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怎樣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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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曼·羅克韋爾繪製的“四大自由”主題宣傳海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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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6日，羅斯福在國會大廈發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講之一。 |
現代史上，很少有哪些政治概念比美國前總統羅斯福首倡的“四大自由”產生過更深廣的影響，並在此後的3/4個世紀中，激勵著全世界的無數人為之奮鬥不息。
在許多曆史和政治學家看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二戰時首倡的“四大自由”，即言論和表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基礎。
75年前的7月4日，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一次非公開的發布會上，首次描繪出“四大自由”的雛形。次年1月6日，他在華盛頓國會大廈通過一場振聾發聵的演說，讓這一論述成為促成美國對外政策轉變的推手，也勾畫了這個國家在此後3/4個世紀中的藍圖。
談到羅斯福的曆史貢獻，許多人主張，他提出的四大自由“標誌著新時代的開端”；也有不少人相信，將“四大自由”真正落到實處，始終是美國乃至整個世界麵臨的挑戰。
驚天創意在密室中醞釀
1940年美國獨立日當天，羅斯福邀請幾十名記者來到他位於紐約州海德公園鎮的居所做客。當時，與會者中幾乎沒有誰能意識到這場“即興”新聞發布會的重要意義。
這是羅斯福初次就任總統後的第8個年頭，他看起來有些疲憊。帶領美國度過艱難的大蕭條時期後，這位時年58歲的民主黨人，似乎有心要離開高高在上的總統寶座。
自從政敵在此前兩年的中期選舉期間發難並令改革放緩，羅斯福仿佛丟掉了銳氣。“總統在國內事務中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時任司法部長羅伯特·傑克遜在晚年回憶道。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道，私下裏，羅斯福對妻子埃莉諾承認，他覺得自己正在“慢下來”，對一些行政事務不再充滿熱情。後來擔任司法部長的總統幕僚弗朗西斯·比德爾也發現，總統“厭煩、疲憊、萎靡不振”，對再度參加大選有些興味索然。
然而，和許多觀察家一樣，比德爾受邀參會後，才發現自己的直覺失靈了。
坐在桃花心木桌子後頭，羅斯福用天馬行空般的風格暢談起來。論及令人擔憂的歐洲局勢，他告訴與會者：“首先，我要說說信息自由，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詞比新聞自由更準確，因為信息多種多樣。簡而言之，公民有權通過各種途徑得到未經審查的信息。”隨後，他確定了另外3點公民應普遍享有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有關於第五個自由的想法。”突然，《費城問詢報》駐白宮記者理查德·哈克尼斯插了一句，“可以把開放自由貿易描述為‘免於匱乏的自由’嗎？”
羅斯福頜首讚同。很大程度上，“免於匱乏的自由”意味著摒棄文化和貿易壁壘。“真正的問題可以歸結為，我們是要繼續追尋這些自由，還是放棄？”他繼續自問自答。
記者們不知道，羅斯福當時已決定在當月末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尋求連任。如果他預見到的“大災難”降臨，美國應當主動扮演領導者角色。後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對世界的了解程度都讓他無法樂觀。
無論是否精心策劃，這場“不宜公開”的發布會上的頭腦風暴，為羅斯福在次年極具裏程碑意義的國情谘文演講打下了基礎，最終催生了為全世界所熟知的“四大自由”。
用道德秩序回擊暴力征服
“作為你們的總統，我在此履行憲法賦予我的職責，將美利堅合眾國的情況通告國會。這不太令人愉快，但我有必要告知各位，國家和我們民主政治的前途與安全，已經和遠離我們國境的許多事件不可抗拒地牽連在一起了。”那場密會半年後的1941年1月6日，自覺機會成熟的羅斯福在國情谘文演講中，向美國公眾傳遞出了再明確不過的信號。
在他看來，這是“史無前例”的時刻：向來對外敵入侵“免疫”的美國，當時卻急需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的外部威脅，打起精神。
據美國“Today I Found Out”網站報道，當時，歐洲大陸在納粹鐵蹄下顫抖，與希特勒隔海對峙的英國獨力難支。可是，在頑固秉持孤立主義的美國，許多人依然認為，打仗純粹是歐洲人自家的事，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並沒有為別人火中取栗的理由。
這讓羅斯福倍感焦慮。他試圖用嚴酷的現實調動自己的國家采取更強硬的幹預措施，並要求大量增加撥款，為那些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國家充當“兵工廠”。
