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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張軍：中國是如何通過國際大循環實現經濟追趕的
作者：林毅夫、張軍 發布時間：2023-02-08 來源：複旦發展研究院
本文為牛津大學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的《How Nations Learn》（Arkebe Oqubay和Kenichi Ohno 主編）一書的第八章，原文為英文，作者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與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複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軍，原標題為“China: Learning To Catch-up in a Globalized World”。文章分析了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是如何學會利用發後優勢，通過引進先行者的技術和發展加工貿易來實現快速經濟追趕的。該文是對中國在開放戰略上積極尋求走國際大循環發展道路的真實寫照。文章由複旦發展研究院博士後石爍翻譯，張軍教授親自修訂後， 載於所著新書《大國經濟》。
本文載於《大國經濟》, 張軍(著), 第36-70頁.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章概要
中國是戰後極少數能成功實現較長時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之一。給定它的人口規模，中國的增長堪稱奇跡。以出口品的技術複雜度和科技進步的速度來衡量，中國也是後來者中技術學習最快的國家之一。考慮到40年前極低的起點和普遍貧困的狀況，中國今天的成功經驗對其他後來者具有參考價值。
中國所實現的快速的技術進步及經濟發展的成功來自於它在1978年做出的發展戰略上的根本轉變。它放棄了教條主義和不切實際的趕超思想，並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和開放政策在給予原有的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穩定的前提下，創造條件讓給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快速變成競爭優勢，並由資本的快速的積累和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快速擴張，不斷矯正不符合自身優勢的經濟結構，為消除轉型期的各種扭曲創造條件，在穩定和快速發展中過渡到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在此過程中，中國努力改革其管理經濟的體製去適應這些變化，並製定一係列行之有效的工業化政策把中國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轉變成在製造業上具有全球競爭優勢的世界工廠。
中國的經驗也指出了戰後延續至今的發展經濟學的缺陷。已有的發展經濟學對後來者的趕超戰略的建議沒有能夠遵循產業結構演變的內生邏輯，忽視了資源和要素稟賦的結構在成功的工業化戰略中的決定性影響。由林毅夫倡導的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理論，即新結構經濟學，基於戰後那些包括中國在內的成功實現追趕的高成長經濟體的經驗，強調了基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動態比較優勢原理在實現工業化和快速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根據新結構經濟學，後來者在工業化中務必擯棄現成的教條，尊重和正視自身的初始條件、要素稟賦的結構和經濟製度等製約條件，從實際出發，用看上去是次優的方式，逐步克服各種約束條件，在學習中不斷積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小步快跑，實現從技術模仿到技術創新的轉變。
關鍵詞
追趕、經濟發展、中國經濟
1.導言
雖然這些年經濟增速有些放慢，但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裏還是保持了年均超過9%的增長率。這使得中國的人均GDP從1978年不足200美元提高了2017年的約8700美元。考慮到中國有將近14億的人口，8700美元的人均水平讓中國的GDP總量約為12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的貨物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且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製造業產品，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後的世界工廠。不僅如此，中國的技術進步和出口產品的技術複雜性提高迅速，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大幅度縮小。作為全球重要的製造大國，如今中國在全球生產鏈中的地位持續上升，不僅出口的附加值顯著提高，技術進步加快，而且正在從技術模仿者向創新者轉型。
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上升至2016年的57%，保持了年均一個百分點的城市化速度，這也意味著平均每年新增了1000多萬的城市人口。正是得益於快速的經濟增長，中國也為世界的減貧工作做出了貢獻，貧困人口規模從1985年的1.25億，下降至2016年的5千萬，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
這一切來之不易。中國在1950-80年代實行了計劃經濟並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進口替代戰略，放棄了後來者的優勢，試圖借助於自力更生的工業化戰略實現對發達經濟的追趕。這一違反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讓中國喪失了作為後來者可以學習先行者技術的機會。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裏中國並沒有擺脫全麵的貧困。到1978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沒有達到。而且有8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差不多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
在這期間，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經曆長達10年的激進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中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邊緣。1977年12月，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估計，“文革”十年造成的國民收入損失約為50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1]
在這麽一個初始條件下，從1978年到2017年，得益於不切實際的發展思想向務實的發展範式的轉變，加之推行市場化的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40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任何國家或地區曾以這麽高的速度持續這麽長時間的增長，並且中國的對外貿易平均每年保持14.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經濟史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這麽快速從封閉經濟變成開放經濟。
把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歸因於她的改革和開放當然是對的。但是，作為工業化的後來者，它真正的成功之處在於從一開始把握住了向先行工業化國家和先進經濟體的學習機會，並能夠利用這些機會來充分發揮其作為後來者的優勢，快速推動了本土的工業化和經濟轉型，最終使中國恰當地納入全球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的最重要貢獻者。作為大國，中國毫無疑問是戰後最成功的學習者。
那麽，40年前，中國是如何轉變其思想並開始其學習之旅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在本章將首先回顧和討論1978年以來中國在發展戰略上所發生的重大轉變以及促成這些轉變的觸發因素。然後，我們將上世紀80年代中國是如何從自力更生的工業化轉向基於其作為後來者優勢的工業化的。在這裏我們將注意力轉向華南的經濟特區在政策學習和技術學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珠江三角洲作為出口加工區的崛起。由於中國放棄了自計劃經濟時期以來執行的違反自身比較優勢的工業化戰略，就需要順勢對原有計劃管理體製進行改革以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我們將看到，中國謹慎地在製度改革和向市場經濟轉軌中使用了雙軌製的策略，這確保了轉型的進程平穩，避免了俄羅斯和東歐轉型時出現的動蕩和出現L型增長。
在第三部分，我們將目光轉向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中國相對最發達的地區，這裏成為90年代之後向外資開放和加快製造業參與全球生產鏈的規模更大的試驗區。該地區的崛起一方麵得益於早期珠江三角洲加工出口和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快速積累，更因為中國在90年代決定開發上海浦東，由此推動一係列市場化的改革政策，並開始實行對FDI的更加開放的政策。長江三角洲的崛起不僅加快了中國與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更是讓中國通過鼓勵與FDI組建合資企業和獨資企業獲得技術和管理上的巨大進步。
