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8日，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總部舉辦《軟實力與中美競合》圖書發布會，該書是王輝耀博士和苗綠博士主編China and Globalization係列英文圖書最新一部，中文版由全球化智庫翻譯。會上發布了“軟實力”提出者，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的中英文新著《軟實力與中美競合》（Soft Power an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Shifting Sand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與約瑟夫·奈教授在發布會上展開對話。
軟實力既有競爭的一麵，但也可以有合作的一麵
王輝耀：很榮幸能夠再次見到我們的老朋友約瑟夫·奈教授。同時，我們也非常高興邀請到中信出版社的總編輯洪勇剛，以及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國際總編William Achauer和中國區的圖書總監李琰一起，以及來自產學研研究員和媒體朋友們。稍後我們會把此次直播上傳到網絡，全世界的觀眾都可以看到。再次感謝約瑟夫·奈教授抽出時間來參加這本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全球新書發布活動。我對約瑟夫剛才提到的觀點印象深刻，我們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局勢中，曆史上可能從未見過這樣規模的大國競爭，這也是我們以前從未經曆過的對人類構成威脅的競爭。因此當下確實是一個關鍵時刻，這也是為什麽我們需要刷新對奈教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的認知，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不光是競爭，而合作也是極其重要的。很感謝你為這本書作出的貢獻，CCG也很榮幸能夠翻譯此書。這本書還包括了我們之間大約一年前的對話。在目前的背景下，出版這本書這是非常重要的。雖然當下我們經濟複蘇繁榮，但我們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那麽，我們怎樣才能彌補分歧？我們如何才能真正使軟實力在中國和美國發揮作用？我認為軟實力，包括所有的文化、曆史、傳統、人際交流，包括學術界和智庫、非政府組織和所有的公眾現在必須一起行動，以真正使這種關係充滿合作的可能。奈教授，你被稱為是軟實力之父，那麽隨著中美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我們可以做什麽來改善雙方的軟實力，真正實現更多的融合而不是分歧呢？我們需要一些新思維和新思路。我們如何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現在正努力為全球化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比如中國提出的一些發展倡議？中國現在有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中國現在更積極地參與俄烏戰爭調解。習主席幾天前剛剛與澤連斯基總統通過話。在當下競爭的大環境中，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雙方如何能夠改善這種競爭？我們需要你的一些建議，謝謝。
約瑟夫·奈：謝謝輝耀，這些問題都很好。軟實力的某些方麵是競爭的一部分。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支持非洲的某個項目，旨在使中國更具吸引力。同樣，當美國國際開發署在非洲支持某個項目時，也是旨在使美國更具吸引力。所以從這方麵來說，軟實力可以成為中美競爭的一部分。另一方麵，我在評論中想說的一點是，軟實力有一個方麵，可以再次強調，那就是當中美兩國彼此吸引的時候，就是增強彼此間合作的關鍵點。我們兩國的競爭能力顯而易見，我們的競爭力已經太強了。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提高我們的合作能力？我非常相信增加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包括更多的學生，更多的記者，更多的遊客，更多的訪問等。我認為這些訪問，對兩國來說都有助於發展軟實力。這並不是說彼此互相不埋怨，而是促進彼此了解。如果你真的有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你就很難把另一個民族妖魔化。所以我想強調，軟實力有競爭的一麵，但也可以有合作的一麵。那麽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呢？所以我會從更多的人與人的接觸開始。
競爭是存在的，但需要有限度以確保競爭不會失控
