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細菌武器成果都去哪兒了
轉載《揭秘美軍最大生化武器基地黑曆史 竟接手731部隊成果》
作者：渣渣刀&鍬鐵刀
時間：2020年5月21日
網址：https://mil.sina.cn/gjjq/2020-05-21/detail-iircuyvi4238569.d.html
5月2日，中國媒體向美國政客提出的十個問題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德特裏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美軍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關閉後不久便出現了一連串肺炎或類似肺炎病例。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H1N1流感爆發；2019年10月，美國多個機構組織了一次代號為‘Event201’的流行病演習；12月，武漢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現症狀；2020年2月，疫情在全球多點爆發。這些事件是否有內在關聯？
這些問題已經夠某些口無遮攔的美國政客回答一陣子，但關於德特裏克堡，他們需要解釋的可能遠不止這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戰爭勝利時，遠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卻在暗中謀劃著什麽。
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同年10月偷偷派遣了一隻科研隊伍前去日本執行秘密任務，帶隊者為時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卡爾·康普頓，而他要去見的人正是前731部隊的創始人、頭目，“惡魔醫生”石井四郎。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是舊日本帝國陸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的稱號，在石井四郎的領導下在侵華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了包括細菌實驗、活體解剖、毒氣實驗等一係列毫無人道突破底線的人體實驗，據731部隊要員供認，至少有3000人在這裏被殘害。
但一些研究者認為受害者至少達上萬名。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731部隊在中國浙江、湖南以及山東、廣東等地實施大規模慘絕人寰的細菌戰，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然而就在1946年到1948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上，包括石井四郎在內的十幾名731部隊主要成員卻無一受到起訴，這不免讓人心生疑竇。
作為戰勝國的美國在二戰一結束便千裏迢迢去到日本，到底在打什麽算盤？
據美國國家檔案館文獻記載，早在二戰結束前，美軍便已獲悉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事實，並在1945年到1947年期間，前後五次派遣科研隊伍調查並嚐試用各種渠道得知相關實驗“成果”。
1945年9月，美方派遣的細菌專家莫瑞·桑德斯中校審訊了“731部隊”的主要成員內藤良一、金子順一和增田知貞等人，以此完成了有關731部隊的研究報告（《桑德斯報告》）。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390/18/24/02）。
1945年10月3日，由杜魯門總統親自指派的卡爾·康普頓回到美國並向其匯報和提交了一份六頁的情況匯總。該份報告現存於杜魯門博物館。
1946年5月31日阿爾沃·湯普森赴東京對石井四郎及25名親信進行詢問，並完成了《關於日本生物戰研究的報告》，提交了對21種細菌戰劑、4種細菌攻擊方式的研究報告以及10張細菌炸彈圖紙。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270/09/07/04）。
1947年4月德特裏克堡的諾伯特·費爾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調查，並在6月29日發回的《日本生物武器新信息匯總》裏稱“目前在德特裏克堡研究的實驗日本人已經做過，並且還有許多新的研究，包括真菌、細菌、線蟲對滿洲以及西伯利亞地區穀物和蔬菜的影響。”“報告還沒有在德特裏克堡研究，但是在初步瀏覽後可以確信裏麵包含了很多有趣且有價值的信息。”
據稱此份報道長達60頁，包括對炭疽、鼠疫、傷寒、甲乙型副傷寒、痢疾、霍亂、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彈實驗、噴灑實驗、穩定性等方麵的研究成果。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290/03/19/02）。
1947年10月29日起，德特裏克堡的埃德溫·希爾博士開始了對於731部隊的主要成員的麵談共76次，內容包括植物、動物、人體實驗、各類病毒以及生物武器在戰爭中的運用。
在12月12日提交《埃德溫·希爾報告》並在報告中極力為石井請願免罪。麵談實錄和材料全部收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而日本慶應義塾經濟學會1991年發表的論文中，也十分明確地提到了桑德斯、湯姆森、費爾以及希爾四人前往日本調研的經曆，以及他們在麵談後留下
石井四郎和其他731部隊主要成員把研究成果拱手讓人，是科學家的無私還是背後另有隱情？
對於科學家來說，研究成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石井四郎怎麽忍心就這麽把自己培育多年的孩子拱手送給美國？這不禁讓人聯想，莫非美國和石井及其部下做了什麽交易？
