感焦慮的，主要不是中國與西方集團的實力對比，而是中國的成功作為一種示範這個事實本身。正是這個非西方的示範與西方將自身作為一個示範這兩者之間的對比，每一天都在改變著整個世界對於過去、當下和未來的認知。
長期以來，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析和評價實際上一直是在“西方成功學”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的，因為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恰恰就是上麵所說的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根本上就是虛假的，並帶有特定的預設目的，所以在將這種理論應用於解釋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時，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果。
更確切地說，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學或稱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主要是作為一種服務於政治目的的工具性理論而流行於世，並不是真的科學理論，或者直白地說，就是一種偽理論。不要說中國經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經濟，也不可能按照這種經濟學的要求，將純粹經濟的活動從五花八門的人類社會活動中單獨抽離出來進行單方麵的觀察和研究。
對於這一點，約瑟夫·熊彼得在其1911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中就曾指出過：“社會進程實際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類之手人為地抽出了經濟的事實。把一個事實稱為經濟的事實這已經包含了一種抽象，這是從內心上模擬現實的技術條件迫使我們不得不做出的許多抽象中的頭一個。一個事實決不完全是或純粹是經濟的；總是存在著其他的——並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麵。”
自從自由市場經濟學大舉進入中國以來，太多的中外經濟學家在太多的問題上堅持用這種過度抽象的偽理論解釋和說明、分析和評價中國經濟，但總體上卻是脫離現實的，無論是解釋還是預測，總體上都是失敗的，於是這成了他們口中的所謂“中國經濟之謎”。其實中國經濟並沒有什麽不好理解之處，混亂完全出自經濟學家們自身的“經濟學理論之謎”，也就是一種偏執的、盲目的、毫不妥協的非要用偽理論解釋真現實的思維定式。在很長時間裏在中國近乎封神的那些“著名經濟學家”，其實不過是些陷於自身混亂不能自拔的偽學者。好在中國經濟發展自有其強大的內在邏輯，並沒有像很多國家那樣被學者們的偽理論引入歧途、落入陷阱。
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困難，至少要比生搬硬套西方主流經濟學偽理論時容易很多。隻要不抱有將現實當作“純粹是經濟的”並將其人為地抽象出來，將經濟活動與它原本就與之緊密相連的其它方麵一起進行綜合分析和評價，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脈絡和內在邏輯是可以清楚地被透視出來的。
這裏我們引入了“超經濟突破”這個概念，用於描述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在中國社會中的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突破的結果雖然可以通過一些經濟指標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實現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活動的結果，而是一種集合了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多種力量在內的綜合性的、戰略性的突破。
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在短短70多年時間裏實現了對大多數先發國家的趕超，成為了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多次全球性危機的衝擊下繼續保持經濟的韌性和彈性，穩步進入了新發展階段。這個驚人的事實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經濟奇跡”。事實上，每一個反映在經濟指標上的增長奇跡，都是中國70多年來持續完成的一係列“超經濟突破”的結果，而“超經濟突破”由於是通過多種手段在多個領域內同時實現的，屬於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選擇問題，因此更多地屬於一種事業，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無法在隻關注經濟問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範式之內建立理解。
具有政治事業性質的發展戰略選擇問題，因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而不同，很難歸納成統一範疇。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從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先進工業國的大型經濟體來說，這些從根本上帶動了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選擇，包括了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選擇、將共同富裕作為一種發展戰略的選擇、對利用資本和節製資本的平衡、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等一係列發展戰略的選擇。
總體發展戰略上的成功，也是中國在政治、社會、科技和文化各領域的成功，反映在中國經濟上，就是本書所說的“超經濟突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由於不能脫離“西方成功學”的狹隘框架，無法將本質上屬於“中國成功學”的“超經濟突破”納入其理論體係，所以才看不懂中國經濟真正的成功之道。
《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文摘
看目前中國的稅負重不重，主要看企業的稅負重不重。目前中國企業的全部稅收與利潤之比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經是最高的了，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加上中國企業向政府繳納的稅收之外的各種費，中國企業的總稅費負擔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同時，中國企業的總稅費重，還由於中國企業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資產匯報率低：1、單位勞動力成本增加很快，已經很高；2、真實融資成本很高；3、人民幣升值導致大量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下降。