王輝耀：謝謝你奈教授。這是個很好的觀點，我非常讚同。在新冠疫情之前，中美間曾經每年有500萬人次的遊客和各種各樣的交流。目前，我們仍有30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但隻有幾百名美國學生在中國（大陸）留學。新冠確實造成了很多交流上的障礙。我同意您的觀點，我們必須一起合作。你提到健康的競爭和軟實力，這一點很好。這可能是我們需要積極推進的事情，例如，如何在氣候變化方麵合作，如何在防治大流行病方麵合作，如何控製核擴散，以及如何促進更多的全球南方發展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像中國也設立了國際發展合作署等發展援助機構，所有這些可能是我們需要更多競爭和合作的領域。在我們一年前的談話中你提到的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你提到，大國間似乎每20年就可能達到一個新的周期性平衡，或新的變化點。例如，在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之前，兩國間有很多的遏製、冷戰思維之爭。但後來經過20多年，緊張的態勢得以緩解，兩國變得更加友好和合作。但同樣，現在我們又遇到了這些困難，有越來越多的誤解和不信任。那麽，你認為中國和美國什麽時候可以達到一個新的平衡，或者也許最後我們不得不說：看，我們必須一起和諧共處，因為我們正麵臨著人類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問題不能僅靠自己來解決，必須一起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避免這種艱苦的戰爭，並逐漸相互理解，所以可能到2035年或2040年，我們可以說：好吧，我們真的得一起和諧共處，我們不能彼此對立。那麽你對這個問題怎麽看？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來度過這個困難時期，我們如何能夠及時地克服這個挑戰？
約瑟夫·奈：我認為你說的對，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七十多年來的美中關係會發現，前20年，中美是公開的敵對關係，我們甚至在朝鮮半島上進行戰爭。然後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在尼克鬆和毛澤東會麵之後，也就是中美因為對蘇聯憂慮而合作的時期。隨後在鄧小平的經濟政策下，出現了一個經濟接觸期，隨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得到美國的支持，這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中美關係達到了高潮。這個接觸期一直持續到2015年或2016年左右，重點開始轉移至大國競爭。
大致來說，這些不同的時期都是持續十年或二十年。最近的這個時期從2016年或2017年左右算起，可以說，我們進入目前的大國競爭時期已經有六、七年了。而我們是否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結束這個競爭時期？曆史的發展無法確定。我們也許會犯錯，做出讓事情走向錯誤方向的決定。我認為在目前這個時期，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競爭是存在的，但重要的是競爭需要有限度，確保我們在高層相互之間有持續的溝通，能了解對方的紅線是什麽，不要讓各自陷入危機中。
因此，我認為目前的時期有可能再持續十年左右。但是，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最終會一起合作，確保事情不會失控，而這常常被總結為“護欄”（guardrail),以確保我們不會分道揚鑣。
選擇性脫鉤會存在，但不應讓其過度蔓延
王輝耀：謝謝你。我認為你說的對。我認為在去年11月的巴厘島G20峰會期間，當習主席和拜登總統會麵時，他們計劃為中美雙邊關係建立一些指導原則。我們期待隨後可以進行一些高層的訪問，但很不幸並沒有實現。我認為這種雙方的高級別訪問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如何能夠增加對話機會？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中缺乏合作思維，更多強調競爭。那麽，你對此有何看法？我們是否正在進入冷戰時期？我們真的開始脫鉤了嗎？最近我們看到的是像芯片法案一類的新政策的出台，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交流，不僅是政府之間，也包括國會議員、參議員之間的交流。大約兩周前，我給《南華早報》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也歡迎對美國議員訪問中國。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讓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訪問美國，讓我們可以在政府層麵之外有更多層次的對話。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部長級別的接觸，上一次美國國務卿訪華已經是五年多前的事了。那麽你對這種高級別訪問有什麽看法？以及中美是否真的在經濟上脫鉤，或者中美是否正在走向冷戰？我們如何才能避免這種情況？這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
