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成為千古偉人的機理初探
《毛澤東成為千古偉人的機理初探》
作者：錢學森
(錢學森是著名航天科學家，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七屆、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
二十世紀初，在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之際，曆史突然改變了軌跡。“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以非凡的膽略與智慧，領導中華民族絕處重生，僅僅用了二十八年時間，就使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了國內外所有強大的敵人，一雪百年恥辱，建立了新中國，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強族之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中國人民從列強的宰割與蹂躪中奮然站立起來以後，毛澤東在一窮二白，滿目瘡痍的一片廢墟之上，發下宏願：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今天，中國人民正在將毛澤東的偉大理想一步一步地變成現實。然而在我們攀登頂峰的道路上，將會充滿艱難與曲折。中國要想後來居上，超過世界領先水平，引領21世紀世界新潮，不僅必須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新一代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科學家，教育家，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必須首先造就象毛澤東那樣具有敢想，敢幹，敢為天下先的膽量和雄才大略的第一流的領袖群體。毛澤東作為生長於中國大地的世界第一流的偉大領袖，為我們研究他的成長曆程，探求造就偉大領袖和統帥的培養模式，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毛澤東，字潤之。1893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湘潭韶山衝一個農民家庭。他13歲前學過四書五經,朝夕誦記中潛移默化了他的心靈。“影響毛澤東性格，塑造毛澤東人生境界的，還有豐富的古典文學名著。象《精忠傳》、《隋唐嘉話》、《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等，書中古俠們打富濟貧的行為，梁山好漢們的造反精神，孫悟空的叛逆性格等”。
在13歲時由於認定繼續背誦哪些陳腐無用的經書不合自己的心願, 他便決定在家自學了。這時的毛澤東並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學什麽?隻是被強烈的求知欲驅動著學習他所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後來他讀到一本鄭觀應寫的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書《盛世危言》, 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強烈震撼。
他回憶說，“我讀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是個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複學業的願望。”
毛澤東17歲離家赴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求學前夕，寫了一首《贈父詩》： “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首詩反映出當時的毛澤東是一位很有誌氣的青年。在東山學校，他從同學那裏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傑傳》。從這本書裏，他認識了令他非常欽佩的拿破侖、彼得大帝、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林肯等人物。他在東山的求學隻有短短的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毛澤東加入湖南起義新軍。辛亥革命失敗後，他棄武從學。但學什麽呢？毛澤東回憶說，“我並沒有判斷學校優劣的特定標準，也不明確自己究竟想幹什麽。”
他對學校的了解一是報紙廣告，二是朋友介紹。“一個警政學校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去報名投考。但在考試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它不收學費，供給膳食，還答應給些津貼。這是一則吸引人鼓舞人的廣告。……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這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成了學法律的學生，他勸我進他們的學校。我也讀了這所法政學堂的娓娓動聽的廣告。……我寫信給家裏，重述了廣告上所許諾的一切，要求給我寄學費來。……另一個朋友勸告我，說國家正處於經濟戰爭中，當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夠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錢向這個商業中學報名。我真的被錄取了並在那裏注了冊。……有一天我讀到了個廣告，介紹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優點。……我認為最好能在那裏成為一個商業專家，就又付了一塊錢報名。……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隻耽了一個月。我發現，這所新學校的麻煩之處，在於很多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隻懂得一點點英語。……我的下一個經曆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禦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不如獨自看書學習。”此後毛澤東住進湘鄉會館，每天到省立圖書館去讀書，主要是世界地理和曆史。後來實在沒有錢了，才又留意廣告，考進湖南師範學校，“我在師範學校當了五年學生，並且抵住了後來所有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
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這是毛澤東一生接受的最正規、最完整的教育。
單從以上引述的有關毛澤東就學的的經曆來看,可謂乏善可陳。讀了六年私塾, 一無留洋背景, 二無名牌學曆。17歲讀高小, 後來是一聯串的技校,而且個個半途而廢。25歲才師專畢業。這樣一份簡曆在一般人看來, 別說錦繡前程, 就是混碗飯吃, 也是實屬不易。毛澤東的求學經曆, 為何如此坎坷?
因為他內心深處孜孜以求的是超凡脫俗的“內聖外王”之道, 天下沒有一所學校有能力傳授!
