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時代勞動人民還是國家主人嗎
現在的事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蛻變成修正主義走資派特色黨,蛻變的中國共產黨執掌的政權蛻變為資本家權貴服務的走資派特色黨,社會主義因此蛻變複辟了資本主義。這才是中國共產黨問題的要害。
現在,中國勞動人民還是國家的主人嗎?不是了。人民民主專政“改革”成了對人民專政。
現在,中國勞動人民還是國家財產的主人嗎?不是了。社會主義公有製“改革”成了資本主義私有製,勞動人民從財產的主人“改革”成了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國營工廠私有化了,工人下崗了。農村人民公社強行一刀切地解散了,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成了四處流浪找工的農民工。醫療產業化。住房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一切私有化。
這就是全部問題的要害所在。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蛻變,共產黨的宗旨的蛻變,共產黨執掌的政權的性質發生蛻變,從政治上,到經濟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勞動人民階級“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毛主席說“和資本主義社會差不多”)的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地位上去。
這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嗎?不是了。
這是幹社會主義嗎?不是了。這是複辟資本主義。
這樣的中國共產黨,不管還是不是叫共產黨,也不管是不是還在說搞“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已經墮落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已經從無產階級的政黨,蛻變為資產階級的特色政黨。
這哪裏是共產黨的、黨員的作風問題呢?這又怎麽能談得是否走群眾路限的問題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
這是共產黨的根本性質、根本宗旨的問題。
共產黨不再為勞動人民翻身求解放奮鬥,不再搞屬於勞動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借改革開放之名搞起了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官僚壟斷附庸資本主義,這才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問題,也才是中國共產黨要整黨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習近平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僚們能走群眾路線嗎?
《折衷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____“近平政治學”批判。(三)
作者:項觀奇
習近平政府一方麵,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講“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並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紀念堂。但是,另一方麵,又強調所謂“三個自信”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製度的自信,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堅持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
這不是矛盾嗎?既講毛主席,又講鄧小平,既講馬列毛主義,又講修正主義,既講社會主義,又講特色資本主義,這不是矛盾嗎?從馬列毛主義看問題,是矛盾。但是,從修正主義看問題,卻是不矛盾。調和二者的哲學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義。
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搞折中主義,總是用“一方麵,另一方麵”的折中主義的思維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質和主要傾向,否定事物的辯證法。毛主席也有同樣的意見。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評修正主義時,特別強調要批評折中主義,指出當時搞修正主義的人,總是搞折中主義,用折中主義反對政治掛帥,反對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陽奉陰違”,是一種危險傾向,明確指出“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後來批評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也是批評把“三項指示”並列起來的折中主義。革命導師留下的這些曆史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學習和繼承。
現在奉行的“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也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維方式。看起來,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鄧小平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這是典型的折中主義,典型的“一方麵、另一方麵”,是把根本對立的馬列毛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調和起來。在實際上,是並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衝擊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馬列毛主義路線。
這是一種毛主席說的“陽奉陰違”。不管修正主義者的主觀願望如何,結果總是這樣,總是走向反馬列毛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理論的和實踐的問題。
三,再來說整黨,也就是所謂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如果說,反腐是試圖以反麵打擊的方式解決黨的問題,那麽,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則是試圖以正麵教育的方式解決黨的問題。
反腐應該,整黨也應該。但是,已經搞過的第一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實際情況告訴我們,和反腐的路線不對頭一樣,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路線也不對頭。
以群眾路線教育為主題本身就是文不對題。從已經搞過的“教育活動”看,實際主要是抓了黨員的作風問題,也可以說,是以黨員的作風問題為綱,開展這次教育實踐活動。按照官方的說法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要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這樣分析觀察和試圖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縣以上領導幹部(中央關於這次“活動”的文件所規定)的問題,對不對?
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路線分歧,存在著馬列毛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歧。
這樣提問題和試圖這樣解決問題,又是一種折衷主義,實際還是修正主義。一方麵承認有問題、要解決問題、另一方麵又抹煞問題的實質,回避根本的要害的問題,以次要矛盾取代主要矛盾。給人的假象好像是要解決問題,其實是根本不想解決問題、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折衷主義,這種折衷主義思想方法和貫徹修正主義路線是一致的,是修正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我們看來,真正想整黨,想解決黨的問題,解決領導幹部的、包括作風在內的各種問題,還是要從端正路線入手,解決路線問題。貫徹毛主席的思想,“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思想上政治上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問題解決了,作為從屬的作風問題,也就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路線問題不解決,其它一切都是空話。試作論證。
首先,必須明確共產黨是幹什麽的,也就是共產黨的宗旨是什麽。
這似乎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實際是一個大問題。
共產黨是幹共產主義、包括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對這一點,好像沒有分歧。特色論不是也說是“特色社會主義”嗎?不是說“社會主義原則不能丟”嗎?
