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六世1457年初登基後，英格蘭再一次由一位孩童做君王。亨利八世在位38年，是個強悍的君主，現在國王換成個十歲的孩子，威懾力何止減半；加上國庫的空虛和宗教改革分歧，如果政策穩定、風調雨順那還好說，但如果政策變化太大太快，或者糧食歉收，那就一定會有麻煩。
亨利八世雖然強悍，但我們前麵也說過，他留給兒子愛德華六世的經濟卻非常糟糕。亨利八世對法蘭西的多次征戰，特別是1544年出征法國奪取布洛涅，掏空了國庫，而稅收、借貸和解散修道院得來的錢已經全部填了戰爭這個大坑。
亨利八世的補救方式是在1544年開始了英格蘭曆史上著名的鑄幣大貶值（the Great Debasement），就是降低硬幣中的金銀含量。金本位從 1545年的22克拉降低到次年的20克拉；純銀標準經過數次下跌，也從1542年前後的925一路降到1547年前後的500甚至更低的330，這應該是金融史上最早的量化寬鬆政策吧。
鑄幣貶值帶來的是物價上漲，從1540到1547年，英格蘭的物價漲了46個百分點，1549年一年內繼續上漲另外11個百分點；結果就是食品j變貴，工資變低，怨聲載道，民間不再互相幫助。
就在這種背景下，大主教克蘭默和護國公西摩也沒有停止新教改革舉措的推行。
1549年初，議會頒布了旨在宗教統一的《統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要求所有教會統一使用英語《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所有教會程式都必須用統一的英語禮拜程式，取代之前的拉丁語彌撒。
除了使用英語和摒棄舊教彌撒禮之外，《公禱書》還對聖餐禮的程序細節做出規定。
之前神父在聖餐禮的餅和酒祝福時會象麵向東方，耶穌受難的各各他山骷髏地方向。傳統教堂的十字型建築，東西方向長殿，南北方向短殿，是以祭壇和主窗位於教堂東端，神父麵對東方時就會背對會眾。公禱書取消了這個程式，要求神父準備聖餐時隻站在聖餐桌的北端，側身對著會眾。總之克蘭默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除去舊教程式中被他認為是“迷信”的部分。
《公禱書》的發布是英國宗教改革道路上最大的裏程碑，它涵蓋了所有教堂禮儀，從日課經到主日禮拜再到洗禮、婚禮、葬禮的所有程式和禱文用語，不僅全麵，而且語言優美，其修訂版一直使用至今。可以說，它往英國新教改革這個骨骼裏添加了血肉，讓安立甘宗做為宗教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切實可行。
但和任何巨大變革一樣，無論後續影響如何正麵，一開始出台時都會引起極大的爭議。先不說信眾能否接受，就是神職人員一時間也很難轉變，畢竟他們從入教會那天起接受的職業培訓就是拉丁語。現在突然改成使用英語，神父說些什麽會眾聽得明明白白，聖餐禮的程式簡化也讓它失去原有的神秘感，神職人員覺得這會削弱教會在鄉民心中的權威。
《統一法案》規定《公禱書》的正式推行日期是1549年6月的聖靈降臨主日（Pentecost, Whit Sunday）；還規定，對拒絕使用《公禱書》的神父，初犯罰款，再犯剝奪神職或入獄。
雖然大主教和護國公推行《公禱書》的初衷是統一宗教分歧，但他們無法預料的是它造成了更大的分歧。英格蘭西南地區民間最先開始抵製。
