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的刻痕 鄧小平掉轉了中國曆史巨輪航向

已有 3 次閱讀2018-7-31 11:55 |個人分類:China 中國

 

高善文：時光的刻痕

 

轉自【八闋】

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5145575&r=0&v=0&k=0

 

高善文
先後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曾任光大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

2018年07月26日 14:45 分類：民生 

 

http://gaoshanwen.blog.caixin.com/

 

按語：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金融40人論壇組織“四十人看四十年”的係列活動，進行紀念。應其約請，並在編輯人員的反複催促下，我撰寫此文，作為相關紀念書稿的一個部分。

 

四十年以前，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掀開了中國現代曆史波瀾壯闊的新篇章，推動中國向著民富國強的目標大步前行，在規模和深度上創造了人類曆史的嶄新的奇跡。

 

作為在改革開放年代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見證、並深深地受益於這一偉大的社會變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為基礎，在記憶的長河中選取了幾個印象深刻的片段，試圖記述在一個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滄桑巨變，並借此表達對小平同誌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

 

一、生產隊的記憶

 

夜已經很深了，屋外的北風一陣緊似一陣，吹落了院裏樹上殘存的幾片樹葉。四周靜悄悄的，偶爾從遠處傳來幾聲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靜謐。

 

母親從織布機上走下來，伸了個懶腰，吹滅窗台上的油燈，打算休息。

 

這時，院門處傳來幾聲輕響，伴著低聲的呼叫，“睡了嗎？我想借你們家點東西，有急用”。

 

母親側耳靜聽，分辨出是鄰居家要借東西。“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麽呢？難不成家裏孩子病了？可我們家也不是藥鋪子呀？”，母親心裏琢磨著，一邊起身去開門。

 

一進院門，鄰居低聲而急促地說，“今天晚上生產隊要組織挨家挨戶搜家，檢查是否有私藏隊裏棉花的情況，你們要小心呀”。說完，他轉身出門，又去通知別的鄰居了。

 

原來，這段時間生產隊裏組織采摘棉花，但許多的棉苞還沒有綻開。由於寒冬將至，地溫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長，隻好將棉苞整個摘下，然後分給每家每戶。

 

每戶的任務是，用手把棉苞撥開，把其中的帶籽的棉花扒出來，再全部上交給生產隊。

 

由於缺吃少穿，一些人會私藏扒出來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來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紡花、織布，做成衣服穿。

 

為了打擊這種行為，生產隊的做法是深夜組織突襲搜家。

 

鄰居走後，母親睡意全無，重新點亮油燈，坐在織布機上，一邊織布、一邊等待，一邊想著家裏的生計。

 

果然，到了後半夜，村裏的狗叫聲由遠及近，越來越多，越來越響亮。緊接著，街上傳來雜亂的腳步聲，和著咳嗽聲和偶爾的低聲交談。沒多久，院門傳來“咚咚咚”的敲門聲，象擂鼓一樣。

 

院門剛開，馬上湧進來一群壯漢。這些人二話不說，打著手電筒，就著月光，開始翻箱倒櫃地檢查，家裏的麵缸、麥甕、衣櫃、藤筐、被子裏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裏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嚇醒，裹著被子蜷縮在牆角驚恐地看著這一切。這時的我，隻是一個5歲左右，剛開始模糊記事的小童。

 

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國北方農村一個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許後來的中央領導這時正在醞釀著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但童年的我隻模糊地記得，廣播裏到處在宣傳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而父母卻在愁眉緊鎖地盤算著日常的生計：眼看著天氣一天比一天冷，孩子們的冬衣還沒有著落；家裏的存糧，到來年開春就支撐不下去了，青黃不接的時候，孩子們吃什麽呢？

 

多年以來，圍繞計劃經濟的爭論時而沉渣浮起，但這段童年的經曆始終告訴我，至少在摘棉花這件事情上，計劃經濟是不靠譜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學，剛剛在這年五四的時候隆重紀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為“戊戌變法”的產物，北大師生總是對現實政治懷有異乎尋常的熱情，並常以“兼容並包、兼收並蓄”來自詡。

 

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學業，進入北大，開始了此後七年在燕園的學習生活。當時的北大校園，多少還散落著一些校慶的氣氛，《精神的魅力》作為傑出校友紀念校慶的一本文集，幾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進北大，給我衝擊最大的並非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鮮的感受是，北大像個自由市場。

 