約瑟夫·奈：我認為，當我們談論脫鉤時，我們會涉及到一係列廣泛的相互依賴關係。在大國競爭中，在一些被視為安全核心的領域將會出現脫鉤。例如，對於像華為或中興這樣的公司搭建美國5G通信係統，美國人對此的安全性表示懷疑。同樣，中國也不允許美國的社交媒體公司在中國自由運作，比如穀歌公司。因此，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涉及安全問題的領域可能會有些脫鉤。
重要的是在這個整體經濟關係中進行對話。在一些領域，出於安全原因，我們不允許深度融合或緊密合作。但在其他一些不涉及安全的領域，比如貿易、糧食或太陽能麵板。我們不會去幹涉這些。然後會有一些介於兩者之間的領域，對於它們的安全與否會有爭議，這些我們可以進行特殊安排，討論我們各自將如何應對。不能說完全脫鉤，或完全不脫鉤，而是說我們如何才能確保它不會超出限度。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上周發表了一個演講，其中提出了一些類似的觀點。
我拒絕將美中關係視作進入新冷戰，因為雖然有激烈的競爭，但在經濟和生態方麵存在著高度的相互依賴，這在美國和蘇聯的冷戰期間從未存在過。
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以確保可以進行對話，不要讓脫鉤走得太遠。而且我認為，更多習主席和拜登總統這種中美最高政治領導人的定期會議，將會加強中美之間的聯係。美中對話與聯係也需要在更多層麵上進行。因此，我認為我們不能將問題歸結為脫鉤或不脫鉤，會有一些選擇性的脫鉤，但我們不應該讓它過度蔓延，廣泛的脫鉤將對兩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造成巨大傷害。而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生態等相互依存的領域，談論脫鉤是沒有意義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是不分國界的。
從科學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等人文交流開始，將世界編織在一起
王輝耀：你說的對。我們在氣候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麵是緊密聯係的，無法脫鉤。中國和美國作為兩個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國，我們必須一起合作。在抗擊疫情方麵也是如此，病毒是不分國界的。我記得上次我們一起談話時，你提議美國和中國可以共同建立全球組織來共同抗擊疫情。但不幸的是，這並沒有實現，從而導致疫情對兩國的經濟破壞性的影響。
在全球治理層麵，聯合國已經存在了78年，世貿組織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這些基礎設施，之前美國曾在其中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但現在已經不那麽活躍了，甚至退出了一些國際組織，比如特朗普曾經退出世衛組織，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等。那麽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當前的多極世界的？單極世界也許是高效的，有一個大國驅動一切，推動所有的議程。但現在我們麵對的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我們現在至少是一個三極世界，包括中國、美國和歐盟。那麽，我們如何才能真正麵對這樣一個多極世界？我們或許可以更多地關注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真正使得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並確保所有主要大國都能參與其中。因為現在我們隻有G20，而且更多的是在經濟方麵的合作。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區域規模的經濟聯盟開始出現，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對多邊體係的對抗。那麽，我們怎樣才能建立一個更好的多邊體係，以適應這個多極世界的現實？
約瑟夫·奈：首先，我認為特朗普總統使美國向後退了一步。我認為他所采取的步驟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或全球利益。我認為有趣的是，拜登總統扭轉了特朗普采取的許多步驟，例如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其次，說到新冠疫情和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作為一個官僚機構，不能解決問題，但它可以作為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在科學家層麵的關係的促進者。回到我之前的案例，在審視21世紀初的非典疫情時，中國和美國科學家以及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之間有非常多的合作，這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幫助，使非典沒有擴散。但麵對新冠疫情，我們卻沒有這種合作，導致其擴散開來。我認為解決這種問題的答案是：找到讓科學家們自由合作的方法。