無論國家上層和知識階層覺得宗教改革以及英格蘭宗教自主自治如何重要，鄉民們過去一千年來習慣的日常一旦被強製取消，就會帶來民間不滿。這種不滿加上其他因素，特別是對議會1547年頒布《拆除亡靈小教堂法案》（Abolition of Chantries Act 1547）以及拆除教堂後土地分配的不滿，釀成了英格蘭西南部1549年夏末初秋那場“西部叛亂”（Western Rising），也叫“公禱書叛亂” （Prayer Book Rebellion）。
事情的經過是，1548年冬天，攝政委員會和大主教克蘭默委任康沃爾副主教威廉·鮑迪（William Body）特派員身份，在英格蘭西南的德文郡（Devon）和康沃爾（Cornwall）負責監督這兩地上述小教堂的拆除。
不料鮑迪溝通能力太差，當他將自己教區的神職人員和鄉民召集起來，讓大家把小教堂財務歸攏時，牧師和鄉民們誤認為是要將當地小教堂的財產運往倫敦充公；而實際上攝政委員會是為了防止有人乘機將教堂物品貪汙或私自出售。
鮑迪話音剛落，聚集的人群就高呼抗議並拒絕執行。鮑迪回到倫敦請求指示，被告知從寬處理。護國公西摩不希望看到事態惡化，因此地鄉民的難管是有前科的，亨利七世在位時的1497年，康沃爾的大規模礦工造反就打到了倫敦郊外[1]。
該年4月份鮑迪重返康沃爾，監督對教堂畫像和偶像的清除工作。鮑迪到達康沃爾海邊小鎮赫斯頓（Helston）後，被當地民眾包圍，躲進教堂後又被拖出來，最後被毆打致死。之後憤怒的人群聚集在鎮中心，領頭人約翰·雷西（John Resseigh）當眾宣告：我們隻會遵循先王亨利八世頒布的法律，不遵守在新王年滿24歲之前頒發的任何其他法律；任何人如果和鮑迪一樣，在康沃爾就會得到同樣下場。
但因缺乏地方鄉紳的支持，雷西沒能成事，殺死鮑迪的凶手被處死，其他人都被赦免。
1549年6月6日《公禱書》被運送到康沃爾，民眾聚集在鮑德敏（Bodmin）鎮，重申他們要求新王24歲之前維持舊法的要求，特別要求恢複舊教儀式和拉丁語彌撒。這次得到許多牧師和鄉紳的支持，他們的領導人名叫漢佛萊·阿倫戴爾（Sir Humphrey Arundell），是個退役軍人，曾跟隨先王亨利八世赴法國打仗，之後被封爵士。在他的帶領下，抗議很快變成暴動，但很快也被護國公派出的王軍鎮壓。
6月9日是聖靈降臨主日，德文郡桑普福德（Sampford Courtenay）聖安德魯教堂，年邁的教區神父按照《統一法令》要求用英語《公禱書》做了禮拜。沒有大家習慣的隆重彌撒禮，也沒有這一天的習慣會眾遊行，更沒有神父在神職人員素歌的陪伴下為聖壇和會眾祝福。聖壇上和教堂裏都沒有以往明亮的燭光，神父在準備聖餐禮時也沒有按習慣舉揚聖體（聖餅）。
為了這個一年四季三項主要教堂祭拜禮儀（聖誕節、聖靈降臨節、複活節）之一的重要日子，很多鄉民虔誠齋戒了一天，就等著慶祝這個節日。就這麽被糊弄過去了，他們的不滿情緒可想而知；要知道，那個年代底層民眾平淡無味生活之外的娛樂和精神食糧就是教會慶典。
第二天的周一，幾名鄉紳代表鄉民來到教堂，問牧師下一個主日是否還會用新教儀式和《公禱書》做禮拜，老牧師回答說這是法律規定，他別無選擇。
鄉紳們告訴他：不可能，我們必須在新王24歲之前使用亨利王所定的所有關於宗教的法律，就是新王自己也必須遵守，因為這是他父親定下的法律。
下一個星期日，桑普福德聖安德魯教堂的老牧師，穿上傳統的教袍，按照舊教禮儀用拉丁語做了主日彌撒。
圖1：德文郡桑普福德聖安德魯教區教堂
桑普福德發生的事情很快就傳遍了德文郡和康沃爾郡，人們看到了團結的力量，教堂鍾聲接力敲響慶祝勝利，各地開始要求教堂摒棄《公禱書》，恢複舊教，並將所有膽敢反對的人都按照“異教徒”加以處罰。
這是1549年“公禱書叛亂”（Prayer Book Rebellion）的開始。
