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7年2 月20日，亨利八世去世後三星期，倫敦西敏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裏，一個表情凝重的九歲少年莊嚴地走過大教堂的中央走道，王國內所有頂級王公貴族們都集聚在此，祭台旁司儀手捧象征英格蘭王權的王冠、寶球和王杖，走道兩側眾人齊喊：“國王愛德華、國王愛德華、國王愛德華！”，都鐸王室的第三位君主愛德華六世正式登基。
圖1：愛德華六世
King Edward VI: CORONATION
此前一天的19號，倫敦的大街小巷就掛滿了繡著獅子、鳳凰和玫瑰花的旗幟，獅子和鳳凰分別代表了新王的父親亨利和母親簡西摩，玫瑰則是都鐸王室的象征。
愛德華六世的登基，對被宗教改革所分裂的英格蘭人民來說，其意義之重大無異於舊約中的約西亞王。古代猶太南王國的第十六任君主約西亞王，不也是八歲登基嗎？少年天子登基後不久，大祭司就在神殿裏發現遺失已久的摩西律法書，之後猶大國不正是在他的帶領下砸爛異教偶像、摧毀異邦人丘壇而回歸神的正道嗎？因此，對於英格蘭教改兩派來說，愛德華六世的登基都充滿了象征意義和希望。在他們心目中，少年天子正是神賜給英格蘭的約西亞王，會帶領英格蘭徹底鏟除“邪說”，恢複“正統”。
亨利八世1月28日淩晨去世時，他的三個孩子都不在身邊。和帕爾王後在格林威治宮過完聖誕節後，太子愛德華回到倫敦北邊的赫特福德城堡（Hertford Castle），大公主瑪麗回到城堡隔壁的赫特福德莊園（Hertford House），二公主伊麗莎白則和自己的侍從們回到位於兩地之間半路上恩菲爾德的埃爾幸宮（Elsyng Palace, Enfield）。
圖2：埃爾幸宮，都鐸王室皇家育兒院，現已不存在，這是20世紀根據曆史文獻和當地政府挖掘遺址信息而製的恢複圖
Elsyng Palace: A Royal Tudor Nursery - The Tudor Travel Guide
亨利八世駕崩後，太子大舅愛德華·西摩以及兩位國王秘書鄧尼和派傑特需要趕在其他人之前首先見到太子，還需要先於其他人知道十六人攝政委員會名單。於是西摩和宮中司馬安東尼·布朗爵士（Sir Anthony Browne）第一時間帶領300驍騎一路向北狂奔25英裏到達赫特福德城堡。
第二天，也就是1547年1月29日，西摩將太子愛德華送到恩菲爾德與姐姐伊麗莎白公主匯合，並在這裏將他們父王的死訊告知13歲的伊麗莎白和9歲的愛德華。愛德華六世的第一位傳記作者約翰·海伍德爵士（Sir John Hayward）後來寫道：“從沒有人能夠如此甜美地表達悲傷，似乎是他們的麵容美化了他們的悲傷，而不是他們的悲傷掩蓋了他們的麵容。”[1]
毫不奇怪的是，此時教皇派大公主瑪麗就在離赫特福德城堡不到半英裏的赫特福德莊園，西摩一行人並沒有將亨利八世的死訊通知瑪麗。不僅如此，西摩還告訴派傑特，在新君繼位事宜確定之前無需讓其他人知道完整的先王遺囑內容，並指示將計劃中的大赦放在愛德華登基之後由新君頒布，以樹立新君威望。
圖3：倫敦、恩菲爾德、赫特福德城堡位置
總之，亨利八世去世後的那幾天內，國舅爺愛德華·西摩充分展示了他雷厲風行的領導才幹。1月31日，上下兩院議員齊聚在上院議事廳，由派傑特公布攝政委員會成員名單。當天下午，攝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之後由樞密院一紙文書任命西摩為護國公（Lord Protector of the Realm），同時討論十六名顧問的爵位擢升。
