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 清華學生中的七個普遍現象

我從清華學生中觀察到的七個普遍現象

錢穎一 ｜ 北大總裁俱樂部 ｜2023-02-04  

錢穎一，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馬裏蘭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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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當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士、2018年當選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獲得2009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16年度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製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中國教育。

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2006-2018），西湖大學校董會主席，國務院參事。

錢穎一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期間，每學期都會定期舉辦一個活動—— “院長與學生共品下午茶”。“下午茶”由學生自由報名參加，每次時長2~3個小時。他與學生麵對麵毫無拘束地自由對談，所談話題也沒有限製。12年間，一共舉辦了106場“下午茶”活動，其中本科生40場，研究生66場。

【正文】

“下午茶”是一個場合，讓我通過與學生的交流對談直接了解到他們的真實想法，並追蹤這些想法的演變。如果說有關大學的文章和講話常見，但是這類與學生的對談記錄就少見了。我從清華學生中觀察到的七個普遍現象，作為討論大學學生培養問題的出發點。

7個普遍現象

現象一是忙、茫、盲，忙碌的忙，茫然的茫，盲目的盲。

清華學生生活的首要特征是忙碌，課程多、作業多、活動多，大家普遍反映比高中忙。忙碌之後是茫然，不知所措，不像在高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茫然之後是盲目，盲目地聽輔導員的話，盲目地跟隨學哥學姐的腳步走，因為他們是過來人，可信，可學。雖然忙碌和茫然是各國大學新生的共性，但盲目則是我們的特色。

現象二是學分績（GPA）導向。

學分績一直是學生關注的問題，而且越來越關注。學分績導向有其自身邏輯：各種評獎、推薦讀研究生、找實習、找工作，都很難逃避學分績，因為它可度量、可比較。在信任程度低的社會中，隻有用這樣的指標才公平可信，操作成本最低，如同高考分數一樣。無論我們怎麽努力矯正這種導向，效果都甚微，為此我感到無奈。

現象三是變相縮短學製。

這表現在學生在大學前兩年或碩士第一年選課非常多。這樣，本科用2.5-3年時間完成4年的學分要求，碩士在1年內完成2年的學分要求，留出時間或去實習，或去工作，或去讀第二學位或輔修。變相縮短學製的後果是學生總是處於倉促、匆忙的學習狀態，根本談不上“從容”，這與國外學生通過“間隔年”（gapyear）變相延長學製的做法形成對比。

現象四是焦慮、糾結、內卷。

在我參加的“下午茶”中，學生反映的焦慮狀態與日俱增。焦慮導致糾結，什麽都不想失去，發展趨勢直指內卷。所謂內卷，就是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做收益越來越小的事，比如刷題、刷學分績、刷實習。學生不得不“卷”是怕失去更多。內卷擠掉了學生做更有意義的事情的時間，帶來巨大的機會成本。

現象五是大學如同高中。

過去是說大一就是高四，現在是說大學如同高中，就是大二以後也像是高中。這反映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學生不能完成從高中到大學的轉變。這從學生自己對海外交換學習的反思中可以得到印證：去海外學習的意義，不在於學習到了更好的課程，而是有了獨立思考的空間和時間，真正體驗到了大學如何不同於高中。

現象六是做研究的困惑。

好學生往往是學得多一些、早一些、深一些，他們會做題，會考試，但是不會做研究。海內外教師對我們的學生較為普遍的評價是出色的“研究助理”，但做獨立研究卻沒有“入門”。在社會科學中尤為突出，即使理工科，學生雖能發論文，但多是導師給題目，學生做實驗，也非獨立研究。

現象七是均值高、方差小。

這是我對中國學生特點的一個概括性描述。我們的教育方式使得學生的基礎知識訓練紮實，整體水平較高，即所謂“均值高”。但是學生同質發展，冒尖學生少，如顧明遠先生所說，有高原無高峰，即所謂“方差小”。清華集中了全中國最有才能潛質的學生，但是他們中出現的突出人才少，創造性人才少。

以上是我在實際工作中觀察到的七個普遍現象。

人才培養中的“人”和“才”

觀察隻是改革的起點。教育改革者要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並且去落實。我寫的《大學的改革》這套書的主要內容就是有關在學院推動改革的實踐經曆。針對上述這七種現象，我在大學生培養實踐中發現了七個重要權衡。

權衡是經濟學術語，意思是在一對關係中雖然兩者都需要，但是存在得失互換：過度強調或重視一邊，另一邊則會被輕視甚至被忽視。在下麵的每對關係中，現狀都是後者被重視，而前者被輕視。