這個懷疑在不少一手二手文獻中得到了驗證。
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1980年發表的《日本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一文中引用了1947年5月6日被派往東京的美國生物武器專家發給華盛頓的一封電報：“石井表示如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上司和手下可以不以戰爭罪被起訴，那麽他願意詳細描述實驗內容。”
同年7月1日，愛德華·韋特爾博士寫給美國國務·陸軍·海軍調整委員會（SWNCC）的備忘錄中也提到 “（石井及其同事）願意提供從人體實驗和動物實驗解剖獲得的8000張玻片…任何’戰爭罪’審判都將向所有國家完全披露此些數據，因此，為了維護美國國防和國家安全，應避免（審判）發生。” 韋特爾甚至直接表明“日本生物武器數據對美國的重要性遠遠比（石井及其同事）被起訴更有價值。”
最有說服力的證據莫過於日本記者青木富貴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細菌戰部隊揭秘》中提到的石井與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秘密的口頭協議。
青木富貴子寫道自己在美國國立檔案館裏看到了“鐮倉協議”，其中包括 “秘密調查報告僅限於希爾博士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中的美國人以及石井四郎和約20名研究人員範圍之內” 和“日本研究人員將受到絕對保護，免於追究戰爭罪責” 在內的等九條協議。
然而美國不止幫石井及其同事逃脫了戰爭罪的審判，不少史學家懷疑德特裏克堡雇傭了石井為美國研究生物武器。
1995年3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名為《731部隊的罪行》的文章中寫道 “美國希望得到日本的生物武器數據以供其用於軍事。（這些數據） 不僅讓731部隊的負責人免於戰爭罪的審判，並且給他們發起了美國的工資。”
英國衛報在2005年5月10日刊登的劍橋大學講師理查德·德雷頓的《空白的道德支票》中也寫道“曾在滿洲進行人體實驗的日本石井四郎後被美國雇為生物武器顧問。”
如果說這些指控僅僅是史學家的猜測，那麽1947年7月22日由時任美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威洛比將軍秘密發送到華盛頓的電報就是實錘。
威洛比在電報中寫道 “我必須要指出這是明智地使用MID機密資金的途徑 （也是此資金的主要用途） …… 倘若我們不能留住這些人，丟失臉麵或是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將破壞迄今為止已成功發展的關係。”
於是在仔細考量了731部隊的實驗成果數據對“美國國防和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後，SWNCC的赫伯特將軍在8月27日的備忘錄裏寫道對最終立場文件的一些更改建議， 包括以下內容：“目前的數據…看來不足以構成維持針對石井和其同事的戰爭罪行指控。” 該份備忘錄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250/68/05/03）。
最終1946-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由於某大國的操控、掩護，在中國犯下的嚴重細菌戰罪行的石井四郎以及所有731部隊參與者因“證據不足”無一被提起訴訟。
德特裏克堡生物實驗室的官方名稱是美國陸軍傳染病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在傳染病的研究和防治領域有著極大的影響。然而近些年來，德特裏克堡卻因其他原因頻頻登上頭條。
根據1989年美國雷斯頓埃博拉事件紀實作品《血疫》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德特裏克堡的存在。而這本書在2019年被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改編成為了影視作品。
2001年的炭疽熱襲擊，德特裏克微生物學家布魯斯·埃文斯（Bruce E。 Ivins）取出炭疽孢子並用信寄出，導致5人死亡17人感染。而就在2008年，當聯邦調查局發現他的可疑之處並將逮捕埃文斯時，這位“備受尊敬”的科學家卻選擇自殺。
2011年到2016年，周邊的居民請願關閉德特裏克堡，請願人寫道“德特裏克堡的武器滲入地下，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影響了成千上萬人，讓我的家人，朋友和鄰居得了罕見的癌症。它已奪走了2500多個生命。”研究人員在德特裏克堡附近發現的泄漏的橙劑、炭疽、武器化肉毒杆菌中毒和放射性碳十四。
有趣的是，上述這些大多數都曾在石井及其同事的731部隊研究過。上文提到的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的《日本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一文中對此也有詳細敘述：“顯然，在德特裏克堡的研究者從日本同行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 有研究者稱 （得到的報告） 是’無價之寶’。美國後來研發的生物武器與日本已開發的武器極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後來，羽毛炸彈成為美國生物武器庫中的基本配置。”
而在越南戰爭中投入實戰的橙劑，根據曾幫助美國農業部整理橙劑相關文獻的學者阿爾文·楊（Alvin L。 Young）所著的《橙劑的曆史、用途、特性及環境歸宿》一書記載，研發、測試所謂“戰術除草劑”（包括橙劑在內）的牽頭機構即德特裏克堡的化學武器研究實驗室。
而這本書當中，也留下了很多關於德特裏克堡在“戰術除草劑”研究中的圖片和文獻資料。