2月1日，新君和朝臣齊聚倫敦塔，由派傑特向所有人宣讀亨利八世遺囑完整內容，亨利在遺囑中特別強調：在沒有多數票書麵認可前提下，該攝政委員會中任何人都不得單獨執行本遺囑中所說任何事宜。樞密院告知新君已多數票同意任命大國舅西摩為護國公並請求新君批準，之後所有朝臣一起宣誓效忠新王。
愛德華六世的順利登基，使得英國宗教改革連續性得到保障。約翰·福克賽（John Foxe, 1516-1587)在《福克賽殉道者名錄》（Foxe's Book of Martyrs）中這樣寫道：事務開始呈現出新麵貌，如同舞台上出現了一批新演員，老演員們被淘汰。
換言之，一朝天子一朝臣。
溫徹斯特主教嘉丁納和諾福克公爵這兩名反對新教改革的教皇派都在新君登基大典後淡出政界，回到各自老家蟄伏。之後這兩位都在瑪麗一世時代重新得到重用，但這是後話了。眼前的國家大事事無巨細都是護國公愛德華·西摩說了算，僅在名義上不是國王但卻掌握了國王的權力，西摩甚至在外交信函中稱法蘭西國王“我的兄弟”。
讓護國公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親弟弟托馬斯·西摩首先開始和他內訌。
同時代傳記是如此描述托馬斯·西摩的：性格勇猛，衣著光鮮，身材魁梧，聲音宏亮，但卻有華而不實之嫌 （fierce in courage, courtly in fashion, in personage stately and in voice magnificent, but somewhat empty in matter)。
托馬斯不服氣，同是新君的舅舅，為何他哥哥可以位高權重，自己卻被排除在權力巔峰之外。托馬斯第一時間要求攝政委員會任命自己做愛德華六世的宮廷主管，這樣不僅能貼身伺候和影響尚未成年的國王，還能進國王樞密院。但這些對托馬斯來說遠遠不夠，他開始想方設法進一步謀權。
做為第一步，托馬斯在亨利八世死後不到50天就娶了先王遺孀凱瑟琳·帕爾。如此匆忙成婚也是他的小算盤之一，因為如果短時間內證實帕爾有孕，那就不能排除孩子是亨利八世的種這一可能性，而且如果是個男孩，這個孩子在繼承人地位上就會排在瑪麗和伊麗莎白之前。雖然帕爾做王後時亨利八世因為建康問題很可能已經沒有性功能了，但隻要凱瑟琳懷孕時間對的上，那就有戲可唱。
對她們的繼母如此著急地在她們父親屍骨未寒時就改嫁，瑪麗和伊麗莎白兩位公主當然是很有意見的。此時伊麗莎白才13歲，瑪麗已經31歲，但兩人之間的性格和能力差別此時就已經很明顯。伊麗莎白告誡瑪麗不可大意，不要多說話，因為敵人太過強大了。
托馬斯娶了凱瑟琳·帕爾後，樞密院封了他男爵，並頒給他終身海軍司令這一榮譽軍銜，但這隻是越發鼓勵了他的野心。
因伊麗莎白公主尚未成年，繼母帕爾還是她的監護人，是以伊麗莎白1457年初夏跟隨繼母繼父從倫敦搬到格勞斯特郡的薩德裏城堡(Sudeley Castle)。
到1457年9月，伊麗莎白公主滿14歲，托馬斯·西摩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她身上。凱瑟琳·帕爾發現丈夫經常一大清早就穿著睡衣跑到伊麗莎白臥室，當著仕女的麵和伊麗莎白調笑。而情竇初開的伊麗莎白身邊沒有同年齡男性，除了和仕女在莊園裏騎馬之外，也沒有其他的社交活動， 是以難免對這個高大英俊且富於男性魅力的繼父產生好感。
為了保護公主的名譽，也為了防止無法挽回的醜聞發生，伊麗莎白和嬤嬤凱瑟琳·艾希麗（Katherine Ashley）一起被送回哈特福德莊園公主府，艾希麗從伊麗莎白兩歲起就照顧她，一直被伊麗莎白昵稱凱特（Kat）。主仆二人後來都會發現，在薩德裏城堡這幾個月的經曆會在不久的將來反噬她們，也讓伊麗莎白第一次體驗到身邊處處有財狼的政治險惡。