但是,當今世界上,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多了,從赫魯曉夫到鄧小平,都沒有丟“社會主義”這個招牌。但是,正像我們黨的一篇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的題目所寫的,《關於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是有真假之分的。
修正主義總是從抹煞黨的性質、黨的宗旨入手,達到使黨蛻化變質的目的的。歐洲的修正主義都是這樣,從未掌權的西歐諸黨到掌權的蘇東諸黨,概莫能外。鄧小平的修正主義也是這樣。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樣說,推論下去,共產黨幹社會主義,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這樣說,對嗎?不對。這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貓論”。任何一個社會,都要發展生產力。正像馬克思說過的,人類如果停止生產,連一星期也存在不下去。這是常識。而且,曆史事實告訴我們,自進入文明社會後,沒有一個統治階級不知道要發展生產力,而且總是殘酷地發展生產力。如果像鄧小平這樣規定社會主義的本質,那社會主義社會和已往的剝削階級社會還有什麽本質區別。作為一個典型的徹底的修正主義者,鄧小平和他的前輩們一樣,可能如他自己所說,根本不懂社會主義是什麽,或者,更可能是以他們的淺薄的理論修養和對曆史的鼠目寸光去觀察社會主義。
其實,馬列毛主義對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講得清清楚楚,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具體到中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通俗說,就是勞動人民階級當家作主。
列寧說,政權在哪個階級手裏,這一點是決定一切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是真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權在哪個階級手裏,決定社會主義的一切,決定社會主義的命運。離開政權在哪個階級手裏,談論黨的問題,談論發展生產力,談論其它的一切,都隻能欺人之談。
現在的事實很清楚。共產黨蛻變,蛻變的共產黨執掌的政權蛻變,社會主義因此蛻變。這才是共產黨問題的要害。
現在,勞動人民還是國家的主人嗎?不是了。人民民主專政“改革”成了對人民專政。
現在,勞動人民還是國家財產的主人嗎?不是了。社會主義公有製“改革”成了資本主義私有製,勞動人民從財產的主人“改革”成了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
這就是全部問題的要害所在。隨著共產黨的蛻變,黨的宗旨的蛻變,共產黨執掌的政權的性質發生蛻變,從政治上,到經濟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勞動人民階級“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毛主席說“和資本主義社會差不多”)的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地位上去。這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嗎?不是了。這是幹社會主義嗎?不是了。這是複辟資本主義。這樣的黨,不管還是不是叫共產黨,也不管是不是還在說搞“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已經墮落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已經從無產階級的政黨,蛻變為資產階級的政黨。這哪裏是黨的、黨員的作風問題呢?這又怎麽能談得是否走群眾路限的問題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這是黨的根本性質、根本宗旨的問題。
共產黨不再為勞動人民翻身求解放奮鬥,不再搞屬於勞動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借改革之名搞起了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官僚壟斷附庸資本主義,這才是現在的共產黨的真正問題,也才是整黨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
什麽叫《剪刀差》?