深化經濟與政治體製改革，建立一個符合人類經濟社會化運行基本法則且能增進全社會人民福祉的現代國家製度，仍是當代和未來中國所必須麵對和解決的問題。
反思過去40年中國經濟告訴增長的內在機理和真實邏輯。
當代中國還在深化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半路上。我相信，隻有當代中國完成了自己的現代社會轉型，即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的規劃建立起了一個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國家，未來中國經濟才會有穩定的和可持續的長期增長，絕大多數國人的福祉才能不斷地增進。
除非有大規模的新科技創新發生，目前這場世界性經濟衰退可能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在西方國家麵臨長期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轉變過去出口導向的國家發展戰略，轉而采取以“減稅富民”為主軸的擴大內需的增長模式。
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主要是從技術創新的視角來解釋經濟波動和商業周期的。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繁榮和蕭條的周期性特征，而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其中起著至高無上的作用。
熊彼特假定，企業家的創新是一個獨立的內生因素，是造成現代市場經濟體係呈現出周期性波動的根本動因。在“創新”之前，經濟體係處於靜態均衡，企業的總支出等於總收入，沒有利息和利潤。但是，企業家為獲取超額利潤，不斷進行創新，建立“新的生產函數”，即進行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重新組合。當創新浪潮出現時，社會上對銀行信用以及對生產資料的需求會擴大，從而引起經濟高漲。而企業家的成批出現是繁榮的唯一原因。
然而，新產品的出現和競爭的加劇，也會使商品價格趨於下跌，企業的贏利機會減少。接著，銀行信用收縮。最後，經濟體係從繁榮轉入衰退，如此循環往複。當商業周期從景氣循環到穀底時，也是某些企業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而當一些新的企業家“創新”重新開始，會使得景氣提升，生產效率提高。由此熊彼特認為，每一次蕭條都包括者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反過來看，如果沒有新的技術創新和新的商業機會，市場也很難從蕭條中複蘇，或者複蘇過程將會很長。
在由企業家群體“創新”所推動的商業周期循環往複的過程中，現代經濟增長是沿著“創造性破壞”這一路徑演進的，即毀滅過去的工業和消費模式而轉向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事實上，西方國家實體經濟部門增長的動力早在20世紀末已經顯得乏力，但是，由於這些國家金融衍生品的不斷創新和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數人都沉醉在虛擬金融資產膨脹所造成的持續繁榮迷夢之中。
巴德《美國大蕭條》如果政府有違經濟運行的自然法則而過度地去計劃、安排、幹預、刺激經濟，即使在短期內會延緩經濟衰退，但是當倒置經濟衰退的因素越積越多的時候，危機一旦爆發，經濟將會跌得更深，破壞性也會更大，複蘇之路也會更長。
與其按照凱恩斯的理論采取擴大赤字財政和增發貨幣的宏觀政策去刺激或強行拉升“有效需求”，不如按照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去支持企業家進行科技創新，去尋求能唱起提高社會整體福祉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增長發動機。
由於20世紀末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經濟快速融入了世界貿易和產業分工體係，目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70%，出口依存度也超過40%，在此格局中，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與複蘇直接關聯到未來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如果美國和西方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和蕭條，中國經濟靠外貿出口來保持高速增長的模式很顯然將難以為繼。
在找到真正推動新一輪經濟複蘇和繁榮新動能的科技革命之前，美國和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一個較長時間的慢性經濟蕭條時期。為了減少受美國和西方其他發達國家經濟衰退和可能的長期蕭條對中國出口商品需求下降的明顯負麵影響，中國必須轉向著力擴大內需，以求逐漸轉變為依靠內需的增長模式。要做到這一點，決策層首先要考慮采取的發展戰略就是要“減稅富民”，讓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都能在國民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自己的收入基本上與GDP的增速同步增長。要改變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傾斜、財富越來越向國家轉移和集中的趨勢，並要徹底改變積累率遠遠高於消費率的現實格局，真正實現“讓利於民”和“藏富於民”。隻有這樣，才能預期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家逐步富裕的同時，讓全體國民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也隻有這樣才能夠徹底消除目前製約中國經濟發展所麵臨的內需不足的瓶頸問題。
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基本格局和世界經濟趨於衰頹的大環境中，要真正啟動內需，要確保中國宏觀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在采取“減稅富民”基本國策的前提下，就要在政府財政預算中，加大公共服務的投入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並大幅度地增加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科學研究以及文化建設等方麵的政府投入，從而大幅度地提高國內消費需求，再由國內消費需求的增加來拉動國內投資需求，從而轉入依靠內需來維係中國經濟長期和持續增長的良性軌道。