權衡一是思維與知識。

在大學裏要學知識，但更重要的是培養思維能力。為此，大學要創造寬鬆環境，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激發他們的創造性思維。楊斌老師在經管學院一直主導講授“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這門課，是學院的一項關鍵舉措。不少畢業生反映這門課對他們的影響很大。

權衡二是通識與專業。

通識教育被高度重視，但是很難落實。這其中既有學生的現實考慮，也有教師的認知偏差。專業教育側重知識的技術性和實用性，可以說是為找第一份工作做準備。通識教育側重知識的基礎性和哲理性，是為了攪動學生的思想，喚起學生的才智，開闊學生的視野，點亮學生的心靈，是為學生的一生做準備。我在2009年請彭剛老師為經管學院開設“西方文明”課，現在他在學校分管本科教學並推動通識教育，他體驗到了其中的困難。

權衡三是個性與從眾。

從眾是追隨和追求他人與社會的認同，這是需要的。但是完全從眾就會導致學生同質化發展。經管學院提出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引導學生自我發展。白重恩老師曾經分管過學院教學，強調給學生留出選擇空間，希望他們能夠個性發展。同時我們也發現，當選擇多了以後，一些學生卻選擇從眾，選擇內卷。這說明個性發展不容易。

權衡四是無用與有用。

“知識就是力量”說的是知識有用。但這種“用”現在變得越來越“短”，對考試、推研、出國、實習或找第一份工作有用。短期有用當然重要，但是短期無用的知識可能是長期有用的知識，可能對找第四份工作有用，甚至是對一生有用的知識。鍾笑寒老師長期講授本科生基礎課程，現在還在經管學院分管教學，他對學生的“有用”“無用”觀念深有體會。

權衡五是好奇心與功利心。

功利心是基於結果的動機，對結果的度量是“成績”“成功”“成就”。功利心人皆有之，不可或缺。但是，學習和探索還有另一種動機，就是人的好奇心的滿足，是不在乎外在結果的動機。缺乏好奇心，特別是缺乏“智識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是人的創造力不能被激發的重要原因。人生來就有好奇心，但是容易被後來的功利心所取代。朱邦芬老師多年主持物理係、理學院的工作，對此有很多觀察和論述。

權衡六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

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就是高效率地把學生培養成對自己、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而教育中的價值理性是追問人生價值，追求以人為目的的價值，並通過教育使學生獲得自由、快樂、幸福。工具理性是現代繁榮的基石。但是，如果隻有工具理性，沒有價值理性，不考慮現代繁榮帶來的後果，教育的價值就會被質疑。

權衡七是人與才。

這是大學教育中的根本性問題。大學教育的使命是人才培養，而現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重視“才”而輕視“人”。大學不僅要培養學生成為有用之才，而且要培養學生成為文明之人。育才的期望是多出傑出人物，而育人的核心是人的“三觀”，即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精致的機會主義者都是有才的，不過他們的三觀就有問題了。“育人”與前麵講的六個權衡中的前者都有關，也就是思維、通識、個性、無用、好奇心、價值理性。

教育內在的評價和願景

以上是我從《大學的改革》五卷中抽選出來的七個普遍現象以及對此回應的七個重要權衡。我沒有教育學理論，這些都是經驗之談。不過我相信這七個現象和七個權衡具有當代大學生培養中的共性，不僅僅適用於經管學院和清華大學。

那麽，這七個普遍現象和七個重要權衡中偏頗的原因是什麽呢？

我的判斷是，七個普遍現象有共同根源，可以追溯到市場和政府的評價體係及基於此的競爭，是市場和政府之外的教育評價的薄弱。而七個重要權衡中的偏頗也有共同本源，可以歸結為“育才”壓倒“育人”，是市場和政府之外的教育願景的缺失。

雖然教育不能脫離市場和政府，但是教育不是經濟。教育不同於經濟之處就在於市場和政府這兩個維度之外的第三維，就是教育內在的評價和願景這個維度。經濟學對研究教育問題有幫助，但是教育邏輯與經濟邏輯不完全相同。在我看來，這個教育的第三維就是教育邏輯不同於經濟邏輯的根本所在。

我為何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
董鬱玉 ｜ 紐約時報

此前，資深媒體人董鬱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寫了一篇《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兩周後，董鬱玉的兒子&，繼他老爸又寫了篇《我要去美國讀大學》。

這對父子，分別從旁觀者和體驗者的角度分析了為何要前往美國留學，中外教育的根本差異在哪裏，為何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選擇了留學這條路。