隻是在這個市場上自由叫賣的並非文具，而是各種聞所未聞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類講座、沙龍和聚會上，社會名流紛紛登場，宣講他們對中國問題的各種思考，或者自己的學術主張。學生則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斷演講人，提問交流。

 

經常出現的情況是，階梯教室被圍得水泄不通，連過道上都擠滿了人，講台兩邊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滿了學生，手裏都拿著筆記本。演講者在講台上侃侃而談，眉飛色舞，時而用力地揮動雙手，來強調自己的觀點。講到精彩處，教室裏自發地爆發出潮水般的掌聲和叫好聲。偶爾有學生起身提問詰難，觀點犀利，見人所未見，周圍的人則會報以欽佩的眼神和熱烈的鼓掌，連演講者也會連連讚歎“好問題、好問題”。

 

我清楚地記得，我參加的第一場講座是方勵之教授的《物理學與美》。當時他由於一些政治事件剛被處理。北大居然請他來舉辦講座，我深感驚訝，折服於學校環境的寬鬆。方教授結合物理學的發展史，從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紹了物理學理論內在的和諧、對稱與美，給我這個物理學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長久的思想震撼和啟迪。

 

當時在北大校園裏傳播、爭論、並相互激蕩的許多新思想其實是舶來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學者的一些學術思考。

 

對於剛經曆了長期思想禁錮的許多人而言，對於剛在高中階段被灌輸了不少意識形態教條的我來說，這一切都是那麽激動人心。這好比在一所長期不通風的房間裏，突然打開了窗戶，新鮮的空氣湧進來，終於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覺神清氣爽、精神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課，我們學習了政治經濟學，學習了辯證法和曆史唯物主義，自以為利刃在手，應有盡有，可以無往而不勝，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經濟和社會學說的虛偽和欺騙，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的真實麵目。

 

但是，麵對各種競爭性學說的宣講和介紹，我似乎完全沒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時的我看來，不少新鮮的學說具有嚴密的邏輯推演、紮實的經驗證據、深刻的思辯拷問，完全不是自說自話的說教，非常有說服力。這使我開始認識到，具有獨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尋章摘句地死記硬背是多麽重要和稀缺的能力。

 

高考前夕，我曾經在報考北大，還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間頗為糾結。後來聽人說北大思想自由、環境寬鬆，便選擇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我有兩大雅好：一是喜歡湊熱鬧（屬於看熱鬧不嫌亂子大的類型），二是好為人師（屬於不懂裝懂的類型）。

 

進入北大不久，就發現這所學校的氣質與我十分契合，兩大雅好同時得到了很好的滿足，深感當時報誌願的選擇是正確的。

 

盡管當時在北大，各類思想宣講呈現百家爭鳴之勢，但大多數演講和爭論還是圍繞中國經濟改革展開的，這也是當時報紙和社會上最熱門的討論話題。1978年北大學生衝出校園，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1984年國慶遊行，北大學生在通過天安門城樓時，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這些往事也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盡管高中階段曾經著迷物理學，進入北大的專業是無線電電子學，也是物理學的一個分支，但進入北大不久我就認識到，經濟學可真不錯，又熱鬧時髦，從之者眾；又可以冒充國師，指點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於是暗下決心要去經濟學院讀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經濟學院的學長尋求幫助。他給了我幾本書，開列了一個書單，還囑咐了一些要點。實際上，他的書單主要是美國大學經濟專業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書目。他囑咐的要點是，書中有感興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閱和鑽研一下相關英文文獻。

 

當時，在大多數中國大學經濟專業，《資本論》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經濟學是作為思想史用來批判的，但北大已經引入美國原版教程作為主要的教學內容，這種開放的態度讓我受益良多。

 

幾年以後，我進入北大國民經濟管理係（現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前身）開始研究生階段的學習。

 

三、葵花寶典

 

1989年以後，由於一些政治事件的影響，學校的氣氛開始變得壓抑起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變成為主要的官定議題，經濟改革等其他社會話題難以公開討論，大家公開說話也都比較小心，擔心留下什麽把柄。許多情況和話題隻能在小範圍內議論幾句。

 

1992年春節過後，從南方回校的同學開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細節很模糊，我們也是將信將疑，甚至擔心這又是境外敵對勢力的陰謀和謠言。

 

大約5、6月份的時候，係裏突然通知召開全體大會，傳達重要講話。大家多少能夠猜到要傳達的內容，紛紛趕往指定的會場。屋裏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大家都不說話，屏聲靜氣，等待會議開始。往常的會議，之前大家多少會相互打招呼、交頭接耳，會前總是一片嗡嗡的聲音，但這次的氣氛顯然不同。

