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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美國冷戰戰略得以實現的關鍵
2010-07-06 作者：鄧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眾所周知，朝鮮戰爭以消除民族分裂、統一國家為初始目標，卻令人遺憾地以民族分裂為悲劇性結局，進而導致60年來朝鮮半島時常出現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這其中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朝鮮戰爭的特性以及導致該特性出現的原因是什麽。朝鮮戰爭原本就是朝鮮民族為解決國家統一而進行的一場內戰。倘若沒有美國的強行幹預，朝鮮民族早已完成統一大業，朝鮮半島亦不會預伏不安定的因素。朝鮮戰爭正是在美國迫不及待地幹預後才成為一場具有國際性質的戰爭。
隻有在“國際化”的特性明朗化後，朝鮮戰爭才可稱為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首次大規模衝突。如果說美國轉變對日本的占領政策標誌著冷戰由歐洲蔓延至亞洲的開始，那麽，為遏製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進而奪取全球霸權，它在朝鮮“熱戰”的基礎上最終成功地實現了歐洲冷戰向亞洲冷戰的擴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以朝鮮戰爭為依托的全球霸權戰略就是亞洲冷戰的發動機，使冷戰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並逐漸具備世界性的規模。朝鮮戰爭結束後，兩大陣營在亞洲的對抗如歐洲一般清晰明了，亞洲冷戰格局最終得以形成。在戰略上受益的美國得以在亞歐大陸外圍構築遏製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月形”包圍圈。顯然，朝鮮戰爭由“本土化”向“國際化”特性的演變使得美國介入戰爭的意圖昭然若揭。
然而，美國一些學者認為杜魯門政府沒有認識到朝鮮戰爭爆發的“本土根源”從而卷入戰爭，似乎暗示如果華盛頓決策層意識到這純粹是一場內戰而不存在蘇聯方麵的因素，那麽就不會出兵幹預。其實不然。美國迫不及待地卷入戰爭，迅速使一場民族之間的內戰升級為大規模的國際衝突，若非事先早已做好參戰的準備，怎麽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作出參戰的重大決策？不僅如此，出於推行遏製戰略、爭奪全球霸權的考慮，美國在軍事上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亦重新幹涉中國內政，強化對菲律賓政府的支持，增加對侵越法軍的援助，並由此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參加越南戰爭成為一種必然。
其次，必須認識到美國既是這場戰爭的助推者，更是冷戰在全球急速升溫的最大推手。為了貫徹遏製戰略、奪取全球霸權，美國利用朝鮮戰爭推動冷戰向縱深發展，利用戰爭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巧妙地迫使歐洲盟友與之一道強化與蘇爭霸的軍事基礎。如果美國政府不借出兵朝鮮之機獲取巨額軍費，那麽其向全世界擴張的戰略必將落空。
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製定了二戰後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綱領性文件——NSC-68號文件，決定轉變美國的國防安全觀，迅速擴大在全球的軍事部署，而真正使該計劃最終落到實處的無疑是朝鮮戰爭。換句話說，正是朝鮮戰爭才使得NSC-68號文件設定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畢竟，在戰爭爆發的緊張氣氛下，美國國會同意撥給政府天文數字般的國防經費。1951年、1952年和1953年其三個財年軍費支出總和高達1513億美元，而朝鮮戰爭僅花掉其中的14%左右，即大約200億美元。其餘絕大部分用於：對外軍事援助所需；幫助獨裁政權反對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發展；締結軍事同盟，創建海外軍事基地；在歐洲和亞洲部署重兵；大力開發各種新式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加劇軍備競賽；等等。
除此之外，美國還借朝鮮戰爭爆發之機大力強化戰略重點——歐洲盟國的防衛實力。顯而易見，美國是在利用朝鮮戰爭製造國際緊張局勢，確立整個冷戰時期與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軍事基礎。
最後，應當看到朝鮮戰爭對美國亞洲冷戰政策的影響以及在此次戰爭期間美國對外政策造成的深遠影響。
朝鮮戰爭剛一爆發，華盛頓當局馬上從美蘇爭霸的角度出發，推測共產黨集團在朝鮮半島擴張，如果不予以遏製，那麽勢必將擴大到遠東其他地方，威脅所謂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一直堅持幹涉朝鮮戰爭是基於對共產黨擴張的判斷。當越南出現類似情況時，美國毫不猶豫地再一次卷入其中，結果在越南戰場消耗十幾年之後以慘敗收場。由於在朝鮮半島基本維持了戰前狀態，使美國領導人誤以為這個錯誤的推測是正確的，誤以為在阻遏共產黨集團擴張的同時確保了美國的霸權利益。於是，這個錯誤的判斷導致後來美國深陷越南泥沼而不能自拔，並對美國在戰後世界的地位及其國民心態等產生難以估量的負麵影響。這種結局無疑早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就已經決定了。