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係以及未來中國自身的工業、科技和市場的深化與發展，中國也自然會慢慢落入這種長周期的商業循環之中。因此，在目前與西方國家相比具有相對有利的地位，以及在資金和外匯儲備較充裕的條件下，中國要密切關注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動的新能源產業革命的進展及其成效，加大在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術方麵的投入，以期在未來的大國競爭中能夠居於人類科學發明和新技術創新的最前列。這樣，才能確保中華民族在未來世界的大國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和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續減弱的情況下，要提高企業家的信心指數，從而敢於投資和擴大生產規模，顯然不是件容易事。在目前的格局下，由於中國企業實際上已經稅負過重，合宜的政策選擇是：與其通過高稅收、高財政支出來拉動政府方麵的高投資——從而實際上是政府替企業花錢，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業各種稅負，把資金留給企業自己去花、去投資。尤其是考慮到目前很多中國企業——特別是許多民營中小企業——資金鏈短缺，經營困難，政府目前最適宜的政策選項，恐怕莫過於降低經營稅、企業所得稅以及其他各種稅負了。隻有企業稅負真正減輕了，企業有贏利的預期和“理性計算”了，看出了賺錢的商機，企業家的信心指數才會提升，企業才會擴大投資和改進技術，進行產品更新換代和企業技術升級，從而才能真正啟動企業投資擴張所引致的國內投資需求的增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無論政府在多大規模上采取赤字財政政策，也不管企業投資和擴張是否有新一輪的啟動；無論是從長期來講，還是從短期來看，如果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繼續疲軟，在國內生產能力大規模過剩而世界經濟又瀕臨衰退，從而中國產品出口增長將進一步下滑的情況下，任何啟動內需的政策都將會落空或收效甚微。換句話說，改變多年來國內居民和家庭消費持續疲軟的狀況，是拉動內需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終決定因素。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改變居民消費需求多年持續不振的格局？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還在於弄清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居民消費需求一直不振的現狀及其原因。
從國際比較和當代中國經濟的演變曆史兩方麵來看，目前我國消費率均太低，而固定資產投資率太高，積累與消費比例已經嚴重失衡。按照當年價格計算，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5.4%，資本形成率為42.9%，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率為42.8%。近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卻不斷下降。按照商務部最近的統計數字，2007年，中國最終消費率隻有36%左右，三年時間下降了19.4個百分點。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費率約77%（美國消費占GDP的份額為86%，德國為78%，日本為75%），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結果，2007年，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個百分點。更令人感到有些觸目驚心的是，目前的中國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比較也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低於過去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大躍進”之後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為什麽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費率——不斷降低？這裏大致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最近幾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超高速增長，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低於同期的政府財力增長。按照美國耶魯大學陳誌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裏，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其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近些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所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隻增加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才增加了1.2倍（見圖1）。近些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個百分點。在政府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近十幾年來每年增幅大都超過20%）、企業利潤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時，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結果自然是“國富民窮”。這是近些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從總體上來說，各階層和各地區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於我們現存的體製和製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場化過程中積累社會財富極其迅速，而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對而言比較緩慢，這就導致自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和社會財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斷拉大。