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澤東在今天影響究竟有多大

看毛澤東在今天影響究竟有多大







看毛澤東在今天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在百度輸入“毛澤東”三個字，出現的條目是幾千萬。但“毛澤東”這三個字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頻率是並不高的。

每年的9月9日在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在毛主席紀念堂的人也非常非常多，鮮花也堆積得跟小山一樣。有人見到毛主席遺容之後失聲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論怎樣評價這些事情，它們是有新聞價值的，但在許多主流媒體上的確保持了沉默。

1999年，美國時代生活出版公司為了迎接新千年到來，組織了一個24人的小組。這個小組谘詢了幾十名專家意見，在幾百個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當中，選出100個偉人中的偉人和影響力最大的100個曆史事件，時間跨度是從1001年到2000年。後來他們編成了一本畫冊，叫《人類1000年》。在這本畫冊裏，沒有羅斯福，也沒有華盛頓，沒有丘吉爾、戴高樂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但有毛澤東，而且毛澤東出現了兩次：作為曆史人物，他出現了一次;作為曆史事件，他領導的兩萬五千裏長征又出現了一次。這本書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叫做“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和剛才百度的搜索結果作一個對比，也就是說，放在一個也許更客觀、更多元的一個環境裏，毛澤東顯示的影響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說，如果把毛澤東放在一個更長的曆史跨度來看，他的影響力也是更大的。

要談曆史，我們首先要畫出一個曆史的坐標，否則，曆史就是混沌一片的。曆史一般的分期，從原始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直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

在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打得落花流水，以至於傳統的中國古典文明出現了崩潰式的局麵。這樣，就引出了一個中國近代史，幾代中國人都在追求這個問題的解決，但一直沒有成功。而毛澤東呢，正是在解決這個近代史被帝國主義入侵的過程中，麵對這個問題，麵對中國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現的一個曆史性人物。

 中國的近代史又有“近代”與“現代”的區分。近代和現代的分界點是：從辛亥革命開始，到1949年結束。但總之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是區分開的。那麽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樣理解這個中國近代和現代的區分? 中國從1840年到今天走了兩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這條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則是“現代”。不管是從辛亥、從五四開始算起，都是這樣一個區別，下降的過程與上升的過程,一個是中國崩潰的過程，一個是新中國建立的過程。而毛澤東，正是站在這個“近代”與“現代”轉折點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從曆史的角度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有三個曆史貢獻：第一個是贏得了中國的獨立。在毛澤東以前，中國已經被列強瓜分鬥刨，麵目全非了。過去的藩國和領土一塊塊丟失，比如過去的琉球、朝鮮、越南、緬甸。領土比如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以及中亞和台灣的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都喪失掉了。以至於在1898年戊戌維新之前，當時的譚嗣同已經在“籌辦亡後之事”，就是認真考慮和籌劃中國被滅亡之後的事情，包括在中國被瓜分之後，他所在的湖南省應該起什麽作用的問題。在當時的精英看來，亡國已經是非常急迫、非常現實的一件事了。

那麽，在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真正實現了獨立，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說的近代所講的“驅逐韃虜”的任務。而這個任務的完成嚴格說還不是1949年，應該說是1953年，也就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時候，這個問題才真正的解決。因為隻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時候，通過和列強即“聯合國軍”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風，才讓世界各帝國主義列強真正認識到了毛澤東的中國。

在抗美援朝戰爭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鮮，中國當時最強大的軍隊淮軍與新建不久的日本陸軍相遇，淮軍從朝鮮的牙山潰退到平壤，再從平壤潰退到鴨綠江，一潰千裏。而過了50多年之後，還是一樣的中國農家子弟，經過毛澤東思想的訓練和武裝，就把當時由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打得落花流水。當時，新中國的國力同“聯合國軍”中為首的美國相比非常懸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的國力是遠遠超過日本的。在1950年，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是美國的28分之一，美國是2800億美元，中國是100億美元。在當時最能反映工業水平的鋼產量方麵，雙方懸殊更大，美國是8780萬噸，中國是60萬噸。

所以，當時身經百戰的領袖群體在討論是否要出征朝鮮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這樣一個軍事天才，都是不主張出兵的。而毛澤東力排眾議，他考慮了3天時間，不管有多麽困難最後還是決定出兵。毛澤東的戰爭意誌和戰略判斷被後來證明是非常有遠見的。

當時的蘇聯比中國要強大得多，蘇聯已經有完整的工業體係，有現代化的海陸空軍，而且已經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剛開始斯大林答應蘇聯隻出空軍，但是到了最後一刻，斯大林怕出空軍也會和美國發生衝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怕美國進攻蘇聯，所以在最後一刻取消了這個決定。

斯大林和當時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講，讓他轉告毛澤東蘇聯不出兵了，並且說，讓金日成同誌到東北組織流亡政府吧。但是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是堅持原來的決定，堅持出兵。回憶錄講，當時斯大林感動得流淚了，連說還是中國同誌好。所以說，在真正的曆史關頭，在真正考驗一個人的時候,一個人的意誌、膽略和智慧就被比較出來了。斯大林也是個鋼鐵般的巨人，“斯大林”這個詞在俄文裏就是“鋼”的意思。但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在朝鮮戰爭這個問題上仍然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抗美援朝戰爭這3年，中國打得非常艱苦，犧牲了10多萬人，而美國的戰爭意誌始終沒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軍隊的戰爭意誌基本上被打垮了，經常出現整師整軍被圍殲，出現一潰千裏的局麵，這就表明戰爭意誌被打垮了。