《剪刀差》是:在上世紀20年代,蘇聯為加快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工業產品的價格。這種交換關係使得農業和農民的部分收入額外地流入工業,當時被稱為“超額稅”。在1923年蘇共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把農業流入工業的這種超額稅正式稱作《剪刀差》。《剪刀差》是前蘇聯斯大林把農業流入工業的這種超額稅正式稱作《剪刀差》。
對《剪刀差》的研究,肇源於兩個方麵的理由:一是經濟學界試圖給社會主義國家的高積累能力尋找一個外部來源,這是就理論的解釋功能方麵著眼的。二是分田之後也有些學者試圖從“國家工業化對農業和農民的曆史負債”角度去尋找一個新的政策支農的道義支點,這個有明顯的道義意涵。有些《反共華人》借《剪刀差》來抹黑造謠毛澤東時代,又或是挑撥農民來反對毛澤東是徒勞的。
《剪刀差》概念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剪刀差》最初源於“超額稅”。蘇聯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設軌道後,國家為加快積累工業化資金,人為地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使得部分農民收入在工農業產品交換過程中轉入政府支持發展的工業部門,當時人們把農業和農民喪失的這部分收入稱為“貢稅”或“超額稅”。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業和商業部門又再次提高工業品價格,使本來已被政府強製壓低的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水平又大大降低。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農民需要相當於原來2·8倍的農產品才能換到等量的工業品。蘇聯政府的這一行為先是引起農民的不滿,農民以不買或盡可能少買工業品來抵製,於是導致工業品市場蕭條,許多工廠發不出工資,結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滿。在這樣的背景下,蘇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和九月中央全會。會議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農業流入工業的超額稅正式稱作‘剪刀差’,並且在中央委員會下設立了剪刀差委員會,專門從事研究和調整剪刀差的工作。從此,‘剪刀差’這一名詞便流傳開來。
蘇聯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紹到中國。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由於工農生產在戰爭中遭受的破壞程度不一樣,恢複的速度不一樣,以及恢複發展工業所需資金和人力資源的短缺,使得工農業產品的比價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十幾年間擴大了很多,1950年工農產品比價與抗日戰爭前的1930-1936年相比,擴大了34·4%,農民在交換中吃虧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這個詞來形容工農產品比價擴大的現狀,但是此時中國使用的“剪刀差”已經與當年蘇聯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種政府依靠人為擴大工農產品比價來積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表現,而是指工農產品比價的不合理狀態。例如1951年4月第二次全國物價工作會議專門討論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問題就是出自上述概念。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針對舊中國遺留的剪刀差和如何縮小它展開的,以1956年毛澤東在《十大關係》中提出縮小剪刀差、不學蘇聯後開展大規模研究為高潮。當時主要是研究比價問題,即現在所說的“比價剪刀差”。到1959年,隨著工農產品比價縮小到抗戰前的水平,一般都認為剪刀差問題解決了,中國已經不存在剪刀差了。
從《剪刀差》本義是為提高工業品價格同時壓倒農產品價格來說,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從未進行過相關操作,曆來的價格政策實踐都是相反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同時降低工業品價格,據國家物價局資料計算結果是:1976年相對1950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2.1倍,而農村工業品銷售價格僅僅上升了9.75%,農產品相對價格則提升了1.91倍,如果從比較剪刀差概念原本的概念內涵對照,毛澤東時代農產品貿易條件不僅沒有惡化,還大為改善,相對工業品的淨貿易條件提升了191%,完全不存在任何擴大剪刀差的價格變化依據(見附錄)。《完全不存在任何擴大剪刀差的價格變化依據》
檢索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和著作,發現毛澤東本人在1956-1957年間曾經五次談到過《剪刀差》問題,此後這個問題就從毛澤東的思考中間消失了,而相關的價格政策實踐倒是一直延續了毛澤東所說的“縮小剪刀差”方向。哪來什麽讓農民“窮”了。
毛澤東談到過《剪刀差》問題如下:
毛澤東:“國家要有積累,集體也要有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國家的積累,我們主要是經過稅收,而不是經過價格。工農業品的交換,在我們這裏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工業品是采取薄利多銷的政策和穩定物價政策。
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集體經濟組織,國家和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都必須兼顧,都不能隻顧一頭,這一條有一些新的東西。這是一個大問題,是關係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引起全黨的重視。”(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
毛澤東:“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曆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並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麵,采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麵,一般略有補貼。但是就是這樣,如果粗心大意,也還是會犯這種或那種錯誤。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毛澤東:“國際關係問題。一部分不要盲從,有的我們已有經驗。蘇聯已展開很大批評,有些在我國、在蘇聯都不適用,我們鑒於他們的垂直領導犯了很多錯誤,如對肅反,我們就大部不捉、一個不殺。一長製是軍事觀點、群眾路線還是恩賜觀點,積累資金辦法是剪刀差還是征稅都有問題,但不是說蘇聯沒有東西可學了,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幫助我們建設的是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好,現在隻有這樣一個國家,雖然有那樣多的錯誤,但是值得學習的多,我們不要盲從,應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說蘇聯的屁都是香的。現在人家說臭我們也跟著說臭。凡是適用的都要學,資本主義好的也應該學。“(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
毛澤東:“特別是談到農產品價格問題,鄧子恢同誌在福建發了一個電報,他主要是講農產品收購價格低了,尤其是糧價,所以農民不願生產糧食,他主張提高糧價,同時,中央主張對生豬的收購價格也提高一些。現在解決糧食問題,一方麵是節約,抓緊不要多銷,另一方麵,還要使農民願意多生產糧食,這對於解決副食品供應,特別是豬肉,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農民不願生產糧食,沒有飼料,豬也就養不起來,如果糧食多了,再把生豬價格提高一點,發展生豬也就比較可靠一點。總之,農產品價格要定得恰當。有些同誌希望把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價趕快搞平,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剪刀差的情況,是以國民收入為一百,剪刀差價占百分之三十,而農民直接的稅收負擔,全國平均不過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現在要求完全消滅剪刀差價做到等價交換,國家積累就會受影響。但是剪刀差價太大,使得農民無利可圖,那也是錯誤的。總之,在不影響國家積累的情況下,逐步地縮小工農業品的剪刀差價,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