中國今天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過去幾十年在技術學習和小步快跑的工業化戰略上取得的成功，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並對其它後來者有借鑒的價值。我們在本章的最後部分將從理論上回答為什麽過去40年中國會成為好學生。
2.發展範式轉變的起點：先行者的試驗
（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1978年，74歲的鄧小平在被政治運動打倒三次之後，剛剛回到領導崗位不久。由於其資曆和影響力，盡管並不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鄧小平仍被公認為黨和國家的實際領導人。我們並不知道1978年那一年在最高層發生了什麽，但是這一年看上去非同尋常。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召開了著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終止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及頻繁而激進的政治運動，將注意力轉向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但是在這個會議召開之前，中共領導人在更大範圍內秘密召開了長達36天的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勸說並希望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能夠就轉向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建議達成共識，同時呼籲黨內人士解放思想，擯棄讓中國深受其害的烏托邦和教條主義，轉向務實主義的發展戰略。
據說有多個重要的報告在這個會議上被散發學習，其中一些報告是基於一些領導人和政府部門對外部世界的考察寫出的。是的，中國封閉自己已經超過20年之久。就在1978年，鄧小平鼓勵領導人出國考察。由於安排了13位領導人20人次到歐洲和亞洲的多個國家考察，這一年後來被稱為出國年。鄧小平本人去了日本和新加坡，看到了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他坐上了日本的新幹線高速列車，參觀了鬆下電器公司，對中國的落後感慨不已，更對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資發展出口表現出極大的興趣。[2]
1978年4月，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外貿部也曾組織了“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團”去香港和澳門考察。回到北京後考察團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考察報告《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報告》，報告建議把靠近香港的寶安縣（即後來的深圳）和靠近澳門的珠海縣劃為出口基地，力爭三五年裏建設成為對外生產加工基地以加強大陸與香港和澳門的經貿聯係。這個建議的理由很簡單，香港的地價和勞動力價格都太昂貴，如果能在珠海和寶安建立一些與出口加工和航運有關的一個工業區，既可以充分發揮廣東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又可以利用香港澳門的資金和技術，豈不是一舉兩得。
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為團長的代表團在1978年5月還訪問了歐洲，特別是西德，曆時36天。訪問期間，歐洲經濟的自動化、現代化、高效率，給考察團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看到：西德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隻用2000名工人，而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16萬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爾尼公司一個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隻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國馬賽索爾梅爾鋼廠年產350萬噸鋼隻需7000工人，而中國武鋼年產鋼230萬噸，卻需要67000名工人，相差14.5倍。法國戴高樂機場，1分鍾起落一架飛機，1小時60架；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一小時起落兩架，還搞得手忙腳亂。
1978年6月回國後，穀牧副總理向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匯報了出訪情況。領導人在在三個月裏連續20多次召開會議聽取和研究這些國外的考察報告，形成了中國應抓住機遇發展經濟的基本想法。197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訪問朝鮮時同金日成說：“我們一定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3]
（2）讓部分地區先行一步
得知港澳考察報告的建議和中央領導人的初步想法之後，1978年6月20日，寶安和珠海所在的廣東省便著手研究關於迅速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的建設問題。10月23日，廣東省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出口基地和市政規劃的設想。1979年3月5日，國務院同意兩縣改設為市並明確提出要吸收港澳同胞和華僑的資金，合建工廠。
與廣東省不謀而合的還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要在寶安的蛇口設立工業區的方案。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於1872年創辦的，已有100多年的曆史。時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長的袁庚建議，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業區，利用其廉價的土地和勞力，加上香港的資金和技術，可以發展加工出口。1979年1月6日，蛇口工業區的方案報送國務院得到同意，劃出2.14平方公裏建設工業區並確定特殊政策，包括在稅收?關稅等方麵給予優惠。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業區破土動工，成為中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
受亞洲“四小龍”利用外資和外國技術加快經濟發展的考察報告的影響，廣東省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住先行者產業轉移的機會，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後來者優勢，先行一步”。作為起點，除了蛇口工業區之外，考慮到與香港毗鄰的地理優勢和潮汕地區眾多的華僑，希望也能在汕頭搞出口加工試驗。也就是說，廣東希望在與香港和澳門接壤的汕頭?寶安?珠海三個地方搞出口加工試驗，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和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為此，廣東向中央領導人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根據國際慣例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名稱初步定為“貿易合作區”。
除了廣東，靠近台灣島的福建省也提出在廈門建立出口加工區的要求，希望利用僑鄉優勢，積極吸收僑資僑匯，大力發展加工出口。1979年7月15日經最高領導人同意，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劃出一部分區域試辦出口特區，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發揮比較優勢，吸引外資，把經濟搞上去。同時建議先在深圳和珠海試驗，取得經驗後再考慮汕頭和廈門。特別強調重點把深圳的出口特區辦好。[4]
四個經濟特區的麵積以深圳特區最大，327.5平方公裏。此前經國務院批準香港招商局投資興辦的蛇口工業區也劃為深圳經濟特區的一部分。珠海經濟特區麵積為6.81平方公裏，汕頭經濟特區麵積1.6平方公裏。廈門經濟特區麵積為2.5平方公裏。四個特區最初批準劃定的麵積總共為338.41平方公裏。以後，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的區域範圍有所擴大，到1990年底，四個特區的麵積擴大到632.1平方公裏。
1980年9月，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江澤民（90年代任國家主席），帶領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廣東?福建兩省，深圳和廈門兩個特區負責幹部組成的9人小組，到斯裏蘭卡?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墨西哥?愛爾蘭等6國的9個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進行考察，為特區建設提供了國際經驗的支持。他們的基本看法是:“無論國家窮富?無論實行何種經濟製度，用建立經濟特區的特殊辦法來利用外資?引進技術?進口設備?促進經濟繁榮提高國際競爭力，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途徑。”