時值二戰最慘烈的時期，希特勒宣布在被其占領的歐洲建立所謂“新秩序”，羅斯福則試圖用一個更大的概念來回應——道德秩序。與“獨裁者用炸彈製造的暴政”不同，道德秩序的核心便是羅斯福醞釀多時的“四項人類的基本自由”，正如他在演講中所強調的，“人們不能隻依靠武器戰鬥，就像不能隻靠麵包生活”。
“我們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為了讓自由國家展開合作，共同生活在一個友好文明的社會中。”麵對國會議事廳中無數道疑惑的目光，他慷慨陳詞，“我們的對外政策是基於對所有國家人權和尊嚴的尊重，而正義的道德力量必將獲得最終的勝利。”
為國際社會書寫共同準則
和羅斯福的其他許多場演講一樣，這份演說詞的草稿出自總統的親密顧問哈裏·霍普金斯、塞繆爾·羅森曼和羅伯特·舍伍德之手，國務院的阿道夫·伯利和本傑明·科恩亦有所貢獻。總統本人則在最後階段上陣把關，最終版本確定前，演說詞已七易其稿。
“四大自由”的論述在第四稿時才被補充進來——某個晚上，霍普金斯、羅森曼和舍伍德在白宮向羅斯福匯報工作時，後者忽然宣布，自己對結尾部分有了新的想法。
“總統靠在轉椅上，凝視著天花板，我們在旁靜靜等候，時間長得讓人有些不適。”羅森曼在接受采訪時提到，“然後，他俯下身，開始口述‘四大自由’。他一字一句，說得很慢，我忙不迭地把它們記在了放在腿上的黃色速記本上。”
此後數年，當美國最終卷入戰爭，畫家諾曼·羅克韋爾用一係列漫畫將“四大自由”的內涵落到紙麵，以人們熟悉的生活片段呈現出來：父母親守護在熟睡的孩子身旁、全家人其樂融融地享用感恩節大餐，不同膚色的人們用各自的方式崇拜神靈……在國家需要團結的時刻，“四大自由”成功地增強了美國人的家庭價值觀、凝聚力和愛國情懷。
時間來到1941年8月，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四大自由”的基礎上，闡釋了《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四大自由”在次年元旦被由26國聯合發表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正式采納。1948年，埃莉諾·羅斯福參與起草的《聯合國人權宣言》，被認為重申了“四大自由”的精神。
“他用信仰取代恐懼，將美國政府變成了社會正義的工具。”美國《赫芬頓郵報》稱，被羅斯福提出後，“四大自由”迅速成為國家的藍圖，且影響力遠遠超出美國的邊界。
時至今日仍是致敬對象
有趣的是，1940年7月4日，當羅斯福與記者們閉門探討，糾結於如何選擇準確的詞語表達感情時，第一夫人埃莉諾也在報紙專欄中闡述了對美國革命遺產的理解。
“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生活在一個可以申請加入任何宗教組織的國家，在社會道德允許的範疇內表達自己的想法，”她寫道，“我希望有工作的權利，並將這個機會推及至所有同胞。我希望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去接受良好的教育、醫療保健和娛樂機會。”
與丈夫相比，埃莉諾似乎更好地界定了“免於匱乏的自由”的含義。盡管後來有很多批評者嘲諷說，羅斯福對這個概念的強調，意在利用戰爭拯救一度遇阻的新政。
並非所有人都支持“四大自由”。據“Politico”網站報道，當時就有保守派抱怨說，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是“羅斯福新政的自由”而非“美國人的自由”。反對派則擔心羅斯福借此在國內事務領域塞進更多爭議內容。事實上，羅斯福的確在1944年推出了“第二權利法案”，將就業、醫療、住房和教育確定為美國公民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
正如曆史學家埃裏克·福納告訴《華盛頓郵報》，自由在美國一直是個有爭議的概念，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含義。但無論是否摻有“私心”，至少在二戰之初，羅斯福以非凡的遠見，用“四大自由”鼓舞了公眾，並讓厭戰者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確信自己在為正義而戰。
隨後的半個多世紀中，美國自身的人權水平取得了可觀的進展，擁有非洲血統的奧巴馬的上台便是標誌性事件。然而，在這個聲稱已實現“免於匱乏和恐懼的國家”，30%的非洲裔黑人、28%的原住民和23%的拉丁裔兒童仍然貧困，年輕黑人男子生活在警察暴力和監禁的恐懼中。《赫芬頓郵報》稱，和75年前一樣，尋找今日的“四大自由”同等重要。
另據美國國家廣播電台消息，今年6月13日，民主黨內的頭號紅人希拉裏·克林頓，在號稱“聖地”的紐約羅斯福島舉行競選集會。此舉被認為“暗示性十足且意義重大”。
據《紐約每日新聞》報道，希拉裏非常崇拜羅斯福這位前輩，酷愛引用後者的名言，還屢屢在演講中提及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美國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女人像埃莉諾那樣深刻地影響了政治。”身為曾經的白宮女主人，她的感言頗有些一語雙關的意涵。
羅斯福頭一次就職時，埃莉諾就說過：“民主不是口號，而是行動。”在羅斯福島上以“四大自由”命名的公園裏，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阿麗達·布萊克坦言：“四大自由及其所代表的願景是美國人最普遍的價值觀，但要實現它，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