世衛組織可以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幫手之一。但這需要科學家間更多的合作。回到氣候的例子，也即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它基本上是一個由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組成的小組，最近剛剛就氣候變化問題提出最新的報告，警告現狀已比我們預期的還要糟糕。IPCC重要之處在於其科學家受許多國家的高度尊重，他們的建議因此更可能被采納。我們可以考慮你提到的中美歐高層政治關係，像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製”（QUAD）一樣等等，但我認為也必須考量從科學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等其他人的實踐層麵開始，將世界編織在一起。希望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在更大的領域中進行交流可以緩解競爭。但如今，鑒於競爭問題，我會專注於看看是否可以強化就像在非典時期，或者在IPCC看到的合作條件。
中國正努力發揮作用，爭取在烏克蘭問題上實現和平
王輝耀：謝謝您。我同意您的觀點，我們合作的成功例子包括曾有效遏製非典冠狀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傳播，但新冠疫情則成為整個世界的災難，三年內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無法正常出國旅行。為什麽我們隻有這些政治安全聯盟？我們應有更多其他領域的聯盟，就像科學聯盟、教育聯盟、經濟聯盟、數字聯盟、貿易聯盟，這些都可能成為合作的機會。但現在這些似乎都被壓製了，因為美國更強調安全和競爭，合作的一麵相對地就不是那麽得到重視。所以我同意您的觀點，我們需要恢複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科學家的交流、學者的交流、留學生的交流、社會文化的交流和各方麵的交流。今年我曾參加過慕尼黑安全會議，CCG還在那裏舉行了一個官方邊會，有超過20名美國學者、智庫專家和官員參加。我記得您的哈佛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那場活動上曾說：現在我們談論了太多的競爭，不如一起談論合作吧，至少我們應該像談論競爭一樣多地談論合作。我同意他和您的觀點，認為我們正處於這個多極世界中，或至少是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因此，中國有望發揮更多作用。當今世界充滿了危險和挑戰，正如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最近一段時間有九位歐洲領導人訪華，呼籲中國在烏克蘭問題和俄烏危機上更加積極。中國積極響應表現出勸談促和意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兩天前剛剛與烏克蘭澤連斯基總統談話，還會派遣特使訪問基輔和其他可能的國家，包括俄羅斯，真正嚐試與國際社會合作，以挽救原有的和平進程。那麽您對這個巨大威脅有什麽看法？這可能是一場核戰爭嗎？中國在和平建議中說，不打核戰爭，不應該使用核武器，不應該轟炸平民和兒童、婦女。強調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也是習主席對澤連斯基總統所說的。那麽，您對此事有何看法？我們如何才能走出戰爭陰霾？大約一年多前俄烏戰爭爆發時，我在紐約時報發表了專欄文章，呼籲就此在聯合國開展七方會談，七方可能包括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上烏克蘭和歐盟。所以如何解決這場危機？我們已經被這場戰爭困擾了一年多了。我們要在這種混亂中生存多久呢？您是一位傑出的安全戰略方麵專家。在我們開放給觀眾提問之前，請分享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約瑟夫·奈:我很讚賞習主席與澤連斯基總統通話，這是在正確方向上邁出的重要一步。我希望這能有所成效。而且我也同意習主席的聲明。但坦率地說，必須要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俄羅斯越過邊界侵入一個獨立國家，現在控製了該國近1/5的土地。如果隻是有一個停火協議，讓俄羅斯繼續控製那五分之一的烏克蘭領土，這種情況違反了聯合國的基本準則，所以這種停火仍顯不足。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對中國沒有更多批評俄羅斯的行動感到有點失望。但如果中國現在成為一個調解人，說服俄羅斯人歸還他們用武力奪取的一些領土，這裨益於世界，也大大增加中國在歐洲、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軟實力。這就是為什麽我非常高興看到習主席與澤連斯基總統通話。但中國需要比目前情況走得更遠，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迫使俄羅斯歸還占領的一些烏克蘭領土。我認為，現在的危險是這場戰爭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這有害於烏克蘭，有害於俄羅斯，更有害於全世界。因此，我很欣賞中國領導人努力在烏克蘭實現和平。