毛澤東:“國家積累主要靠工業,不靠農業。國家預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億元,農業隻有三十億,加上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也不過七十億左右。我們為什麽保存資本家?因為國家有需要,對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業品。要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同盟,才能鞏固同農民結成的同盟,因為農民需要工業品進行交換。同時,還能比較好地穩定物價,保證市場供應。”(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毛澤東:“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梁漱溟也替農民叫過苦,黨內也有人叫,好像黨中央省委不代表農民,隻有他們代表農民。江蘇有一個調查,叫苦的人,大多數是家裏有餘糧不賣。軍隊有同誌反映說:“鄉村左了,城市右了。”這種說法根本是錯誤的。舉例說,一個農民一年收入六十元,工人一個月收入六十元,但一個工人養活四口人,平均每人十五元。以戶來算,工人每年拿七百二十元,農民每年拿二百四十元,但城市費用大,農村費用少。農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產,國家不能給他們發工資。農村很多副業沒有抽稅,稅收取了農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從剪刀差取了農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兩部分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比蘇聯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於統購,隻按市價買的。國家幫助農民主要是肥料、水利(小型水利農民搞,大中型水利國家搞)城市看來好像右了。過去資本家每年拿去一億五千萬,六年拿了九億,現在定息七年這麽給他八億,共十七億。那時候還要看情況,這關係到國際問題。出這一點錢買了這麽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共約八百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幹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挪到他父親那裏就要打屁股。“(毛澤東: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
《農村很多副業沒有抽稅,稅收取了農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從剪刀差取了農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兩部分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比蘇聯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於統購,隻按市價買的。》
依據國家統計局的價格數據,在每一個時期的工農業產品定價趨勢都是:農產品的價格是愈趨上升的,農產品跟工業品的交換比價是愈趨縮小的,從未有過執行過擴大剪刀差政策的數字依據:“以一九五〇年為100,一九五二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為12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為109.7,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90.2(以農產品收購指數為100),交換比價縮小了9.8%。……一五期間,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20.2%,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28.5%,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1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降低了7.3%。”【胡邦定主編《當代中國的物價》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十六章第三節】
在如今中國走資派特色中國內,會有《誰》在《為人民服務》?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會有《誰》在《為人民服務》?
當然,某些政客為了得到選票,口頭上也空喊幾句《為人民服務》?被選上議員後隻為某一群體服務了。當然,這樣的口頭上空喊幾句《為人民服務》顯然缺乏《主語》。
真正高喊《為人民服務》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而且經過二十多年的社會實踐是成功了的。如果沒有《為人民服務》,沒有《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就不可能得到廣大的中國人民的認可和支持,也就不可能有《新中國》。
這是曆史存在的事實,誰也否定不了的。
某些《反共華人》以如今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的官員,或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某些議員競選時空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來偽證忽悠《為人民服務》沒有主語,《為人民服務》注定要失敗的,來影射抹黑《為人民服務》。這是無知的胡說。
《為人民服務》出自毛澤東的一篇記念一個戰士犧牲的演講。這裏的《為人民服務》是有主語的。而且還有具體社會實踐,以及經過幾十年的社會實踐後取得了成功。
前題是:共產黨人。
理想是:共產主義。
才會是:《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的主語是《我們》。
《我們》是誰?《我們》是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
《我們》如何是《為人民服務》?《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成功了。成立了《新中國》。
《為人民服務》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 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1]同誌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誌。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2]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誌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3]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4],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隻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製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注釋
[1] 張思德,四川儀隴人,中央警備團的戰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參加紅軍,經曆長征,負過傷,是一個忠實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陝北安塞縣山中燒炭,因炭窯崩塌而犧牲。
[2] 司馬遷,中國西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和曆史學家,著有《史記》一百三十篇。此處引語見《漢書?司馬遷傳》中的《報任少卿書》,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3] 李鼎銘(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陝西米脂人,開明紳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並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4] 這是指當時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華南各抗日根據地所擁有的人口的總數。
這是幹社會主義嗎?不是了。這是複辟資本主義。
這樣的中國共產黨,不管還是不是叫共產黨,也不管是不是還在說搞“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已經墮落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已經從無產階級的政黨,蛻變為資產階級的特色政黨。
這哪裏是共產黨的、黨員的作風問題呢?這又怎麽能談得是否走群眾路限的問題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
這是共產黨的根本性質、根本宗旨的問題。
共產黨不再為勞動人民翻身求解放奮鬥,不再搞屬於勞動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借改革開放之名搞起了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官僚壟斷附庸資本主義,這才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問題,也才是中國共產黨要整黨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習近平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僚們能走群眾路線嗎?