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澤東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裏，他講了中美兩軍武器裝備的對比。他說，美國一個軍3個師，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數量是1500門。而中國一個軍也是3個師，火炮數量隻有36門，也就是說連美國的一個零頭都不足。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上經常是美國的一個團被包圍，但是最後還是突圍出去了，而這種情況在解放戰爭中是很少出現的。所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誌願軍最多全殲的美國軍隊就是一個營，因為美國火力太強了。由於誌願軍與美軍裝備的懸殊，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但1953年還是取得了勝利。

所以從1953年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敢於真正入侵中國。這是因為抗美援朝戰爭樹立了新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所謂“打得一拳開，百拳不再來”，如果第一次挑戰你不敢勇敢麵對的話，就會像1840年以後那樣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就不斷會有人來打到中國頭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生存之戰，說到中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必須把抗美援朝戰爭的功績考慮進去。

抗美援朝戰爭又引出了毛澤東的第二大貢獻，就是中國的完整的工業化建設。抗美援朝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沒有現代工業。所以當初麥克阿瑟不相信中國會參戰，理由就是中國沒有空軍，沒有現代工業。他說如果中國參戰的話，特別是如果前進到平壤一帶的話，那麽中國軍隊將麵臨一場最大規模的屠殺。鑒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教訓，在抗美援朝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新中國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1952年，新中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摸的工業化建設。

從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看，中國至少有三個千年工程，第一個是秦始皇修築長城，它奠定了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的北方邊界，也就是遊牧民族同農耕民族的一個分界線，因為秦始皇的長城在北方的線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線重疊。再往北方，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無法建立農耕文明的。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千年工程，後來曆朝曆代又不斷翻修，這個工程影響了中國曆史兩千年。

第二個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運河，溝通了南北經濟，溝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後中國經濟的繁榮，影響也超過了一千年時間。我們看《水滸》或者《金瓶梅》裏麵描寫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華，都是沿運河的城市。隻是到了近代，海運開始盛行以後，運河及其沿岸才開始衰落。

還有一個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的中國現代工業體係。這也將產生長遠的影響，因為它奠定了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基礎。這個工程在1952年啟動以後，扭曲了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不是從輕工業而是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裝備其他工業包括國防工業部門的。

當時中國建立工業體係的第一目標是建設現代國防，也就是為了避免中國自1840年以來麵對的被動挨打局麵。我們知道，常規的工業化過程，比如英國，是從紡織業這種輕工業開始，最後才發展到機器製造業這樣的重工業。而中國剛好顛倒過來，所以當時出現了國富民窮的問題。當國家的工業基礎已經相當雄厚的時候，老百姓的生活還很艱苦。這就是因為大部分資源都被拿去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了，以至於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就。

1964年10月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對世界產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國實現了用導彈發射原子彈;1967年爆炸了氫彈;1970年4月中國衛星上天。也就是說，以“兩彈一星”為標誌，中國的現代工業體係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當時世界的尖端技術成果，“兩彈一星”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國沒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間技術的話，我們中國今天的命運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說，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工業規模甚至還不如比利時。比利時我們知道麵積隻有30000平方公裏，比台灣省還小，人口隻有幾百萬，還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澤東時代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國卻進入了世界工業六大強國的行列。1952年，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工業隻占30%，農業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澤東逝世前，這個比例顛倒了過來，工業占72%，農業隻占28%。當時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獨立的現代工業體係。這是毛澤東在曆史上的第二大貢獻。

毛澤東還有一大貢獻是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要說社會主義首先要講一下資本主義的困境。因為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是以“經濟人”為基礎，也就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資本主義導致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形成惡性競爭的關係。因為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不但導致社會環境的惡化，也導致自然環境的惡化，並且在個人心理上形成了極度的焦慮、壓力和緊張。

建國初，新中國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當時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情況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選擇惡性競爭，那麽它造成的慘狀是難以想象的。因為那麽有限的資源會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裏，這也是1949年之前中國的一個狀況。

1949年之前，為什麽中國的現代工業不能啟動，遲遲不能啟動，或者啟動了多次都進展及其緩慢，並且不得不中途停下來?除了戰爭的幹擾，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財力和物力被一小部分高消費階層占有並無謂地消耗掉，有限的資源沒有投入到工業建設中;而1949年的中國革命就是消滅了這個高消費階層，把他們原來占有的這點資源拿過來，投資中國的新工業建設，奠定了中國新工業建設的基礎。

今天我們中國又有了一個高消費階層的，如果這個高消費階層提前50年出現，中國是不可能建立現代工業體係的。之所以今天能夠容納這個高消費階層，是因為毛澤東時代已經奠定了一個工業基礎，中國的財力和物力能夠在現代化建設的同時，背負這樣一個高消費階層。

所以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是對上述資本主義困境的一種超越和克服。毛澤東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同時也嚐試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製度進行改造，也就是說對計劃經濟和官僚體製進行改造，這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嚐試。這些嚐試都是下放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試圖超越當時以計劃經濟和官僚體製為標誌的蘇聯模式。但是這個嚐試我們都知道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這就說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

記念毛澤東逝世幾十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幾十周年。在談論毛澤東的時候肯定回避不了文革。文化大革命也的確試圖解決在那個年代出現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即變修走資的問題。

 什麽是國家社會主義呢?  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的“主義”是連接在“社會”後麵的。也就是說，是由全民占有生產資料，由全民來享有生產成果。但是國家社會主義並不是這樣，國家社會主義是由一個官僚集團掌握和控製生產資料，由官僚集團掌握國家權力，來實現生產成果的支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要解決國家社會主義的問題，是要把國家社會主義變成全民社會主義，變成人民社會主義，這應該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就是說僅僅有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社會主義民主同無產階級專政相配套。

