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離開人世的台灣著名政治學家朱雲漢，生前從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長期實證結果得出，中國大陸民眾對其政治體製的滿意度和支持度都相當高。這個結論對受西方民主化思維影響的人來說，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朱雲漢於是投入政治體製研究，看到了“中國模式”在當代曆史巨變中的積極意義。
如果說朱雲漢是從政治的角度切入，揭開中共建黨乃至建國至今的體製之謎，那麽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則可以說從曆史著手，試圖解碼中國共產黨這個百年大黨的關鍵DNA。其寫於中共建黨百年前夕的新書《中國共產黨百年史》，近日由台灣商務印書館推出繁體中文版。
這部在日本獲得“司馬遼太郎獎”肯定的作品，有意糾正日本當代年輕人對中國和中共的固有觀點，期望大家抱持冷靜客觀的態度，看待這個東亞的強大鄰國。依循作者如此初衷，該書得以在反中、反共意識形態高漲的台灣社會推出中文版，意義可說是格外不同。
中國共產黨如何改變中國？
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石川禎浩，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共黨史、中日交流史等。其以中共早期建黨史研究享譽於國際學界，特別是2001年中共建黨80周年時，石川禎浩出版《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首次正確考證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在中共黨史學界引起巨大的關注和討論。其重要研究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兩書繁體中文版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發行。
有別於“學習”和“研究”兩種中共黨史讀法，石川禎浩新著《中國共產黨百年史》篇幅短小，卻能涵蓋百年曆史，從各種曆史片段和有趣逸聞出發，另闢出“科普”式的黨史讀法。如同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所言，“石川禎浩是講故事能手”。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最大的特點在於“詳古略今”，全書五章，前四章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與革命“走向權力之路”，以及建政後的前30年史，僅有第五章論述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以及追求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習近平時代。由於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許多人已忘記中共草創之初僅有13名黨員的史實，在那個革命要殺頭的年代，中國共產黨如何建立革命根據地、走過長征，並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的摧枯拉朽之勢。陳永發在今（2023）年台北國際書展講座解讀《中國共產黨百年史》，便坦言不能否認中共建黨之後，“傑出領導”與“不斷摸索”這兩大特質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個特點在於，石川禎浩以1920年代以降中國的愛國歌曲、流行歌曲為鋪陳，襯托出中共百年黨史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徵。令讀者印象深刻的是，中共究竟是如何將群眾組織起來，扭轉孫中山所說的“一盤散沙”，石川禎浩在書中以紅軍時期的軍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例，由於當時共產黨活動的地區是農村，士兵亦大多為農民出身，這首帶有民謠旋律的軍歌既令人耳熟能詳，同時“將共產黨的組織原理帶入軍隊中”，“明白易懂地表現出軍隊是為了黨和民眾而服務的這一理念”。
執政效能受肯定的中國模式
“不忘初心”是今日中共“自我革命”的主要訴求，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於今跨過建黨百年之後的“延續性”，石川禎浩在書中把解答的線索放在了共產黨體內的DNA。
作者在書中舉了一個相當值得推敲的案例，日本某位學者曾於1997年至2010年以天津居民為對象，調查當地民眾“黨和政府是否知道，對於人民來說什麽是最好的”，結果不分年齡層有高達七成至八成的人回答“非常同意”或“同意”。此外，書中亦提及，受到外界批判強烈的社會監控體係，可是多數中國人“都高度評價個人資訊與種種社會服務關聯的數位管理社會，讚賞共產黨的統治”。
在石川禎浩看來，不同於民主國家透過議會協議、決定政策、重視程序的西方體製，“由少數英明領導集團迅速作出必要的決定，雖然基本上沒有選舉、討論、表明及持續主張反對意見的權利等，但這些省去的社會成本，可以用來期待低成本但高效能的政治。”出身於民主國家之列日本的作者並不否認，不同於西方近代化模式的“中國模式”，正在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穩健地傳播開來”，但他還是期望中共領導人應當思考，“已經不是中國一國要走向何方，而是中國與世界要走向何方”。
“中國模式”的執政效能之所以受到民眾的高度肯定，石川禎浩認為關鍵在於中共體內“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毛澤東遺留下來的DNA，結合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既表現出傳統中國社會為政者擁有“毋苦民”的強烈意識，以及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鮮明旗幟，“無論情況如何變化，有一點不容置疑：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承繼自百年前誕生的那個組織”。陳永發在談論該書的講座上，也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並非“舶來品”，而是內外兼具，藴含中國人的獨立自主性於其中。
重新認識世界最強大的政黨
當今世界經曆疫情摧殘與戰爭撕裂，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愈形嚴重，中美之間的戰略對抗，令中國共產黨這個作者口中“超巨型執政黨”領導下的中國，陷入了國際輿論場的話語與形象之爭。《中國共產黨百年史》後記寫道：中國共產黨既不是苦心才保住命脈迎來這一天（建黨百年），也不是做為曆史遺產，被當成曾經存在過的政黨，置於博物館展示櫃；而是成了這個世界最強大的政黨，如今也在變化中不斷增強存在感，在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下迎來了百歲誕辰。
石川禎浩固然有其受限於本位的看法，但他這段語重心長的文字，依舊說明了無論是亟欲挽救帝國餘暉的美國，抑或與美國在戰後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日本，還是由於殖民經驗與地緣政治對中國大陸始終存有心理隔閡的台灣、香港，都應該對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國共產黨有著更客觀的全麵認識。
2月4日台北國際書展以《中國共產黨百年史》為主題的講座上，一位台灣讀者提問了中共是否會對台灣發起“武統”的尖鋭話題。與石川禎浩同為中共黨史研究權威的台灣學者陳永發如此答道：“台灣很奇怪，既要與中國大陸為敵，卻又不知道大陸在想什麽。”要解開這個實存的矛盾困境，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百年史》或許是一份可以帶來反思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