的確，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數據庫的記錄中可以看到，在1946年到1949年期間，近60份731部隊相關采訪和研究都是在德特裏克堡進行的。這些美國從“惡魔醫生”石井手裏獲取的研究成果，輾轉來到德特裏克堡並再次“大放異彩”。
2019年7月到8月，德特裏克堡內部報告了兩次泄漏，在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在現場檢查和評估之後，停止了該實驗室的研究項目。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少數政客不斷地指控這個來源還沒有調查清楚的病毒是中國的實驗室中製造出來的。盡管他們言之鑿鑿、信誓旦旦，甚至指控的表述前後不一。但證據就像他們口中的象牙一樣虛無縹緲。
相反，德特裏克堡給了我們太多未知和不確定。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個坐落於“空氣香甜”馬裏蘭州的基地，接手了對中國人民有著最大傷害的731部隊的“研究成果”，用來做什麽，我們不得而知。而其病毒曾經泄漏的“實戰經驗”，更讓人不寒而栗。因為這裏保存了比新冠病毒更讓人擔憂的，危險性更強的其他病毒。
寫在最後：美國掩蓋石井等人的戰爭罪，德特裏克堡接手731部隊，在這個國家重要政客都可以毫無根據的隨意造謠的時代，即使真相為真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呢？也許就如英國病毒學家阿拉斯泰爾·海博士在2004年《自然》雜誌裏寫道的一樣：“遺憾的是，很少有在這一領域研究的中國學者有權限瀏覽相關的檔案。”
走資派鄧小平們大力吹響“階級鬥爭媳滅論“和否定“文革造反的革命理想“之後，從胡躍邦開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引進了西方的絕對的自由主義。從而扔掉了革命造反的理念，也就是迎來了被和平演變的開始。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不惜一切代價動用所有宣傳機構抹黑否定文革之後，在民間特別是民間知識分子中間出現了一個失落的過程。與此同時，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在民間社會成長。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思想傳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相當有影響的，但是隨著那個時代的舊中國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的加重，這種思潮退出了知識界，取而代之的是馬列主義。
但這個自由主義的思潮經過了幾十年的沉寂和潛伏，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在知識界，包括知識青年當中開始恢複和成長。在當時的城市和農村，有知青聚居點和家庭文藝沙龍，青年知識分子傳閱書籍，交流思想，包括馬列經典、現代西方和蘇聯的文藝和政治書籍，大多是所謂“灰皮書”和“黃皮書”，因為是內部出版物，政治類書籍的封麵為灰色，文藝類書籍的封麵為黃色。在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的家庭文藝沙龍進入黃金季節。當時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比如說有人在探討存在主義，因為存在主義在知識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
文革本來是批判走資派以揭示了中國新的未來，即中國共產黨應繼續革命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但是因為走資派鄧小平為自己翻案而否定文革的以及其他一係列原因，文革《繼續革命》的理想失落了。所以，當時敏感的知識分子開始探索中國新的道路即走資派鄧小平的有關中國要走一段資本主義的設計。而90年代在主流知識界被追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義，也說明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態發生了一個變化，這個變化甚至也反映在了執政黨和政府的文件當中。
1975年1月中國召開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但是，這個報告是由走資派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走資派鄧小平排除了文革中的革命理想，堅持假借“四個現代化”來推行唯生產力的內容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就是在20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四個現代化”是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已經提出的，在第四屆人大重提，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跨過了文革這9年，意味著文革《繼續革命》的革命理念被“四個現代化”的理念置換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曆史細節。“四個現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這個目標。從此，中國的革命話語就開始轉換成了私有化話語，就是走資派特色黨政府今天的這套話語。
在1975年以後，走資派鄧小平又被趕下台，私有化的理想又不斷被轉換。但又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幾年後，1987年特色政府十三大的時候，“四個現代化”被轉換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指的是經濟技術和產業結構的指標，但1987年走資派特色黨的十三大把這個理想置換成了“小康”理想。