在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當時一個民主人士叫黃炎培隨團訪問延安，和毛澤東作了交流。他問毛澤東，說他也是幾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團上升然後衰落和覆滅,“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剛開始大家聚精會神，眾誌成城，以後便惰性發作，無法扭轉。他說這是一個曆史周期率。中國共產黨怎樣避免這樣一個循環?毛澤東當時很有信心地回答黃炎培說，我們靠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想法，他在建國以後條件成熟的時候就會實施這個想法，把群眾號召起來監督和批判這個國家的執政集團。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澤東和黨內的幾個秀才一起係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做了很多批注和談話。教科書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有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等等。毛澤東當時就非常有針對性地在教科書的這段文字旁邊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他還發表了一段談話，說：“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一個“紅色”的官僚集團會漸漸褪色，會變成“白”，漸漸還可能變成“黑”。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決“改變顏色”的問題。舊中國的勞動者曾經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解放後，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是當時文革的一個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後，解決了市場對人的支配之後，要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解決國家和政府對人的支配問題。要實現最徹底的解放。

當時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世界的影響非常大。包括對發達國家，比如說對日本、對美國、對西歐。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電影叫《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那裏麵有一個細節，從側麵反映了文革的影響。羅馬的公安局長每天收到報告說，今天在大街上毛澤東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林彪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這是當時羅馬的情況。我們今天都很難想象，當時中國對世界有這麽大的影響，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識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頭腦能思考的人當中。你們現在在網上搜索，可以看到這樣的照片：當時日本大學生YX，高舉的是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的語錄牌。文革以後，很多人從個人崇拜，從意識形態宣傳灌輸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的巨大威望。這放在世界範圍內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我剛才說到的這些美日歐國家，是完全不存在這樣洗腦的條件的。如果說有洗腦的話，那麽恰好是反向的洗腦。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澤東在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在世界曆史上也很難有第二個人可以相比。

[yongbing1993]

兵家必爭東北不可再有滿洲國二







日軍入侵中國，必先爭得中國東北。在蔣介石國民黨民國政府的不抵抗之下，日軍很快占領整個東北，扶持建立了殖民政府，偽滿洲國之後，日軍以東北為基地，迅速向中國內地入侵，占領了大半個中國。

偽滿洲國的東北抗日聯軍等民間進行了十四年的抗戰，全中國人民進行了八年的抗戰。到了1945年8月9日零時10分，蘇聯150多萬軍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在4000多公裏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

《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前曾要求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突顯東北之重要，兵家必爭東北。而這一次即《日本投降》之後的中國東北絕對不可以再有《滿洲國二》了。

蘇聯何時打算出兵中國東北？這150多萬軍隊又是如何運往遠東地區的？1945年2月4日至1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以及三國外交部長，聚集於雅爾塔。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討論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問題。

早在1943年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就對羅斯福和丘吉爾說過：“一旦德國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隊調到西伯利亞，然後，我們就能聯合起來打擊日本。”當時，三方還就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政治條件進行了試探性的會談。2月8日，斯大林在雅爾塔同羅斯福秘密會談時，提出了蘇聯出兵的條件，他說：“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得到滿足，我們將難以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什麽俄國要參加對日作戰。”10日，斯大林同羅斯福再次會晤，達成正式文本。斯大林向羅斯福表示，大連不能成為國際港口，蘇聯需要得到旅順港周圍的海軍基地。英國沒有參與協定草案的製定。但2月11日，斯大林和羅斯福卻邀請丘吉爾在協定書上簽了字。

丘吉爾對蘇聯關於遠東不凍港的看法感興趣，羅斯福則明確告訴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張可以適用於遠東地區，大連就有這種可能性。雅爾塔會議使斯大林終於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雅爾塔協定》主要內容如下：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的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麵對日作戰。其條件為：1.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2.日本1904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的權益須予恢複，即：a.薩哈林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b.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也須予恢複；C.對溝通大連與外界聯係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中蘇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3.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

正如當年英國外交部長艾登所說：“那裏是一個將來國際上的是非窩。”艾登還批評羅斯福，說他熱衷於同斯大林搞“秘密談判”，達成有關遠東問題的協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國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國盟友”。1945年8月14日，中國國民政府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刻，用“十分得意”來形容斯大林一點也不過分。他興致勃勃地走到地球儀旁，向莫洛托夫描繪蘇聯的邊界線：“這邊怎麽樣呢？千島群島如今是我們的了，庫頁島全是我們的了，您看，多棒呀！就連旅順口、大連都是我們的了。中長鐵路也是我們的了。中國、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對我們的邊界我還能不滿意？”

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成了蘇聯向中國東北運兵的大動脈。從1945年5月到1945年8月，蘇聯從9000至12000公裏外的歐洲戰場，迅速向遠東地區和後貝加爾運送了13.6萬節車皮的部隊作戰人員和作戰物資。在遠東共展開了十一個合成集團軍、兩個戰役集群、一個坦克集團軍、三個航空軍集團和三個防空軍集團、四個獨立航空兵軍，有26137門火炮，5556輛坦克，3446架飛機，此外還擁有太平洋艦隊和阿穆爾地區艦隊。蘇聯能在短時間內將如此多的兵力、武器及其他作戰物質調到遠東，而且沒讓日軍覺察，這確實是個奇跡。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在位於德國首都柏林西南30公裏處的波茨坦，舉行了代號為“終點”的秘密會議。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三國首腦的最後一次會晤。

斯大林原定8月11日發動進攻，後因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放原子彈而提前。莫斯科時間8月7日16時30分，斯大林簽署命令，要求蘇聯遠東紅軍做好準備，於9日零時開始進攻。8月8日17時，莫洛托夫向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宣讀了蘇聯對日本的宣戰書。