設立經濟特區的直接目的是劃出特別區域作為橋梁和窗口，實行特殊的和優惠的政策，以吸引外資、技術、知識，以及管理技巧（management knowhow）。經濟特區作為發展範式轉變的一個推手，是中國開啟向外部世界學習政策和學習技術之旅的起點。由於中國長期實行了封閉的計劃經濟和大量的製度扭曲，在70年代末，中國要全麵開放去融入全球經濟是不現實的。在靠近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地方設立特區，顯然是一個務實而理性的決策。更重要的是，由於廣東和福建兩省不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核心地帶，所以跟上海、天津和東北那些重化工業的地區不同，包括深圳在內的這四個特區並不麵臨計劃管理體製的嚴重束縛，可能更容易適應與香港和外部的聯係。這可以幫助我們回答為什麽中國一開始沒有在上海，天津這些條件相對更好的城市建立經濟特區的疑問。[5]
（3）深圳特區的加工出口
四個經濟特區從1980年下半年起相繼開發建設。為了解決特區開發之初的財務約束，特區突破了國家的土地不能有償轉讓給外國投資者的法律禁區，嚐試收取土地使用費，以地生財。深圳特區先嚐試了有償使用國家土地的製度。1982年，深圳最終起草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率先對劃撥土地進行了有償、有期使用的改革。規定還說明了各類劃撥用地的使用年限及土地使用費的標準。其中，工業用地最長年限為30年；商業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用地50年。[6]在1987年之後嚐試土地出讓或者批租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取得土地的投資者或者開發商，為了獲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權，需要交納一筆出讓金。1987年的下半年，深圳特區曾分別將三塊土地先後以協議、招標和拍賣的方式出讓使用權，獲得的地價款2000餘萬元。[7]
在總結土地有償使用和土地出讓試驗的經驗的基礎上，《深圳特區土地管理條例》於1988年1月3日正式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相分離。政府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土地的使用權不但可以出讓，而且可以轉讓，抵押，出租。就在同年的4月，中國的《憲法》進行了再次修改，其中將“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寫入了《憲法》，等於追認了深圳土地製度改革的合法性。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製度開始在特區之外被廣為采用，極大克服了地方政府在公共資本支出中的融資約束。
另外，借助於國家給予的稅收優惠等政策，積極吸收和利用來自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外資，還有就是從國際金融市場籌借貸款，以中外合資和合作經營建設基礎設施等形式解決了基礎設施投資所需要的資本。
深圳等經濟特區也獲得了中央和廣東省給予的財政分權和一些列其他的特殊政策，允許它們在基礎設施開發建設、經濟管理體製、引進外資和技術、勞動和工資、外匯、引進外資銀行等方麵製定不同於中國其它地方的特殊政策，允許突破特區所在省的計劃經濟管理體製和行政管理模式，建立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要素市場。
深圳的勞動就業製度的試驗是1980年左右從在蛇口的外資和合資企業中開始的。之後推廣到整個深圳特區。1982年深圳根據蛇口的經驗，把勞動合同製作為特區的主要用工形式。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政府部門的主管的任命在蛇口工業區改革成聘任製度,取消職務終身製度。一般任期為兩年。這樣的改革試驗顯然加快了管理部門的人力資本的更新速度，為職業經理人市場的建立和後來向公司治理模式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深圳率先在全國建立起來了由勞動保險公司統籌辦理的“社會勞動保險基金”。由這個基金來解決勞動合同執行中因為解雇和辭退等原因造成的職工困難補貼和退休金的來源問題。基金由企業和職工按月交納。在這個製度的試驗中，深圳采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雙軌過渡的方式，以避免就業體製轉軌引起的社會成本過高的問題。實際上，這個試驗對其它地區改革勞動就業製度提供了重要的經驗。
從1980年起，一批投資先行者開始進入經濟特區。到1983年，累計批準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22個，協議外商投資金額29.1億美元，外商實際投入3.99億美元，平均每年實際吸收外資近1億美元。其中深圳特區最為突出，僅1985年一年協議利用外資就超過10億美元，批準各種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00家。外資大多投向資金少?風險小?周轉快的項目，主要是加工裝配生產?也包括房地產業項目。圖1顯示了深圳特區協議利用外資累計額的變化曲線。9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承諾更深度的開放和加快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深圳對外資的吸引力明顯提高。
圖1：1979-1996年深圳特區協議利用外資的累計金額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曆年《深圳統計年鑒》數據整理。
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的最初幾年，由於缺乏技術設備和熟練工人，加之基礎設施差，基本建設投資很少，深圳隻能因地製宜以“來料加工”方式承接來自香港的小規模訂單。這種簡單的組裝加工涉及服裝、金屬和塑料製品。當時的香港正經曆嚴重的通貨膨脹，實際工資與地價都在上升。這極大地增加了香港製造業的生產成本，而製造業正是當時香港經濟的基石。同時，組裝加工工作對技術要求不高。本地生產成本高，但組裝加工技術門檻低，這使得香港將組裝加工工作轉移到了深圳，並且不需要太高的資本支出。表1給出了1987-1996十年間深圳特區貨物出口的詳細構成，其中來料加工裝配成品出口和進料加工出口成為加工出口的主要形式。實際上，從深圳等四地開啟特區試驗到21世紀頭幾年，加工出口（processing exports）始終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貢獻者。在1980年代早期，由於深圳特區的存在，廣東省的加工出口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
表1：1987-1996年深圳特區出口貨物情況
數據來源：根據曆年《深圳統計年鑒》數據整理。
注：1、1993年起易貨貿易取代了之前的邊境小額貿易。2、1987年的數據不完整，n.a.表示無此數據。
加工出口也是大多數後進國家促進出口的一種常用方式，它通過豁免進口中間品和零部件的關稅來促進出口增長。在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中，加工出口的流行形式是本土企業的“進料加工”（processing with imported materials，PIM）。而在中國，由於早期本土企業技術裝備落後並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本，在深圳和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加工出口至少在上世紀80年代多為“來料加工”（processing and assembling, P&A），甚至設備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業僅賺取微薄的加工費(Lardy, 1994; Sung, 2001)。
進入90年代以後，由於於上海浦東的開發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開放，中國在政策和法律上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鼓勵，本土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被鼓勵與外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這一做法不僅促進了加工出口，而且借助於來自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和歐美發達國家持續的在華投資，中國更快地參與到了全球生產鏈中。正是由於外商企業在長三角地區的不斷增加，盡管加工出口依然占據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但進料加工（PIM）開始逐步取代來料加工的地位。以數據可得的1992年為例，這一年進料加工在中國出口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了28.6%，比來料加工高出10.6個百分點（Sung, 2007）。
今天，深圳特區以及包括廣東省的東莞、佛山、中山等城市一躍成為中國大陸最具創新活力的地方，聚集了一大批中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如華為、騰訊、BYD，大疆等，深圳也成為當今中國的一線大都市。這些成就在上世紀80年代初是根本無法想象的。公允地看，在1980年代初，深圳等特區所提供的示範效應、創業活力以及其利用更靈活的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對於那之後的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毫無疑問都是有益的。
3.長三角的崛起和參與全球化
（1）上海和長三角的開放
在深圳特區成立10年以後，上海浦東的開發和上海的全麵開放才提到議事日程。把浦東和上海的開放視為推廣經濟特區先行者經驗的結果再恰當不過。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今天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跟廣東一起堪稱中國的製造業中心。盡管上海的開放比經濟特區遲了10年，但由於廣東在開放和經濟改革中先行的經驗，上海和以上海為龍頭的整個長三角地區被中央政府賦予經濟轉型和實現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的更高使命。