“小康”是什麽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標準，鈔票的標準。這個小康標準在2002年十六大報告裏被表述為，到2000年中國“基本實現小康”，也就是說是一個平均數。因為大家知道有廣大的貧困階層遠遠在平均數以下，所以說是“基本”，打了一個折扣。從這些標準的變化，人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當代史的一種變遷。
人們所麵對的這四十多年來的中國，是文革結束之後的中國。所謂“當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當時所說的“當代”是指1949年以後的時期。而今天所說的“當代”是文革結束以來的時期。這個當代直接承續的是文革的失敗，文革失敗直接導致了“革命造反”的概念在中國社會上的失落。以至於和“革命造反”相關的一係列價值，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常說的“人民”、“黨”、“領袖”等等都失落了。到了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對象。“革命造反”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個負麵的概念，文革仍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澤東還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人物。但還遠遠沒有停止的跡象。
對《革命造反》的妖魔化還遠遠沒有結束，2003年有一部電視劇叫做《走向共和》，那裏麵甚至對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種半醜化的筆法來寫的。那裏邊的孫中山像一個小醜，而慈禧太後、李鴻章和袁世凱這些按照原來革命的敘述在中國近代史上都是負麵形象的人，卻都相忍為國，是識大體、顧大局的穩健派人物，孫中山則活脫脫像一個八九之後在美國在西方的那些窮途末路的民運小醜。這也是《革命造反》被妖魔化以後，又對《革命造反》反複一萬次的妖魔化的一種體現。
還有就是各種教科書，如上海的曆史教科書把毛澤東與曆次農民起義的篇幅大大壓縮，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教科書和電視劇都是控製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在上世紀80年代，對《革命造反》的批判還僅僅是在學術界、知識界，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對《革命造反》的批判就滲透到了各層次的所有主流媒體，滲透到了各級各類各種各樣的電視中和教科書，這是值得中國共產黨人反省的。
今天中國大陸人民麵臨的現實，第一大特點就是對《革命造反》價值的失落，就是《革命造反》以及它所連帶的一係列價值都不再成其為價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棄。對於工人農民一切底層人民，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來講，淡忘，摒棄《革命造反》將意味著什麽？
再一個特點就是迎來了《和平演變》。
改開之初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是直接相關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等等。它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經被表述為“第五個現代化”，所以是中國現代化的政治上的含義。北京大學在1980年10-11月份的時候，出現了競選活動，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北大有兩個名額，滿18周歲的人都可以競選。當時北大出現了十幾個以上的競選班子，非常熱鬧，天天晚上都有競選人演講，演講主要是對中國現實的評價，對中國未來的暢想，等等。當時有一個競選人，他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的概念，實際上在社會上也有人提。就是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之後，還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而這個政治現代化就是指英美體製，就是多黨製、代議製。或者用上世紀90年代的說法叫“回歸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黨製、經濟上的私有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也是《和平演變》的理想。
20世紀中國人有兩大理想，一種是《革命造反》的理想，一種是《和平演變》的理想。剛才說了中國人的《革命造反》的理想已經被走資派們解體了，《和平演變》不久也進來了。《和平演變》理想的進來首先是八九事件，八九事件在中國的現實麵前雖然被碰得頭破血流而被走資派鄧小平開搶鎮壓，但《和平演變》也是走資派鄧小平做的。
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全麵實行市場經濟，全民下海，當時有個說法叫做“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都在想怎麽經商，怎麽賺錢，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包括《和平演變》理想。大家覺得，在中國建立多黨製、代議製沒有現實的可能，最大的實惠還是跳進商海，撈一些現實的好處。讓少數人先富。八九事件和走資派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對《和平演變》理想是有幫助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討論《和平演變》理想的成敗問題，就是《和平演變》理想的如何進行的問題。他們當時感覺到了雙重的擠壓，一方麵是以八九事件為代表的國家機器的擠壓，另一方麵是市場經濟的擠壓。他們忽然發現自己是中美的橋梁。其實，中國人中很多人對這兩個理想都失落了。不知信仰什麽？