按照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的一項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37倍，遠遠高於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的5.52倍和菲律賓的9.11倍。中國的社會財富占有和社會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會財富向直接掌握著權力以及與權力有關係的人們的手中快速積聚，就在我們的宏觀經濟格局乃至社會的基本安排上產生兩個明顯的後果：其一，由於富人過富和窮人太窮，就會出現“富人有錢無處花（消費），窮人有錢不敢花”的情形，從而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和長期經濟增長乏力——這正是拉美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情形。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家庭消費一直疲軟，這也應該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機會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加大低收入群體的不滿，從而加劇社會衝突。
第三，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數低收入家庭還是不敢消費，而是將有限的錢存儲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體製改革不到位，導致大多數低收入家庭有錢不敢花，而是存起來以備生病、失業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麵的開支以及其他不虞之需。從社保方麵來看，按照一些國際組織的最近數據，發達國家用在社會保障方麵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連續幾年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僅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盡管GDP猛漲，政府財政收入自1994年以來幾乎每年都雙倍於甚至三倍於GDP的增長，但在政府的財政支出中，直接維係民生的公共文化與公共衛生等財政投入卻落在世界各國的末尾。醫保、社保不到位，政府在教育方麵的投入也比較低，更影響了人們的消費和儲蓄傾向。
基於上述因素分析，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宏觀經濟格局中，要啟動內需，以確保中國經濟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有一個相對穩定和可持續的增長，關鍵就在於要根本調整我們的宏觀政策基本導向，並相應地改革我們的財稅體製和政治體製，解決以上製約國內最終消費不足的三個體製和政策導向上的深層次問題。隻有徹底扭轉了勞動者收入在國民經濟份額持續下降的趨勢，采取並真正貫徹了實實在在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望真正啟動內需。
如何啟動中國家庭的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
根據上述導致近幾年中國最終消費不斷下降的三個因素，在“切實富民”和啟動國內最終消費需求方麵，目前看來大致也有三個可能的政策選項：
第一，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勞動收入稅率和增加工資等多項政策選擇，較快地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盡快並迅速扭轉勞動收入占GDP份額下降的趨勢。第二，要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轉並切實改進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在快速和較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民收入的同時，要有意識地大幅度降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額，並通過推出一些財稅體製改革的具體措施，提高政府財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對各級政府財政收支的監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陽光財政，從而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渠道和可能。這將是改進中國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仍在不斷拉大之現狀的根本之策。
第三，盡快推出能使全社會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得到真正實惠的醫改方案，並投入巨資加強社保體製的建設。譬如，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支出和諸如“四萬億”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塊來用於醫改和社保方麵的支出。在目前財政狀況相對還比較寬裕的情況下，與其花巨額資金扶持生產能力已經大幅度過剩的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九大產業，與其把巨額資金投向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碼頭等已經相對寬餘的——如果說還沒達到過剩的程度的話——大型工程和設施的建設，不如把巨量資金投向醫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學、文化等公共服務部門，從而提高全國的醫療效率、教育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衛的服務水平和效率。
隻有這樣，居民家庭消費和國內需求才會被真正撬動，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是可持續的，才會走向一個財富增加拉動消費、消費增長拉動投資、企業投資擴張推動整個經濟增長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最後也必須指出，除了上述三個可考慮的宏觀政策選項外，深化金融體製建設與改革，使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規範和公正地運作，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發揮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穩定的增長，對拉動內需也有諸多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隻有社會絕大多數人覺得手中的財富不斷增加了，經濟才會走向一個良性的循環。因為，隻有當人們時時感到手中的金融資產和財富不斷增加，並對未來有較為確定的預期，他們才敢花錢，才敢消費。