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改變世界的日子》一文中說：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改變世界的日子》

作者：毛澤東外孫女孔冬梅

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尼克鬆是在第一個任期內的最後一年1972年訪華的。希望連任的尼克鬆，對此寄予厚望。他認為：與中國改善關係，能夠大大加重美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公眾會支持自己在下一個任期繼續這項有曆史意義的工作。

不過，“中國之旅”絕非易事。1969年美國飛船即已登月，美國總統訪華則在1972年。分隔中美兩國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間的大氣層和星際空間還難跨越。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鬆此行被西方媒體稱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開，或被冰山所困，訪華成功或失敗的可能性同時存在。

作為第一個訪問未建交國家的美國總統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在職美國總統，尼克鬆一定會麵對美國國內反共及反華勢力的強大壓力。另外，尼克鬆於1953年結識的“老朋友”蔣介石，也在暗地裏怒責他“朝毛”(即朝拜毛澤東的意思)、“向毛叩頭”了。台灣在美勢力對美國政要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作為共和黨推舉出來的總統，尼克鬆時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黨。何況由於越南戰爭，尼克鬆在美國已很狼狽，嚴酷的形勢不容許他犯下大錯。

專機於上午11時30分抵達北京東郊首都機場。尼克鬆總統與其夫人並排手挽手頂著寒風，穩步踏上專機舷梯。然後尼克鬆總統搶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動伸出右手，周總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來，兩隻手熱烈有力地緊握在一起。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拒絕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握手的時代，終於過去了。

就在這時，外公毛澤東又做出了一個出乎世人意料的決定。

據護士長吳旭君回憶：尼克鬆到達北京前，她給外公念外電評論，其中有一條說：尼克鬆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這是說尼克鬆向中國投降的意思，代表那些反對此次訪問者的看法。外公聽完這條消息，笑了。他說：“我來給尼克鬆解解圍。”

這個“圍”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謎底才告揭開。

中方第一個得知消息的是吳旭君。外公是把吳旭君叫到床頭告訴她的。此時，纏綿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對吳旭君說，希望立刻見到尼克鬆。

此事非同小可。這一次，吳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讓她打電話給海容，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那樣遲疑不決。從海容那裏，她知道外交部一直無法把外公會見尼克鬆的時間確定下來，怕的就是身體情況不允許。現在終於能確定了，十萬火急，必須馬上準備。

吳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臥室的沙發上坐好。然後，小跑著出了屋。從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遊泳池會見外賓開始，基本上都是由秘書張玉鳳負責攙扶老人家迎接客人，這次，也要讓她有精神準備。接著吳旭君又跑去告訴衛士兼理發師周福明——自從月初會見巴基斯坦總統布托以後，基本上臥床的老人家就沒理過發。另外，周福明還要負責準備會見廳(即書房)的茶水。

然後，吳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貼身警衛李連成，再由他報告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張耀祠和中南海西門門衛，這些屬於安全保衛範圍。另外還通知了秘書徐業夫。細心的吳旭君還通知了生活管理員吳連登，讓他準備點食物，因為她擔心老人家會見時有可能出現低血糖。

最後，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遊泳池的醫療組，告訴他們即將的會見消息，請大家隨時待命。辦完這些事情，吳旭君趕回臥室，把老人家扶到會見廳，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醫療組，再一次檢查了醫療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吳旭君忙碌的同時，外公也相應做了些準備，《參考資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兩篇對外公會見尼克鬆有用的材料，外公應該是在會見前看過的。

第一篇是美國總統尼克鬆抵達中國前，在臨時落腳地關島對記者發表的講話。其中有這麽兩句：“總統說，他期望他同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而不是隻集中討論眼前的問題。”“尼克鬆說，毛和周都是‘有哲學頭腦的人物，他們不是僅僅講究實際的、注意日常問題的領導人’。”

第二篇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典禮中的致詞：“所以今天國際間任何與惡勢力謀求政治權力均衡的姑息舉動，絕不會有助於世界和平，而適以延長我七億人民的苦難，增大全世界的災禍！我們對任何有損於中華民國主權利益的行動，保有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鬆到來後，這兩篇材料被外公借題做了精彩發揮，成為會見中的畫龍點睛之筆。

總理下午2時左右得知外公決定會見尼克鬆，客人已去駐地休息，4點半將有全體會談，7點鍾還有歡迎宴會。總理非常著急，海容馬上按總理的吩咐，叫韓敘來。禮賓司代司長韓敘隨即趕到。總理對他連說兩遍：趕快準備、趕快準備！一向精明能幹的韓敘卻摸不到頭腦，見此情況，海容對韓敘做了解釋。最後，總理決定分頭行動：自己趕往尼克鬆所在的釣魚台十八號樓說明情況，再去遊泳池檢查會見準備；海容趕往中南海遊泳池，安排安全保衛及攝影攝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鬆盡快前往外公住處。