8月9日零點10分，蘇聯紅軍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在四千多公裏的戰線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由於一點準備也沒有，仗打起來時，日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竟然還在大連津津有味地欣賞著日本歌舞演出。直到清晨，關東軍綜合各方麵的報告，才得出蘇軍已經開始全麵進攻的結論，急匆匆於早晨六時下達了全麵作戰的命令。經過近一周的激戰，8月14日，蘇軍各集團軍迅速向東北腹地推進。就在這天，日本政府向美、英、蘇、中四國政府發出照會：“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事發出詔書；天皇陛下還準備命令所有陸海空軍當局和所有在他們統轄之下的各地部隊停止作戰行動，繳出武器。”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發布投降詔書，但關東軍的抵抗並沒有停止。

1945年9月，八路軍挺進東北，積極配合蘇軍作戰。蘇軍撤退前，將大批關東軍的裝備交給了中共軍隊，僅第一、第二兩個方麵軍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門火炮、迫擊炮和擲彈筒，600輛坦克，861架飛機，680座軍用倉庫及鬆花江艦隊的船隻。據原八路軍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回憶，沈陽蘇軍曾將日本關東軍最大的武器倉庫——蘇家屯倉庫交給他們看管。他們打開倉庫，“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槍兩萬多支，輕重機槍一千挺，還有一百五十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野炮和山炮。”這不僅裝備了到達東北的部隊，還向山東運送了一批武器彈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麵對戰後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共產黨堅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和響應。但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受到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製約和幹擾。蔣介石政府依仗美國的支持，頑固堅持剿共和內戰的方針，妄圖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建立蔣介石集團的一統天下。中華民族麵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抉擇。在這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搏鬥中，東北地區以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成為鬥爭焦點。

當時所說的東北地區，包括現今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和內蒙古東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區，總麵積130多萬平方公裏，是一個工業發達、交通便利的現代工業區。同時，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鐵路公路運輸極為發達，鐵路公路均占全國鐵路公路的一半以上，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具有空前盛況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作大會結論報告，他提出爭取東北的戰略任務：“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麽意義？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沒有工業，就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麽個整塊的地方。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範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

然後，毛澤東談到東北問題，他說：“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的同誌當選才好。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那麽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現在我們的基礎是不鞏固的，為什麽不鞏固呢？因為我們現在的根據地在經濟上還是手工業，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連成一片。所以，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的同誌當選才好。”

會議期間，中央幾次召開從各解放區來的東北籍的代表開座談會。毛澤東對原東北抗日聯軍第4軍軍長李延祿說：你是東北人，你要準備到東北去。

8月8日，蘇聯政府正式對日宣戰。8月9日，蘇軍150萬人，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分路進入中國東北及熱河、察哈爾地區，對日本關東軍發起猛烈攻擊。緊接著，10日至11日，延安總部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出關於受降和對日寇開展全麵反攻的8道命令。其中第二道命令就專門作了向東北進軍的部署。

然而，看好東北的並非隻有共產黨一家。蔣介石在一次秘密軍事會議上聲稱：“國民黨命運在東北。蓋東北之礦產、鐵路、物產均甲冠全國，如東北為共產黨所有，則華北也不保。”

為了爭奪東北，蔣介石在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時就物色去東北的人選了。9月1日，蔣介石發表了熊式輝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的任命。9月3日，蔣介石又搶先以國民政府名義劃分東北為9省2市，9月5日，任命了各省主席和各市市長。還收編了大批偽滿軍共20餘萬人和大批土匪武裝，要他們“保持武器”，“為自己安全而鬥爭”。

蔣介石對他的下屬說：“東北不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國革命的歸宿地。經過本黨這30年來不斷的奮鬥，我們中國的革命已經到了歸宿了。希望各位在這最後成功的時刻，格外奮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簣，以竟全功。”

10日，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乘飛機先到長春。12日，熊式輝率外交特派員蔣經國、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委員張嘉熬、行營政治委員會委員莫德惠同機飛往長春。一批“接收大員”也紛紛到達長春各地，企圖用行政接收的辦法，造成東北是國民黨的既定事實。

但是，蔣介石的這個如意算盤打起來談何容易。抗戰結束後，蔣介石在東北並無一兵一卒，從大西南向東北調兵遣將，盡管有美國先進運輸工具的大力支援，也不是馬上就能辦到的事。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裏就說過：“蔣介石的權力隻及於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共軍占領著，長江以北則連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響也沒有。”“如果他不同共產黨和俄國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

1945年8月30日上午，毛澤東正在重慶濕熱的暑氣中前去拜訪孫中山遺孀宋慶齡，一大批中外記者蜂擁跟隨。而在距重慶數千公裏的渤海西岸，在一個名叫“前所”的小火車站附近，具有曆史意義的場麵出現了。

進入中國境內作戰的蘇軍首次遇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但是蘇軍無法弄清眼前這些手拿武器的人是幹什麽的。我軍偵察科長找來的一位曾在海參崴做過工的老漢前去交涉，但是，蘇軍的翻譯竟然是個蒙古人，俄語和漢語的水平還不如“海參崴老漢”雙方無論如何都難以溝通。更糟糕的是，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攜帶的唯一一部電台此刻與關內的聯係中斷了。

雙方的持槍對峙持續了兩個小時。

突然，曾克林對十六軍分區副政委唐凱說：讓他們看看你的胳膊！

唐凱恍然大悟，他把衣袖卷起來，露出右臂上一個醒目的印記：鐮刀和斧頭。

蘇軍軍官看清楚這個圖案後大叫：“格米尼斯特（共產黨）!”名叫伊萬諾夫的蘇軍營長向唐凱伸出了雙臂。這個特殊的曆史時刻極具象征意義。接著，兩支武裝開始了首次合作：攻擊日軍占據的山海關。