由此來看，盡管股市的穩定和繁榮乍看來與內需沒有直接關係，但在現代實體部門和金融部門千絲萬縷地聯結在一起，從而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貨幣資產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分不清的情況下，隻有股市的持續繁榮，才會有持續的消費增加和持續的投資增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繁榮應該是實體部門真實增長的先導和點火器。從這一視角來看，在實體部門經濟步步趨冷的格局中，決策層應該采取實實在在的措施，推動股市、期貨市場發展以及債券發行規模，並積極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從而通過金融體係的建設和發展來提高人們的信心，切實增加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財富。這樣做了，會進一步促進人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欲望，從而提高人們的信心，促使整個經濟盡快複蘇。
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時，提出了一個觀點：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現象時，除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因素之外，一個伴隨的解釋變量是中國一大批企業家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崛起和不斷創新。具體到改革開放後的當代中國來說，自改革開放以來，湧現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和農民企業家，外資也大量湧入，帶來了新技術和組織創新。國有企業管理者、高級經理人盡管受製於現存的體製，但他們也在不斷努力創新自己的“商業王國”，做大做強自己管理的大企業。中國人的經商精神，不亞於任何一個民族。我們華人做生意，既精明，又節儉，非常符合馬克斯·韋伯所講的企業家精神。因此，可以認為，在引入市場經濟之後，一大批企業家的出現和民營企業的崛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
從中國曆史來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製政治製度，以及曆代王朝所屢屢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嚴重束縛和壓抑了國人的經商精神。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是數千年的皇權專製壓製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傳統中國社會停留在農耕生產方式的自然經濟上。而一旦製度束縛不在，一旦政府允許並鼓勵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旦引入市場資源配置體製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就會崛起，經濟增長的巨大潛能就被“釋放”出來了。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是例子，改革後中國經濟的快速起飛也是例子。由此我們也可以預期，在經濟已經市場化的當今中國，隻要中國企業家的創新精神還在，隻要我們中國人發展經濟、追求財富的動力還在，如果能有現代民主與法治製度，對市場交易的產權保護更加完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將會繼續一個時期。換句話說，如果說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是我們吃了“市場化改革”紅利的話，那麽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看來就要主要靠吃“製度化改革”即民主法治建設的紅利了。由此也可以判斷，中國經濟正在開始麵臨的“大轉型”，正在倒逼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
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國進民退”不是指國有企業的數量增加，而是指當今中國社會中正在發生的這樣一些現象：一方麵，國有企業的資本在迅速擴張，甚至包括通過國有大企業上市的方式來大規模地擴張國有企業的資本總值；另一方麵，政府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在迅猛增加，政府掌控的財力在大規模地增加。“國進民退”的本質並不是國有企業的問題，而是政府通過自己掌握的越來越多的國民財富來增強其統禦經濟的能力問題。再者，由於國有企業對於上遊資源的壟斷，“逼退”了下遊的民營企業，使後者不得不依附於前者及由前者所衍生的尋租市場而生存。
正是基於這一判斷，我在不久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權力製衡是中國未來經濟與社會改革的關鍵。政府權力不受製衡，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在拚命增長，國企經營官僚化、非市場化，是一條自我演化且不斷自我強化的不歸之路。這就要求我們盡早啟動政治體製改革，通過建設現代民主政治來製衡政府的征稅權以及財政支出的用途。這也就是這些年我們所反複講的，希望能通過預算民主來啟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思路。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曆次經濟危機的經驗均告訴人們，世界性的經濟衰退，首先出問題的總是金融係統，開始是股市大跌，隨之銀行倒閉，並最終波及實體經濟。在經曆過一個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後，中國實體部門的增速逐漸放緩或下滑是自然的，甚至可以認為是必然的，也並不可怕，但一旦整個經濟的隱患都聚集和累積到金融體係中，導致金融和銀行體係出了問題，就像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暴一樣，那可就要出大事了。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麵，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就不是短時期的問題了。
概言之，既然整個經濟增速下行是避免不了的，那我們就要有心理準備，並有些“理性的預期”，使我們國家和企業的發展戰略能夠對這正在到來的“大轉型”做到合宜應對，而不應再期望和企劃通過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基建項目投資來逆這一大趨勢、維係短期的高速增長。這樣才能在未來盡量避免出現大的金融和經濟體係的突然斷裂。有了這一認識，我們就不會老是受一些短期波動的經濟數據所迷惑了，就不會再為難為之事、費不可為之力了。真正要為和當為的，倒是漸進性地啟動政治體製改革，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繁榮和發展構建良序的製度基礎與條件。