 

係裏的領導開始宣讀小平同誌南方談話的要點，會場時而響起熱烈的掌聲。當讀到小平同誌說，“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時，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視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淚水早已浸透了雙眼。

 

這之後，許多同學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厲以寧教授擔任學院掌門人。由於他長期倡導股份製改革，並帶領幾位研究生學長牽頭起草中國第一部《證券法》，再加上當時股票市場在初創階段，交易活躍，波動巨大，投機成風，同學們在緊張的學習之餘，都很關心股票市場的情況。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鋪熟睡，突然一聲巨響，緊接著，聽到下鋪兄弟聲如洪鍾的斷喝：“寫得好呀！”。

 

我心中一驚，深更半夜的，這家夥大呼小叫，是個什麽情況？

 

我揉了揉惺忪的雙眼，探頭向床下望去，見他正在挑燈夜讀。剛才他讀到精彩處，心生共鳴，情不自禁，不由一掌擊在牆上，大聲喝彩。原來，那聲巨響，是他演習“降龍十八掌”產生的。

 

我尋跡望去，在書的封麵上依稀看到了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

 

“葵花寶典”。

 

我凜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這等奇書？這可要借過來好好研讀一番，實在不行就巧取豪奪。

 

我眯起雙眼，瞧個仔細。書的題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來剛才是看花了眼。

 

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位同學甫一畢業就投身證券市場，迄今成為中國股票市場少見的常青樹，聲名遠播。

 

而我當時正著迷於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效率市場假說，折服於其簡潔、精巧、深刻的經濟思想，以至於迄今進入股票市場有年，卻仍然是深山探寶，空手而歸。

 

四、上海灘

 

四月的北京乍暖還寒。中南海的宮牆外，玉蘭花已經凋謝；昆玉河畔，柳樹剛剛抽出新芽，在春風中搖曳起舞。

 

夜晚時分，華燈初上，薄暮下的長安街氣度恢弘，莊嚴大氣。

 

我與朋友漫步在複興門的橋頭，無心欣賞身邊的美景，內心充滿彷徨和糾結。

 

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陰影還沒有散去，而我則站在人生的又一個十字路口，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一個選項是遠赴美國，再念一個經濟學的博士學位。當時的我已經拿到一些錄取通知書，並開始辦理留學簽證。

 

一個選項是在國內謀一份差事，薪水優厚一些，還有一些成長空間。

 

麻煩在於，在國內謀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謂成長空間更是一片朦朧；而留學生涯的未來路徑明確清晰，容易預測。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當年正是他的指點使得我順利轉入經濟係課讀研究生。

 

這時，他正在力勸我加入光大證券，從事經濟數據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證券總裁決心加大投入，全力轉型和發展賣方研究業務；而好友則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經在政府機構工作數年，從事公文運轉，對證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賣方業務到底是做什麽？證券公司去分析經濟數據有什麽價值？心中難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銳地指出，你已經三十出頭，如果遠赴美國，到四十多歲才能夠安定下來，大好年華，皓首窮經，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歲在美國謀到一份差事，薪水難言豐厚，這期間還要生孩子、置產業，經濟必不寬裕。而國內證券市場則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總之，他痛陳留學之非，極言在國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裏，直似蘇秦重生，張儀再世。

 

就這樣，盡管家裏人堅決反對，我也頗有疑慮，但幾個月後，我還是撕掉了美國留學的簽證，一咬牙、一跺腳，轉身去了上海灘。

 

光大證券的研究所當時設立在上海浦東張楊路上一個居民樓裏，屬於這所建築的底層商鋪。這個底商本來的設計是要建一個超市，由於無人承租，一樓變成一家川菜館，二樓則成為我們的辦公場所。每天中午以後，辦公室便飄來菜館炒菜的香氣，和著川菜獨有的麻辣味；偶爾有老鼠從桌子底下鑽出來，又飛快地溜走了。

 

這年的證券公司經營極度困難。有同事含著淚說，基層營業部的員工，一個月八百塊的工資都已經發不出來了。在居民樓裏，與川菜館一起辦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豪言，我的心中開始惴惴不安。

 

會議室裏燈火通明，煙霧燎燒，大約已經是淩晨兩三點的樣子了，我們剛討論完一個演示文稿，處理好最後幾個數據，開始吐著煙圈，隨口議論賣方業務的模式和公司的未來發展。

 