桑普福德鎮的一名鄉紳試圖勸說大家停止抗議，結果被眾人拖到教堂台階上活活打死，下葬時屍身朝向南北，這是異教徒的下葬方式，好教徒下葬時頭朝東方。
從此刻起，抗議就變成真正的暴亂了。
長話短說，康沃爾郡的先頭人馬和德文郡的人馬匯合，公禱書暴動大軍開始向德文郡首府埃克塞特（Exeter）進發。在牧師們的陪伴下，在大軍前麵開道的是一個裝著聖餐酒和餅的箱子。至於他們的人數，不同史料說法不一，從2000人到6000人不等。
圖2：公禱書叛亂埃克塞特攻城戰城內圖（西側觀），城西的艾克斯河（River Exe），和橋上進入西城門的路
The Prayer Book Rebellion of 1549 - Part 3
7月2日，大軍到達埃克塞特後立刻開始攻城。
從康沃爾出發的另一小股部隊沒有加入攻城，而是在6月底先行到達埃克塞特北麵約8 英裏處的克雷迪敦（Crediton），占領該地後燒毀了這裏的糧倉，並阻止往埃克塞特的物資輸送。有阿倫戴爾騎士這個軍事專家指揮的暴動就是不一樣。
攻城戰持續了一個多月，埃克塞特市民在水糧不足的情況下依然毫不退讓，一位市民說，他就是餓到吃掉自己的一隻手臂也要用另一隻手臂繼續戰鬥。
抗議大軍在埃克塞特城門外公布宣言，要求恢複教會先父們的傳統，停止使用《公禱書》。
眼看地方防務無法遏製叛軍攻勢，護國公西摩從倫敦派兵，還派出自己的私兵加入戰鬥，其中不少德國意大利雇傭軍。
王軍這邊的指揮官是一位跟隨亨利八世多次征戰的老將軍，西郡郡尉、第一代貝德福德伯爵約翰·羅素（Lord John Russell, 1st Earl of Bedford, Lord Lieutenant of the West Country）。副指揮是安東尼·金斯頓（Anthony Kingston，我們在亨利八世篇中提到的在謝菲爾德郊外迎接紅衣主教沃爾西的那位倫敦塔警長威廉·金斯頓的兒子[2]），叛軍這邊的指揮官當然還是漢佛萊·阿倫戴爾爵士。
阿倫戴爾應該是位很能打的首領，他和老將軍在埃克塞特城外不同地點展開了六場戰鬥之後王軍才能取勝。其中最慘烈的戰鬥在7月25日，叛軍死亡人數達1000。之後羅素趕去解救埃克塞特主城，但他到達時，叛軍已經撤退。8月17日，最後一場戰鬥在暴亂發起地的桑普福德展開，王軍在這裏不費吹灰之力剿滅了強弩之末的叛軍。
公禱書叛亂堅持了六個星期才被鎮壓。
西摩和王軍這邊還沒來得及開香檳酒，東南的諾福克郡又傳來壞消息。這次是因為圈地運動而引發的暴動，是與公禱書叛亂東西遙相呼應的另一場起義。
1549年7月中旬，諾福克郡首府諾維奇城牆外的一棵大樹下搭起了一個營帳，搭營帳的名叫羅伯特·凱特（Robert Kett），是諾福克郡懷明漢（Wymondham）的一位自耕農兼製革匠。他的目的是抗議圈地，很快就有大約1萬6千人加入，和他一起聚集在諾維奇城牆外，其中有些還是舉著他們教區教堂的旗幟而來的。
凱特和其他首領們很快給護國公西摩送去一係列公函，闡明他們的訴求。他們請求護國公“阻止貴族和莊園主占據公眾資源”；“將不合理租出的土地租金降回到亨利七世登基的1485年標準”；“廢除莊園主在其擁有土地領域內的私法權”。
換言之，他們要求地主和雇農之間的動態關係回歸傳統模式，保護耕地並維持老祖宗們留下的帶狀耕作（見備注），製止因羊毛產業而暴富的人繼續侵占公共土地。
圖3：羅伯特凱特在諾維奇城牆外效仿摩西做起義者的士師
The Story of Robert Kett
這些人絕大多數是擔心過度發展的自由市場和羊毛產業會大幅度減少耕地麵積，進而導致農作物產出降低，繼而導致糧食短缺，而糧食短缺和貨幣貶值又是孿生兄弟；這也是他們希望能夠摒棄新教改革回到傳統舊教的原因。