王輝耀：我很高興聽到您提到中國的調解作用，這可以說也是中國的一種軟實力。對中國來說，主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外交破冰就是如此，他們已經直接會談，建立外交關係，並恢複了外交關係。我同意您的觀點，也即中國可以做得更多。如果中國在這方麵有更多作為，不僅可以迅速提高國際軟實力，還可以改善與西方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謝謝您和我的對話，我現在開放給媒體的提問。
中美不會對對方的存在夠成威脅，唯一摧毀彼此的方式是貿然開戰
王輝耀：很多人知道你會在CCG發表演講，由於你的書將在中國出版，中國媒體對此也非常關注。今天現場有很多觀眾，我們收集了一些問題，我將選擇其中的幾個進行提問。《環球時報》記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你的新書《軟實力與中美競合》中，你提出，美中關係應該保持“競合”，即需要給予競爭和合作同等的關注。那麽你如何描述當前中美關係？又可以做些什麽來進一步改善雙方關係？如果美國也能考慮這種合作競爭，那麽合作可能仍然很重要。此外，你強調中國不會對美國構成生存威脅，兩國應該保持接觸與合作，這與我們經常聽到的其他美國媒體的觀點不同，這一立場的有力論據是什麽？中國還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你認為它的前景如何？這與軟實力有關嗎？
約瑟夫·奈：你提到了很多有趣的問題。讓我從一個基本問題開始，即美國的競爭是否會對中國的存在構成威脅，以及中國是否會對美國的存在構成危險。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太大了，美國無法改變它或控製它，美國也太大了，中國也無法改變或控製它。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對另一個國家的存在構成威脅。我們能夠摧毀彼此的國家或威脅對方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貿然開戰。如果你回顧曆史，一些美國人將中國襲擊美國視作一種潛在的威脅，就像日本在1941年襲擊珍珠港一樣。而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中美之間的潛在威脅更像是1914年，當時的歐洲大國都認為它們將進行的是一場非常短暫、激烈的戰爭，軍隊也許能在聖誕節之前回家，之後一切都會好起來。但事實恰好相反，這場可怕的戰爭持續長達四年，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並使帝國毀滅。對我來說，危險在於生存危險或彼此之間的危險，是我們像1914年那樣犯錯，而不是像1941年那樣我們中的一方攻擊另一方。這就是我們之前談到的“護欄”如此重要的原因。我認為，為了推動這種合作，我們必須舉行更多的麵對麵交流，就像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在巴厘島舉行的會晤一樣。但這些會麵必須變得更加常規，而不是偶爾才會發生。如果兩位元首能強調合作的重要性，這將向政府官員發出信號。我認為我們不會對彼此構成生存威脅，但如果我們不加注意並誤入戰爭，就會導致這種威脅形成。避免這種情況的方法是讓兩位元首表示，他們希望中美社會和政府建立起預防恐懼的溝通“護欄”。所以，對我來說，這是最大的問題。
衰落主義對雙方而言都是危險的，關鍵在於不犯災難性的錯誤
王輝耀：謝謝。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我們現在可能處於1914年的情況，不加注意就會引發意外衝突。因此，我們需要進行更頻繁的對話和高層訪問，還可以從全社會的層麵采取辦法來增加兩國交流的凝聚力，以避免衝突的爆發，這一點非常重要。現在，我有另一個來自CGTN的問題。CGTN記者提到，在你十年前的一次演講中，你提到“一個國家正在崛起，另一個國家在衰落”的敘事幾乎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但它並不一定反映現實，而是反映人們的心態。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許多人預測這將是美國的末日，但事實並非如此。十年後的今天，類似的說法再次出現，許多人認為中國正在崛起，美國正在衰落，鑒於已經發生了幾起重大國際事件，中國可能會取代美國。你認為這一次還不是現實嗎？中美關係的變數是什麽？
約瑟夫·奈：我認為，如果回顧過去7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很有趣的一點是，美國人自己認為他們大約每10年或20年就會衰落一次。當俄羅斯在發射人造衛星方麵領先於我們時，在20世紀70年代阿拉伯石油禁運之後，以及當日本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表現良好時，我們都會認為這是我們衰落的表現。美國人總是認為自己在衰落。如果其他人相信的話，特朗普就是這樣的想法。盡管每隔十年就有這樣的擔憂，但美國人並沒有衰落。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擁有世界上最強的軍隊。因此，認為美國在衰落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的印象是，在2008年始於美國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後，中國普遍認為美國現在正在衰落。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再像鄧小平時期一般謹慎小心，這反過來又讓美國人更加焦慮和緊張，這又進一步擴大了大國競爭的對手範圍。我認為，如果我們能擺脫這些關於誰崛起和誰衰落的問題，中美關係將更加健康，而問題在於如何才能確保我們不會犯下災難性的錯誤。因此，唱衰對方對雙方而言都是危險的，無論是美國人所相信的還是中國人所相信的。