(摘自毛澤東外孫女孔冬梅《改變世界的日子》)

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現代工業體係。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僅經過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政治體製和集體經濟製度以及其全國人民生存的物質基礎。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現代工業體係的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和幾百萬個集體企業，沒有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話，中國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是根本沒有對象的。讓走資派鄧小平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時代搞改革開放行嗎？當然這樣問就是一個偽命題。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時代本來就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開放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軍閥割據又是戰亂的時代。走資派鄧小平隻能成為軍閥中的一個而己。

 新中國把國門打開，前提是外麵沒有強盜，或者說是外麵的列強已經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存在，這就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在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已經秘密訪華了。在1972年前後，大批西方國家或者是西方陣營的國家和中國建交，包括意大利、奧地利、加拿大、英國、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個前提是什麽呢，是70年代初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戰爭的勝利。

從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國和美國直接或者間接交手，而且美國都失敗了。尤其是第二個戰爭，援越抗美戰爭，美國失敗得更慘。美國當時急於從越南抽身。他承認了中國的勝利，所以尼克鬆到中國來，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和毛澤東會談。當時美國媒體評論說，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在尼克鬆訪華之後，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所以這兩個方麵，一個是中國的工業體係，一個是中國的國際環境，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兩個基礎，比如假設越南戰爭中國失敗了的話，那麽美國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就會收得更緊，中國就根本沒有改革開放的機會，因為在門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環伺，這個門是不能打開的。所以說，如果我們正麵評價改革開放的話，也不能忘記毛澤東時代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

[yongbing1993]

新中國的毛澤東搞了哪些特殊化






毛主席曾對肖勁光說過這樣一句話：“勁光呀，我希望你記住我的話，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遲早要搞垮自己的。”

其實，毛主席不僅自己“搞”特殊，而且還讓自己的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搞”特殊，“搞”得無以複加，“搞”得無與倫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搞”的特殊，簡直“搞”到了極致！

那麽，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專車的特殊。早在延安時期，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敬仰和愛戴，專程將兩輛美國“福特”牌轎車送給中共中央。黨中央有關部門在研究如何使用這兩輛車時，大多數人都主張給毛主席配一輛，主席知道後立即表示堅決反對。在毛主席的堅持下，一輛配給了指揮作戰的朱老總，另一輛則給了年歲較大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兒子上勞動大學的特殊。5歲便離開、24歲才與毛主席相聚的岸英，從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勞動大學。8個月後，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舊灰布衣服、頭上用白羊肚毛巾紮著個英雄結、兩條又粗又黑的胳膊閃著黝黑的光彩、臉也曬得黑不溜秋的、手上還磨起厚厚的老繭、完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陝北青年農民模樣的兒子時，欣慰地說：“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勞動大學畢業了！”

三是他“搞”了開後門送兒子上抗美援朝戰場的特殊。1950年，美國發動了一場滅絕人性的侵朝戰爭，中朝邊境上空，布滿了戰爭陰雲，黨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並任命彭德懷出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總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求入朝參戰，毛主席身邊許多人包括彭總考慮到主席為革命已失去了好幾位親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對。毛主席為了滿足岸英入朝作戰的心願，破例為其要彭總開後門，在家宴上舉杯替兒子求情，感動了彭總，終於使其成為誌願軍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榮犧牲。當毛主席獲悉噩耗，痛惜之餘，發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誰讓他是我毛澤東的兒子”！

四是“搞”了絕不允許兒子違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歲的劉思齊和二十六歲的毛岸英來到毛主席辦公室，陳述了結婚的想法。當得知劉思齊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時，毛主席說：“噢，還不滿十八周歲，你們著什麽急啊！到了滿十八周歲後再結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規定，年滿十八周歲方可結婚，再等一等，好嗎？”思齊同意了，但岸英還想不通，他對爸爸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我想結婚以後好好工作和學習，就不操這個心了。”毛主席有點生氣：“你是不是想讓我現在就同意你們結婚呢？”岸英說：“是的。”毛主席很嚴厲地說：“你是毛澤東的兒子，你不遵守婚姻法，還能叫誰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剛剛公布，就違犯它，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為他們舉行了婚禮。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為難”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剛進京，便收到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給其安排工作。接信後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楊開智“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麽工作就做什麽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事，不要使政府為難。”毛主席同時又寫信給當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長沙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囑以“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六是“搞”了我的親戚“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針對親屬中有的來京看望他回鄉後，驕傲起來，不大服從地方政府領導，給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對我的親戚應“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七是“搞”了“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麽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漢視察，由於此前曾多次去過武漢三鎮，這次特意提出要去漢陽，但武漢的同誌考慮到從漢口到漢陽既沒有橋，也沒有渡江的輪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對毛主席的漢陽之行。毛主席沒講別的話，隻反問一句：“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麽我不能坐筏子？”反問的含義很顯然：黨的主席和黨的其他幹部隻是責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降幅達到33.64%。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饑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