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都知道東北的重要性。國共雙方收複東北的命令幾乎同時下達。1945年9月5日，曾克林和唐凱的隊伍到達沈陽。

此刻，對於蘇聯，徹底打敗日本關東軍已不是問題，難題是如何處理國共兩黨在中國東北的利益。

9月14日上午，在延安沒有得到任何通報的情況下，一架蘇軍飛機降落在那塊已經成為機場的空地上。曾克林從機艙裏一鑽出來，就朝跑過來的警衛戰士高喊：快去報告！我從東北來！我把蘇軍代表請來了！

駐紮在長春的蘇軍最高司令官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全權代表貝魯羅索夫上校和翻譯謝德明中校到達延安。朱德立即接見了蘇軍代表。

當晚，中央政治局徹夜開會，最終形成一個重要決策：舍棄南方的所有根據地，全力搶占東北。會議決定：抽調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分別率領兩萬幹部和十萬部隊開赴東北。同時，派遣彭真、陳雲、伍修權、葉季壯以及報務員段子俊和譯電員莫春和，立即跟隨蘇軍飛機飛赴東北，在沈陽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黨在東北的一切工作。

此後，以開荒聞名的三五九旅一部在河南林縣接到命令後迅速北進。由於中央關於東北情況的通報已經下達，官兵們中間流傳的說法是：東北遍地是物資，槍炮要多少有多少。部隊把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當地，手裏的輕武器也在北進的途中走一路送一路，不少官兵甚至用自己的槍支和冀中軍區的地方部隊換了自行車。

黃克誠率領的新四軍第三師是當時進入東北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部隊。早在9月14日，黃克誠就以個人名義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建議立即派部隊去東北“創造根據地”。

9月23日，第三師接到中央的命令後，四個作戰旅和三個特務團共35000人立即從蘇北淮陰出發北上。黃克誠沒有輕信東北到處是武器和物資的說法，不但堅持讓官兵把武器都帶上，而且還帶上了過冬的棉衣。事後證明，他的這個命令具有驚人的預見性。

八路軍山東軍區部隊分別從陸路、海路進入遼東半島。這些鄉音不同、建製雜亂的共產黨官兵，是後來被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最初基礎。第四野戰軍以其巨大的規模、充實的裝備、官兵們頭頂上的各色狗皮帽子和勇敢強悍的戰鬥作風以及指揮他們的那個精於戰術計算的著名軍事將領而聞名於世。

當杜聿明於10月28日飛抵長春後，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同意杜聿明的軍隊在蘇軍管轄的營口登陸。不久之後，在杜聿明等待登陸幾個小時之後，得到的消息卻是：“蘇軍衛戍司令不在，國軍無法登陸。”

蘇軍已經撤走，現在占領這裏的是來自山東的共產黨軍隊吳克華部。

於是，巴貝下令軍艦掉頭。在試圖從葫蘆島登陸時，才知那裏也被共產黨軍隊占領了。經過偵察，發現秦皇島隻有五百日軍和少量偽軍。杜聿明和巴貝決定在秦皇島登陸。

“為了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並準備接受日滿偽軍投降”：

一、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二、原東北軍張學思所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

三、原東北軍萬毅所部由山西、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

四、現在河北、熱河、遼寧邊境李運昌所部，即日向遼寧、吉林出發。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隊八路軍及新四軍的一些骨幹，馬上開動，沿著長城裏外以及山東、蘇北，日夜兼程，分水陸兩路源源抵達東北：

9月初，冀熱遼軍區曾克林部到達沈陽、本溪。同區李運昌部，到達山海關、錦州。

10月上旬，山東蕭華部到達安東，沙克、萬毅、呂正操各部抵達南滿各地。

10月下旬，吳克華、楊國夫、劉立人等各率部由山東紛紛到達山海關至沈陽一帶。

11月，羅榮桓、黃克誠等由山東、蘇北，率大隊人馬到達安東、沈陽地區及錦州一帶。黃永勝率部到達熱河。

由9月至11月，短短三個月間，中共各路部隊，先後到達東北，有十一萬人。中共中央又從各地抽調黨政軍幹部二萬多人，一同進入東北。

同時中共中央製定了幾項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為東北局書記，委員有陳雲、伍修權、葉季壯、林楓。彭真等即刻飛東北，21日在沈陽召開會議，宣布東北局成立。此後陸續派往東北的高級幹部又有高崗、張聞天、李富春等，先後到達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竟達二十人之眾，政治局委員就占有四名。1945年6月，七大選舉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13人。

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為總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員，羅榮桓任副政治委員，周保中、呂正操任副總司令；1946年1月，改稱為“東北民主聯軍”，除八路軍、新四軍外，並包括東北舊有的“東北抗日聯軍”、“民主自衛軍”、“自治軍”。

由此，在甚短期間，中共在東北便建立了掌握黨政軍的初期架構，開展工作。

中共能夠如此迅速進軍東北，一來由於抗戰期間，中共部隊在華北冀、熱以及山東、蘇北一帶常年打遊擊已奠下根基，由這些地區進軍東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搶奪東北誌在必得，一聲令下，劍及履及，其果斷決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於蘇聯在東北到底幫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爭議。但至少中共部隊初到東北，蘇軍沒有像對待國軍那樣百般刁難，則是不爭之事實。國共兩軍爭奪東北，共軍搶得了機先。