而這一切隻有靠他自己去獨立探索。就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步形成了非凡的個性，和由此產生的超人的智慧。
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偉大的領袖，關鍵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時期培養出了偉大領袖的心理素質。一種高屋建瓴的領袖心態。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的性格形成對其以後一生的成就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與其當時的生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毛澤東如果不是出生在湖南,他的心理發育曆程也許會大不相同, 中國的曆史也可能隨之而大不相同。湖南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在近代出了個曾國藩。正如唐浩明在《曾國藩》一書中描寫的那樣,曾國藩平定太平軍後, 十幾萬湘勇帶著從金陵劫掠的大批財富, 回到湖南“起屋買田, 送子讀書, 經商跑大碼頭, 出門會闊朋友, 開湖南一代新風,遂使曆來號稱天荒之地的三湘四水, 從此眼界大開, 風氣大變, 人才輩出, 燦若群星, 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名氣, 最有影響的一個省份。” 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崇仰和學習曾國藩,在湖南青年學子中蔚然成風。
莫誌斌，陳特水在《跟毛澤東學讀書》中披露，青年毛澤東是極為推崇“聖賢”的。他“衡量聖賢的標準，顯然是受了曾國藩家書的影響。”曾國藩為教育曾氏子孫，選擇了“古今聖哲”周文王，孔孟，司馬遷，諸葛亮等33位中國曆史上卓有建樹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青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就完整地記錄並深入研究了這３３位曾國藩選出的“聖哲”，其中多位在毛澤東的早期著作中多次出現。毛澤東特別崇拜曾國藩從修身養性的“內聖”入手，中道致力於經幫治國，治軍，“平天下”，從而引向“外王”之道。在青年毛澤東眼裏，曾國藩是位既懂“內聖”之道，又獲“外王”之績的“聖賢”人物。在曾國藩的影響之下，加上西學東進的時代感召，和當時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慘境遇，毛澤東逐漸明確了學習的目標，那就是師從古今中外的眾多最偉大的人物，修煉“內聖外王”之道，興邦治國平天下，改天換地救中國！
偉大的誌向造就了毛澤東非凡的品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了完成“天降大任”，毛澤東有意識地鍛煉自己吃大苦，耐大勞的品格。他和友人一起徒步考察湖南，“身無分文，心憂天下。”
沿途乞討，體察民情。為了培養自己的堅強意誌，每遇狂風暴雨，雷電交加，他常赤身露體，呼號狂奔著在崢嶸險峻的嶽麓山上奮勇登攀。抒發著戰天鬥地的萬丈豪情。寒冬臘月，冰水澆身。風急浪高，劈波斬浪。風吹浪打，閑庭信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種青年時代的壯誌豪情，在他令人回味無窮壯美詩篇《沁園春.長沙》中得以盡情的展現：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浸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潛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澤東頂天立地的豪邁氣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胸懷遠大抱負，有意識地自我訓練的結果。
在品格修養中,毛澤東還非常看重成大事者忍辱負重, 愈挫愈奮, 百折不撓的意誌磨練。正是這樣的心理素質使他在日後極端艱難困苦的鬥爭環境中,在受到錯誤路線打擊排擠的逆境中，始終保持昂揚的鬥誌，領導中國革命, 戰勝一切艱難險阻, 下定決心, 不怕犧牲, 排除萬難, 去爭取勝利。正是這樣的心理素質使他所造就的人民軍隊具有一種一往無前的氣概, 它要壓倒一切敵人, 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正是這種氣概,鑄成了人民軍隊的軍魂。它讓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們無不心驚膽寒。毛澤東曾反複研讀司馬遷在受腐刑之後寫給朋友的《報任安書》,並仔細地琢磨司馬遷在書中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境界:“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毛澤東經常用《報任安書》中的話來教育全黨要經得起挫折, 要不為逆境所折服, 要奮發有為。毛澤東日後考察幹部,也特別看中能否經得起挫折這一條。
司馬遷對毛澤東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司馬遷注意讀“無字之書”。他２０歲以後，遊曆各地的名山大川，考察史跡，廣收史料，對曆史的感性認識，為他後來寫作《史記》打下了堅實基礎。司馬遷的“實學”精神令青年毛澤東深受感動，他表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在司馬遷的“實學”精神影響下，毛澤東一生注重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大力提倡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１９２７年寫下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其調查研究的典範之作。後來在延安又寫了《實踐論》。毛澤東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是其獲得真知灼見的重要方法。
毛澤東偉大的誌向在造就其非凡品格的同時，也使他擁有了做為領袖所必備的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張昆弟1917年9月日記曾記述：“毛君雲，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頁。）胸懷大誌的青年毛澤東喜歡“讀奇書、交奇友、著奇文、創奇跡”。毛澤東自述：“我漸漸聚集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這些核心成員後來組成一個團體，對中國的大事和命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是一群態度嚴肅的人，無暇談論瑣事。……我和我的朋友隻願意談論大事——人的本質、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和宇宙。”這些人包括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張昆弟、蕭三、陳昌、周世釗、羅學瓚、彭道良等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驅。他們組成的團體就是著名的“新民學會”。
“《禮記》裏的‘大學’篇中有‘道在新民’；《書經》裏的‘湯誥’篇中，有‘人作新民’。我們取其‘新民’，意在除舊布新。新的人，新的勢力，開一代新風!”不久以後，毛澤東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便高舉著共產主義這麵大旗，凝聚黨心，軍心，民心，讓千百萬仁人誌士，為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目標，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為了革命，分身碎骨，心甘情願！天安門上毛澤東一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全球華人，無不動容！建國之初，毛澤東“超英趕美”一番宏願，海外赤子，競相歸國。沒有汽車洋房，沒有金錢美女，隻有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新中國建設藍圖！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蒸蒸日上，一日千裏。今天讓我們反思一下，如果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時，不用解放全人類的的偉大目標為感召，而是用為實現“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而奮鬥，誰會為之拋頭顱，灑熱血？頭都沒了，還想啥？毛澤東如果沒有“超英趕美”的宏圖大誌，而是“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海外精英們還會有毅然回國的激情嗎？毛澤東的偉大，在於其誌向的偉大，感召力的偉大，凝聚力的偉大！
偉大的誌向不僅造就了毛澤東非凡的品格，也造就了毛澤東超人的智慧。毛澤東安邦治國，改天換地的奮鬥目標，注定了他隻能師從天下最有智慧的那位老師---五千年的曆史。1910年毛澤東在私塾裏第一次讀到了吳乘權等編修的《綱鑒易知錄》。這是一部簡明中國通史。私塾的學習為他打下了古文的基礎。後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裏讀到了《禦批通鑒輯覽》。這部書是由臣下將乾隆帝朱筆禦批的《資治通鑒》的８００條匯編而成。此書的卷首還有乾隆寫的序言。學安邦治國何人最有資格當導師？當然是建功立業的帝王。這樣的帝王總結出的曆史經驗，正是那時的毛澤東在冥冥之中苦苦尋找的指路明燈。就是為了讀這本史書，他退學了。按照乾隆的指點，毫不猶豫地縱身跳進了浩瀚的曆史海洋。從此以後，毛澤東讀史成癮。史書成了他日常生活中須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資治通鑒》是他最為欣賞的著作之一。
