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當年輕人回到老家:困在人情遊戲裏的張家姐妹
張冬蘭在為人情發愁。
2023年9月29日，第一波返鄉的人們陸續到家。黑色的轎車駛入院子，李國柱一家人回家了。
停車時，車輪碾到了院邊曬著的一捆黃色毛豆，聲音驚動了張冬蘭。她從廚房出來，看到李國柱站在院子裏說話。李國柱是張冬蘭丈夫的大哥，平時在深圳做生意，屬於張冬蘭丈夫這邊最活躍的親戚。這次李國柱是帶著一家人回來的。張東蘭看到出生剛滿一周歲的侄孫子躺在侄媳婦的懷裏大哭，侄子們正從車廂搬下行李。她招呼兒子去幫忙，自己轉回樓上，從臥室抽屜裏翻出紅包袋，塞進數好的鈔票。
人情紅包需要現金
30張百元鈔票整齊地疊放在抽屜裏。放假前，張冬蘭從農村信用社取出了這筆錢。回家路上，她遇見熟人，人家問她幹什麽去了，她把手塞進口袋，一甩肩膀，說：“唔，拿做人情的錢唄。”
李國柱善於交際，他樂意請大家吃飯。“大家”包括他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的3個家庭。這次國慶，李國柱回村，除了過節外，也打算做給孫子李果做“周敬”，就是辦席慶祝李果周歲。
張冬蘭管“周敬”稱作人情往來。人情的核心是紅包。在飯桌上，每家大人都要給李果一個紅包。每個紅包裝著200元，因為張冬蘭的兒子已經成年、單獨為家，所以兒子一家也得給李果一個紅包。
兒子手頭緊，張冬蘭代他出錢，30張鈔票變成26張。
在張冬蘭所在的福建省龍岩市張坊村，“人情”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詞。
傾斜的秤
在李國柱家吃過晚飯，大家圍著李果噓寒問暖了一番，都給了紅包。
做過人情，人們三三兩兩地散開，坐在院子中央看月亮。借著月色，張冬蘭看到一個影子由濃到淡地在院子門口出現。張冬蘭搬著凳子走向門口，才看清來的人是她的妹妹張春蘭。
“做人情呢？”張春蘭衝張冬蘭張了張鼻孔，示意自己聞見了酒味。她的眼神指向坐著的李國柱。
張冬蘭順著妹妹眼神看過去，臉頰上的褶皺一伸一縮地說：“又請我們吃飯唄！”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兒，張春蘭才安慰說：“哎，（起碼）他家就一個小孩。”
今年國慶期間，張春蘭準備的人情費是2000元，比張冬蘭少，但她的壓力比她的姐姐大。
張春蘭的丈夫在2年前去世，留下她和兒子單過。在去年之前，張春蘭沒有受到太多人情壓力，因為兒子出生早，讀書晚，去年還沒畢業。每逢人情交往的場合，她隻要帶上兒子出席，都能收到紅包，紅包一來一回，人情的收入和支出總能持平。
到了今年，張春蘭才意識到人情有多花錢。兒子畢業了，找了工作，剛好能養活自己，這意味著家族的人不再會以各種理由給她塞寫著“學業有成”的紅包。與此同時，疫情這幾年，她的幾個哥哥嫂嫂一個接一個地生小孩，需要人情交往的場合變多了。
她自己也到了退休的年紀。今年9月，張春蘭在鎮衛生院的工作剛剛結束，失去了收入的她，才發覺人情成了開銷大頭。
國慶假期是第一個難關，在外的親戚朋友們紛紛在此時回村。親戚、朋友和同事都抓住機會，紮堆在這個時候辦喜事。
她的2000元人情費是這樣計劃的：3場婚禮各出300元，家族的一個叔叔生日出200元，侄子出生一個月的“薑酒”出300元——此外，還有一個大頭，大哥在9月搬了新家，國慶回來請客，要出600元紅包。
“你搞什麽給600元？要麵不要錢？”張冬蘭打斷妹妹的傾訴。
張春蘭感到被誤會，有點不滿，語速飛快地解釋：“兒子畢業的時候，大哥給過600元紅包，這次得還。”
說完，她反問張冬蘭：“李國柱上次搬家你出了幾多？”
“1000元。”張冬蘭說話的時候，臉縮成一團，“兒子搬家他給了1000元，之後他搬家我就得給這個數，但他已經搬了4、5次家，總共給出5000多元，收不回來的。”
兩個人再次沉默。
院子四周是張冬蘭丈夫幾個兄弟的家
張冬蘭說人情往來像“秤”。在她心底就有一盞秤，一側是付出的人情，另外一側是收到的人情。人情的淺重體現在紅包裏鈔票的張數上，很直觀。同時，人情還有不那麽直觀的地方，它往往反映著一家人生活的紅火程度。又隱隱地和當下與未來聯係在一起——自己的兒子是否爭氣？是否買得起房，考得上博士，又或者能生好多小孩？