歐洲各國很快發現，愛德華六世的英格蘭和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完全不同了，護國公和國王周圍的小圈子已經全部變成新教改革派， 而英格蘭的新教教義也在向著路德宗方向靠近。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對英格蘭教會做出了進一步的改革，規定隻能用英語做禮拜，將聖事禮儀大大簡化，允許平教徒同時接受聖餐禮麵包和酒，聖餐禮“變體論”被徹底擯棄。亨利八世1439年出台的重新確認舊教教義的《六條信綱法案》被推翻。[1]
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接著在1549年公布了英國國教的第一份《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對日常和主日禮拜儀式以及洗禮、婚禮、葬禮儀式做出統一規程，英格蘭的政治和宗教現在變成了一隻手掌的上下兩麵。
大主教克蘭默還開始邀請歐洲改革人士到英格蘭講學，並讓他們在牛劍這兩所大學擔任重要教授職位。隨著英格蘭宗教環境的改變，在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這些教皇勢力強大的國家不受待見的新教改革人士紛紛開始將英國當作避難所。這些人士都受到當時歐洲最前沿改革者讓·加爾文（Jean Calvin）的影響。和1529年教改初期劍橋引進路德宗理論一樣，這些歐洲學者和教改人士也開始將加爾文主義帶到了英國。
加爾文是法國人，1509年出生於法國皮卡第大區瓦茨省的努瓦永（Noyon），父親是當地教堂的公證員和書記員。盡管父親讓他子承父業去做律師，但加爾文的誌向在神學。年輕的加爾文很快發現自己不僅有敏銳的係統思維能力，更有超群的管理和組織能力。1536年，年僅26歲的加爾文用拉丁語出版了《基督教教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在書中勾勒出一個完全不同於羅馬教廷的“神的新城”。
和當時其他神學理論權威的集體創作不同，加爾文僅憑一己之力就在短時間內創建出一套即完整又具權威的理論體係，在這個理論體係最中心的是“預定論”（Predestination）。
為了躲避法國國王和教會迫害，加爾文逃到日內瓦。在這個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加爾文如魚得水，得到由200人組成的大議會和60人組成的小議會的支持，不僅給了他專門負責宗教改革的部長職位，而且由市政府以及商界出資讓他在日內瓦辦學、傳教和講座。加爾文實際上成了日內瓦的道德警察，負責監督日內瓦各級民眾的信仰立場。
預定論建立在新約保羅書信和基督教早期理論家奧古斯丁神學基礎上，其中心學說很簡單：神在奠定地球基礎之前就已經預定好誰進天堂誰下地獄。做為全能的神，祂當然已經知道誰是被選者誰是墮落者。如同保羅在《羅馬書》9:21中所言，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裏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嗎？所以誰進慈悲榮耀的瓦罐、誰進憤怒恥辱的瓦罐，一切都已經被全能的神預定。
在教義上，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比路德宗的“因信稱義”更加激進，它給信眾帶來的不僅是知道自己被選得救的欣喜和慰籍，更給信眾帶來一種道德優越感。一百年後英國清教徒奧利佛·克倫威爾帶著“天命感”發動英格蘭內戰的巨大內心動力正是來源於此。
“真教會是由真正的神選之人組成，而一旦被神的恩典選中，你就不會再墮回到罪惡之中”。這是愛德華六世登基後的那幾年英格蘭教會官方推行的教義，尤其是在那些逃避卡洛斯五世追殺而從歐洲到英格蘭避難的加爾文派人士主持的教堂裏。