在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第二卷第30章中，凱恩斯強調說：“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之前，他還深刻地指出：“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馳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凱恩斯的一個偉大發現。現在，從各種渠道得到的數據都表明，中國各類企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用凱恩斯經濟學的話來說，當今中國經濟“資本邊際效率”正在下滑。這是顯示中國經濟增長開始動力不足最根本的風向標。
這幾年，中國大規模地投資興建“鐵、公、基”項目，成為中國經濟能夠維持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資高峰在未來幾年即將過去，之後將留給地方政府巨大的債務。近期一係列逆勢投資必須在依靠銀行貸款來啟動和完成。最近全國人大修訂預算法時關掉了地方政府自主發債的可能渠道，這無疑會將地方政府逼向依靠銀行貸款來維持本地經濟增長的狹窄通道。地方政府靠銀行貸款來建設基礎設施、開發區和發展經濟，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來看是難以為繼的。
各地大規模的投資必將帶來沉重的債務，而這些負債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和銀行貸款來承載。隨著土地出讓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將借新債還舊債，再發新債來謀發展。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擔心金額高達十幾萬億元的地方政府負債，但其實企業的銀行貸款負債更是一個大問題。到2011年末，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餘額已經高達58.2萬億元，其中全國房貸隻有2.2萬億元，汽車和消費信貸的占比也很小。這樣算下來，可能超過55萬億元都是政府和企業貸款，其中僅中小企業貸款餘額就高達21.8萬億元。目前，各行各業的利潤率都在下降，資本的回報率在下降，大量企業不賺錢，甚至開始虧損。最近披露的江西最大的民企賽維LDK公司負債300多億元，無錫的尚德集團也有巨額負債，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當下中國，有多少這樣負債累累、資不抵債的企業？倘若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不再盈利，甚至虧損了，大家紛紛摒棄實業了，此時僅依靠政府投資來強行“保8”和維係高增長率，我們的經濟還能走多遠？幾年後不會出大問題？
對我們來說，現在最擔心的並不是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緩慢和逐漸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銀行體係突然失靈所導致的大蕭條。縱觀1929—1933年的大蕭條和2006—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退，起先都不是實體部門出問題，而是金融和銀行係統先出問題，然後再傳導到實體部門。大都是股市暴跌在先，然後是銀行倒閉、失業率攀升，逐漸過渡到實體部門，最後實體部門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形成大蕭條。一句話，我們的政府決策層、經濟學家、企業家、財經媒體如果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順應經濟運行的自然和內在法則，像三一重工那樣合宜應對，該擴張的繼續擴張，該收縮的及時收縮，或許未來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會更好。
現在中國幾乎所有行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都在下降，企業盈利困難重重，這種情況下再放鬆貨幣供給，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麵，企業沒有訂單，利息再低，它們也不願意貸款；另一方麵，如果銀行看到企業不賺錢了，會出於自己的利益計算和風險考量而惜貸。更嚴重的是，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累累，亟需貸款，是一個個再貸多少也填不滿的“無底洞”，再加上越是快要倒閉和清算的企業，越緊缺資金越要貸款。在此情況下，放鬆信貸——尤其是降息——是再錯不過的宏觀政策了！因為放鬆信貸會把資金再次錯配到地方政府和瀕臨清算的企業那裏去，隻會給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埋下更大的隱患，把中國經濟推向類似於美國“次貸危機”一樣的大蕭條。
因此，在目前的宏觀形勢下，政府決策層真正想尋求有效和合宜的宏觀政策，要啟動內需，可能已經不是貨幣政策了，而是財政政策，即總量減稅。隻有總量減稅，企業稅負降低了，在國際上恢複競爭力了，訂單多起來，中國經濟才有望繼續前行。
目前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和國際競爭力都在下降，關鍵是企業的稅負太重。政府減稅了，成本降低了，企業有競爭力了，有盈利預期了，企業才願意貸款，才會增加投資。在經濟學中有一個“拉弗曲線”，它表明政府征稅有一個合理的極限：在稅率很低的情況下提高稅率，政府的財政收入會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稅率再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會減少。因為到了某個極限時，企業的經營成本將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使得稅基減小，一些企業開始關門，甚至倒閉，這樣一來，政府的財政收入反而開始減少。
因此，在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的今天，我們需要減稅富民，即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尤其要對民營中小企業減稅，對外貿出口企業減負，我們的企業才有國際競爭力，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啟動內需，推動未來中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必須改變依靠政府花錢、依靠政府對公共設施投資和大型國企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和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才不會在未來出大問題。