所以當中國人對這兩個理想破滅之後，中國就麵臨一個信仰的廢墟，就出現了信仰的危機，精神的空白，以至於現在所有每個中國人周圍的生活都能感覺到。形成了一種理想破滅之後的廢墟文化，一種都市主流人群的自私自利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可以說隨處可見，調侃、嘲諷和混世，包括各種商品廣告宣傳都是這樣的混沌。這就是理想瓦解之後的一種症候群。
這種自私自利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實際上在當時已經感受到了文革《繼續革命》理想的破滅，對文革對革命造反對領袖英雄等已經產生了一定的懷疑。所以當時的小學生就開始學會了調侃、嘲諷、混世的這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當時在小學不少同學就是這樣的，而這在改革開放之前是絕對沒有的。在這之前大家都是抱著世界革命這種理想，甚至小學生的日記都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具有這樣一種未來的視野。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那樣一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就出現了，而有些人，他們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萌芽和成長的時期正好遭遇到文革之後，遭遇了文革理想動搖，所以對他們的影響是刻骨銘心的。當他們在90年代以來成為文化主角的時候，就帶著這種態度和風格登上了舞台。從小說到賀歲片，到小劇場話劇，到網絡論壇，一直到手機短信，這種自私自利的態度和風格比比皆是。這是中國人現在所麵臨的一個精神的現實的空虛。
同時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人們也麵對或者目睹了知識界從社會良心這個位置上的退卻。知識分子首先是以“知識”來界定自身的，它生產和傳播知識，這是它的基本職能。如果再進一步的話，就要從“知識”上升到“良知”，就是說，不僅僅是關於客觀世界的一種知識，而且還有一種價值立場。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從“良知”這個立場退回到了“知識”的立場，甚至還在往後退，連“知識”的立場都守不住了，出現了大量的學術泡沫、學術腐敗。這些都與兩個理想的破滅有關。這是今天特色中國的現實，也是失去毛澤東之後的現實。
更重要的是，人們都看到，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迅速淪落。這個淪落都是體製上的原因。首先是農民的去組織化，包產到戶之後，農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組織，又分散成了秦漢以來的原子化的小農，五口之家的小農。當年孟子就在說“五口之家”，在戰國時期農民就是這個狀態。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國的農民又退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狀態。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廠長經理負責製、承包製。進入90年代以後，出現大規模失業下崗的現象，同時原來的各種社會福利也一一喪失。這幾年網絡上有一個說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醫療、住房和教育的負擔。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教科書》提到，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享有社會經濟權利，毛澤東當時說，重要的是要讓人民掌握社會政治權利，就是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權利，隻有掌握了社會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因為文革的失敗，人民群眾沒有掌握到社會政治權利，所以他們的社會經濟權利在90年代也開始喪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醫療、住房和教育，這在過去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是由政府來負責的。
但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或者說公共權力，把這三項福利甩給了市場，由資本來支配。我們現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資本和市場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麵對我們的支配，對我們的壓迫作用。這是90年代後期以來的情況。1990年代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但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進步，相反卻導致了社會環境和自然生態的惡化，北京的沙塵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汙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時還有社會生態，這在北京感受不那麽強烈，因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強大了。在其他城市和農村，在基層，每年有幾萬起以上的群體事件。