九是“搞”了73個補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從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沒有做過一件新衣服，一件打著73個補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對此，毛主席是這樣看待的：“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沒關係，穿裏麵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特殊。50年代後期，李敏、李訥考上大學後，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她們過著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生活，吃住在學校，同普通群眾的子女一起，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睡上下鋪，吃一樣清淡的夥食，一樣下鄉參加勞動，回家一樣擠公共汽車。隻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時候，她們才能得到回家見見父母的機會。而就是在這種時候，她們也還是照例去機關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訥參加學校的活動，天黑才離校回家。警衛員出於對安全的考慮，瞞著毛主席用車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後，嚴厲批評了警衛員，並質問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別人的孩子能獨自回家，我的孩子為什麽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有一天，一名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幾天後，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嚴肅批評了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主席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十二是“搞”了“禮品一定要送倉庫”的特殊。1964年，瑞士總統送了兩塊金表給毛主席。當工作人員向他征詢是否留下時，毛主席說：“這種禮品不能要，誰當主席他送給誰，你當主席也會送給你。我是代表人民的，這種禮品不能收，一定要送倉庫。”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到杭州龍井茶產地梅家塢參觀製茶。民主人士黃炎培要買一罐龍井茶送給毛主席，茶場同誌聽後，精選了上等好茶並且堅決不肯收錢。黃炎培回京後將茶葉送給了毛主席，並說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況後，委托別人把這罐茶送還了梅家塢茶場，並表示了感謝。

十三是“搞”了替身邊工作人員退賠土特產的特殊。毛主席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官僚主義和貪汙腐化。他對身邊工作人員三令五申，“你有沒有貪汙？”“你現在不貪汙，你以後貪汙不貪汙？”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鍾：“不要叫糖衣炮彈打中。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蝕，要經得起考驗。”“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你們在我身邊，職務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們要警惕，要夾著尾巴做人！” 1959年9月，當他了解到身邊工作人員收受地方贈送土特產的事實後，大發雷霆。立即開展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對一些工作人員的職位進行了調整，使他們重新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接受鍛煉和改造，並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費，按照實際收受情況，一共退賠了3萬多元。

十四“搞”了為革命失去11位親人的特殊。眾所周知，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毛主席的一家，先後犧牲了6位親人，如47歲的弟弟毛澤民、28歲的妻子楊開慧、28歲的兒子毛岸英、29歲的小弟毛澤覃、24歲的堂妹毛澤健、19歲的侄兒毛楚雄。不僅如此，還有5位親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過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生下來便分離的第一個女兒、失蹤的第五個兒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個兒子、無法尋找的第七個女兒。

象毛主席這樣“搞”特殊的事例還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陳述……

親愛的朋友，當您看完上述內容，您是否還以為毛主席真的沒“搞”特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僅“搞”特殊，而且還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時機和場合，毛主席都不會放過，都會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難以理喻。

不過，需要我們辯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於國家，還是有利於私家；是有利於民眾，還是有利於個人。

由上述可見，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於正能量的傳遞，有利於全民意誌的統一，有利於黨的形象的樹立，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員都能像毛主席這樣“搞”特殊，改革還會有寒氣嗎？開放還會有穢氣嗎？官場還會有戾氣嗎？精英還會有媚氣嗎？社會還會有瘴氣嗎？百姓還會有怨氣嗎？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辭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單從習政權開始抓了多少大老虎小蒼蠅？

2012年12月6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李春城是十八大後首個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反腐領域“打虎”的序幕也就此拉開。

緊接著的2013年，劉鐵男、倪發科、王素毅、蔣潔敏、李東生等一批部委和地方高官落馬，案件查辦“零容忍”態勢明顯。一些所謂“禁區”和“慣例”的打 破，則在不斷刷新著人們對於反腐敗的認識。2014年7月29日，官方發布消息，鑒於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 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高級幹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辦。

2015年7月24日，中央紀委發布消息，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周本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周本順是十八大以來首個在任上落馬的省委書記。

2015年10月，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央紀委關於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梁、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餘遠 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人民日報記者在文章中寫道：“一次性確認開除10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黨籍，在曆史上實屬罕見。

2015年11月，中央紀委網站在不到24小時之內先後通報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長艾寶俊及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被查的消息。隨著這兩位京滬官員的落馬。

2016年9月，在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紀委發布了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的消 息。隨後，六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王瑉、呂錫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範長秘、牛誌忠嚴重 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王瑉、呂錫文、範長秘、牛誌忠開除黨籍的處分。

一組來自中央紀委的數字顯示，十八大以來查處高級幹部的數量逐年增加：2013年，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31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8人；2014的數字分別是68人和30人；2015年的數字則是90人和42人。

據中央紀委案管室有關負責人介紹，2016年1至11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36萬件，處分33.7萬人。此外，同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置問題線索61.5萬件次，較去年同期增長41.8%。三年多來已先後有100多名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落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