中共對進軍東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錢的，黨政軍精英盡出。軍事上林彪是當時共軍中頭一號戰將，其他如羅榮桓、黃克誠、蕭華也是共軍將領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啟用東北人士，張學思(張學良弟弟)、呂正操、萬毅等率領的老東北軍，返回東北故鄉有一定的號召力。東北局的彭真、陳雲，後來又加高崗、張聞天等人，更是中共黨內的核心人物，連長期居留蘇聯走國際路線的李立三也回轉東北，參加工作。中共對東北下了如此大的賭注，連羅榮桓自己都說：“如果還搞不好，那就該打屁股。”

中共軍隊幹部初入東北，開展工作並不十分順利。長期以來，日偽統治時代，對於中共在東北的地下遊擊抗日工作嚴厲鎮壓，周保中等人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犧牲很大，1942年後被迫退入蘇聯境內。不同於華北、蘇北等地，中共的勢力在東北民間並未生根，東北人民當時都隻“認同國民黨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對於中共不甚了解。中共軍隊開始並未獲得東北人民支持，初到東北，相當艱苦。
中共部隊進入東北，蘇聯紅軍雖然開了方便之門，沒有刻意阻止，但紅軍對待共軍，也並非完全友善的。據黃克誠、羅榮桓等人的回憶，他們的部隊初到東北，曾受過紅軍不少氣。蘇聯借口與國民政府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東北的大城須交到國民黨手上，中共部隊欲進駐沈陽，也被紅軍趕了出去。蘇聯原來答應將日偽留在沈陽的大批武器移交給中共，後來並未實踐諾言。不過羅榮桓承認，一些中小城市的日偽武器還是交到了共軍手中，“改善了裝備，保證了戰爭初期的需要”。

斯大林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一向輕視，他曾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譏稱中共為“奶油共產黨”。斯大林對中共戰後武裝奪權的勝算，起初並不看好，當時國軍的人數軍備遠超過共軍，又有美國援助，看起來國民黨遠占優勢。斯大林老謀深算，對國共施展的是兩麵外交，並非完全一邊倒向中共，國共相爭，斯大林是坐山觀虎鬥，伺機從中取利。在東北，蘇聯對中共部隊，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搶先進軍東北，天時、地利、人和雖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問題及困難亦不少。

最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解放了東北，占領了東北。

[yongbing1993]

新中國的毛澤東搞了哪些特殊化






毛主席曾對肖勁光說過這樣一句話：“勁光呀，我希望你記住我的話，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遲早要搞垮自己的。”

其實，毛主席不僅自己“搞”特殊，而且還讓自己的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搞”特殊，“搞”得無以複加，“搞”得無與倫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搞”的特殊，簡直“搞”到了極致！

那麽，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專車的特殊。早在延安時期，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敬仰和愛戴，專程將兩輛美國“福特”牌轎車送給中共中央。黨中央有關部門在研究如何使用這兩輛車時，大多數人都主張給毛主席配一輛，主席知道後立即表示堅決反對。在毛主席的堅持下，一輛配給了指揮作戰的朱老總，另一輛則給了年歲較大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兒子上勞動大學的特殊。5歲便離開、24歲才與毛主席相聚的岸英，從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勞動大學。8個月後，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舊灰布衣服、頭上用白羊肚毛巾紮著個英雄結、兩條又粗又黑的胳膊閃著黝黑的光彩、臉也曬得黑不溜秋的、手上還磨起厚厚的老繭、完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陝北青年農民模樣的兒子時，欣慰地說：“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勞動大學畢業了！”

三是他“搞”了開後門送兒子上抗美援朝戰場的特殊。1950年，美國發動了一場滅絕人性的侵朝戰爭，中朝邊境上空，布滿了戰爭陰雲，黨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並任命彭德懷出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總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求入朝參戰，毛主席身邊許多人包括彭總考慮到主席為革命已失去了好幾位親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對。毛主席為了滿足岸英入朝作戰的心願，破例為其要彭總開後門，在家宴上舉杯替兒子求情，感動了彭總，終於使其成為誌願軍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榮犧牲。當毛主席獲悉噩耗，痛惜之餘，發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誰讓他是我毛澤東的兒子”！

四是“搞”了絕不允許兒子違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歲的劉思齊和二十六歲的毛岸英來到毛主席辦公室，陳述了結婚的想法。當得知劉思齊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時，毛主席說：“噢，還不滿十八周歲，你們著什麽急啊！到了滿十八周歲後再結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規定，年滿十八周歲方可結婚，再等一等，好嗎？”思齊同意了，但岸英還想不通，他對爸爸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我想結婚以後好好工作和學習，就不操這個心了。”毛主席有點生氣：“你是不是想讓我現在就同意你們結婚呢？”岸英說：“是的。”毛主席很嚴厲地說：“你是毛澤東的兒子，你不遵守婚姻法，還能叫誰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剛剛公布，就違犯它，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為他們舉行了婚禮。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為難”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剛進京，便收到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給其安排工作。接信後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楊開智“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麽工作就做什麽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事，不要使政府為難。”毛主席同時又寫信給當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長沙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囑以“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六是“搞”了我的親戚“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針對親屬中有的來京看望他回鄉後，驕傲起來，不大服從地方政府領導，給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對我的親戚應“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七是“搞”了“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麽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漢視察，由於此前曾多次去過武漢三鎮，這次特意提出要去漢陽，但武漢的同誌考慮到從漢口到漢陽既沒有橋，也沒有渡江的輪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對毛主席的漢陽之行。毛主席沒講別的話，隻反問一句：“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麽我不能坐筏子？”反問的含義很顯然：黨的主席和黨的其他幹部隻是責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降幅達到33.64%。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饑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