凱特對諾維奇城牆外聚集的人進行了組織，規定每一百人選出一個發言人做代表，他自己則坐在一棵橡樹下為眾人做裁決。一些有惡行的地主和鄉紳被拉到橡樹下接受審判，如果剝削窮人的罪名成立，就被關在營地的牢房裏。
諾福克郡的北邊約克郡和南邊的薩福克郡以及周邊各地很快開始效仿凱特，也建起了類似的營地，組成了一個鄉間網絡共同保護東安格裏亞（East Anglia）的土地和教堂，並拔除了很多為圈地而新種下的樹籬笆。
倫敦方麵，西南叛軍還在埃克塞特攻城，西摩和攝政委員會拿不準諾福克局勢的走向。如果兩方真的突圍合二為一，之後攻入倫敦，那麽後果將不堪設想。為防萬一，倫敦全部城門增加了防守；國王護衛增添到2000騎兵加4000步兵；7月18日倫敦開始執行戒嚴令。
盡管諾福克城外的人在凱特領導下堅稱他們是國王的朋友，是希望回歸傳統封建製度的保守派，但約克郡卻有3000多人聚集起來公開喊出“英格蘭不需要國王，消滅貴族和鄉紳”口號，而這裏正是亨利八世在位時大規模反對教改的“恩典巡禮”爆發地[1]，事態明顯已經超出了凱特可控的範圍，並威脅到王位的安全。
7月31日，北安普敦男爵帶領1500人馬趕到諾維奇，準備和凱特的人展開巷戰，但起義者不僅人多而且占了居高臨下的地勢；男爵的人在城內很快被憤怒的起義者們衝散，男爵本人落荒而逃，諾維奇落入起義者手中，凱特也將起義指揮中心搬進了諾維奇大教堂。
從這一刻起，起義性質轉變成真正的叛國。
進入8月的第一個星期，西摩和攝政委員會每天開會討論如何應付諾福克的局勢，但都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西摩開始有打算自己領軍去諾福克平叛，但不知何故最後是攝政委員會第二把手沃裏克伯爵約翰·達德利（John Dudley, 2nd Earl of Warwick）帶領6000步兵和1500騎兵前往諾福克。此時西摩應該是還沒有認識到自己很快會為這個決定付出代價。
8月23日達德利伯爵到達諾維奇城外三英裏處後，即派信使給城裏的凱特送信，勸告叛軍投降，否則就會麵臨大軍。信使到達城牆外，城頭上冒出一個男孩，脫下自己的馬褲，把後腚朝向信使， 結果被一箭射中。
伯爵接著提出和凱特見麵，但叛軍營地裏一篇喧嘩，攔住凱特不讓他離開。之後伯爵的人馬衝破城牆閘門，以驚人的速度呼嘯進城。軍中騎士和佩劍軍官們遵循古老的騎士傳統，在衝鋒前互吻袍澤之劍，西版“執子之手死生契闊”。
不管什麽樣的戰鬥，拚的從來都是士氣。伯爵的隊伍以旋風般的速度到達中心廣場，當時當地就對抓獲的49名叛軍處以絞刑，其速度之快最後連絞架都坍塌了。
麵對如此強大的攻勢，叛軍分散成小股兵力，在凱特的指揮下，23日傍晚撤出諾維奇。帶上了加入叛軍的鄉紳作人質和投降談判的籌碼，凱特和叛軍往東撤出四英裏，到達諾維奇郊外的達辛山穀（Dussindale）。
第二天，24日上午，沃裏克伯爵的人馬將達辛山穀包圍，再次向叛軍許諾赦免，再次被拒絕後，伯爵親自帶著騎兵衝進山穀。後麵的事情就不用說了，凱特和幾個頭領跑了，剩下的叛軍在用板車啤酒桶之類的物品臨時搭起的“工事屏障”後麵，即便此時不死，被抓獲後也是個死。
沃裏克伯爵騎馬到達他們的工事前，再次要求他們放下武器以免一死，絕大多數人抓住了這最後的機會，放下武器，高呼“上帝保佑愛德華國王”。8月24日午後戰鬥結束，叛軍陣亡人數2000。凱特在8英裏之外的一個村子裏抓獲後押回諾維奇，300名誓死不降的叛軍被絞死，凱特本人押回倫敦受審，判刑後押回諾維奇，12月7日被用鐵鏈吊死在諾維奇城牆上，離他7月份搭起營帳的地方不遠。