長三角的工業崛起以開發上海的浦東新區為標誌。作為後來者，1990年4月浦東（上海的母親河黃浦江的東岸）被中國政府批準獲得以超越經濟特區的待遇向外資開放。基於深圳特區的經驗，上海決定在浦東新區首先向深圳學習，實施 “三為主”的政策，也就是以三資企業為主、以出口為主、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為主的。另外，同樣基於深特區的經驗，上海意識到必須培育要素市場體係，建立包括證券、資金、技術、房地產、勞務、生產資料等要素市場，要使生產要素在浦東能夠聚集，產生巨大的市場能量。
上海也意識到，把突破融資約束是關係到浦東開發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浦東開發的資金需求量很大，如何解決融資的問題非常重要。於是，上海政府代表團決定去深圳經濟特區學習取經。對深圳的考察讓上海認識到，建立更多的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對投資進行融資，同時要允許和鼓勵各商業銀行在浦東設立分行，把金融做大，至關重要。
為此目標，浦東出台了一係列的政策，包括對區內生產性的“三資”企業（合資、獨資和合作企業），減免其所得稅，對進口必要的機器設備、車輛、中間品、建材等免征關稅。鼓勵並允許外商在區內投資興建機場、港口、鐵路、公路、電站等能源交通項目，從獲利年度起，對其所得稅實行前五年免征，後五年減半征收。也允許外商在上海（包括在浦東新區）增設外資銀行，先批準開辦財務公司，再根據開發浦東實際需要，允許若幹家外國銀行設立分行。同時在浦東新區設立保稅區，允許外商貿易機構從事轉口貿易，以及為區內外商投資企業代理本企業生產用原材料、零配件進口和產品出口業務。在區內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的政策，使用權限50年至70年，外商可成片承包進行開發。
為了更好地推動土地批租的試點，上海率先成立了土地管理局，而且還成立了批租辦公室。上海的市、區兩級土地管理機構開始組織城鄉土地普查、勘丈、確權、登記和發放土地證的工作，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地籍檔案和規範的地籍管理係統，成為上海開展土地批租試點及大規模推行土地有償使用製度改革的基礎工作。
另外，為了更好地學習香港土地批租的經驗，早在1986年8月，上海就派出考察團赴香港考察，進一步了解香港土地批租的特點、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經驗教訓、上海試行土地批租需要具備的條件以及聽取香港方麵關於如何吸引外商來上海租地經營的建議等。後來上海還聘請了梁振英（在2012-2017年間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等7位香港專業人士擔任上海土地批租的谘詢顧問。[8]
上海在土地批租試點的方向上提出以向國際出讓為主要方向，以國際招標為試點起步方式，出讓金收取外匯，盡可能參照國際慣例進行試點。1988年8月8日上海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26號地塊）通過國際招標，以2805萬美元的中標價成功轉讓使用權50年，在海內外引起劇烈反響。之後很快就把土地批租試點擴大到了虹橋28-C地塊和協議出讓了第一塊工業用地，即上海漕河涇齊來工業城。
上海還製定了中國第一個允許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的地方法規。在這部地方法規試行4個多月後，即1988年4月1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十條第四款“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的後麵，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的條款。也就是從此以後，“土地批租”逐步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補充來源，更重要的是，土地批租強化了地方政府對地方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建設與更新，房地產市場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橫向競爭發揮了巨大作用。
圖2：上海每年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額
由於上海浦東的開發和上海開放具有的輻射效應，整個長三角地區（包括江蘇和浙江兩省）加快了產業升級與全球生產鏈融合的步伐。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政府積極對接上海的開放和優惠政策，實施了以招商引資推動和提升本土工業化的戰略。一個很好的例證是1993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最終決定在江蘇省的蘇州市建設工業園區。盡管蘇州被李光耀選中有多個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浦東新區的開發和上海的開放，使得鄰近上海的蘇州在未來發展中預計將享有上海巨大的外溢效應。在1993年，新加坡工業園區的備選城市還包括了山東省的青島、煙台等，那裏的基礎設施好於蘇州，但考慮到上海要規劃建設浦東國際機場並向外資全麵開放，加上上海到江蘇省省會城市南京的高速公路1996年也要通車，蘇州將會與上海產生更緊密的經濟聯係。
事實上，如圖3所示，得益於上海的外溢效應，加上那裏早期受上海影響而發展起來的製造業基礎，蘇南地區很快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持續增加。如今世界500強中的接近400家公司已經落戶江蘇省，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台灣和韓國的企業。蘇州管轄的昆山（一個縣）和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也成為台資電子企業和包括韓國三星在內的著名的電子消費品生產的集聚地。
圖3：江蘇省每年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
在90年代中以來，依托與上海的聯係，浙江省同樣獲得加速升級工業化和對接全球生產鏈的步伐。由於以村鎮為中心的私人經濟和基於專業市場而發展起來的更廣泛的國際市場網絡，浙江的私人製造企業早在上世紀80年代形成了很好的加工產業鏈。90年代後，隨著上海的開放，浙江的產業升級加快，嘉興、杭州和寧波均因為靠近上海的區位優勢成為外商和跨國公司的目的地。浙江也成為中國當下許多著名的互聯網公司（如阿裏巴巴、網易等）的誕生地和集聚地。
無論上海，還是江蘇和浙江，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中，除了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之外，日本、韓國、美國和歐洲的跨國公司在長三角的投資中占有重要地位。與中國本土企業組建合資企業或建立外商獨資企業成為這種投資的主要形式。圖4顯示了2000年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在浙江省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的份額，這種情形跟上海和江蘇非常類似，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於引導中國製造業參與全球生產所發揮的重要角色。
圖4：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分布
Whalley and Xin（2006）的研究顯示，2002年以前，來自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投資占據中國大陸FDI的主要地位。在1979-1992年間，來自港澳台的投資占FDI流入額的66%，在1993-2001年期間這一比例為55%。2002年之後，盡管FDI的來源地分布更為分散，但來自港澳台的資本仍穩定地維持在40%左右。
為什麽香港在中國大陸吸引外資中扮演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少學者都強調了地理與文化聯係對招商引資的重要作用。Naughton (1996) 指出，由於地理和文化聯係，香港和台灣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在廣東和福建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91年以前，FDI在中國GDP中所占的比重從未超過1%，而在廣東和福建，FDI占各省GDP的比例分別為40%和10%。Gao（2005）進一步指出，地理與文化紐帶影響著FDI的流向。流入中國80%以上的FDI都來源於亞洲國家和地區，而來自與中國大陸有文化聯係的香港、台灣與新加坡的投資占據了60%。如果中國的經濟中心位於新德裏，FDI總額將下降約45%；如果中國經濟中心位於新德裏，並且沒有文化聯係，FDI總額將下降約70%。這些粗略的估計表明，中國吸引FDI的能力大部分源於其天然優勢，而這些都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複製的。
盡管不排除華人文化的影響，但對於FDI落戶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製度、政府治理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以基礎設施為例，Cheng and Kwan（2000）利用1985-1995年間落戶中國29個省的FDI數據發現，地區基礎設施狀況是外國投資者選址決策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基礎設施越完善，對FDI的吸引作用越強。陳建軍和胡晨光（2007）以長三角地區1981- 2005年的數據為樣本, 也發現，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都是吸引FDI 流入的原因。劉琳和趙博（2015）基於1997-2010 年中國30個省的實際FDI 和協議FDI數據研究發現，基礎設施建設與外資到位率呈顯著正相關關係。
