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裏亦知身是客
應該不是你
最近跟母親在微信上聊天，因說起現在大陸的計劃生育政策放鬆而許多年輕人卻寧願隻生一個或者幹脆不生的現象，母親就感歎以前想生不能生、隻能違法“超生”的親人往事。
第一件就是外公食言超生的“趣事”。外公有七個孩子，上麵的三個女兒兩個兒子都生於五十年代。我母親是老大，生於1950年；外公最小的兩個幺女（我的老姨和小姨)則分別生於1965和1967年。據家人說，生完二舅之後，外婆就被要求去結紮，那正是1957年時候。當時鄉下人第一次聽說結紮，而且是動刀子的手術，而外婆天生又膽小，死活不肯去。這時有人說男的也可以結紮，於是我外公發揚大男子主義精神，上了拖拉機，跟一幫婦女要進城去結紮。等拖拉機轉上大運河邊的大路，外公突然害怕了，跳下了拖拉機，跟幹部們指天罵地地保證“我陳壽鵬再也不生了”，以此逃過了也錯過了挨一刀的先鋒體驗，卻大約也不得不因此主動禁欲很多年。八年之後，還未滿四十、猶在壯年的外公終於忍不住破禁，一鼓作氣又生了老姨和小姨。我這個小輩如今細細想去，真正是要忍俊不禁。
外公外婆和計劃生育政策“親密”接觸並因此塗抹出的一些喜劇色彩，也許是家中親人們唯一可以津津樂道的關於計劃生育的故事了。後來因為計劃生育的政策和執法力度加大，而在農村，大家又無法不重男輕女，許多悲歡愛恨的故事就此上演，雖然不一定像莫言名作《蛙》裏麵的主人公們那樣“生死疲勞”、變豬變蛙地魔幻現實，回首思望，卻也總叫人唏噓不已。
到七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帶來切實的影響。據母親說，1977年生了弟弟之後，就不能立即領到屬於弟弟的口糧，村幹部門在出工、分糧等事情上也總是百般刁難，這種情況直到分田到戶之後才有改善。但是母親又說，即便如此，當時要是想生老三，還是完全可以找到熟人拿掉強上的避孕環再生的。但是一來顧忌父親在供銷社的公職，二來體念母親一人在家種田帶兩個兒子的辛苦，雖然他們一度想嚐試生個女兒，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在我八歲那年，我在村裏學校門口親眼看著母親被擔架抬回家中：那天她和一批同村的婦女們被拉到公社的衛生院實施了結紮手術。
母親和二姨、三姨都沒上過學，但趕在計劃生育政策變得嚴格之前生兒育女，每家兩個，沒有大遺憾。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二舅、老姨和小姨這些60年前後出生的一代人進入生兒育女時期。雖然他們大多受過高中教育，但是在現實中也“重男輕女”，在生了一個大女兒之後還堅決要生二胎或三胎。他們那不生男孩不罷休的決心和行為，委實給了我小小的震撼，明白傳統觀念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二舅的老大是個女兒，且比大舅的兒子稍長幾個月。其時外公還是老式家長管理，也因經濟條件限製，兩個兒子都成家生子了也沒有分開過。據說那次正月裏拜年聚會，頭胎生了兒子的大舅媽口沒遮攔，眼看多喝了兩杯的二舅進房間睡覺去，她就開始跟幾位姑爺和族裏長輩抱怨：“他二叔這老大是個閨女，不生兒子怎麽行？能眼睜睜看他這一支斷後嗎？他肯定得再生。一旦再生，大隊部的人就要來找人，罰錢，扒房子。我們這一大家子就要跟著他們一起遭殃。罰錢歸罰錢，你們大家夥兒也能借借湊湊幫個忙。要是扒房子怎麽辦？一家三代十幾口人，老的老，小的小，難道一起喝西北風？還有沒出門的小姑子，怎麽談婆家，怎麽嫁人？我看大家趕緊地勸他不要再生。現在新社會，不說‘男女都一樣’，也是‘男女差不多’，何必牽扯上全家老小跟他們一起受罪？”
又聽說醉酒的二舅在隔壁房裏並未睡熟，聽得大舅媽這番話，流下傷心的男兒淚。不隔幾天，父親和姨父們就又被召回去主持大舅二舅的分家手續，本以兄弟和睦自得的外公和舅舅們從此也走上別家農村兄弟的分家而治、開門另居的世俗道路。
分家而過的二舅二舅媽也不著急蓋新房，因為害怕超生被扒。夫妻兩人操起運河西岸人家常做的捕魚營生，為的是長年在江河湖泊上行走，不用擔心在村子裏住給計劃生育辦的人抓到，而兩歲不到的女兒隻好四處寄放，或者外公外婆這裏，或者二舅的丈人家，或者帶到船上漂泊。就這樣，三四年間，過著“超生遊擊隊”生活的二舅居然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地一鼓作氣又生了兩個孩子：老二自然是女兒，老三卻是個大胖小子。等到老三滿周歲，大女兒也要上學，二舅一家也安心回村，交了該交的罰款，蓋了簡單的瓦房，過起了更為安定的生活。雖然為了生計，農閑時節他們依然劃船出去打魚，補貼養育三個孩子的大額家用。