董鬱玉，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係，法學碩士。曾任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現任《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

其子董一夫，畢業於耶魯大學，曾於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曾任耶魯大學《中美通》（China Hands）雜誌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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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董鬱玉&董一夫（內容有刪改）

01

《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200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

在這篇以眾多人名開始，又以眾多人名結束的文章裏，弗裏德曼講述了他參加女兒高中畢業典禮的感想。他從畢業生的名單中發現，叫“Smith”的隻有5個人，而當他自己從明尼蘇達州的一所高中畢業時，他回憶道，“好像隻有5個人不叫‘Smith’”。

這篇文章發表後的20多天，我領兒子去了美國。在接下來的一年裏，我兒子姓名的漢語拚音也在“稀釋”“Smith”的名單中占據了一行。

有意思的是，就在上個星期，《紐約時報》前北京分社社長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曬”出了一張他參加兒子高中畢業典禮時的畢業生名單的照片。這張照片，顯然是全部名單的最後一頁，隻羅列了姓氏以U到Z開頭的畢業生姓名。

在這份有120多人的名單中，用大陸漢語拚音拚寫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裏德曼在2006年的專欄文章中前後羅列了30多個姓名，可用大陸漢語拚音辨認的名字隻有3個。

在我領兒子回國四年後，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兒子參加了SAT Ⅰ和SAT Ⅱ的考試。我雖然清楚此道不孤，也聽說過大陸參加SAT考試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滿後，又開始去占據新加坡、韓國和日本的考位。但是，當我領著兒子赴港，在機場、酒店和考場，看到黑壓壓的來自大陸的考生時，還是被這樣的龐大陣勢所震撼。

不知怎麽回事，在兩次赴港的途中，有句話反複縈繞在腦際：“我也到了該領兒子朝它跪去的時候啦”。這句話，出自《神聖憂思錄——中小學教育危境紀實》一書。

許多年前，我為這本書激動得熱淚盈眶，那時我還沒有結婚。不過，也正是這句話，似乎在警告所有要成家生子的人，在未來都要麵對一段因孩子踏入教育的“神殿”而出現在腳下的畏途。這句讓人不寒而栗的話，我過目不忘。20多年過去，現在，輪到我了。

相反，在盛世的景象中，就連弗裏德曼也在其發自中國的專欄文章中對中國伸出了大拇指。當然，也正是在中外交口說盛世的過程中，被Erik Eckholm領回美國上學的兒子，有了越來越多可以用大陸漢語拚音拚寫名字的同學。而這些人中，也有我兒子的同學。

還在初二，我兒子班級中就開始有人出國去讀中學了。剛升入高中，兒子所在學校曾借開家長會之機，統計有多少學生想在三年後棄考中國大學而直赴國外讀大學，結果當時有100多名家長表達了這種意向，大體占整個年級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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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子在上初中時，成績穩定在其班級前列的頭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績升入本校高中。這四個人全部選擇了出國讀大學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學年結束後，申請進入了美國一所著名私立高中。這四人之外，還有一位同樣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長明顯的學生，也被新澤西一所私立高中錄取。

我兒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國外大學。據學校負責老師介紹，在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學生被美國排名前30的大學錄取，這還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國就讀高中，在國外參加考試的學生。我兒子的高中班級中，一名當年崇文區的中考“狀元”，也是在高一學年一結束，就出國讀高中去了。

很難單純用躲避高考來形容這些出國讀高中和大學的中學生們。這些選擇出國讀中學和大學的學生中，不敢說全部——但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有升入北大、清華的學習實力，並非誇張。而問題在於，北大和清華還值不值得那麽多人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

一個曾在《紐約時報》負責報道教育新聞的記者，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在某大公司謀得了一個駐中國的職位。一次，在與我談起北大、清華的畢業生與國外普通大學的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後，感慨地說，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創意的國外普通大學的畢業生，如果當年在中國參加高考，那是無論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華的。

當然，在中學生出國的潮流中，無論以中國的眼光還是以美國的標準，也並非所有學生都是可造之材。我一個同事的兒子去年高中畢業後，進入美國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錯的大學就讀。第一個學期過去，我同事向我轉述了他兒子告訴他的一件趣聞：同級學生中，有一位陪讀的中國母親重金央求其兒子說，“兒呀，如果你能考過一門，媽就給你買一輛瑪莎拉蒂”，結果可想而知。