總體而言，基礎設施作為東道國的基礎條件之一，有助於提升私人投資效率，對FDI區位選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1990年代之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跨越式提升，為FDI的流入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至於解釋中國為什麽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根據張軍等人（2007）的研究，必須從中國地方政府麵臨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激勵中尋求答案。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與官員晉升掛鉤，使得地方政府官員被激勵致力於更新和投資城市內部和之間的基礎設施以以吸引外資和當地的經濟發展。為了在吸引外資落戶中勝出，原有的其他政策和管理製度在橫向競爭條件下也需要調整和改革，官僚主義作風從而被壓縮到最低限度。
（2）1990年代後的外資進入與參與全球化
圖5給出了在1984-2017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的變化趨勢。在廣東福建設立經濟特區的起步階段，外資利用的規模相對還是較小。但隨著上海和長三角地區的開放以及中國對在法律和政策上對外資進入製造業的承諾，外資流入顯著加快。1992-1998年，每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快速上漲。盡管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1999-2000年間略有回落，但2001年起，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再次進入快速上升的階段。
圖5：中國利用外資總額的變化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而外商直接投資（FDI）始終在中國利用外資中占據絕對多數。毫無疑問，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在90年代之後的工業化和推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立下汗馬功勞。根據IMF的統計，中國FDI存量占中國利用外資存量的比例多處於60%上下，在個別年份（如2009年）甚至接近70%。而且，如表2所示，差不多90%的外資是進入中國的製造業部門的。
表2：2016年外資在第二產業各行業分布情況（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商務部外資統計。
表3顯示，1979-2016年，接近四分之三即72.36%的外資集中在東部地區。看到外商直接投資更多地分布在中國的沿海地區並不奇怪。一方麵加工出口需要接近港口的便利，也由於在出口加工和深度開放上中國采取了分步走的發展戰略，允許靠近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廣東福建先行一步，並在90年代才決定開放長三角的龍頭上海。
表3 截至2016年底外資的地區分布情況（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商務部外資統計。
可以預料，由於外商直接投資的角色，中國的貿易增長在大多數時間高於名義GDP的增長，使得中國經濟保持了不斷提升的貿易依存度。圖6顯示，自中國改革開放直到2007年，依存度不斷提高，從1978年的10%提高至1990年的30%，再到2007年超過60%。由於對外貿易的速度超過GDP增速。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在1975-1979年間，中國貿易依存度是有記載的120個經濟體中最低的，而到1990-199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36%，中國已成為世界貿易依存度排名第三的貿易大國。
圖6: 中國的貿易依存度
中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反映了加工貿易比重較高的事實。在9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裏，加工貿易占了中國整個貿易額的一半以上。而加工貿易正是在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引導的。Yasheng Huang和Yin-Wing Sung發現，由於中國的加工出口以在華的FDI主導，這使得中國的出口中至少在1984年之後的20年間不僅加工出口的比例很大，而且“過度”（unduly）地依賴了在華的FDI(Sung, 2000; Huang, 2003)。這個現象在印度和東亞其它高成長經濟體中未曾有過。
實際上，在華FDI的出口在中國加工出口中過高的份額應該做這樣的解釋，它是下列事實的一個合理現象：第一，相對於先行者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在上世紀80年年代才開放的中國是一個後來者。後來者有機會從而需要主動去利用先行者的資本和技術，發展加工貿易。這是合理的選擇；第二，在設立經濟特區以及上海開放的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多半還是個由國有企業和行政控製主導的計劃經濟。在這個體製下，依然存在著諸多製度扭曲和對私人企業的金融歧視，這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中國本土企業參與國際生產的能力。如果不是“過度”利用外資的參與，在計劃管理製度依然僵化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迅速克服這一障礙參與到生產的全球化鏈條中。所以也許應該把中國過度利用外資視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一個次優解（Sung, 2001）。
（3）技術進步
廣東和長江三角洲的經驗顯示，中國對國外技術的學習是一個典型的小步快跑的方式。從早期的來料加工出口到進料加工出口的轉變，中國的本土企業也在其中獲得成長機會。如此，中國國內的企業在進料加工中獲得技術學習的機會，快速積累了經驗和技術，加工能力不斷提升，中國的出口結構不斷優化（江小涓，2002；付朝陽，2003；文東偉、冼國明和馬靜，2009），出口產品質量持續提升（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而且研究發現中國出口品的技術複雜程度也持續提升（Xu, 2007; Xu and Lu, 2009），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國製造業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使中國從所謂的血汗工廠（sweatshop）快速走向了全球的製造業中心（Sung, 2007）。中國在參與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快速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事實還可以從以下變化中得到反映，即過去10年，中國的製造業出口對外資的依賴已經顯著減弱。
4.經濟轉型的策略
中國在1949年中共取得控製大陸的領導權之後不久便開始以前蘇聯為模板並在蘇聯的技術支持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實行封閉的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這也是一個典型的政策學習和技術學習的大規模試驗。在完成蘇聯技術和資金援助的156個大型工業化項目之後，中國開始了激進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以進口替代和自己自足為目標，推行大幹快上的重化工業戰略。為了實現大躍進式的追趕目標，中國很快決定引入中央計劃經濟的管理體製，關閉自由市場，由中央計劃機關（計劃委員會）等政府機構控製資源分配，包括安排勞動力就業。為了加快工業化，必須像蘇聯一樣，在農業實行集體化運動，剝奪農民的土地和選擇自由，農產品以極低的收購價被政府獲取以補貼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借助於這個價格剪刀差轉移利潤來支持工業化。在那時候的工業化戰略中，實行嚴格的城鄉分類管理製度，農民無法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和生活，資本價格則被國有化運動認為壓低。這一做法嚴重背離了中國當初的要素稟賦結構。由於跟世界經濟脫節，在封閉條件下勞動供給充裕而資本短缺的組合不能夠轉充分接近全球生產鏈，相對優勢潛力得不到釋放，生產率無法獲得改善。
在計劃經濟體製裏，中國的沿海地區盡管得天獨厚-廣東和福建有大量的華僑，戰前的上海則跟香港和歐美存在著的商業聯係-這些在計劃經濟模式和平衡發展戰略中並無法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和先行者。相反，重化工業和六十年代開始的以國防為目標的三線建設都將重點放在內陸省份和山區，沿海很少獲得中央的支持。考慮到地理意義上中國的海外線在東部和南部，存在著東西部的空間不平衡，這種支持平衡的內向發展戰略無疑是一種損失效率的發展模式。
進入上世紀70年代，特別是中美在1972年建交以後，中國領導人對外部環境的看法慢慢發生了改變。1972年，時任總理周恩來決定從美國進口大量的機器。跟中國從蘇聯引進的機器大部分送完內地的做法不同，這批從美國進口的機器中，有一半是去了東部地區，而東部地區由於其自身特有的地理和資源稟賦條件，更加適合於發展工業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開始從追求平衡優先的發展到效率優先的發展轉變。
1978年，鄧小平就堅持認為應該考慮讓一部分地區先行發展起來並把視野轉向東部和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1978年他對日本和新加坡的訪問更加堅定了在沿海一部分地區先行一步，發展補償貿易和利用外資的信念。在興辦廣東和福建經濟特區這個建議上，他非常支持。為了抵禦黨內對經濟特區的批評意見，他兩次去深圳經濟特區考察並加以背書，成為深圳的保護傘。