中國有機會提高其軟實力，但也有必須克服的障礙
王輝耀：這個觀點很有趣。我們不應該有那些衰落論或崩潰論之類的東西。人們討論中國的崩潰論討論了大約20年，但中國如今依舊在發展。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觀點。我們應該擺脫這種思想，讓我們一起共同崛起，這可能才是一個更健康的方式。我有另一個來自《人民日報》的問題：你提到外交是軟實力的一個重要部分，而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有效結合可以產生“巧實力”。今年，中國在外交領域引起了整個世界的關注。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沙特和伊朗的和解，還有對烏克蘭危機提出的和平提議。許多歐洲領導人現在正在訪問中國，包括馬克龍總統。中國還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和其他許多倡議。那麽，你如何看待中國現在在國際舞台上所扮演的更加活躍的角色呢？這是否是一種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軟實力？在您看來，我們如何才能從中獲得更多的巧實力呢？
約瑟夫·奈：這是個好問題。我認為中國采取措施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交談，是非常有益的，這對該地區有好處，對中國的軟實力發展也有好處。同樣，正如我們先前提到的，習主席正在努力與澤連斯基總統合作，嚐試推動烏克蘭和平，正如我所說的，這對像烏克蘭這樣的國家有利，也對中國的軟實力發展也有利，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積極態度是受歡迎的。另一方麵，有些情況下，中國卻與鄰國有衝突。因此，中國不得不想辦法管理其邊境衝突。僅僅在中東或烏克蘭推動和平是不夠的。中國還必須在其周邊這樣做，管理與它自己鄰國的邊界爭端。我認為，中國有機會提高其軟實力，但也有必須克服的障礙。另外，除了締造和平的努力之外，中國最近還進入了一個被稱為“戰狼外交”的時期，這種與其他國家爭論對立的情況在國際政治中是比較糟糕的。因此中國有能力，通過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有利的方式來提高自己軟實力，但中國也要承擔一些責任，如果它要堅定地發展巧實力的話。
在相互依存度較高的領域進行合作具有溢出效應
王輝耀：有時，我們彼此之間會有誤解與不信任，這會引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發展。因此，必須對大量的國內輿論作出回應。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真正進行更多的對話，更多的訪問，更多的溝通，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減少這些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抬頭，進而有更好的立場來與對方對話。我有另一個來自《新京報》的問題：你說中美關係應該是一種“競合”關係，但在現實中，最近兩國的合作似乎已經被競爭所掩蓋。此外，還有許多突發事件挑起了兩國之間的爭端。那麽，在您看來，美中關係現在最需要做的是什麽？這種關係如何才能不輕易受到突發事件的影響，從而向健康的“競合”關係邁進？從您的角度來看，兩國應該在哪些方麵進行合作，才能有更多有利的競爭而不是消極的競爭？
約瑟夫·奈：這個問題很好，我已經提出了一些領域的相關建議，例如我們可以嚐試在生態領域強調合作。如果我們在這些領域實現更多的合作，它可能會有溢出效應，這對整體關係是好的。說到近期轟動一時的中美“氣球”事件，中國人說這是一個意外，美國認為這是故意為之。我們應該有一種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而事實是，這一事件幹擾了國務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表明了缺乏溝通的危險性。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應該為布林肯的訪華之旅鋪路。基本上就是這些例子，有些來自合作領域，我們的相互依存度很高，這可以為兩國關係就其他方麵合作樹立榜樣。但在其他方麵，在安全領域，我們彼此溝通的方式需要調整改善開通，小事件才不會變成大問題。
領導人可以起到引領作用，樹立合作典範並擴展到其他領域
王輝耀：謝謝，我認為這些建議很好。我們不僅要在敏感的安全問題上多接觸、多溝通，而且要建立一個機製，防止事件的積微成巨。我們也應該減少雙方的猜疑。現在我們觀眾中有一位記者想要提問，他來自中國的頭部媒體之一：中央電視台。或許我們可以請他直接提問。