1949年，當地人在他的處決處掛了一塊牌匾，“以此向一位傑出而勇敢的領袖致敬，他曾帶領普通英國公民長期奮鬥，擺脫奴役，走向公正的自由”。1999年他的出生地懷明漢為他建了一座紀念館，表彰他“為創建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所作的努力”。其實是蠻諷刺的。
圖4：凱特暴亂中的“暴民”
Robert Kett’s Petition, 1549 – The History of England
沃裏克伯爵約翰·達德利凱旋回京，諾福克之戰後，達德利的威望在朝廷和民間都遠遠超過了護國公西摩，而1548年國內此起彼伏的叛亂證明了西摩治國政策的失敗。
但所有的事情前後串在一起，難免不讓人感覺到1548年的詭異。
首先，在法國和蘇格蘭作戰經驗豐富的西摩為何沒有自己帶兵去德文郡和諾福克郡平叛。筆者推測，其一，西摩不能離開倫敦，因為他需要保護同是也是控製少年國王，避免愛德華六世落入他人手中，畢竟抓住國王才能保證他自己安全。其二，他不願意將刀槍對向同是國民的英格蘭人，畢竟和大蘇格蘭人性質不同。
其次，公禱書叛亂和凱特叛亂的共同點是從溫和抗議轉變成武裝暴動，特別是諾福克的凱特叛亂，似乎在7月底凱特和他的人一夜之間都像打了雞血一樣的勇武，這後麵有人在波助瀾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做為諾福克最大的地主和都鐸王室最年長的成員，瑪麗公主對圈地運動的矛盾始終一言不發，對凱特叛亂也沒有做出任何阻止，這不得被讓人懷疑她在整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她的介入程度。
畢竟1546年諾福克公爵下獄後，亨利八世不僅剝奪了他的爵位，還將諾福克的大部分田產莊園賜給了大女兒瑪麗公主。因為這個原因，諾福克郡成為瑪麗最大的權力基地，而此地的天主教勢力一直都很大，後麵她成功擊敗達德利扶持上位的九日女王簡格雷也正是借助了從諾福克郡的得到支持。
不少同時代和後代史學家都懷疑瑪麗不僅是凱特叛亂的背後支持者，而且還和朝中勢力聯手把西摩拉下馬。瑪麗公主和西摩的矛盾不僅僅是宗教改革，還不能排除朝中有人為了扳倒西摩而向她許諾由她這個32歲長姐做11歲幼弟攝政王的可能性。但在曆史明麵之下的這些沒有留下記錄的洶湧暗流，後人是永遠無法得知了。
回到倫敦後，沃裏克伯爵達德利立即和攝政委員會以及樞密院的主要成員一起謀劃如何推翻護國公西摩。實際上西摩在年初就已經覺察到朝中有反對他的預謀，可能這也是他不親自帶兵離開倫敦的原因。達德利回朝後，西摩也開始聯絡朝臣支持自己，但一切都為時已晚。
1458年10月5日，年輕的國王從懷特宮來到郊外的漢普頓宮，並在這裏召集了“朕的全部忠臣”，讓他們“帶上馬鞍和武器”，並在西摩的追隨者麵前“希望善待朕和朕的舅父”。之後愛德華沒有回懷特宮，而是在漢普頓宮住下了。神聖羅馬帝國大使在報告中提到，離開漢普頓宮的朝臣們觀察到年輕的國王“看上去似乎受到了驚嚇”。
兩天後西摩將愛德華六世從漢普頓宮轉移到易守難攻的溫莎城堡，並由他自己的私兵負責警衛。西摩在這裏向倫敦市長發出求救信，要求市民和貴族出手幫助國王，但無人回應，就連和他一起共同計劃教改的大主教克蘭默也沒有出麵。
之後達德利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將情況以公告形式告知倫敦市民，同時向羅馬帝國皇帝卡洛斯五世、在倫敦的各國大使以及兩位公主去信通報情況。他們也沒忘了給實際上被扣押在溫莎城堡的愛德華六世本人去信宣誓效忠，並指控護國公不聽朝臣規勸越權行事。