九是“搞”了73個補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從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沒有做過一件新衣服，一件打著73個補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對此，毛主席是這樣看待的：“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沒關係，穿裏麵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特殊。50年代後期，李敏、李訥考上大學後，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她們過著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生活，吃住在學校，同普通群眾的子女一起，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睡上下鋪，吃一樣清淡的夥食，一樣下鄉參加勞動，回家一樣擠公共汽車。隻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時候，她們才能得到回家見見父母的機會。而就是在這種時候，她們也還是照例去機關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訥參加學校的活動，天黑才離校回家。警衛員出於對安全的考慮，瞞著毛主席用車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後，嚴厲批評了警衛員，並質問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別人的孩子能獨自回家，我的孩子為什麽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有一天，一名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幾天後，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嚴肅批評了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主席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十二是“搞”了“禮品一定要送倉庫”的特殊。1964年，瑞士總統送了兩塊金表給毛主席。當工作人員向他征詢是否留下時，毛主席說：“這種禮品不能要，誰當主席他送給誰，你當主席也會送給你。我是代表人民的，這種禮品不能收，一定要送倉庫。”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到杭州龍井茶產地梅家塢參觀製茶。民主人士黃炎培要買一罐龍井茶送給毛主席，茶場同誌聽後，精選了上等好茶並且堅決不肯收錢。黃炎培回京後將茶葉送給了毛主席，並說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況後，委托別人把這罐茶送還了梅家塢茶場，並表示了感謝。

十三是“搞”了替身邊工作人員退賠土特產的特殊。毛主席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官僚主義和貪汙腐化。他對身邊工作人員三令五申，“你有沒有貪汙？”“你現在不貪汙，你以後貪汙不貪汙？”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鍾：“不要叫糖衣炮彈打中。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蝕，要經得起考驗。”“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你們在我身邊，職務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們要警惕，要夾著尾巴做人！” 1959年9月，當他了解到身邊工作人員收受地方贈送土特產的事實後，大發雷霆。立即開展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對一些工作人員的職位進行了調整，使他們重新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接受鍛煉和改造，並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費，按照實際收受情況，一共退賠了3萬多元。

十四“搞”了為革命失去11位親人的特殊。眾所周知，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毛主席的一家，先後犧牲了6位親人，如47歲的弟弟毛澤民、28歲的妻子楊開慧、28歲的兒子毛岸英、29歲的小弟毛澤覃、24歲的堂妹毛澤健、19歲的侄兒毛楚雄。不僅如此，還有5位親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過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生下來便分離的第一個女兒、失蹤的第五個兒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個兒子、無法尋找的第七個女兒。

象毛主席這樣“搞”特殊的事例還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陳述……

親愛的朋友，當您看完上述內容，您是否還以為毛主席真的沒“搞”特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僅“搞”特殊，而且還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時機和場合，毛主席都不會放過，都會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難以理喻。

不過，需要我們辯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於國家，還是有利於私家；是有利於民眾，還是有利於個人。

由上述可見，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於正能量的傳遞，有利於全民意誌的統一，有利於黨的形象的樹立，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員都能像毛主席這樣“搞”特殊，改革還會有寒氣嗎？開放還會有穢氣嗎？官場還會有戾氣嗎？精英還會有媚氣嗎？社會還會有瘴氣嗎？百姓還會有怨氣嗎？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辭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單從習政權開始抓了多少大老虎小蒼蠅？

2012年12月6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李春城是十八大後首個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反腐領域“打虎”的序幕也就此拉開。

緊接著的2013年，劉鐵男、倪發科、王素毅、蔣潔敏、李東生等一批部委和地方高官落馬，案件查辦“零容忍”態勢明顯。一些所謂“禁區”和“慣例”的打 破，則在不斷刷新著人們對於反腐敗的認識。2014年7月29日，官方發布消息，鑒於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 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高級幹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辦。

2015年7月24日，中央紀委發布消息，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周本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周本順是十八大以來首個在任上落馬的省委書記。

2015年10月，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央紀委關於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梁、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餘遠 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人民日報記者在文章中寫道：“一次性確認開除10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黨籍，在曆史上實屬罕見。

2015年11月，中央紀委網站在不到24小時之內先後通報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長艾寶俊及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被查的消息。隨著這兩位京滬官員的落馬。

2016年9月，在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紀委發布了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的消 息。隨後，六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王瑉、呂錫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範長秘、牛誌忠嚴重 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王瑉、呂錫文、範長秘、牛誌忠開除黨籍的處分。

一組來自中央紀委的數字顯示，十八大以來查處高級幹部的數量逐年增加：2013年，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31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8人；2014的數字分別是68人和30人；2015年的數字則是90人和42人。

據中央紀委案管室有關負責人介紹，2016年1至11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36萬件，處分33.7萬人。此外，同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置問題線索61.5萬件次，較去年同期增長41.8%。三年多來已先後有100多名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落馬。

[yongbing1993]

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改變世界的日子》一文中說：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改變世界的日子》

作者：毛澤東外孫女孔冬梅

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尼克鬆是在第一個任期內的最後一年1972年訪華的。希望連任的尼克鬆，對此寄予厚望。他認為：與中國改善關係，能夠大大加重美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公眾會支持自己在下一個任期繼續這項有曆史意義的工作。

不過，“中國之旅”絕非易事。1969年美國飛船即已登月，美國總統訪華則在1972年。分隔中美兩國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間的大氣層和星際空間還難跨越。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鬆此行被西方媒體稱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開，或被冰山所困，訪華成功或失敗的可能性同時存在。