“《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著名曆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範祖禹、司馬康等人曆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約300多萬字。《資治通鑒》所記曆史斷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2年。《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曆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後人。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曆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著可與《資治通鑒》媲美”（百度百科）。毛澤東評價《資治通鑒》說：“這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我讀了十七遍，每讀一遍都獲益非淺。”
《二十四史》也是毛澤東最愛讀的一部史書。該書是由清乾隆皇帝欽定的二十四部史局的結果，它以統一的紀傳體裁，完整、係統地記錄了明亡以前中國幾千年的滄桑曆史。是中國唯一一部完整的、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官修史總集。全書共有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冊，約有四千萬字，可謂包羅萬象。毛澤東並非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去考證式地讀史。而是帶著問題讀，根據需要讀。目的是學習安邦治國平天下之道。
當毛澤東將上下五千年的天下興亡，人世滄桑，盡收眼底，爛熟於胸，融匯貫通之後，終於找到了上帝為曆史當裁判，為帝王寫評語的感覺。“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氣勢躍然紙上：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當毛澤東將古往今來無數英雄豪傑的雄才大略，經驗教訓融入自己的靈魂深處之後，他本人也就成為東方智慧的化身！達到了料事如神，用兵如神的境界！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通過正確的“修煉”確實達到了“神”一般的境界！
這裏我們並不想鼓吹神秘主義。而是要探索毛澤東成為千古偉人的機理，從而讓毛澤東式的領袖人物能在中華大地上層出不窮！下麵我們就通過一些實例來分析曆史是如何啟發毛澤東的靈感的。
毛澤東的許多政策和方略來源於對曆史經驗的總結。比如《漢書》中《趙充國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時邊塞有事，京師發兵，糧草運輸極為不便，往往興師動眾至邊疆，敵已遁逃。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趙充國督兵西陲，多次上書，提出“屯田戍邊”,寓兵於農的主張，而且身體躬行就地解決軍糧, 這樣可避免長途運輸的困難, 節省國庫開支, 以逸待勞,長期戍邊。這個主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後來曹操和曾國藩也搞屯田,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為抗戰時期的南泥灣大生產運動, 解放後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黑龍江軍墾農場等重大舉措,提供了曆史借鑒。（將來有朝一日，中國大舉開發非洲或月球什麽的，這條仍然可以借鑒。此乃後話。）
毛澤東善用兵,其中很多也是從趙充國那裏學來的。趙充國主張,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毛澤東將之表達為牢牢掌握戰爭主動權,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趙充國講,“戰無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克，不苟勞眾。”毛澤東總結為“不打無把握之仗。”趙充國提出“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
毛澤東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針。
趙充國平定西羌少數民族暴亂時，軍紀嚴明，秋毫無犯，保護牧農草地的政策受到牧民的擁戴。這為毛澤東長征路過彝族地區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示範。趙充國的“嚴懲首要，脅從不問，善待來使，保護牧民”的民族政策，最終使罕開族不戰而降。而與其合謀的先零族的入侵，也因勢單力孤而被擊破。後來孔明對孟獲的七擒七縱，更是將對少數民族的攻心戰術發揮到極致。這對毛澤東的民族政策和俘虜政策的製定有重大啟示。
範忠程在《博攬群書的毛澤東》中，記述毛澤東在《趙充國傳》講到兵法的地方逐一圈劃。三個大圓圈的竟達19處之多。從圈點濃密，標記繁多，批語精當來看，毛澤東對趙充國印象極為深刻。
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記》與《史記·項羽本記》，對劉，項二人楚漢相爭前後的曆史作了認真的思考。毛澤東認為項羽的缺點在於優柔寡斷，沽名釣譽，不善納諫。肯定劉邦了解人民心理，豁達大度，從諫如流，決策對頭，用人得當。後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提到民主人士李鼎銘的“精兵簡政”的建議時說：“不管是什麽人，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隻要你說的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後來又建立了人民政協製度，就是由劉邦這樣的曆史經驗而來。
在楚漢相爭最關鍵之際，兩軍相持於滎陽。楚軍切斷了劉邦的糧道，劉邦害怕了。請求休戰。以讓出滎陽來換取項羽承認滎陽以西為漢的領土，項羽不顧謀臣範增的反對，放棄了接近滅漢的勝利，“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鴻溝而東為楚。”
和約簽定後，項羽鬆懈，引兵東去，而劉邦得以喘息，最後打敗了項羽。這段曆史毛澤東自然是牢記於心，決不會重蹈項羽覆轍。1949年4月，在國民黨政府即將垮台之際，重演劉邦故伎，向共產黨提出劃江分治的主張。毛澤東不顧斯大林的壓力，堅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此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著名詩篇中，闡述了楚漢相爭的曆史經驗：“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戰爭年代，許多高超的智慧和謀略都是來自於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以上所舉的僅僅是其中的幾個例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的智慧，本質上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經驗和教訓的結晶。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原因。
中國的曆史雖然為戰爭和謀略提供了大量借鑒，但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特別是經濟戰略方麵，卻是一片空白。隻有蘇聯一種模式。毛澤東是在不斷的實踐中，幾乎從頭摸索。而不是在大量曆史經驗的指引下，胸有成竹。這就是為什麽同樣一個毛澤東在戰爭年代才華橫溢，而經濟建設中則屢屢失誤的主要原因。這也正是這位偉人的曆史局限之所在。
在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長征路上，我們不僅麵臨著超級軍事強國，也麵臨著它的超級經濟和科技實力。小小寰球，兩隻猛虎，早晚會有一決高下的時候。中華民族要想後來居上，必須要技高一籌，未來的競爭既是實力的競爭，更是智慧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但歸根到底是領袖之間的較量。正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楚漢相爭，成敗的關鍵取決於劉邦，項羽領導水平之高下。曆史的經驗一再證明，弱者可能打敗強者，關鍵在於統帥。
“導師偉業垂千古，長征接力有來人。”，“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未來中國的領袖們，應當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超越毛澤東。批量造就新一代的毛澤東。關鍵要抓住兩個方麵，首先是要有遠大的抱負，中華民族決不會甘為人後。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動力，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創造力，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號召力，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凝聚力。隻有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發奮圖強，科學謀略，才能在不久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頂尖水平！要繼承和發揚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大無畏的毛澤東精神。二是要大量研究謀略，不僅是中國的謀略，更要加強研究西方的謀略，特別是經濟謀略。未來的主戰場更有可能是在經濟領域展開。什麽是領袖，領袖就是謀萬世者，領袖們的謀略從哪裏來，毛澤東的偉大成就表明，其過人的智慧主要來自於對中華五千年謀略史的正確總結。靠的是對曆史上的大量實例分析來積累經驗。這和諸葛孔明初出茅廬便能夠大展宏圖是一個道理。中國未來的領袖們需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精通千百年以來的西方經濟謀略史。最後創造出結合雙方優勢的中西合璧的新的謀略體係。從而占領未來競爭中的智慧製高點。讓五星紅旗高高飄揚！
毛主席曾對肖勁光說過這樣一句話：“勁光呀，我希望你記住我的話，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遲早要搞垮自己的。”
其實，毛主席不僅自己“搞”特殊，而且還讓自己的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搞”特殊，“搞”得無以複加，“搞”得無與倫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搞”的特殊，簡直“搞”到了極致！