“國際化”的朝鮮戰爭不僅沒有解決朝鮮民族統一問題，反而進一步加劇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對立，尤其影響到南北雙方對美國人的重新認識。美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後不惜與韓國獨裁政權結為盟友，不斷促進韓國武裝力量的發展。與此同時，美國亦經常強化自身在韓國的軍事存在。美韓表現出的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極端敵對政策，造成朝鮮半島在冷戰期間經常出現緊張局麵，美朝關係長期處於對抗狀態之中，以至於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在半島爆發較為嚴重的危機。即便冷戰結束，美國也沒有調整對朝鮮的政策，更沒有創造機會以積極主動地改善美朝關係。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SC-68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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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安全目標和計劃書 ，或以NSC-68號文件更廣為人知，是一份長達66頁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SC）秘密政策文件。該文件由國務院和國防部起草，並於1950年4月7日提交給時任美國總統哈裏·S·杜魯門。這是說明美國冷戰政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用學者歐內斯特·R·梅的話來說，NSC-68號文件“提供了在1950年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間美蘇冷戰軍事化的藍圖。”NSC-68文件及其帶來的的軍備擴張大幅提高了美國的軍事預算，導致了氫彈的開發 ，並使美國增加了對盟國的軍事援助。這份文件也把回滾全球範圍內的共產主義政權當作高度優先。NSC-68號文件同時也否定了緩和和遏製蘇聯作為替代政策。
曆史背景[編輯]
到1950年，一係列事件的爆發使美國政府認識到重新審查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必要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運作；對歐洲盟國的軍事援助已經開始；蘇聯引爆了原子彈，共產黨人鞏固了對中國的控製。此外，在1949年的夏天，一場英鎊兌美元的危機使美國政府認定馬歇爾計劃不足以在1952年之前解決西歐的經濟問題，屆時為期四年的馬歇爾計劃將結束，西歐別無選擇，而隻能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追求自給自足 ，而這將會伴隨以世界經濟普遍的衰退，尤其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的打擊。 [2]類似的問題也困擾著日本。[3]隨著對美國及其盟國的這些威脅不斷擴大，1950年1月31日，杜魯門總統指示國務院和國防部“重新審視我們在和平與戰爭中的目標，以及這些目標對我們整體戰略計劃的影響。”隨後，美國國家防務政策審查小組在保羅·尼采的領導下成立。 [4]
該委員會的國防部代表最初反對提升現有的125億美元的國防開支上限。[5]
這份文件號為NSC-68的文件於1950年4月7日提交給杜魯門總統，並於1950年4月12日轉交國家安全會議作進一步審議。 [6]
NSC研究小組：
最初，杜魯門總統並不支持NSC-68號文件。他認為這份文件沒有具體說明哪些項目會受到影響或改變，而且這份文件也與他之前提出的國防開支上限相悖。杜魯門將這份文件送回以進行進一步的審查，直到1951年才最終批準。 [7]
NSC-68號文件概述了當時美國實際上的國家安全戰略，並從軍事、經濟、政治和心理角度分析了蘇聯和美利堅合眾國的能力。
NSC-68號文件以災難性的口吻描述了美國將要麵臨的挑戰。該文件指出：“我們麵臨的問題是重大的，不僅涉及到合眾國的生死，更涉及到人類文明本身。” [8]
內容和意義[編輯]
NSC-68號文件認為美國其時的目的和目標是合理的，但執行得不好，稱“現在的項目和計劃......極度不足”。[9]雖然喬治·凱南的遏製理論闡明了對美國外交政策采取多方麵的行動來應對蘇聯的威脅，但該報告也強調了軍事外交行動的政策。1947年，在最著名的“X”文章中，凱南主張對蘇聯實施遏製政策。NSC-68號文件將這一政策描述為“精密計算與循序漸進的政策”，並強調在和平時期也要保持巨額軍費開支，使美國擁有“與其他誌同道合的國家組合而成的超強整體實力“。
NSC-68號文件特別強調美軍有能力做到：
- 捍衛西半球及重要盟友地區以發展其戰爭能力；
- 建立一支足以戰勝蘇聯的的進攻力量，同時提供並保障動員基礎；
- 執行攻擊行動以摧毀為蘇聯提供戰爭能力的設施，並盡可能地阻礙敵人兌現其戰爭實力直到美國及其盟友準備好全麵戰爭；
- 捍衛和維護執行上述任務所必需的通信線路和作戰基地
- 同時向盟友提供上述任務中的幫助也至關重要。