這不是《妄議中央》,更不是要推翻習政權。是說說事實,不要再假裝共產黨了。
群眾路線是馬列毛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馬列毛主義一向強調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的具體運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群眾路線更是政治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貫徹、落實政治路線的不可缺少的內容和形式。
共產黨要搞社會主義,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當家作主。在社會主義的這個核心問題上,群眾路線的意義是什麽呢?不是共產黨要有一個正確的作風為民作主,作“青天大老爺”,而是共產黨要徹底貫徹群眾路線,讓人民自己管理國家,實現人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要找到共產黨的領導、執政和人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相統一的合適的形式。
在這個問題上,要突破的思想障礙和利益障礙是,不要作高居於人民之上、替人民作主的“大恩人”,而要做時時處處尊重人民最高執政權力、執行人民意誌、要求的公仆。如果說這是作風,那這就是作風的根本轉變。
毛主席說,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的權利的最根本的權利。憲法第34條,也規定了人民群眾應該享受的各種權利,可是,這些權利都被踐踏了。例如,那麽多堅持、宣傳馬列毛主義的網站,都被明目張膽地封掉,群眾連說話的權利都得不到保證,還有什麽臉麵談論群眾路線?
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群眾的事業,是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的姿態從事的事業,當著這種主人翁的地位已經被剝奪,財產已經從人民的手中轉移到了資本家的手中,還有什麽建設社會主義的群眾路線可言呢?
現在流行作秀,作秀是資產階級忽悠人民的作風,是典型的表演居高臨下的青天大老爺的作風,這種陳舊的政治欺騙技倆,和共產黨的原則和作風毫無共同之處。可是,現在黨的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這樣作,這真是對他們的“群眾路線”的最好腳注。
第二、社會主義的群眾路線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相統一的,它體現著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的一致性。
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轟轟烈烈的人民群眾運動,領導這樣的運動、代表著這一運動的方向的共產黨,要實行群眾路線,是必然的,是運動自身的要求。
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要求,是要達到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革命運動過程,這個革命運動過程的推動力隻能是來自人民群眾。隻有人民群眾最希望、最需要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這是實行群眾路線的曆史根據和曆史必然。
我們有正麵的曆史經驗。毛主席在建國後領導了一次又一次革命運動,這些運動都是群眾運動。正是通過這些革命群眾運動,不僅解決了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教育了群眾,鍛煉了群眾,改造了整個社會的麵貌。這都是我們親身體會過的,其偉大曆史進步意義是很清楚的。缺點總是會有的,有些人也永遠隻會看到缺點,這是曆史觀的不同,階級立場的不同,這正是馬列毛主義和形形色色資產階級觀點、包括修正主義觀點的分歧所在。沒有什麽奇怪的,也不是通過爭論就能統一的。
《折衷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____“近平政治學”批判。(五)
作者:項觀奇
習近平政府一方麵,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講“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並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紀念堂。但是,另一方麵,又強調所謂“三個自信”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製度的自信,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堅持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
這不是矛盾嗎?既講毛主席,又講鄧小平,既講馬列毛主義,又講修正主義,既講社會主義,又講特色資本主義,這不是矛盾嗎?從馬列毛主義看問題,是矛盾。但是,從修正主義看問題,卻是不矛盾。調和二者的哲學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義。
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搞折中主義,總是用“一方麵,另一方麵”的折中主義的思維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質和主要傾向,否定事物的辯證法。毛主席也有同樣的意見。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評修正主義時,特別強調要批評折中主義,指出當時搞修正主義的人,總是搞折中主義,用折中主義反對政治掛帥,反對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陽奉陰違”,是一種危險傾向,明確指出“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後來批評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也是批評把“三項指示”並列起來的折中主義。革命導師留下的這些曆史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學習和繼承。
現在奉行的“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也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維方式。看起來,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鄧小平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這是典型的折中主義,典型的“一方麵、另一方麵”,是把根本對立的馬列毛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調和起來。在實際上,是並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衝擊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馬列毛主義路線。