好友大手一揮，說，我們今年的分倉業務收入剛起步，差不多500萬左右，幾年以後，我們的業務收入會達到3000萬以上。到那時候，大家的個人年收入，將足以俾睨美國的普通中產階級。

 

會議室裏傳出輕快的歡笑聲。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公司已經快無米下鍋了，能否撐到那時候都還難說呢；再說，從哪裏能弄到那麽多錢呢？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幾年以後，我們的分倉業務收入已經數以億計。

 

五、江湖之遠

 

在美國，金融市場的波動在政府宏觀經濟決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投資銀行（在中國稱作證券公司）經濟學家對經濟數據的分析、以及對市場的解讀，對政府判斷局勢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但中國的情況顯非如此。

 

當年一些朋友聽說我去證券公司作分析師、炒股票，感覺十分惋惜：幹點什麽正經事兒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機生意！再說，原來在政府的工作又體麵、又高大上，怎麽說丟就丟了呢？

 

在上海期間，有次打電話到當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自我介紹後，客氣地詢問對方主要負責哪個領域的工作，接電話的人員不屑地說：“我的工作就是管你們這些人”，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還有一次，應邀參加一個私募基金的午餐會，我的角色是介紹一些經濟方麵的判斷。我站起身來，剛說明身份，就被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長打斷：“這些事情你們不懂的。我的分析剛上報給人民銀行總行，得到了總行貨幣政策司的肯定。下麵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就是當時的狀況：2003年的時候，中國證券業的研究業務剛開始蹣跚起步，沒有人認為證券公司能夠拿出嚴肅的、具有啟發性的宏觀研究報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際酒店的大宴會廳座無虛席，過道和後排還站著許多人，聽眾十分安靜，神情投入而專注。

 

受現場氣氛的感染，站在講台上的我變得十分放鬆，脫離既定的演示文稿，開始談起一段時間以來，鬱積在胸中的、對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觀察、思考和批判。由於事前沒有準備，隨口議論，有些言辭頗為尖銳，忘記了兩個重要事實：一是台下的攝像機正在進行網絡圖文直播；二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即時文稿的整理和傳播是以分鍾來計量的。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這次演講立即在網絡上瘋傳，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第二天，廣州一家很有影響力的報紙即以頭版社論的形式發表評論，指名道姓、單刀直入地指責我在成都的演講是“將個人利益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一些網絡評論員也認為我是“一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試圖幹擾和阻撓國家大政方針的實施。

 

作為證券公司的經濟分析人員，在媒體能夠享受這樣的待遇，這與15年前相比，無疑是雲泥之判。

 

一些很長時間不聯係的人也打來電話，噓寒問暖的同時，旁敲側擊地詢問：目前有沒有壓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隨陪同嗎？還能夠自由活動嗎？

 

實際上，這次演講的題目倒是事前經過仔細的斟酌和精心的選擇，用的是故宮保和殿後邊的匾額，“允執厥中”，想借此表達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財政、貨幣、監管等各司其職，協調有序，不要單兵突進，不要走極端。由於“允執厥中”這個詞語出自《尚書》，艱澀難解，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後來聽人說，這篇成都演講似乎確實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關注，並引發一些官員的巨大憤怒。

 

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星期以後，其他一些學者和退任官員開始加入公開批評當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講開始顯得不那麽突兀和孤單。

 

6月下旬以後，金融市場的許多領域都開始出現明顯的壓力，我在成都擔心的一些情況開始顯現。

 

7月中下旬，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全麵調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評和爭論基本平息下來。

 

差不多一千年以前，範仲淹勉勵士大夫要“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證券公司的研究人員從事的是商業工作，以賺錢為己任，處於江湖之遠；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超越個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沒有維護公眾利益的廟堂之憂。

 

像在美國發生的那樣，證券公司研究人員的經濟分析和市場解讀，也許正在成為中國製定宏觀經濟政策過程中，值得參考的意見和想法。這一相對於15年前的顯著變化，生動地折射了在改革開放的曆史大潮中，中國資本市場所取得的巨大進步。

 

四十年以前，小平同誌以戰略家的無與倫比的遠見卓識，掉轉了中國曆史巨輪的航向，由此創造了前所未見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這一偉大轉折必將彪炳史冊。作為這一曆史巨變中的一粒塵埃，我的經曆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向一滴水珠一樣，能夠折射出太陽耀眼璀璨的光芒，是為記。

 

2018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