換句話說，今天付出的人情是否能在未來收回？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這盞秤存在的意義。張冬蘭發的愁中，有遙遠的部分：天平正在逐漸朝著付出那一側傾斜，她手上的籌碼已經不多，別人家的籌碼卻還在源源不斷地上場。
人情遊戲
比起不假思索地投入這場遊戲的張冬蘭，張春蘭更清楚地想過“人情”的意義。
在張春蘭看來，人情交往讓每個人都在同事、朋友、親戚心中留著一筆賬。基於這筆人情賬構成的交往規則中，不允許有人離場，每個人都要牢牢記住所有參與者，這樣才能“不虧本”和“不被人惱”。
張春蘭在1975年出生，初次參與人情交往是在自己滿月的時候。
鄰居堂叔們喝著紅糖和大米熬成的甜湯，把裝著人民幣的紅色信封送到她的手中，她下意識地抓住，於是，遊戲開始了。
在她漫長又短暫的單身時代，就是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女構成了環繞她的人情圈子。在1997年6月，她結了婚，又得到了丈夫那邊的人情圈子，兩個圈子形成一個更大的圈子。
張春蘭活了48年。在這48年裏，她經曆過許多大事：出生、滿月、滿一周年、每年的春節和生日；她還經曆過諸如第一次從發高燒中生還、考上當地不錯的中學、父親的離世等等突發的意外。在所有的大事和意外中，都充斥著人情往來。
在她成年之前，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她收到的紅包在口袋裏留不過一天。當天晚上，她要把紅包如數上交，還要記住每個紅包是誰給的。母親會把這些紅包拆開又合上，留到日後原封不動地還給別人。
換句話說，當她真正意識到什麽是人情、在她有能力思考這套規則時，圍繞她本人的人情交往就已經發生了無數次。在不知不覺間，她和大多數人一樣，已經把人情來往看成是生活的一種部分，深深接受了。
在中秋，村裏有許多人為人情請客吃飯
張春蘭第一次主動參與這場遊戲，是從職高出來工作的第一年。
那年，她的姐姐生了雙胞胎，她把第一個月發的400元工資都塞進紅包給了姐姐。那時的張春蘭把紅包看成是表達情誼和喜悅的方式，她以為“人情”中情誼是最大的，但在此之後，當學校的老同學請她參加婚禮時，她就不得不借錢來做這個沒那麽多情誼的人情了。
最初的幾筆人情做下後，她開始和同輩人一樣，忙於計算怎麽收回人情。對20多歲、沒有牽掛的張春蘭來說，每一筆人情交往都是一種支出，就像是這場遊戲的入場費一樣，要想收回最初付出的那些人情，她就得維持這些人情往來，繼續玩下去。
從這個角度說，人情往來像是一場遊戲。你無法掌握遊戲的開始，但隻要開了頭，玩家就會越陷越深，失去一些自由。在結婚時，張春蘭曾經想過：“不辦隆重的婚禮，簡單在家裏吃頓飯算了。”但因家裏反對作罷：不在酒店辦婚禮，就不好意思做人情，沒有人情，就會少收一大筆錢。
婚姻之後，是生子，喪父，把兒子拉扯成人。張春蘭的年齡越來越大，她發覺，自己要做的人情也越來越精細。
在張春蘭父母那一輩，大家過著差不多的生活，人情的支出和收入總能達成一種平衡。
等張春蘭到了這個歲數，她越來越感覺到要維持平衡非常困難：總有人在規則中占據優勢，這種優勢直觀體現為總有人做人情的機會多，“多”既因為有人性格“愛嚷嚷”，願意把任何值得慶祝的事情都拿出來作為人情辦；也因為總有人生活過得好，多子多房，或是子女爭氣，有數不完的人情可以辦。
這幾年，掙錢好像變得更難了，於是大家更加爭相尋找理由做人情。每個人都想要拿到以前鋪墊下的錢。但一年下來，總有人沒收到錢。沒收到錢的人，在張春蘭和張冬蘭的眼裏，就是她們這樣少兒少女的人。
張春蘭覺得這和自己性格也有關係：“自己這樣圖輕鬆，不好張揚的人很吃虧。”
張冬蘭同意這點，她抱怨：“做人情除了花錢外，要花的時間和力氣也不少。”
今年的十一長假，張冬蘭的兒子隻能在家待3天，張春蘭特意請了3天假，但第二天她就收到了電話，她在深圳的親弟弟回家了，準備在縣裏辦女兒考上碩士的“升學宴”。為此，她得早起趕車，乘一天隻有兩趟的中巴車去縣上，直到晚上再回來，這幾乎是在浪費假期。
“升學宴”被安排在10月1日。張春蘭在中秋節這天來找張冬蘭，就是想商量這件事。
“芳子升學，你打算給幾多？”張春蘭問。