在深圳和廈門等四個特區建設的時候，廣東和福建兩省就成為全國的先行者，率先獲得中央許可，實行跟全國其他地區不同的經濟管理體製和利用外資的優惠政策。這包括中央向省級的財政分權、貿易由國家進出口管理局單獨管理，同時在立法和政策上給予高度授權，根據需要可以在包括稅收政策、土地政策和外匯管理等政策上製定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政策。這種讓一部分地區先行、而後向其他具備條件的地區推廣的分步走戰略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國情的深刻理解。鄧小平曾經說，搞深圳特區的目的是為了擴散先行者的經驗，為全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通過示範。的確，在廣東福建先行之後，才陸續把開放和利用外資的範圍擴大到東部沿海的其他城市，特別是上海。後來再覆蓋到主要的省會和經濟中心城市。
先行的試驗區盡管對於改變之前的發展模式和推動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發揮著重要角色，但發展模式的轉變需要改革原來的計劃經濟體製和管理模式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5年後的1984年，中央作出了對整體的計劃管理體製進行改革的決定。不過，出於社會穩定和慎重的考慮，改革的決定在表述上格外謹慎。在農業部門，盡管允許土地由農戶承包耕種，但依然保留了計劃配額。隻是允許計劃外的產出可以高出計劃價格出售。這個“雙軌製”的做法也被用於對城市國有企業部門的改革。企業隻允許在計劃配額之外尋求市場交易的機會，而不是一開始就推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運動。在很多其他的計劃經濟領域，如就業製度、住房製度等，均采取了“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做法，對改革的受損者進行一次性補貼進行補償，從而改革的阻力得以降到最小。[9]
在整個80年代，要素價格包括資本的價格，也沒有一次性放開，而是采取價格調整與小步放開相結合的方式，依據重要性、市場供求條件分批和逐步推動要素價格的市場化。這種做法的一個優點是，私人企業利用了局部市場的開放而開始快速發展起來，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繼續得到計劃的支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私人企業部門的擴大，國有企業必然開始麵臨來自私人企業的競爭，這種競爭壓力不斷挑戰和改變國有企業的生存環境和盈利條件，以致於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有企業整體上出現大麵積的虧損，從而引發並加快了國家在90年代中後期對整個國有企業部門的重組與分類改革。
這種雙軌製的改革方式在計劃經濟下為農戶和企業追求計劃外的更多產出提供了激勵，導致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在邊際上獲得顯著改善。在時間上不斷縮小計劃內的比重，擴大計劃外比重的雙軌過渡的方式整體上是一個皆大歡喜的改革（reform without losers）（Zhang, 1997; Lau and Qian, 2000）。
雙軌製的改革方式，顯然是為了避免激進的改革和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造成的經濟混亂和社會的不穩定。這麽做的最終目的不是繼續保護國有經濟和既得利益，而是為了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平穩轉型。
是的，在維持了多年的經濟的雙軌製之後，隨著條件變得可行，進入90年代，中國及時地推動了對國有企業和銀行的結構重組與改革，國有企業大多數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戰線，僅保留了戰略性行業的國有企業。90年代以來也在立法和政策上鼓勵了私人企業的擴張，同時在外匯、價格、勞動力市場以及資本生產等方麵加快了自由化的步伐。在中央的堅持之下，1994年中央與地方政府放棄了之前的收入分成而改為稅收分成，以增值稅作為主要稅種，保障了中央在穩定宏觀經濟中所需要的收入穩定性，也實現了之後超過十年的宏觀穩定，為中國在吸引外資和加快上海及長三角地區參與全球生產鏈創造了有利條件。
經過艱苦的談判，並得到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理解和支持，2001年中國最終被WTO接納。為此，按照加入WTO的承諾和WTO的自由貿易原則，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國民待遇、環保以及市場準入等多方麵做了很大努力，不僅推動了經濟改革，而且也開始對政府部門管理經濟的方式和治理結構進行大幅度的改革。2013年中國決定在上海實行自由貿易區的試驗，並隨後在多個地區設立了12個自由貿易區（編者注：當前中國自貿區已擴容至18個），繼續探索自由貿易和資本賬戶開放的可行模式，推動國內金融、外匯和貿易等更大幅度的改革和向世界的更深層次的開放。
5.中國經濟追趕的經驗與理論反思
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1978年中國人均GDP隻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GDP 490美元還要低。與世界上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
在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也是非常內向的經濟，出口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僅占5.6%，兩項加起來僅為9.7%。而且，出口的產品中75%以上是農產品或是農業加工品。
在這麽薄弱的基礎和起點上，1978年到2017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任何國家或地區曾以這麽高的速度持續這麽長時間的增長，並且中國對外貿易每年增長的平均速度達到14.5%，在人類經濟史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這麽快速從封閉經濟變成開放經濟。在這樣的增長速度下，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貨物出口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貨物出口國，並且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製造業產品，所以中國也被稱為“世界工廠”。201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在此過程中，七億多人口擺脫國際貧困線標準，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在這段時間內，雖然中國經濟崩潰論此起彼伏，但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嚴重經濟危機的國家。
中國在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表現給經濟學家提出了需要回答的很多問題。第一，為什麽中國經濟在40年間能夠取得這樣高速的增長？第二，為什麽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那麽貧窮？第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國不是唯一的國家，為什麽其他轉型中國家的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中國卻是穩定和快速發展？第四，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對現代經濟學有什麽意義？
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麽。表麵上看，增長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要知道，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在現有的產業進行技術創新，讓單位勞動者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好產品；另一種方式是產業升級，將資源從附加值較低的產業部門配置到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部門。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兩個方式是一樣的。但是，作為後來者，發展中國家有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這就是所謂後來者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隻有發明新技術、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隻要下一期生產活動采用的技術優於本期，就是技術進步；隻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高於本期，就是產業升級。由於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平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平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實現產業升級。
如果把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它所擁有的後發優勢，那麽，為什麽它在改革開放前沒能利用後發優勢呢？這就引出了上麵提到的第二個問題。
我們認為，利用後發優勢隻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並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隻有13個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便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領導人也希望民富國強。50年代，中國領導人提出的發展目標是“10年超英、15年趕美”，在當時貧困的起點上迅速建立與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希望以此盡快縮小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那些最先進的產業、最先進的技術不僅都有專利保護，而且與發達國家的國家安全有關，所以不可能通過引進這些產業和技術來實現目標。在此狀況下，要發展與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隻能自力更生，這就等於放棄了後來者優勢。