那麽，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專車的特殊。早在延安時期，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敬仰和愛戴，專程將兩輛美國“福特”牌轎車送給中共中央。黨中央有關部門在研究如何使用這兩輛車時，大多數人都主張給毛主席配一輛，主席知道後立即表示堅決反對。在毛主席的堅持下，一輛配給了指揮作戰的朱老總，另一輛則給了年歲較大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兒子上勞動大學的特殊。5歲便離開、24歲才與毛主席相聚的岸英，從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勞動大學。8個月後，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舊灰布衣服、頭上用白羊肚毛巾紮著個英雄結、兩條又粗又黑的胳膊閃著黝黑的光彩、臉也曬得黑不溜秋的、手上還磨起厚厚的老繭、完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陝北青年農民模樣的兒子時，欣慰地說：“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勞動大學畢業了！”
三是他“搞”了開後門送兒子上抗美援朝戰場的特殊。1950年，美國發動了一場滅絕人性的侵朝戰爭，中朝邊境上空，布滿了戰爭陰雲，黨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並任命彭德懷出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總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求入朝參戰，毛主席身邊許多人包括彭總考慮到主席為革命已失去了好幾位親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對。毛主席為了滿足岸英入朝作戰的心願，破例為其要彭總開後門，在家宴上舉杯替兒子求情，感動了彭總，終於使其成為誌願軍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榮犧牲。當毛主席獲悉噩耗，痛惜之餘，發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誰讓他是我毛澤東的兒子”！
四是“搞”了絕不允許兒子違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歲的劉思齊和二十六歲的毛岸英來到毛主席辦公室，陳述了結婚的想法。當得知劉思齊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時，毛主席說：“噢，還不滿十八周歲，你們著什麽急啊！到了滿十八周歲後再結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規定，年滿十八周歲方可結婚，再等一等，好嗎？”思齊同意了，但岸英還想不通，他對爸爸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我想結婚以後好好工作和學習，就不操這個心了。”毛主席有點生氣：“你是不是想讓我現在就同意你們結婚呢？”岸英說：“是的。”毛主席很嚴厲地說：“你是毛澤東的兒子，你不遵守婚姻法，還能叫誰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剛剛公布，就違犯它，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為他們舉行了婚禮。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為難”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剛進京，便收到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給其安排工作。接信後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楊開智“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麽工作就做什麽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事，不要使政府為難。”毛主席同時又寫信給當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長沙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囑以“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六是“搞”了我的親戚“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針對親屬中有的來京看望他回鄉後，驕傲起來，不大服從地方政府領導，給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對我的親戚應“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七是“搞”了“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麽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漢視察，由於此前曾多次去過武漢三鎮，這次特意提出要去漢陽，但武漢的同誌考慮到從漢口到漢陽既沒有橋，也沒有渡江的輪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對毛主席的漢陽之行。毛主席沒講別的話，隻反問一句：“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麽我不能坐筏子？”反問的含義很顯然：黨的主席和黨的其他幹部隻是責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後，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降幅達到33.64%。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饑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
九是“搞”了73個補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從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沒有做過一件新衣服，一件打著73個補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對此，毛主席是這樣看待的：“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沒關係，穿裏麵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特殊。50年代後期，李敏、李訥考上大學後，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她們過著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生活，吃住在學校，同普通群眾的子女一起，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睡上下鋪，吃一樣清淡的夥食，一樣下鄉參加勞動，回家一樣擠公共汽車。隻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時候，她們才能得到回家見見父母的機會。而就是在這種時候，她們也還是照例去機關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訥參加學校的活動，天黑才離校回家。警衛員出於對安全的考慮，瞞著毛主席用車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後，嚴厲批評了警衛員，並質問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別人的孩子能獨自回家，我的孩子為什麽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有一天，一名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裏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幹。幾天後，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嚴肅批評了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主席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幹也不許送！”
十二是“搞”了“禮品一定要送倉庫”的特殊。1964年，瑞士總統送了兩塊金表給毛主席。當工作人員向他征詢是否留下時，毛主席說：“這種禮品不能要，誰當主席他送給誰，你當主席也會送給你。我是代表人民的，這種禮品不能收，一定要送倉庫。”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到杭州龍井茶產地梅家塢參觀製茶。民主人士黃炎培要買一罐龍井茶送給毛主席，茶場同誌聽後，精選了上等好茶並且堅決不肯收錢。黃炎培回京後將茶葉送給了毛主席，並說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況後，委托別人把這罐茶送還了梅家塢茶場，並表示了感謝。
十三是“搞”了替身邊工作人員退賠土特產的特殊。毛主席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官僚主義和貪汙腐化。他對身邊工作人員三令五申，“你有沒有貪汙？”“你現在不貪汙，你以後貪汙不貪汙？”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鍾：“不要叫糖衣炮彈打中。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蝕，要經得起考驗。”“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你們在我身邊，職務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們要警惕，要夾著尾巴做人！” 1959年9月，當他了解到身邊工作人員收受地方贈送土特產的事實後，大發雷霆。立即開展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對一些工作人員的職位進行了調整，使他們重新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接受鍛煉和改造，並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費，按照實際收受情況，一共退賠了3萬多元。