西摩知道大勢已去，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堅持不放國王，那麽英格蘭難免玫瑰戰爭重新來過，生靈塗炭並非西摩本意，於是他投降了，希望得到寬容處理。西摩和他的支持者當然是立刻被送進了倫敦塔，西摩對指控他的29條罪名“供認不諱”。
令人詫異的是，所有這一切的策劃者沃裏克伯爵並沒有立刻取代西摩自己接過護國公這個頭銜，而西摩的倒台也讓樞密院中為數不少的保守派看到希望。西摩和大主教克蘭默在1548年推出《公禱書》這件事情上的密切合作從朝臣到民間都是有目共睹的，這些保守派也在借西摩倒台這個契機聯絡國內外勢力試圖恢複舊教。
但1548年聖誕節當日，樞密院發出公告，譴責了“某些心懷不軌之人”，並否定了他們要求恢複拉丁語彌撒禮的要求。為了不讓教改成果再次付諸東流，在大主教克蘭默的建議下，愛德華六世國王任命了更多的教改人士進入樞密院，以確保新教人士在樞密院占多數。
1550年1月，在國王的舅母、西摩的妻子薩默塞特公爵夫人安的懇求下，愛德華六世同意將西摩從倫敦塔釋放，並在2月6日赦免了舅舅的所有過錯，條件是以一萬英鎊做擔保讓西摩在家軟禁。這個處理看上去不像是一個11歲的孩子做出的，應該是沃裏克伯爵的手筆。
雖然西摩有治軍之才，但卻不能遊刃於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特別是圈地等國家經濟事務非他所長，加上他獨斷的軍人性格，也無法與人合作。權傾一時的西摩家從此淡出曆史舞台，而英格蘭的政治風景線也永遠改變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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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耕種（Strip Farming），也叫四條帶耕種（Four-strip Farming），是一種中世紀農耕方式，將大片開放土地劃分成條帶狀，每條長220碼，寬22碼，每個條帶的長度也被稱作一個Furlong，源於 furrow 畦，（8 furlong = 1 mile 一英裏，英式板球球場中間的投球手與擊球手所用的中間地帶 cricket pitch長度=22碼 )，每個農戶耕種一條，條帶按年度輪換耕種，取決於農戶耕作穀物種類，一般來講，每年每四條中有一條要麽停耕一年要麽種上綠肥植物。
開放土地通常歸一個貴族或大莊園主擁有，向佃戶出租其中的條帶。為了公平，每個農戶耕作的條帶狀土地常常分散在不同開放土地裏，避免造成某些農戶的土地肥沃而另一些農戶的土地貧瘠。
圈地運動之前，英格蘭有很多山坡地和貧瘠土地是共有的，叫做common land，千百年來約定俗成無論是誰都可以在這些公共土地上放牧。
但羊毛產業的崛起，使得綿羊放牧盈利劇增，歐洲各國尤其是意大利和荷蘭比利時這些低地國家對羊毛需求量的劇增，使得英格蘭的地主們開始趨利，這是十六世紀圈地運動的起因。
除了圈地外，很多地主還將耕地合並成牧場，因為耕地牧羊不僅增加羊毛產量而且提高羊毛質量，結果是普通農戶不僅失去他們放牧的地方還失去農作物耕地。
因此，除了宗教原因之外，農業的不穩定以及農戶擔心糧食歉收成了1548年各地動亂的另一個主要誘因。
[1] 都鐸王室風雲錄（一）：亨利七世是如何登上王位的（7） - 博客 | 文學城
[2] 都鐸王室風雲錄（二）：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後（9） - 博客 | 文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