這是一種毛主席說的“陽奉陰違”。不管修正主義者的主觀願望如何,結果總是這樣,總是走向反馬列毛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理論的和實踐的問題。
接(四):
最後,讓我們回到群眾路線問題上來。
當我們把以上這些共產黨的基本原則弄清楚了,再談論群眾路線的問題,才有基礎,才有正確的答案。
第一、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是離不開社會主義這個大目標、這個總綱的。
從建設(廣義的)、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高度看問題,群眾路線所體現的含意,絕不僅僅是一個黨的、黨員的作風的問題。群眾路線是馬列毛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馬列毛主義一向強調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的具體運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群眾路線更是政治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貫徹、落實政治路線的不可缺少的內容和形式。
共產黨要搞社會主義,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人民當家作主。在社會主義的這個核心問題上,群眾路線的意義是什麽呢?不是共產黨要有一個正確的作風為民作主,作“青天大老爺”,而是共產黨要徹底貫徹群眾路線,讓人民自己管理國家,實現人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要找到共產黨的領導、執政和人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相統一的合適的形式。
在這個問題上,要突破的思想障礙和利益障礙是,不要作高居於人民之上、替人民作主的“大恩人”,而要做時時處處尊重人民最高執政權力、執行人民意誌、要求的公仆。如果說這是作風,那這就是作風的根本轉變。
毛主席說,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的權利的最根本的權利。憲法第34條,也規定了人民群眾應該享受的各種權利,可是,這些權利都被踐踏了。例如,那麽多堅持、宣傳馬列毛主義的網站,都被明目張膽地封掉,群眾連說話的權利都得不到保證,還有什麽臉麵談論群眾路線?
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群眾的事業,是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的姿態從事的事業,當著這種主人翁的地位已經被剝奪,財產已經從人民的手中轉移到了資本家的手中,還有什麽建設社會主義的群眾路線可言呢?
現在流行作秀,作秀是資產階級忽悠人民的作風,是典型的表演居高臨下的青天大老爺的作風,這種陳舊的政治欺騙技倆,和共產黨的原則和作風毫無共同之處。可是,現在黨的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這樣作,這真是對他們的“群眾路線”的最好腳注。
第二、社會主義的群眾路線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相統一的,它體現著群眾路線和群眾運動的一致性。
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轟轟烈烈的人民群眾運動,領導這樣的運動、代表著這一運動的方向的共產黨,要實行群眾路線,是必然的,是運動自身的要求。
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要求,是要達到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革命運動過程,這個革命運動過程的推動力隻能是來自人民群眾。隻有人民群眾最希望、最需要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這是實行群眾路線的曆史根據和曆史必然。
我們有正麵的曆史經驗。毛主席在建國後領導了一次又一次革命運動,這些運動都是群眾運動。正是通過這些革命群眾運動,不僅解決了當時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教育了群眾,鍛煉了群眾,改造了整個社會的麵貌。這都是我們親身體會過的,其偉大曆史進步意義是很清楚的。缺點總是會有的,有些人也永遠隻會看到缺點,這是曆史觀的不同,階級立場的不同,這正是馬列毛主義和形形色色資產階級觀點、包括修正主義觀點的分歧所在。沒有什麽奇怪的,也不是通過爭論就能統一的。
社會主義正是一個革命過程,是實現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過渡的過程。這個曆史任務本身就是非常革命的,離開革命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曆史任務的。完全可以說,沒有革命就沒有社會主義。
從馬克思的最初的理論探討,到列寧、到毛主席的理論和實踐,都反複強調,社會主義就是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和衰亡著的資本主義鬥爭的曆史時期,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就是通過階級鬥爭消滅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而且,最大的危險來自黨內,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一個長期的充滿曲折的反複較量的曆史階段。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共產黨隻要堅持搞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革命,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隻能“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不是主觀的誇張,而是客觀實際的要求。
曆史是最雄辯的。從蘇東到中國,都經曆了修正主義上台,又都經曆了社會主義失敗,資本主義複辟。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了搞社會主義是十分艱難的,絕不僅僅是搞生產力,搞經濟建設,這些,相對容易,難度大的恰恰是整個社會的革新。從《共產黨宣言》講“兩個決裂”,到《1848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講“不斷革命”,到《哥達綱領批判》講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曆史必然和曆史任務,到列寧的理論和實踐,到毛主席的理論和實踐,都反複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是一項龐大的綜合的艱巨的曆史任務,弄得不好,失敗是隨時可能發生的。麵對這樣艱巨的曆史任務,不革命行嗎?不牢牢舉著階級鬥爭這麵旗幟行嗎?隻是鼠目寸光地看到一點GDP行嗎?這是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形態的大變動,沒有革命精神、革命勇氣、革命行動,是不可能成功的。修正主義侏儒們怎麽能弄懂這個曆史辯證法的真理麽?侏儒們的視野永遠隻是眼前的利益,長遠的偉大的目標是永遠也看不到的。從他們的老祖宗就信奉:“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的目的是沒有的”。現在,好像有了新發明,告別革命,經濟就是一切,發展經濟才是硬道理,其實,還是老調重彈。