這些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並且違背亨利八世教改走中間道路方針的做法，很快在英格蘭引起的不滿，尤其是民間底層，而傳統保守派和教皇派則紛紛出逃法國和意大利。
1547年5月，克蘭默開始對英國教堂逐一開始調查，從聖事是否使用英語，到教堂裏是否還有偶像，以及各地是否還在舉行一年一度的基督聖體遊行（Corpus Christi Procession）。克蘭默還要求所有教堂必須統一使用他在該年撰寫的《講道書》(Book of Homilies)，此書為教會提供33個針對新教主要教義的講道，要求各地教會按順序在主日布道時連續使用。
接下去，教堂內的牆壁被石灰水刷成白色，基督受難十字架像被皇家王旗取代，壁畫被換成十戒文字，教堂裏甚至也不允許擺放蠟燭和鮮花，傳統唱詩班的存在也麵臨威脅。總之信眾在教堂裏不再看得到色彩和歡樂，教堂變成冷漠單調的無趣之所。這樣的教堂，在傳統保守信眾眼裏與儲藏室穀倉無異，而在虔誠的清教徒眼裏卻是讀經布道的最純淨之所。
1547年冬天，聖保羅大教堂的大十字架和所有壁畫在一夜之間被清空，幾天後，教堂的地下骸骨室被改造成住宅，正殿旁邊的聖母小教堂被改成商店。
兩名主教對這些英版文化大革命式的改革提出公開反對：倫敦主教埃德蒙·伯奈（Edmund Bonne）和我們在亨利八世篇中反複提到的那位溫徹斯特主教嘉丁納。
嘉丁納被亨利八世從樞密院除名，也沒能進入愛德華六世的攝政委員會。在公開駁斥了最新一波宗教改革的“過度高漲熱誠”後，嘉丁納警告新政府：如果你斬斷一條運河，河裏的水就會流淌到你無法預測的地方。當被告知他的言論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時，老主教回答：我已經是一個被你們判了死罪的人。整一個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節奏。
除了撰文公開反駁大主教克蘭默《講道書》中的新教義外，嘉丁納同時給護國公去信，警告不可在國王尚且年幼時如此激進教改，以免引起局勢動蕩。
嘉丁納被攝政委員會傳喚到倫敦，委員會讓他服從新教令，老主教當然是拒絕了，之後就被送進了倫敦的艦隊監獄（Fleet Prison），委員會格外開恩，允許嘉丁納帶著廚師和兩名侍從一同入獄，去和已經被關押在那裏的倫敦主教埃德蒙·伯奈作伴。
幸災樂禍的新教改革狂熱分子薩福克公爵夫人凱瑟琳·布蘭登，專門去獄中探望嘉丁納，在主教的班房外麵大聲說：主教啊，財狼的閉嘴就是綿羊的愉悅！
凱瑟琳布蘭登是亨利八世第六任王後凱瑟琳·帕爾的閨蜜，曾出資出版印刷帕爾寫的書《罪人的哀歌》(The Lamentation of a Sinner)，在亨利八世的妹妹瑪麗公主去世後嫁給亨利八世的妹夫薩福克公爵布蘭登。
對新教改不滿的遠遠不止這兩位主教，民間不滿的聲音也越來越大。法國大使在報告中寫道：北方民眾對新政府日複一日地嚐試摧毀古老正宗信仰的標新立異極為不滿。
這種不滿，加上因圈地運動而造成的鄉紳雇農之間的土地糾紛，再加上護國公在蘇格蘭的開戰而導致的國庫空虛和通貨膨脹，終於在英格蘭鄉間又一次引發暴亂。
(待續）
[1] “Never was sorrow more sweetly set forth, their faces seeming rather to beautify their sorrow, than their sorrow to cloud the beauty of their fa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