作為第一個訪問未建交國家的美國總統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在職美國總統，尼克鬆一定會麵對美國國內反共及反華勢力的強大壓力。另外，尼克鬆於1953年結識的“老朋友”蔣介石，也在暗地裏怒責他“朝毛”(即朝拜毛澤東的意思)、“向毛叩頭”了。台灣在美勢力對美國政要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作為共和黨推舉出來的總統，尼克鬆時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黨。何況由於越南戰爭，尼克鬆在美國已很狼狽，嚴酷的形勢不容許他犯下大錯。

專機於上午11時30分抵達北京東郊首都機場。尼克鬆總統與其夫人並排手挽手頂著寒風，穩步踏上專機舷梯。然後尼克鬆總統搶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動伸出右手，周總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來，兩隻手熱烈有力地緊握在一起。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拒絕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握手的時代，終於過去了。

就在這時，外公毛澤東又做出了一個出乎世人意料的決定。

據護士長吳旭君回憶：尼克鬆到達北京前，她給外公念外電評論，其中有一條說：尼克鬆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這是說尼克鬆向中國投降的意思，代表那些反對此次訪問者的看法。外公聽完這條消息，笑了。他說：“我來給尼克鬆解解圍。”

這個“圍”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謎底才告揭開。

中方第一個得知消息的是吳旭君。外公是把吳旭君叫到床頭告訴她的。此時，纏綿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對吳旭君說，希望立刻見到尼克鬆。

此事非同小可。這一次，吳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讓她打電話給海容，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那樣遲疑不決。從海容那裏，她知道外交部一直無法把外公會見尼克鬆的時間確定下來，怕的就是身體情況不允許。現在終於能確定了，十萬火急，必須馬上準備。

吳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臥室的沙發上坐好。然後，小跑著出了屋。從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遊泳池會見外賓開始，基本上都是由秘書張玉鳳負責攙扶老人家迎接客人，這次，也要讓她有精神準備。接著吳旭君又跑去告訴衛士兼理發師周福明——自從月初會見巴基斯坦總統布托以後，基本上臥床的老人家就沒理過發。另外，周福明還要負責準備會見廳(即書房)的茶水。

然後，吳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貼身警衛李連成，再由他報告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張耀祠和中南海西門門衛，這些屬於安全保衛範圍。另外還通知了秘書徐業夫。細心的吳旭君還通知了生活管理員吳連登，讓他準備點食物，因為她擔心老人家會見時有可能出現低血糖。

最後，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遊泳池的醫療組，告訴他們即將的會見消息，請大家隨時待命。辦完這些事情，吳旭君趕回臥室，把老人家扶到會見廳，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醫療組，再一次檢查了醫療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吳旭君忙碌的同時，外公也相應做了些準備，《參考資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兩篇對外公會見尼克鬆有用的材料，外公應該是在會見前看過的。

第一篇是美國總統尼克鬆抵達中國前，在臨時落腳地關島對記者發表的講話。其中有這麽兩句：“總統說，他期望他同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而不是隻集中討論眼前的問題。”“尼克鬆說，毛和周都是‘有哲學頭腦的人物，他們不是僅僅講究實際的、注意日常問題的領導人’。”

第二篇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典禮中的致詞：“所以今天國際間任何與惡勢力謀求政治權力均衡的姑息舉動，絕不會有助於世界和平，而適以延長我七億人民的苦難，增大全世界的災禍！我們對任何有損於中華民國主權利益的行動，保有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鬆到來後，這兩篇材料被外公借題做了精彩發揮，成為會見中的畫龍點睛之筆。

總理下午2時左右得知外公決定會見尼克鬆，客人已去駐地休息，4點半將有全體會談，7點鍾還有歡迎宴會。總理非常著急，海容馬上按總理的吩咐，叫韓敘來。禮賓司代司長韓敘隨即趕到。總理對他連說兩遍：趕快準備、趕快準備！一向精明能幹的韓敘卻摸不到頭腦，見此情況，海容對韓敘做了解釋。最後，總理決定分頭行動：自己趕往尼克鬆所在的釣魚台十八號樓說明情況，再去遊泳池檢查會見準備；海容趕往中南海遊泳池，安排安全保衛及攝影攝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鬆盡快前往外公住處。

(摘自毛澤東外孫女孔冬梅《改變世界的日子》)

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現代工業體係。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僅經過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政治體製和集體經濟製度以及其全國人民生存的物質基礎。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現代工業體係的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和幾百萬個集體企業，沒有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話，中國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是根本沒有對象的。讓走資派鄧小平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時代搞改革開放行嗎？當然這樣問就是一個偽命題。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時代本來就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開放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軍閥割據又是戰亂的時代。走資派鄧小平隻能成為軍閥中的一個而己。

新中國把國門打開，前提是外麵沒有強盜，或者說是外麵的列強已經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存在，這就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在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已經秘密訪華了。在1972年前後，大批西方國家或者是西方陣營的國家和中國建交，包括意大利、奧地利、加拿大、英國、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個前提是什麽呢，是70年代初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戰爭的勝利。

從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國和美國直接或者間接交手，而且美國都失敗了。尤其是第二個戰爭，援越抗美戰爭，美國失敗得更慘。美國當時急於從越南抽身。他承認了中國的勝利，所以尼克鬆到中國來，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和毛澤東會談。當時美國媒體評論說，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在尼克鬆訪華之後，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所以這兩個方麵，一個是中國的工業體係，一個是中國的國際環境，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兩個基礎，比如假設越南戰爭中國失敗了的話，那麽美國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就會收得更緊，中國就根本沒有改革開放的機會，因為在門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環伺，這個門是不能打開的。所以說，如果我們正麵評價改革開放的話，也不能忘記毛澤東時代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