十四“搞”了為革命失去11位親人的特殊。眾所周知，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毛主席的一家，先後犧牲了6位親人，如47歲的弟弟毛澤民、28歲的妻子楊開慧、28歲的兒子毛岸英、29歲的小弟毛澤覃、24歲的堂妹毛澤健、19歲的侄兒毛楚雄。不僅如此，還有5位親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過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生下來便分離的第一個女兒、失蹤的第五個兒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個兒子、無法尋找的第七個女兒。
象毛主席這樣“搞”特殊的事例還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陳述……
親愛的朋友，當您看完上述內容，您是否還以為毛主席真的沒“搞”特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僅“搞”特殊，而且還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時機和場合，毛主席都不會放過，都會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難以理喻。
不過，需要我們辯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於國家，還是有利於私家；是有利於民眾，還是有利於個人。
由上述可見，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於正能量的傳遞，有利於全民意誌的統一，有利於黨的形象的樹立，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員都能像毛主席這樣“搞”特殊，改革還會有寒氣嗎？開放還會有穢氣嗎？官場還會有戾氣嗎？精英還會有媚氣嗎？社會還會有瘴氣嗎？百姓還會有怨氣嗎？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辭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單從習政權開始抓了多少大老虎小蒼蠅？
2012年12月6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李春城是十八大後首個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反腐領域“打虎”的序幕也就此拉開。
緊接著的2013年，劉鐵男、倪發科、王素毅、蔣潔敏、李東生等一批部委和地方高官落馬，案件查辦“零容忍”態勢明顯。一些所謂“禁區”和“慣例”的打 破，則在不斷刷新著人們對於反腐敗的認識。2014年7月29日，官方發布消息，鑒於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 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高級幹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辦。
2015年7月24日，中央紀委發布消息，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周本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周本順是十八大以來首個在任上落馬的省委書記。
2015年10月，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央紀委關於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梁、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餘遠 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人民日報記者在文章中寫道：“一次性確認開除10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黨籍，在曆史上實屬罕見。
2015年11月，中央紀委網站在不到24小時之內先後通報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長艾寶俊及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被查的消息。隨著這兩位京滬官員的落馬。
2016年9月，在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紀委發布了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黃興國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的消 息。隨後，六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王瑉、呂錫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範長秘、牛誌忠嚴重 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王瑉、呂錫文、範長秘、牛誌忠開除黨籍的處分。
一組來自中央紀委的數字顯示，十八大以來查處高級幹部的數量逐年增加：2013年，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31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8人；2014的數字分別是68人和30人；2015年的數字則是90人和42人。
據中央紀委案管室有關負責人介紹，2016年1至11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36萬件，處分33.7萬人。此外，同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置問題線索61.5萬件次，較去年同期增長41.8%。三年多來已先後有100多名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落馬。
毛澤東的確是共產黨的祖師爺。沒有毛澤東，便沒有共產黨，這倒是真是的。
國學有餘，洋學更足，導致是著名航天科學家，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七屆、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
政治上有哪一個頭不是獨裁者？ 舊中國的經濟更落後。
《改變世界的日子》一文中說：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改變世界的日子》
作者：毛澤東外孫女孔冬梅
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一路破冰——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尼克鬆是在第一個任期內的最後一年1972年訪華的。希望連任的尼克鬆，對此寄予厚望。他認為：與中國改善關係，能夠大大加重美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公眾會支持自己在下一個任期繼續這項有曆史意義的工作。
不過，“中國之旅”絕非易事。1969年美國飛船即已登月，美國總統訪華則在1972年。分隔中美兩國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間的大氣層和星際空間還難跨越。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鬆此行被西方媒體稱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開，或被冰山所困，訪華成功或失敗的可能性同時存在。
作為第一個訪問未建交國家的美國總統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在職美國總統，尼克鬆一定會麵對美國國內反共及反華勢力的強大壓力。另外，尼克鬆於1953年結識的“老朋友”蔣介石，也在暗地裏怒責他“朝毛”(即朝拜毛澤東的意思)、“向毛叩頭”了。台灣在美勢力對美國政要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作為共和黨推舉出來的總統，尼克鬆時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黨。何況由於越南戰爭，尼克鬆在美國已很狼狽，嚴酷的形勢不容許他犯下大錯。
專機於上午11時30分抵達北京東郊首都機場。尼克鬆總統與其夫人並排手挽手頂著寒風，穩步踏上專機舷梯。然後尼克鬆總統搶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動伸出右手，周總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來，兩隻手熱烈有力地緊握在一起。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拒絕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握手的時代，終於過去了。
就在這時，外公毛澤東又做出了一個出乎世人意料的決定。
據護士長吳旭君回憶：尼克鬆到達北京前，她給外公念外電評論，其中有一條說：尼克鬆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這是說尼克鬆向中國投降的意思，代表那些反對此次訪問者的看法。外公聽完這條消息，笑了。他說：“我來給尼克鬆解解圍。”
這個“圍”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謎底才告揭開。