要看到，在經濟出現困難時，不管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有多大，首先考慮的不是政府花錢，而是要救企業，給企業減稅負，使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恢複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可能沒有比減稅更有效的措施了。此外，隻有減稅，等企業恢複了，經營好了起來，政府的財政收入才能增加。這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在現代信用貨幣體係中，貨幣的增加並不在於央行主動發貨幣，而主要在於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存款數字積累在銀行中，就主要構成了廣義貨幣。從這個角度理解M2，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經濟體中的廣義貨幣，說到底隻不過是由所有個人、家庭、企業、機構和政府等在所有銀行的存款數字所構成的而已。
如果控製不了商業銀行貸款，在經濟擴張時期，一個人或商家的貸款就會變成他人或其他商家的存款，因而也就控製不了廣義貨幣。過去幾年，尤其是2009年以來中國廣義貨幣的快速增加，並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發貨幣，而是商業銀行貸款急劇膨脹的結果，而外匯占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已經變成一個次要的因素了。根據這一認識，可以用稍微專業點的術語來說：過去幾年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主要是資本資產頭寸增加的結果；房價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商的銷售收入和利潤，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至政府財政存款的急劇增加，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貢獻因素。
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占全部GDP的份額大致為70%，墨西哥的占比約為60%，印度也已達到50%左右，而中國的服務業僅占GDP的42%。2011年美國的GDP總量略超過15萬億美元，按目前匯率折算，中國的GDP總量大約為7.5萬億美元，為美國的一半。但中國的汽車、鋼鐵、水泥、煤炭等產量遠高於美國，與美國相比主要差距就在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上。這說明中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國家未來經濟的增長，應該轉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目前美國的服務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金融服務業，經過多年的不斷擴張，與自身法律製度建設緊密相連。一個良序的法律製度體係有助於確保交易合約的實施，帶動整個服務業的發展。2007年，中國的證券化率最高為151.5%，即1元GDP對應1.52元左右的股票和有價證券。2009年以來三年多的時間裏，滬深股市通過IPO、增發和配股募集到的資金達2萬多億元，但中國的證券化率卻在萎縮，目前還不到70%，下降了一半還多。
股市低迷，自然意味著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在萎縮；股市繁榮，中國的證券化率就會提高，進而帶動GDP的增長。這個道理，我們的決策層似乎還沒有意識到。根據我的好友陳誌武教授開展的一項研究，早在1880年，美國的金融票據總值與GDP之比就超過200%，到2005年，已經達到1美元GDP對應近10美元金融票據了。2008年下半年金融風暴之後，美國的金融證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這個比率也不低於800%。雖然美國許多製造業的產量和產值都沒有中國的大，但GDP卻仍然是中國的兩倍，主要原因就在於此。由此來看，我們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隻是其中一個方麵，更重要的是要從依靠投資和基建來驅動經濟增長，慢慢轉向發展服務業，進而提高服務業占GDP比重的經濟增長方式。發展服務業，還應該與富民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尤其要提高中國居民家庭的資產收益。自然而然，居民消費占GDP的份額也會增加。隻有這樣，中國經濟才有望在未來走向較穩定的長期發展軌道。
但是，發展服務業必須具備完備的法律製度保障。如果法製建設、依法治國還隻是一個遙遠的理想，那麽服務業又怎麽能得到較快的發展？隻有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建立現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權力得到合理有效的製衡，才有望改變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的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才有可能大幅增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如果說1978年到現在三輪經濟增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主要是靠我們享受“市場化改革的紅利”和“對外開放的紅利”所推動的話，那麽未來中國金融服務業長足增長，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就需要依靠“製度化改革的紅利”來推動了。但是，一個體製一旦形成，其自我維係的力量會很強大，反過來說改革的阻力也很強大，這才是當今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麵臨的真正難題。
凱恩斯：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指出這一點，凱恩斯還覺得不夠，又補充道：“本書的重要論點是，國家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馳的時候。”
凱恩斯的上述判斷，是一個極其偉大和深刻的理論發現。他這一段話的核心思想是，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退，與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或言平均利潤率的高低密切相關，或者反過來說，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是一國繁榮興衰的重要經濟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