那些先進的產業資本非常密集，中國又是一個資本嚴重稀缺的農業國家，模仿這些產業根本沒有比較優勢，這類產業中的企業如果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也必然沒有自生能力，必須依靠政府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因此，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了保證重工業發展，就隻能依靠國家能力扭曲資源和要素價格來降低重工業投資的成本，犧牲農業和輕工業來補貼重工業的發展。並且由政府直接按計劃配置資源來保證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采用國有製和對企業微觀經營進行直接幹預的方式以保證企業按政府計劃生產。
然而，計劃經濟體製雖然讓中國快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卻導致經濟發展效率低下，在1978年時，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發展顯然不可持續，既實現不了民富的目標，也實現不了對發達國家的真正趕超。
直到1978年鄧小平複出，再次走上領導崗位並大膽放棄不切實際的發展戰略之後，中國才真正從自己的初始條件出發，擯棄教條主義，轉變發展範式，確立了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和目標，決定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有意識地發展那些能更好利用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推進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充分創造就業機會、吸納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轉向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在改革中推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於資本密集、規模大、與就業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產業，在轉型期間繼續給予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轉型期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對過去受到抑製的、勞動密集型的，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準入，積極招商引資，並以務實的方式設立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和加工出口區等，大力吸引外資和技術，對接全球生產鏈，將後來者優勢變成全球的競爭力。
由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得以快速積累，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的比較優勢也就逐步發生變化，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了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原來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變成有了自生能力的企業。到了進入新世紀，除了少數戰略性行業的大企業之外，大多數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也有條件分門別類地實行股權多元化和民營化，原有的保護和補貼被終止和取消，成功實現了經濟的轉型。
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推動改革開放時，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在向市場經濟轉型。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各種幹預同時地、一次性地取消掉。受這種觀點影響，不少國家采取了“休克療法”，其中既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非社會主義國家。但“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忽視了原體製中的政府幹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果把保護和補貼都取消掉，重工業會迅速垮台，造成大量失業，短期內就會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衝擊，遑論實現經濟發展。而且，那些重工業中有不少產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了，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和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隻會比國有企業更高。大量實證研究表明，這正是蘇聯、東歐國家轉型以後的實際情形。
而中國經濟改革並沒有套用任何現成理論，而是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以對經濟社會衝擊較小的漸進轉型方式啟動，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維持經濟社會穩定，提高各種所有製經濟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在不斷釋放後發優勢的過程中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並與時俱進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在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中國這種市場和計劃並存的漸進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造成的結果隻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然而，結果恰恰相反，我國經濟轉型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成功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而且經濟發展成就令世界驚歎。我們預測，繼中國台灣和韓國之後，到2025年，中國大陸很可能成為二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
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終結。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國在漸進雙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幹預沒有完全消除，還存在著腐敗滋生、收入差距拉大和環境汙染等問題。這些已經成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要應對的挑戰。黨的十八大已經決定繼續推進結構改革，消除市場扭曲和不當幹預，懲治腐敗並致力於縮小收入差距過大。
由於發展條件的相似性，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也將有助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克服發展和轉型中的困難，實現現代化的夢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追趕發達國家的思想普遍存在於發展中國家當中。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想在貧窮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其采用計劃經濟體製造成的問題也和中國的情形相類似。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和許多非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實現了政治獨立，也都追求在貧窮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在經濟運行中形成了一係列本質上跟中國計劃經濟體製一樣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幹預。
通過比較二戰後少數幾個成功和絕大多數不成功的經濟體，我們發現，迄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製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而少數幾個成功經濟體的共同特點是：其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比如，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主導來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推行這種戰略的經濟體都未能取得成功。少數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卻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產業開始，推行出口導向而不是進口替代戰略，當時這種發展方式被認為是錯誤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都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轉向市場經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倡導“華盛頓共識”，主張采用“休克療法”，一次性消除各種政府幹預扭曲，以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按照這個方式來轉型的國家，遭遇的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少數幾個像中國、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的發展，采用的卻是雙軌漸進的改革模式。為什麽是這樣呢？