中方第一個得知消息的是吳旭君。外公是把吳旭君叫到床頭告訴她的。此時，纏綿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對吳旭君說，希望立刻見到尼克鬆。
此事非同小可。這一次，吳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讓她打電話給海容，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那樣遲疑不決。從海容那裏，她知道外交部一直無法把外公會見尼克鬆的時間確定下來，怕的就是身體情況不允許。現在終於能確定了，十萬火急，必須馬上準備。
吳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臥室的沙發上坐好。然後，小跑著出了屋。從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遊泳池會見外賓開始，基本上都是由秘書張玉鳳負責攙扶老人家迎接客人，這次，也要讓她有精神準備。接著吳旭君又跑去告訴衛士兼理發師周福明——自從月初會見巴基斯坦總統布托以後，基本上臥床的老人家就沒理過發。另外，周福明還要負責準備會見廳(即書房)的茶水。
然後，吳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貼身警衛李連成，再由他報告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張耀祠和中南海西門門衛，這些屬於安全保衛範圍。另外還通知了秘書徐業夫。細心的吳旭君還通知了生活管理員吳連登，讓他準備點食物，因為她擔心老人家會見時有可能出現低血糖。
最後，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遊泳池的醫療組，告訴他們即將的會見消息，請大家隨時待命。辦完這些事情，吳旭君趕回臥室，把老人家扶到會見廳，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醫療組，再一次檢查了醫療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吳旭君忙碌的同時，外公也相應做了些準備，《參考資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兩篇對外公會見尼克鬆有用的材料，外公應該是在會見前看過的。
第一篇是美國總統尼克鬆抵達中國前，在臨時落腳地關島對記者發表的講話。其中有這麽兩句：“總統說，他期望他同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而不是隻集中討論眼前的問題。”“尼克鬆說，毛和周都是‘有哲學頭腦的人物，他們不是僅僅講究實際的、注意日常問題的領導人’。”
第二篇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典禮中的致詞：“所以今天國際間任何與惡勢力謀求政治權力均衡的姑息舉動，絕不會有助於世界和平，而適以延長我七億人民的苦難，增大全世界的災禍！我們對任何有損於中華民國主權利益的行動，保有高度的警惕！”在不久尼克鬆到來後，這兩篇材料被外公借題做了精彩發揮，成為會見中的畫龍點睛之筆。
總理下午2時左右得知外公決定會見尼克鬆，客人已去駐地休息，4點半將有全體會談，7點鍾還有歡迎宴會。總理非常著急，海容馬上按總理的吩咐，叫韓敘來。禮賓司代司長韓敘隨即趕到。總理對他連說兩遍：趕快準備、趕快準備！一向精明能幹的韓敘卻摸不到頭腦，見此情況，海容對韓敘做了解釋。最後，總理決定分頭行動：自己趕往尼克鬆所在的釣魚台十八號樓說明情況，再去遊泳池檢查會見準備；海容趕往中南海遊泳池，安排安全保衛及攝影攝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鬆盡快前往外公住處。
(摘自毛澤東外孫女孔冬梅《改變世界的日子》)
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現代工業體係。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僅經過了2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形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政治體製和集體經濟製度以及其全國人民生存的物質基礎。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現代工業體係的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和幾百萬個集體企業，沒有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話，中國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是根本沒有對象的。讓走資派鄧小平在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時代搞改革開放行嗎？當然這樣問就是一個偽命題。中華民國蔣介石國民黨時代本來就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開放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軍閥割據又是戰亂的時代。走資派鄧小平隻能成為軍閥中的一個而己。
新中國把國門打開，前提是外麵沒有強盜，或者說是外麵的列強已經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存在，這就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在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已經秘密訪華了。在1972年前後，大批西方國家或者是西方陣營的國家和中國建交，包括意大利、奧地利、加拿大、英國、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個前提是什麽呢，是70年代初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戰爭的勝利。
從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國和美國直接或者間接交手，而且美國都失敗了。尤其是第二個戰爭，援越抗美戰爭，美國失敗得更慘。美國當時急於從越南抽身。他承認了中國的勝利，所以尼克鬆到中國來，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和毛澤東會談。當時美國媒體評論說，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在尼克鬆訪華之後，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尼克鬆是舉著白旗來到中南海的》。
所以這兩個方麵，一個是中國的工業體係，一個是中國的國際環境，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兩個基礎，比如假設越南戰爭中國失敗了的話，那麽美國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就會收得更緊，中國就根本沒有改革開放的機會，因為在門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環伺，這個門是不能打開的。所以說，如果我們正麵評價改革開放的話，也不能忘記毛澤東時代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
看毛澤東在今天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在百度輸入“毛澤東”三個字，出現的條目是幾千萬。但“毛澤東”這三個字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頻率是並不高的。
每年的9月9日在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在毛主席紀念堂的人也非常非常多，鮮花也堆積得跟小山一樣。有人見到毛主席遺容之後失聲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論怎樣評價這些事情，它們是有新聞價值的，但在許多主流媒體上的確保持了沉默。
1999年，美國時代生活出版公司為了迎接新千年到來，組織了一個24人的小組。這個小組谘詢了幾十名專家意見，在幾百個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當中，選出100個偉人中的偉人和影響力最大的100個曆史事件，時間跨度是從1001年到2000年。後來他們編成了一本畫冊，叫《人類1000年》。在這本畫冊裏，沒有羅斯福，也沒有華盛頓，沒有丘吉爾、戴高樂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但有毛澤東，而且毛澤東出現了兩次：作為曆史人物，他出現了一次;作為曆史事件，他領導的兩萬五千裏長征又出現了一次。這本書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叫做“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和剛才百度的搜索結果作一個對比，也就是說，放在一個也許更客觀、更多元的一個環境裏，毛澤東顯示的影響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說，如果把毛澤東放在一個更長的曆史跨度來看，他的影響力也是更大的。
要談曆史，我們首先要畫出一個曆史的坐標，否則，曆史就是混沌一片的。曆史一般的分期，從原始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直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
在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打得落花流水，以至於傳統的中國古典文明出現了崩潰式的局麵。這樣，就引出了一個中國近代史，幾代中國人都在追求這個問題的解決，但一直沒有成功。而毛澤東呢，正是在解決這個近代史被帝國主義入侵的過程中，麵對這個問題，麵對中國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現的一個曆史性人物。