社會主義革命絕不僅僅是指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更主要更深刻地是指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是一個在各個領域裏都需要不斷革命的曆史階段。這種不斷革命是和不斷改革相統一的。改革也具有革命意義,改革必須和革命相統一。沒有革命的決心和勇氣,改革不可能進行下去和獲得成功。
隻有整掉放棄革命的修正主義黨,才獲得堅持革命的共產黨的新生。
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
再次,還要明確,共產黨搞經濟,是離不開政治,離不開革命,離不開階級鬥爭的。而且,必須堅持政治掛帥,政治領先,政治統帥經濟,以階級鬥爭為綱。
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執掌政權以後的假的中國共產黨,還是不是要堅持做一個革命黨?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修正主義執政者的說法是,曆史條件和曆史任務變了,必須與時俱進,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要《告別革命》,《告別階級鬥爭》,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糾正毛主席的“錯誤“,就是堅持繼續革命,就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走資派的八一《決議》中就是這樣寫的,所有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的文件、講話,也是這樣寫、這樣說的。
分歧是根本的,是馬列毛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歧,是路線分歧。是路線鬥爭,就是階級鬥爭。
《折衷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____“近平政治學”批判。(四)
作者:項觀奇
習近平政府一方麵,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講“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並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紀念堂。但是,另一方麵,又強調所謂“三個自信”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製度的自信,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堅持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
這不是矛盾嗎?既講毛主席,又講鄧小平,既講馬列毛主義,又講修正主義,既講社會主義,又講特色資本主義,這不是矛盾嗎?從馬列毛主義看問題,是矛盾。但是,從修正主義看問題,卻是不矛盾。調和二者的哲學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義。
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搞折中主義,總是用“一方麵,另一方麵”的折中主義的思維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質和主要傾向,否定事物的辯證法。毛主席也有同樣的意見。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評修正主義時,特別強調要批評折中主義,指出當時搞修正主義的人,總是搞折中主義,用折中主義反對政治掛帥,反對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陽奉陰違”,是一種危險傾向,明確指出“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後來批評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也是批評把“三項指示”並列起來的折中主義。革命導師留下的這些曆史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學習和繼承。
現在奉行的“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也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維方式。看起來,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鄧小平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這是典型的折中主義,典型的“一方麵、另一方麵”,是把根本對立的馬列毛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調和起來。在實際上,是並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衝擊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馬列毛主義路線。
這是一種毛主席說的“陽奉陰違”。不管修正主義者的主觀願望如何,結果總是這樣,總是走向反馬列毛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理論的和實踐的問題。
接(三):
其次,還必須明確共產黨是怎樣的黨,是以怎樣的方式(尤其在執政後)實現自己宗旨的黨。
這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據說,對於以奪取政權為中心任務的共產黨應該是個革命黨,沒有分歧。我所以加“據說”二字,是因為在實際上,麵對奪取政權的曆史任務,也是有人否定革命而主張“和平過渡”、主張“議會道路”的,也有一個修正主義的問題。
現在的爭論的焦點是,執掌政權以後的共產黨,還是不是要堅持做一個革命黨。修正主義執政者的說法是,曆史條件和曆史任務變了,必須與時俱進,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要“告別革命”,告別階級鬥爭,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毛主席的錯誤,就是堅持繼續革命,就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決議》就是這樣寫的,所有的文件、講話,也是這樣寫、這樣說的。
分歧是根本的,是馬列毛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歧,是路線分歧。
真是奇談怪論。怎麽共產黨一旦執掌政權就不能革命了?怎麽執政黨就不能是革命黨?