NSC-68號文件本身並未包含任何具體的預算估計，而當時美國已將國民生產總值的6％-7％用於國防開支。很明顯，總統此前對國防開支的上限設的太低了。該文件呼籲將國防開支從1950年的每年130億美元增加到每年400美元或500億美元。[10] 同時強調了減稅和“減少除國防和對外援助以外的目的性支出，並在必要時延遲執行某些可取的方案”[9]，以節省經費用於國防支出。然而，參與編寫該研究的幾位官員，包括未來的總統經濟關係委員會主席萊昂·凱澤林，表示可以通過故意增加政府赤字來提升軍費開支，這也將像1930年之後那樣，對美國經濟起到激勵和刺激的作用。[11]實際上，該文件確實指出，達到較高國民生產總值“本身就會增強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洛維特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美國經濟“可能會從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積聚中受益”。[12]
與美國外交政策的關係[編輯]
有人認為，如果任由蘇聯的勢力範圍繼續擴張，它可能會成為一支沒有任何國際聯盟可以聯合抵禦的超級力量。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做好軍事上的自我保護。換句話說，蘇聯的每一步侵略擴張行動都需要受到美國主動的強烈抵禦，以防止美國本身遭到破壞。當然，這一論調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均取得軍事勝利的前提下得出，因此十分強調軍事擴張。
理解NSC-68號文件的關鍵還在於語言。研究者必須仔細閱讀原始材料以辨認內含的動機與主題。文件中形容詞的使用為研究作者動機，以及對目標受眾的印象起到了關鍵作用。其中一個例子是將蘇聯激起的國際性形勢變化描述為地方性的變化。通過使用這種語言，作者顯然希望將蘇聯描繪成一種“文明之疾”，而美國則是其“治愈之道”。這一立場在整個冷戰期間都被堅決貫徹，並在許多外交政策決策中占有主導地位。
美國政府內部辯論[編輯]
NSC-68號文件引起了一些高級政府官員的批評，他們認為冷戰正在毫無必要地升級。當報告在正式交付給總統之前，許多杜魯門政府的高級官員都在審查過程中嘲笑其論點。威拉德·索普爾質疑其“蘇聯正在穩步縮小其整體經濟實力與美國整體經濟實力之間差異”的論點。索普認為“我不覺得這個立場得到了證明，而是相反……實際差距正在擴大，對我們有利。”他指出，1949年美國經濟增長率是蘇聯的兩倍。美國年鋼產量也超過蘇聯200萬噸；美國的物資儲備和石油產量也都遠遠超過了蘇聯。至於蘇聯的軍事投資，索普懷疑蘇聯承擔了如此大部分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有很大一部分用於住房。聯邦預算局的威廉·紹布則更加苛刻，認為“無論在哪個舞台上”，“空軍，陸軍，海軍， 原子彈存量，經濟，美國都遠遠優於蘇聯。”喬治·凱南雖然被稱作“遏製政策之父”，但是也對該文件持反對意見。凱南尤其不同意對美軍的大規模重新武裝。（FRUS, 1950, Vol. I）
杜魯門的立場[編輯]
即使在蘇聯成為擁核大國之後， 哈裏·杜魯門總統也在試圖遏製軍費開支。但是，當NSC-68號文件呈上他的辦公桌時，他沒有直接予以否定，而是將其重新發回委員會並要求尼采估算計劃所涉及的費用。在隨後的兩個月裏，委員會的進展甚微。到6月份，尼采幾乎已經放棄了。但事情於1950年6月25日出現轉機：金日成的朝鮮軍隊越過了北緯38度 。[13]隨著朝鮮戰爭爆發，NSC-68號文件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如艾奇遜後來評論的那樣：“朝鮮戰爭......刺激了美國政府必須采取行動。” [14]
輿論[編輯]
杜魯門政府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公關活動，以使國會和輿論相信戰略重新武裝和遏製蘇聯共產主義的必要性。政府深知其必須克服孤立主義者，如參議員羅伯特·A·塔夫脫 ，以及激進的反共分子，如詹姆斯·伯納姆等人所帶來的負麵影響。 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利用1950年6月北朝鮮的突然襲擊及朝鮮戰爭頭幾個月的拉鋸戰來引導國會和公眾輿論逐漸偏向NSC-68號文件所提出的大規模重新武裝。 [15]
曆史辯論[編輯]
NSC-68號文件被曆史學家認為是冷戰升級的重要因素。這是美國外交政策完全轉變為全麵遏製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戰略也是美國曆屆政府均給予官方承認的。1962年，學者保羅·哈蒙德首次向公眾披露了一份詳實準確，基於訪談的NSC-68號文件介紹。[16]
結論[編輯]
NSC-68號文件對於理解冷戰，及理解其對於2005年3月所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等類似的國家安全文件的影響，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提供了見解。[17] NSC-68號文件的施行標誌著美國冷戰政策的“轉變”—目標不僅僅是蘇聯，而是所有共產黨政權。通過簽署這一文件，杜魯門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明確界定的和連貫一致的美國對外政策。此外，正如委員會所明確提出，NSC-68號文件的出台解決了杜魯門在“ 紅色恐慌 ”和阿爾傑·希斯案件之後受到右翼攻擊的麻煩。雖然沒有公開，但NSC-68號文件出台後美國常規武裝和核能力都明顯增強，從而大幅提升了美國的財政負擔。而NSC-68號文件本身卻沒有對國防開支的擬議增加提出任何具體建議。杜魯門政府在1950年至1953年期間將國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5％增加到14.2％，幾乎是整整兩倍。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