中國的近代史又有“近代”與“現代”的區分。近代和現代的分界點是：從辛亥革命開始，到1949年結束。但總之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是區分開的。那麽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樣理解這個中國近代和現代的區分? 中國從1840年到今天走了兩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這條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則是“現代”。不管是從辛亥、從五四開始算起，都是這樣一個區別，下降的過程與上升的過程,一個是中國崩潰的過程，一個是新中國建立的過程。而毛澤東，正是站在這個“近代”與“現代”轉折點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從曆史的角度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有三個曆史貢獻：第一個是贏得了中國的獨立。在毛澤東以前，中國已經被列強瓜分鬥刨，麵目全非了。過去的藩國和領土一塊塊丟失，比如過去的琉球、朝鮮、越南、緬甸。領土比如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以及中亞和台灣的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都喪失掉了。以至於在1898年戊戌維新之前，當時的譚嗣同已經在“籌辦亡後之事”，就是認真考慮和籌劃中國被滅亡之後的事情，包括在中國被瓜分之後，他所在的湖南省應該起什麽作用的問題。在當時的精英看來，亡國已經是非常急迫、非常現實的一件事了。
那麽，在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真正實現了獨立，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說的近代所講的“驅逐韃虜”的任務。而這個任務的完成嚴格說還不是1949年，應該說是1953年，也就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時候，這個問題才真正的解決。因為隻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時候，通過和列強即“聯合國軍”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風，才讓世界各帝國主義列強真正認識到了毛澤東的中國。
在抗美援朝戰爭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鮮，中國當時最強大的軍隊淮軍與新建不久的日本陸軍相遇，淮軍從朝鮮的牙山潰退到平壤，再從平壤潰退到鴨綠江，一潰千裏。而過了50多年之後，還是一樣的中國農家子弟，經過毛澤東思想的訓練和武裝，就把當時由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打得落花流水。當時，新中國的國力同“聯合國軍”中為首的美國相比非常懸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的國力是遠遠超過日本的。在1950年，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是美國的28分之一，美國是2800億美元，中國是100億美元。在當時最能反映工業水平的鋼產量方麵，雙方懸殊更大，美國是8780萬噸，中國是60萬噸。
所以，當時身經百戰的領袖群體在討論是否要出征朝鮮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這樣一個軍事天才，都是不主張出兵的。而毛澤東力排眾議，他考慮了3天時間，不管有多麽困難最後還是決定出兵。毛澤東的戰爭意誌和戰略判斷被後來證明是非常有遠見的。
當時的蘇聯比中國要強大得多，蘇聯已經有完整的工業體係，有現代化的海陸空軍，而且已經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剛開始斯大林答應蘇聯隻出空軍，但是到了最後一刻，斯大林怕出空軍也會和美國發生衝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怕美國進攻蘇聯，所以在最後一刻取消了這個決定。
斯大林和當時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講，讓他轉告毛澤東蘇聯不出兵了，並且說，讓金日成同誌到東北組織流亡政府吧。但是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是堅持原來的決定，堅持出兵。回憶錄講，當時斯大林感動得流淚了，連說還是中國同誌好。所以說，在真正的曆史關頭，在真正考驗一個人的時候,一個人的意誌、膽略和智慧就被比較出來了。斯大林也是個鋼鐵般的巨人，“斯大林”這個詞在俄文裏就是“鋼”的意思。但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在朝鮮戰爭這個問題上仍然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抗美援朝戰爭這3年，中國打得非常艱苦，犧牲了10多萬人，而美國的戰爭意誌始終沒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軍隊的戰爭意誌基本上被打垮了，經常出現整師整軍被圍殲，出現一潰千裏的局麵，這就表明戰爭意誌被打垮了。
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澤東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裏，他講了中美兩軍武器裝備的對比。他說，美國一個軍3個師，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數量是1500門。而中國一個軍也是3個師，火炮數量隻有36門，也就是說連美國的一個零頭都不足。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上經常是美國的一個團被包圍，但是最後還是突圍出去了，而這種情況在解放戰爭中是很少出現的。所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誌願軍最多全殲的美國軍隊就是一個營，因為美國火力太強了。由於誌願軍與美軍裝備的懸殊，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但1953年還是取得了勝利。
所以從1953年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敢於真正入侵中國。這是因為抗美援朝戰爭樹立了新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所謂“打得一拳開，百拳不再來”，如果第一次挑戰你不敢勇敢麵對的話，就會像1840年以後那樣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就不斷會有人來打到中國頭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生存之戰，說到中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必須把抗美援朝戰爭的功績考慮進去。
抗美援朝戰爭又引出了毛澤東的第二大貢獻，就是中國的完整的工業化建設。抗美援朝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沒有現代工業。所以當初麥克阿瑟不相信中國會參戰，理由就是中國沒有空軍，沒有現代工業。他說如果中國參戰的話，特別是如果前進到平壤一帶的話，那麽中國軍隊將麵臨一場最大規模的屠殺。鑒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教訓，在抗美援朝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新中國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1952年，新中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摸的工業化建設。
從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看，中國至少有三個千年工程，第一個是秦始皇修築長城，它奠定了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的北方邊界，也就是遊牧民族同農耕民族的一個分界線，因為秦始皇的長城在北方的線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線重疊。再往北方，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無法建立農耕文明的。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千年工程，後來曆朝曆代又不斷翻修，這個工程影響了中國曆史兩千年。
第二個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運河，溝通了南北經濟，溝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後中國經濟的繁榮，影響也超過了一千年時間。我們看《水滸》或者《金瓶梅》裏麵描寫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華，都是沿運河的城市。隻是到了近代，海運開始盛行以後，運河及其沿岸才開始衰落。
還有一個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的中國現代工業體係。這也將產生長遠的影響，因為它奠定了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基礎。這個工程在1952年啟動以後，扭曲了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不是從輕工業而是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裝備其他工業包括國防工業部門的。
當時中國建立工業體係的第一目標是建設現代國防，也就是為了避免中國自1840年以來麵對的被動挨打局麵。我們知道，常規的工業化過程，比如英國，是從紡織業這種輕工業開始，最後才發展到機器製造業這樣的重工業。而中國剛好顛倒過來，所以當時出現了國富民窮的問題。當國家的工業基礎已經相當雄厚的時候，老百姓的生活還很艱苦。這就是因為大部分資源都被拿去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了，以至於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就。