先生們錯了。你們的看法是修正主義的,不是馬列毛主義的,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
社會主義正是一個革命過程,是實現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過渡的過程。這個曆史任務本身就是非常革命的,離開革命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曆史任務的。完全可以說,沒有革命就沒有社會主義。
從馬克思的最初的理論探討,到列寧、到毛主席的理論和實踐,都反複強調,社會主義就是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和衰亡著的資本主義鬥爭的曆史時期,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就是通過階級鬥爭消滅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而且,最大的危險來自黨內,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一個長期的充滿曲折的反複較量的曆史階段。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共產黨隻要堅持搞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革命,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隻能“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不是主觀的誇張,而是客觀實際的要求。
曆史是最雄辯的。從蘇東到中國,都經曆了修正主義上台,又都經曆了社會主義失敗,資本主義複辟。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了搞社會主義是十分艱難的,絕不僅僅是搞生產力,搞經濟建設,這些,相對容易,難度大的恰恰是整個社會的革新。從《共產黨宣言》講“兩個決裂”,到《1848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講“不斷革命”,到《哥達綱領批判》講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曆史必然和曆史任務,到列寧的理論和實踐,到毛主席的理論和實踐,都反複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是一項龐大的綜合的艱巨的曆史任務,弄得不好,失敗是隨時可能發生的。麵對這樣艱巨的曆史任務,不革命行嗎?不牢牢舉著階級鬥爭這麵旗幟行嗎?隻是鼠目寸光地看到一點GDP行嗎?這是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形態的大變動,沒有革命精神、革命勇氣、革命行動,是不可能成功的。修正主義侏儒們怎麽能弄懂這個曆史辯證法的真理麽?侏儒們的視野永遠隻是眼前的利益,長遠的偉大的目標是永遠也看不到的。從他們的老祖宗就信奉:“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的目的是沒有的”。現在,好像有了新發明,告別革命,經濟就是一切,發展經濟才是硬道理,其實,還是老調重彈。
社會主義革命絕不僅僅是指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更主要更深刻地是指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是一個在各個領域裏都需要不斷革命的曆史階段。這種不斷革命是和不斷改革相統一的。改革也具有革命意義,改革必須和革命相統一。沒有革命的決心和勇氣,改革不可能進行下去和獲得成功。
隻有整掉放棄革命的修正主義黨,才獲得堅持革命的共產黨的新生。
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黨。
再次,還要明確,共產黨搞經濟,是離不開政治,離不開革命,離不開階級鬥爭的。而且,必須堅持政治掛帥,政治領先,政治統帥經濟,以階級鬥爭為綱。
陳雲晚年和鄧小平發生矛盾(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中講得很清楚),多次說,我們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改革。這是有感而發的,是有針對性的,是感到鄧小平的經濟路線在出問題。可惜,陳雲沒有勇氣和自己參予炮製的修正主義路線公開地明確地劃清界線。
陳雲在這裏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四個字,這是有深意的。“社會主義”四個字,就是道路,就是路線,就是綱,就是政治,就是階級鬥爭。
經濟、經濟關係、經濟型態是有階級性的。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根本對立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對立物、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否定而存在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有根本不同的道路和路線。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經濟的,是有一條明確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路線的。
至少有兩點值得強調。
第一、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勞動人民階級的經濟。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領導勞動人民在精神和肉體解放的條件下自覺地創造性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主義體現了對生產力的最徹底最大程度的解放。這不是因為對生產工具的解放,而是因為對創造和使用生產工具的勞動者的解放。列寧提倡的“星期六義務勞動”,斯大林發起的“斯達漢諾夫運動”,毛主席領導下出現的《鞍鋼憲法》、“大慶精神”、“大寨精神”等等,都是體現著這種解放的偉大創造。
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簡單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自覺地投入生產勞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是以被雇傭的身份被迫地投入生產勞動。這是兩種根本不同、完全對立的勞動。改革(複辟)前和改革(複辟)後中國勞動者狀況的一係列根本變化,就是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殘酷的事實。
第二、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積累財富,資本主義經濟是為資本家積累資本。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了能夠帶來人民的幸福生活,資本主義經濟是為了帶來資本家的窮奢極欲以及必然發生勞動者的貧困。社會主義經濟的最終結果,是達到人類的和諧和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的共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最終結果,是造成人類的兩極分化,人類的分裂,人類的階級對抗,直至發生戰爭,並且,還有對大自然的盲目地毀滅性地破壞。
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經濟型態,是人類曆史發展必然經曆的兩個曆史階段。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倒退和前進、反動和進步的界限是十分明確的。真正代表曆史進步、曆史方向的共產黨人自然是要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
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心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毛主席說共產黨的最高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說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怎麽為人民服務?怎麽解救人民群眾?隻有社會主義。
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民。
社會主義是人民的命根子。
共產黨不搞社會主義了,“還有什麽好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