話說我們爭強好勝的大舅媽自然不甘人後，但因為頭胎是兒子，而大舅又有一點公職在身，想要老二和女兒的大舅媽最後抱養了一個被人遺棄在附近田野的女孩。那嬰孩雖因患腦膜炎而稍微遲鈍，大舅和大舅媽卻一直十分喜歡珍惜，給她打針吃藥，不棄不怪，如今也是二十出頭的貼心女兒了。
我老姨和老姨父算是新時代的人，兩人郎才女貌，且當時能在婚前就一起吃飯說話，甚至到城裏看電影，被我母親好意嘲弄為“真是自由戀愛的現代年輕人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也是女兒，而老姨父是位中學老師，也算公職，不敢硬性超生。他們一心要生二胎生個兒子，於是拐彎抹角，以同村一個一輩子沒結婚的光棍的名義搞了一張準生證來，許諾該光棍將來這孩子給他養老送終等等。也算皇天不負有心人，他們居然第二胎就生了個兒子。如今一雙兒女都已經大學畢業，走上社會和工作崗位了。
我小姨隻比我大五歲，算我兒時的半個玩伴。我也總覺得和她關係比其他幾位姨娘要更親一些，諸事方麵也有些共識和理解。然而，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小姨在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堅決再生直到生兒子為止，一個原因就是她老公的哥哥有個男孩，而他們不能落在人家後麵。
小姨結婚算晚，到她生育大女兒後，已經是九十年代中期，B超技術開始興起，懷孕五月後，可以預知腹中胎兒是男是女。能找到熟人或者送錢給醫生做B超檢查胎兒性別的小姨，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經曆了大概五六次懷孕和打胎的痛苦經曆，而每次都是已經懷孕五六個月、胎兒已成型、性別已確知、打胎對母體損傷巨大的情形下進行的。我們多次勸說她“男女都一樣”“這樣頻繁懷孕、打胎對身體不好”，她卻依然不為所動。
記得1996年外公去世，挺著大肚子、尚不知腹中胎兒是男是女的小姨在靈前哭得淒淒慘慘戚戚，說她這個最疼的老幺女“不孝”，“到現在也沒能給您再添個外孫，好讓您放心開懷地走啊”，聽得大家都忍不住，說她勸她罵她“糊塗”的同時，卻跟著一起流眼淚。到了2006年，小姨的大女兒已經快高中畢業考大學，小姨終於如願以償，在將近四十歲的危險高齡生下一個兒子。我這麽個表弟比我這同輩的大表哥小了三十多歲，甚至比我另外好幾個表弟表妹的孩子也都要小。
時光荏苒，到了二十一世紀，跟我同輩的兄弟姊妹們也都開始結婚成家，在計劃生育已經成為普通人共識的大形勢下開始生兒育女。大多數人，尤其在城裏生活工作的同輩人，已經鮮有“重男輕女”的思想，而生兒養女的高昂費用，也讓我們這一輩人中的大多數對生二胎望而卻步。就是在農村，如果一個家庭頭胎生了兒子，也很少會考慮再生第二個孩子了。
我們家因為是兄弟倆，按照政策是斷斷不可有生二胎的可能了。後來兄弟倆出門讀書，告別了“農村人”身份，更是把二胎的路堵死了。當時村裏鄰居有嘴快且酸的，就跟我母親說：“我們在農村的幾家，都還能生二胎。你們家兩個兒子是沒戲了，每個人就一腔子藥，看命運了。”母親甚至為此一度憂心忡忡，害怕我們都生個女兒以致老應家這一支“斷後”，讓我和弟弟笑話過好幾次。然而造化弄人，我最終出國留學，又留美生活工作，如今有兩個小子一個女兒。而弟弟在國內上班，因為婚姻關係，也生了兩個兒子。一不小心之間，我和弟弟竟然成了我們這個“超生親友團”的新一代旗手了。
過去兩年，因為微信和許多舊日朋友又聯係上，少不得常常來一番“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的大感慨。自然，對跟我差不多年齡的人來說，“兒女成行”基本是不可能的現象，大家幾乎清一色地都是辛苦撫養一個小孩。
計劃生育實施三四十年，部分和間接導致人口老齡化成為中國的一個大問題。一胎化政策的終止，也終於在大家猜測和討論多年後正式生效。隻是對那些在激昂的“隻生一個好”“生男生女都一樣”等口號和標語中出生、成長、生育或者老去的幾代中國人的耳中心裏，大概都是不得不五味雜陳吧。對像我小姨等人那樣費盡心血生了二胎的人而言，這樣的政策變動無法不充滿荒唐和古怪的味道。隻是愚昧也罷，執著也罷，心酸也罷，欣慰也罷，芸芸眾生，尤其生活在農村的男男女女，大多數人也隻能“與時俱進”，最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實現個人最基本的理想，保障命運和生活的最基本自由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