1964年10月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對世界產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國實現了用導彈發射原子彈;1967年爆炸了氫彈;1970年4月中國衛星上天。也就是說，以“兩彈一星”為標誌，中國的現代工業體係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當時世界的尖端技術成果，“兩彈一星”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國沒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間技術的話，我們中國今天的命運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說，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工業規模甚至還不如比利時。比利時我們知道麵積隻有30000平方公裏，比台灣省還小，人口隻有幾百萬，還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澤東時代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國卻進入了世界工業六大強國的行列。1952年，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工業隻占30%，農業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澤東逝世前，這個比例顛倒了過來，工業占72%，農業隻占28%。當時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獨立的現代工業體係。這是毛澤東在曆史上的第二大貢獻。
毛澤東還有一大貢獻是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要說社會主義首先要講一下資本主義的困境。因為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是以“經濟人”為基礎，也就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資本主義導致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形成惡性競爭的關係。因為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不但導致社會環境的惡化，也導致自然環境的惡化，並且在個人心理上形成了極度的焦慮、壓力和緊張。
建國初，新中國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當時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情況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選擇惡性競爭，那麽它造成的慘狀是難以想象的。因為那麽有限的資源會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裏，這也是1949年之前中國的一個狀況。
1949年之前，為什麽中國的現代工業不能啟動，遲遲不能啟動，或者啟動了多次都進展及其緩慢，並且不得不中途停下來?除了戰爭的幹擾，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財力和物力被一小部分高消費階層占有並無謂地消耗掉，有限的資源沒有投入到工業建設中;而1949年的中國革命就是消滅了這個高消費階層，把他們原來占有的這點資源拿過來，投資中國的新工業建設，奠定了中國新工業建設的基礎。
今天我們中國又有了一個高消費階層的，如果這個高消費階層提前50年出現，中國是不可能建立現代工業體係的。之所以今天能夠容納這個高消費階層，是因為毛澤東時代已經奠定了一個工業基礎，中國的財力和物力能夠在現代化建設的同時，背負這樣一個高消費階層。
所以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是對上述資本主義困境的一種超越和克服。毛澤東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同時也嚐試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製度進行改造，也就是說對計劃經濟和官僚體製進行改造，這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嚐試。這些嚐試都是下放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試圖超越當時以計劃經濟和官僚體製為標誌的蘇聯模式。但是這個嚐試我們都知道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這就說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
記念毛澤東逝世幾十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幾十周年。在談論毛澤東的時候肯定回避不了文革。文化大革命也的確試圖解決在那個年代出現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即變修走資的問題。
什麽是國家社會主義呢? 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的“主義”是連接在“社會”後麵的。也就是說，是由全民占有生產資料，由全民來享有生產成果。但是國家社會主義並不是這樣，國家社會主義是由一個官僚集團掌握和控製生產資料，由官僚集團掌握國家權力，來實現生產成果的支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要解決國家社會主義的問題，是要把國家社會主義變成全民社會主義，變成人民社會主義，這應該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就是說僅僅有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社會主義民主同無產階級專政相配套。
在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當時一個民主人士叫黃炎培隨團訪問延安，和毛澤東作了交流。他問毛澤東，說他也是幾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團上升然後衰落和覆滅,“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剛開始大家聚精會神，眾誌成城，以後便惰性發作，無法扭轉。他說這是一個曆史周期率。中國共產黨怎樣避免這樣一個循環?毛澤東當時很有信心地回答黃炎培說，我們靠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想法，他在建國以後條件成熟的時候就會實施這個想法，把群眾號召起來監督和批判這個國家的執政集團。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澤東和黨內的幾個秀才一起係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做了很多批注和談話。教科書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有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等等。毛澤東當時就非常有針對性地在教科書的這段文字旁邊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他還發表了一段談話，說：“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一個“紅色”的官僚集團會漸漸褪色，會變成“白”，漸漸還可能變成“黑”。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決“改變顏色”的問題。舊中國的勞動者曾經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解放後，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是當時文革的一個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後，解決了市場對人的支配之後，要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解決國家和政府對人的支配問題。要實現最徹底的解放。
當時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世界的影響非常大。包括對發達國家，比如說對日本、對美國、對西歐。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電影叫《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那裏麵有一個細節，從側麵反映了文革的影響。羅馬的公安局長每天收到報告說，今天在大街上毛澤東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林彪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這是當時羅馬的情況。我們今天都很難想象，當時中國對世界有這麽大的影響，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識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頭腦能思考的人當中。你們現在在網上搜索，可以看到這樣的照片：當時日本大學生YX，高舉的是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的語錄牌。文革以後，很多人從個人崇拜，從意識形態宣傳灌輸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的巨大威望。這放在世界範圍內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我剛才說到的這些美日歐國家，是完全不存在這樣洗腦的條件的。如果說有洗腦的話，那麽恰好是反向的洗腦。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澤東在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在世界曆史上也很難有第二個人可以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