黃達(中央電視台記者)：謝謝主持人。謝謝您，奈先生，我拜讀過您的書，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至今我一直在持續關注您的作品。今天我很榮幸我們能麵對麵交談。我想，今天您已經用“應該”這個詞回答了很多問題，但我更好奇的是“原因”，也就是說 “為什麽”和“怎麽做”。您提出的觀點是，中美不會對彼此構成威脅，而是可以從合作中受益。你是怎麽想到這一點的？您也將美中關係定義為合作與競爭對手，但最近我們看到更多的競爭行為，特別是美國一方，而不是合作。我的問題是，為什麽會這樣？美國和中國之間合作的基礎是什麽？當前雙方能夠在哪些領域開展合作？謝謝你！
約瑟夫·奈：我認為從最基礎的層麵出發，問題的答案是，中美兩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都在升溫。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時，這一點顯而易見；在中國，你可以看到“戰狼外交”。所以我認為，過度的民族主義會帶來危險。這可能會導致我們更關注競爭，如你所言，而不是合作。我的建議是，領導人們應該起到引領作用，在一些方麵合作，樹立典範，並擴展到其他領域。除此之外，民間外交和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可以促進合作。但基於現實，在當前時期，民族主義所導致的妖魔化其他國家，而不是強調其他國家的正向作用，這種趨勢令人憂心。我認為媒體行業在如何呈現對方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中美兩個國家都是如此。這些是我們可以開始采取的實際舉措。
王輝耀：謝謝。我們的新書發布會及對話和討論已經接近尾聲了。自從我們上次談話已經過去一年，我覺得你有了一些新穎絕佳的觀點，尤其是在這本書中，以中、英文形式發行到世界各地。我們仍能從你這裏聽到理性的、有邏輯的觀點，中美不能冷戰和大麵積脫鉤。我同意很多你的看法。當然，世界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發展階段，但我們沒有看到凝聚力，隻能看到不斷擴大的分歧。那麽，如何應對這些差異呢？回歸軟實力的做法更為可取，這是我受你的啟發想到的。我們需要更好地利用文化交流、人文交流、教育交流、科學家交流、旅遊、學生交流和新聞交流等方式。最重要的是，鼓勵高層訪問和對話，比如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和中國人大政協代表之間的對話。所以整個全社會各方麵的溝通方式是軟實力的體現。這才是我們現在真正需要的，而不隻是增強硬實力。
我們可以看到，硬實力層麵的聯盟正在形成。但我們需要更多的“軟實力聯盟”，如南南合作。中美應該擔負起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責任，共同努力應對流行病、氣候變化和核擴散等共同威脅，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所有這些都至關重要。這也再次回到了軟實力和巧實力。你一直在提醒我們，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籠罩在危險的陰雲中，我們可能會陷入孤立和衝突，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需要重振軟實力，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強烈推薦這兩本書給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讀者。我也很高興見到中信出版社的總編輯洪勇剛先生，他還一直在發布研討會上。還有來自施普林格·自然的中國區李琰總監的全程參與。此外，遠在新加坡的施普林格·自然亞洲總監威廉(William)也在線上，他參與領導著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尤其在學術界、大學和智庫領域有很高的影響力。他們的出版物也是被大量下載，被成百上千的圖書館收錄，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我們結束之前，請奈教授做總結發言，非常感謝你今天抽出時間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約瑟夫·奈：我最後要說的是，首先感謝你，輝耀，安排了這場對話和圖書發布活動。在此，我要感謝中信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為這本書所付出的心血。我的希望是，兩國人民能夠意識到這一問題，認真對待這些提議。我們也許可以在這一年會麵，推動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以及比現在更好的美中關係。我用滿心熱情的話語結束今晚的節目。
王輝耀:好的。謝謝你！再次感謝奈教授，也感謝洪先生和李女士。當然，今天還有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的William先生，各界代表和媒體的朋友。中國即將迎來五一黃金周。但在我們CCG的報告廳仍然高朋滿座。我們會保持聯係。我們很希望在中國見到你。如果你今年來北京，我們很期待再次在CCG歡迎你。
（本文根據對話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