每年海量湧出國門去讀大學的中學生，和上述能夠把陪讀母親的兒子辦到美國進入知名大學的中介機構，正在同時改變著中國和美國的教育生態。

在香港亞洲會展中心SAT Ⅰ考場，當我聽到國內幾家中介組織在考場舉辦的推介會上，聲稱其可以在一周內“包裝”一個學生，達到美國名校申請要求時；當我看到有考生家長把大陸中介組織按照國外慣例提供給聽眾的免費咖啡、飲料，咕咚咕咚地倒進自帶的碩大水杯帶出會場時，我忽然想起了弗裏德曼2006年那篇專欄的觀點和結論。

弗裏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說，美國吸納了全世界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將汩汩湧動。

真是這樣嗎？這，恐怕得問我兒子他們那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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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要去美國讀大學》

我老爸剛為紐約時報中文網寫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個兒子。

文章我讀了一遍，感覺驚異。已經開始丟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學的事情，記憶準確，如數家珍，其中有的同學出國的事情，我好像隻在吃飯的時候提過一句。看來真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啊。

不管怎樣，我把這篇文章轉給了文中提到過的已經在國外讀高中的幾位同學。其中一位同學（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區狀元）回信給我，說經過一年的國外學習，她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原來隻想著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學”，“現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對她觀念發生的變化，我一點都不奇怪。這就像我在美國讀書的那段時間（2006－2007年，小學六年級）發生了許多變化一樣。但是，在美國的時候，對將來要在哪裏讀大學的問題，我並沒有確定的想法。

那時，我主要忙於應付美國學校的功課。都說美國的學校課業負擔輕，功課不緊張。但這要看從哪個角度講。數學課，一學年下來也沒有幾次作業，確實不具太高挑戰性。但是，我在的學校有一個作業天天都有，那就是讀書筆記。這個作業要天天寫，老師每周都要檢查。

開始的時候，我以為可以用之前語文課上的“讀後感”模板來應付讀書筆記，也就是一般先把書中內容梗概寫一下，再寫幾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師的“朱筆禦批”（書法直逼英文狂草，極難辨認）總是問題一大堆。這些問題對我而言，簡直“太傷自尊了”。我實在弄不懂，他的那些問題和我讀過的書有什麽關係。大概在頭幾十篇讀書筆記中，老師幾乎在每一篇批語中，都寫著“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麽”，“給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書讀到這個份上，才知道看別人的書，為的是生產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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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讀書筆記的老師麵談時（類似中國家長會，但談學生情況都是一對一麵談），曾委婉地請老師對我讀書筆記的用詞、句式和語法等“多加指點”。老爸事後說，老師對他說的一番話，讓他覺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實就是無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師對老爸說，不要擔心一夫的英語（語法），書看多了，錯誤自然就少了；不會說話的人少，不會思想的人多……

這些話讓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業，其實就是在教我思考，啟發我思考，“逼迫”我思考。為了完成這種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業，我不得不看更多的書，上網找更多的資料。慢慢地，“朱筆禦批”中的內容變成了“商榷”和探討，而有時則幹脆是我的名字後麵加上兩個英文單詞：“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讀書“寫作”的結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個學期末，不僅在數學和科學，而且在戲劇等全部八門功課上，都得到了A。

回國後，我發現很多作業都是有“標答”的。我的作業中，也讓你看“四大名著”，但這些閱讀，與其說是讓你從閱讀中發現什麽，創造什麽，但往往都有既定的預設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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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這道題目：“請對比西奧多·羅斯福與伍德羅·威爾遜的外交政策”。再看這個：“請分析18世紀80年代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危機是怎樣影響美國1787憲法中的條款的”。這兩個題目，是我準備AP(Advanced Placement)美國曆史科目考試時需要思考的幾百個類似題目中的兩個。這種題目，在教科書中是無法找到“標答”的，僅羅列史實也是不行的。

為什麽他們希望學生從高中時代起便思考國之大事？

需要創意的思考，為SAT備考，為AP備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間免修英語課的時間。即便如此，你也必須時刻警惕著，不能讓那些激蕩你大腦的問題闖入“標答”的地盤。在學校，我們的“研究性學習”項目還隻有2個必修的學分。而類似（引自劍橋大學國際考試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養批判性思維、激發創意的課程，在我們學校也隻是被列為選修課，而在其他學校，類似這樣的課程，可能都沒有被列入選修課表。好在當我和幾位同學參加完在田納西大學舉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總決賽後，我知道了一個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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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出國前，一個“海歸”姐姐對我說：“千萬別以為到了美國就自然會說英語。”這句話，我記住了。同樣，我知道，到美國讀大學，也並不一定就會用好美國的教育資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國門，修行當在我個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