“給600元。你兒子考大學，他給的就是600元。”張冬蘭壓低聲音，試探性地說。
“憑什麽給600元？考研究生和考大學不一樣吧？”張春蘭的聲音時高時低，說到錢時高。
張冬蘭忽然明白了張春蘭的意思，臉鬆弛下來：“你沒工資，可以少給點，他們出門的人不要比。”
“我要麵子。”張春蘭說。
對張春蘭來說，人情往來還有一點炫耀的意思，自己過得好當然重要，讓別人看見則更加重要，既然別人要炫耀，那自己也不能不去，不去就是給人家和自己丟臉。正是懷著這樣的認識，她一刻也不肯放棄參這場人情遊戲。
禮儀開支
接到升學宴的邀請後，張冬蘭的26張鈔票變成了20張，同時，她記得張春蘭走前臉上的為難。
對她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錢總是流向“固定”的地方。這些地方每年都分成好多個類別：房屋裝修的支出、未來兒子彩禮的支出、養老的支出、技能培訓的支出和看病的支出，以及這些支出之餘的流動資金。
“所有錢被收在應有的地方，除非特殊情況，否則絕不挪用。”這是張冬蘭她們的信條。
人情往來的費用和吃飯一樣，都屬於流動資金，人情和吃飯是日常生活最大的兩項開銷。問題在於，她們已經退休，沒有收入，這部分錢隻能靠打臨工攢著。
張春蘭走後，張冬蘭在月亮底下打了個電話。電話是給她工作的藥店老板的，藥店在縣上，而老板是張坊村人，在村裏過節。
藥店的工作以值班為主
電話開頭是照例的寒暄：“欸！是我，冬蘭子。”
電話那頭是碰杯和交談的聲音，有人含混不清地在回應。
張冬蘭繼續說，說節日快樂，再說自己有一個妹妹。她念出了張春蘭的住址和之前張春蘭在村裏做過的人情。
電話那頭安靜了會，背景的噪音離遠了，聲音也更清楚：“噢，我知道，春蘭子。”
張冬蘭說：“她能也來店裏做幾個月嗎？做到過年。”
對方說：“應該沒問題，我考慮一下。”
張冬蘭呼了口氣，妹妹的問題算解決了。她感覺到一絲輕鬆，但還有要發愁的事，事很小：她過年的人情怎麽辦？
在藥店值班，每個月的收入是2000元。她在算一筆賬：今年春節，她要做人情花費在10000元以上。這筆錢不包括過年置辦年貨需要的花費，它由給老人、小孩的紅包和散碎的結婚、喬遷等份子錢構成。
張冬蘭麵對的是由6個老人、4對同輩夫妻和9個小孩組成的大家族。最大一筆人情是給婆婆的，婆婆是最親的自家長輩，也是年紀最大的管事人，她要給婆婆3000元。
這筆錢給得理所應當，過年期間，所有家庭的吃喝開支都由婆婆負責。往年，張冬蘭把錢給了婆婆之後，就給婆婆打下手，在廚房裏忙活一天又一天，直到新年結束。
給了婆婆3000元，公公自然也要給同樣的數。然後是幾個叔叔，依次給400元、200元不等，具體數額取決於過去的一年中對方是否幫助過自己一家人。最後，每個小孩都要給100元到200元，對有大學生、手頭又困難的家庭，還要額外給一些錢。
在此之外，是娘家人。自己的母親要給1000元，弟弟的幾個孩子也要給幾百。最淺薄的人情是給娘家親戚拜年時每家給的50元。
這些錢加起來，數額在10000元以上，與之相對的人情收入是來自已經成年的小輩的幾個紅包，加起來不過1000元。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張冬蘭的兩個孩子都已成年，在深圳上班，但都還沒有生育打算。
對張冬蘭來說，過年的人情是個問題，尤其是今年已經過去的部分，人情往來很多，讓她手頭窘迫。而度過國慶，湊足過年的人情費，就是她眼下的當務之急。
院子裏賞月的人已經散盡，張冬蘭吃了煮毛豆，喝了米酒，心底始終在盤算怎麽來錢。她把找到工作的消息編輯好，給張春蘭發了過去。
等回到家，準備上床睡覺時，她收到了張春蘭的回信，妹妹問她：“湊不湊銀會？”
湊銀會
張冬蘭聽說過湊銀會。
湊銀會在本地一度十分流行。它一般由12個相熟的人組成，每個人在第一個月交出至少1000元，然後按照抽簽排定順序。
第一個月，銀會湊足的12000元會交給抽簽抽到“一”的人，這樣，這個人就可以在短時間拿到一大筆現金，解決燃眉之急，代價是，在之後的11個月間，他除了上交1000元外，還要繳納至少10%的利息，也就是每個月要繳1100元。
由此，抽簽抽到“二”的人，可以到手12100元，以此類推，越後麵的人得到的總金額越高。這曾經是一種民間的借貸和放貸手段，是做生意的人用來籌集資金的一種方式。