因為主流理論來自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以發達國家的條件作為理論的前提，由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不同，照搬來自於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發展中國家必然遇到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現在采用的理論都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麽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麽，比如結構主義，或者看發達國家哪些方麵做得好，就讓發展中國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完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幹預，就主張發展中國家采用發達國家的製度安排，實際上，這樣的理論忽略了重要一點，就是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初始條件的差異性。
林毅夫教授過去十年來致力於提倡新結構經濟學（Lin, 2009; 2012）。它基於中國自己成敗的經驗，也是總結了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和經濟體的成敗經驗，與過去主流經濟學有很大的差異。這樣的一個理論來自於發展中國家，自覺地把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作為出發點，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為什麽成功，哪些方麵存在不足，未來如何發展。同時，這樣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
新結構經濟學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及其決定因素。其核心思想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內生於該經濟體在該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技術相適應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因此內生決定於該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企業的自生能力則是新結構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基礎。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遵循比較優勢是經濟快速發展的藥方，其製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當政府發揮有為作用時，產業政策是個有用的工具。新結構經濟學將結構引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會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產生許多新的見解。新結構經濟學希望能夠在反思發展經濟學自成立以來湧現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波思潮的基礎上，推動建立發展經濟學新的理論框架。
6.結論
中國是戰後極少數能成功實現較長時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之一。給定它的人口規模，中國的增長堪稱奇跡。以出口品的技術複雜度和科技進步的速度來衡量，中國也是後來者中技術學習最快的國家之一。考慮到40年前極低的起點和普遍貧困的狀況，中國今天的成功經驗對其他後來者具有參考價值。
總體而言，中國所實現的快速的技術進步及經濟發展的成功來自於它在1978年做出的發展戰略上的根本轉變。它放棄了教條主義和不切實際的趕超思想，並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和開放政策在給予原有的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穩定的前提下，創造條件讓給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快速變成競爭優勢，並由資本的快速的積累和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快速擴張，不斷矯正不符合自身優勢的經濟結構，為消除轉型期的各種扭曲創造條件，在穩定和快速發展中過渡到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在此過程中，中國努力改革其管理經濟的體製去適應這些變化，並製定一係列行之有效的工業化政策把中國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轉變成在製造業上具有全球競爭優勢的世界工廠。
作為東亞的一員，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對於鄧小平和中國的領導人在1978年做出轉變經濟發展戰略的決定發揮了重要影響。鄧小平本人1978年對日本和新加坡的訪問更是加深了他對尋找戰略轉變突破口的決心。中國政府派出的代表團於1978年對香港和澳門的考察，觸發了領導人在1979年設立深圳和珠海等四個出口加工區（後稱經濟特區）以吸引香港在中國南部沿海投資辦廠的想法。就這樣，在上世紀80年代，借助於香港資本的聯係，中國大陸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成為最早聯係全球產業鏈的出口加工區。時至今日，昔日的經濟特區之一的深圳已經發展成為可以與舊金山矽穀和以色列特拉維夫比肩的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
隨著1990年上海浦東的開發和上海市的開放，中國在其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加快了在吸引跨國公司資本投資和設立合資企業的速度。此後，包括日本、中國台灣、韓國和歐美的資本大舉進入該地區。長三角的工業崛起是中國在促進本土製造業納入全球生產鏈的第二個高潮。為此，中國開始變革並製定一係列法律和管理製度以配合FDI的技術轉讓和本土化進程。例如，學習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在法律上突破限製，允許國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權轉讓並鼓勵把土地按50年期限批租給跨國公司。另外，對企業管理者的持續的培訓以及開啟公司治理結構和管理上的改革，對促進本土企業的技術學習發揮重要作用。大量的研究發現，FDI對中國出口技術複雜程度的提升主要可以用中國本土企業的組織變革和學習能力的改善來解釋，這些努力顯著提升了中國企業對轉讓技術的吸收、消化和擴散的能力。這說明，技術學習過程與政策學習的結合在中國成功的工業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國的工業化和技術進步的另一成功經驗或許是，中國盡量避免推行了自上而下的一刀切的產業政策，至少在早期是這樣。相反，中國早期的工業化帶有濃重的試驗色彩。產業政策也往往局限在沿海的地區和一些規劃的區域，以務實的方式在那些地區設立工業園區、經濟特區等經濟試驗田，將產業政策用作促進地區工業化的特惠政策。政府在園區內實行並確保改善基礎設施，提供一站式服務，大幅降低官僚主義，快速把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政府除了製定針對FDI的稅收、外匯等優惠政策之外，土地規劃成為中國地方政府推進產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實際上，中國政府對土地規劃的高度重視不僅促進了工業化，而且也在經濟發展中更新了城市。另外，為了實現工業發展的目標，地方政府被要求致力於發展規劃、基礎設施投資和投資環境改善，並要大力降低官僚主義。中央政府加強了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激勵政策，官員麵臨以相對績效評估獲得職位晉升的所謂政治錦標賽的動力。
中國的經驗也指出了戰後延續至今的發展經濟學的缺陷。已有的發展經濟學對後來者的趕超戰略的建議沒有能夠遵循產業結構演變的內生邏輯，忽視了資源和要素稟賦的結構在成功的工業化戰略中的決定性影響。由林毅夫倡導的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理論，即新結構經濟學，基於戰後那些包括中國在內的成功實現追趕的高成長經濟體的經驗，強調了基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動態比較優勢原理在實現工業化和快速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根據新結構經濟學，後來者在工業化中務必擯棄現成的教條，尊重和正視自身的初始條件、要素稟賦的結構和經濟製度等製約條件，從實際出發，用看上去是次優的方式，逐步克服各種約束條件，在學習中不斷積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小步快跑，實現從技術模仿到技術創新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