張春蘭在回家後，仔細算了一筆和張冬蘭同樣的賬，算完，她和幾個哥哥嫂嫂嘀嘀咕咕了會，拉了一個名為“湊銀會”的群。她沒有解釋太多，湊銀會這個名字已經賦予了整個行為足夠的含義，對做人情感到困難的，不僅是張冬蘭和張春蘭，很多沒有外出務工，也沒有掙到大錢的親戚也是這麽覺得的。
張春蘭和同一代的人們，麵對的局麵是很相似的。他們都被人情圈子裏越發頻繁的人情往來和少數占據優勢的人裹挾，不得不在人情上花費甚多。但她們無力改變，隻能以傳統的“湊銀會”形式來相互幫助。湊銀會的曆史很久，但用在“還人情”上顯得少見。
根據張春蘭的說法，這種形式的“銀會”在一年前逐漸被人提起。她就是從隔壁村的親戚口中得到了啟發。張春蘭把銀會參與者限定在了家庭成員之中，從張冬蘭，到自己的哥哥嫂子。這些人本身就是人情圈子中的一部分。她們都或多或少地察覺了彼此在人情往來中的弱勢和困難，所以選擇湊銀會，她們沒有人會承認湊到的錢會用來“做人情”，但在內心，她們都知道彼此會這麽做。
“湊會子”的說法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的紙幣就叫“會子”
費孝通曾在《江村經濟》中分析過江村的“做人情”問題。這些分析，用在張坊村也頗為合適。費孝通認為禮儀開支與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著密切聯係：出生、結婚、死亡。
從經濟觀點來看，這種開支是一家不可缺少的負擔。彩禮和嫁妝是新家庭必要的準備，喪葬安排是處理死者所必須的措施。個人生活及其相關的社會群體所發生的這些紅白大事裏產生出來的感情，使得這些禮儀得到更加精心的安排，並且花費相當的錢財。當一種禮儀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後，人們就不得不付出這筆開銷，否則他就不能通過這些人生的關口。
但這種人情往來有情感上的價值：各種宴會為親戚們提供了一個相聚的機會，對新建立的親屬紐帶予以承認，對舊有的關係加以鞏固。親屬紐帶不僅僅是感情上的關係，它還調節各種類型的社會關係。從經濟角度來看，它規定了人們的相互義務，以及定期互贈的禮物，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經濟援助的渠道。
從禮儀事務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禮儀開支在家庭預算會占很高的百分比。同樣是費孝通的《江村經濟》記敘，在江村，一個普通的4口之家，每年禮儀開支為全部開支的7分之1。
在費孝通的眼中，江村的禮儀開支不全然是浪費和奢侈的，這些開支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在當今的張坊村，情況又有些不同，張家姐妹傾向於把人情看成是一種束縛，她們被困在其中。
還不完的人情
2023年10月1日晚上8點，張冬蘭參加了湊銀會的“抽簽”，這次“抽簽”實際上是大家商量出的順序，沒有任何隨機性，順序根據各家的經濟寬裕程度來決定，越是手頭寬裕的家庭，越是把自己選擇順序的權力先交出來。
張春蘭為自己選了2024年1月1日的收錢日期，排第3位，她的下一位是張冬蘭。10月1日的1000元份子錢她們已經交過了，就在白天。
在弟弟熱火朝天的“升學宴”之中，張冬蘭把紅包親手送給了考上研究生的外甥女，對她道賀，紅包上寫著“學業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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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紅包外，請吃飯也是人情的一種
之後，她帶著笑，向坐在角落的張春蘭走去，她的口袋裏放著10張鈔票，這是她10月的會費。
20張鈔票，減去10張，還剩下的就是張冬蘭在國慶假期剩餘的可用人情。張冬蘭沒那麽發愁了，今年的人情已經有了著落。
但還有明年，明年怎麽辦呢？張冬蘭現在無暇思考那麽遠的事情，但時間可不會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