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要回到那兩個理想破滅的問題。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崩潰了，中國人的心中再也沒有一個神聖的東西，所以他們什麽都可以做。失去過去的記憶，沒有未來的視野，隻剩下一個赤裸裸的現實，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撈一些實惠。所以，為什麽有這麽多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們的心理。如果一個人擁有一個正當的偉大的事業的話，他沒有必要，也沒有興趣去違法亂紀，撈取那些物質利益，因為一種事業背後是一種信仰，對人的激勵和拉動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是文化問題，就是精神崩潰，沒有了未來的視野，隻剩下現實、實際和實惠。而毛澤東代表著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製高點。
我們知道“20年戰略機遇期”這個提法。這個目標，似乎是一個未來的視野，但實際上分析一下就會看到，實際上算得都是經濟帳。一本非常權威的關於學習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輔導教材說，到202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要達到4300億美元。當時中國人口是14億，那麽人均GDP是要達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個指標，剩下的是國民人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幣，農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幣，恩格爾係數要到40%以下，以及電腦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個指標基本都是經濟指標。也就是說，目前的中國人好像對未來隻有經濟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個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這就是中國人的困境。
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澤東的逝世，以及毛澤東所代表的價值係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關。而這一點，在毛澤東逝世的時候，在世界範圍內就已經被感覺到了。當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大常委會在毛澤東逝世時發表訃告說，毛澤東的逝世是一種“無法估量的損失”，在周恩來逝世的時候訃告是說“無法彌補的損失”，而其他人黨政軍領導人逝世都是說“重大損失”。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對毛澤東逝世的一個估價。
在世界上，當時有123個國家的政府和首腦向中國發來了169封唁電，105個國家的首腦、政府領導人和他們的代表到當地的中國使館吊唁，53個國家下了半旗。當時國家的數量沒有今天這麽多，今天因為南斯拉夫、前蘇聯解體等等，包括東帝汶獨立，增加了很多國家。
另外，人們都知道這幾年中日關係不好，以至於首腦會晤多年沒有實現。中日之間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互相的好感越來越少。但是，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毛澤東逝世之後，在日本，從日本的首相、藏相、參眾兩院議長，到各大在野黨領袖和國會議員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還有普通群眾一萬多人，都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去吊唁。東京舉行了規模龐大的追悼大會。當時中國是在9月18號上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與此同時，除東京的追悼大會以外，日本的神戶、橫濱、千葉、劄幌、大阪、愛知、長崎、福岡等大城市，都同時舉行了追悼大會。許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處掛起了毛澤東的遺像，並走上街頭散發悼念毛澤東的傳單。當時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後來也做過日本首相，他說：對毛主席，“無論做多麽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而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國內後來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三七開。當時的藏相大平正方，後來也做過首相，他說：“毛主席是一位胸懷寬廣如海洋的大人物，對今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坦率地說，是難以估量的。”日本記者同盟發表聲明說：“毛澤東主席為人類解放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是永久的。”
在中國隋唐時期，那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巔峰，當時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到中國來，當時中國是亞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國度。日本後來的“大化革新”，起主導作用的精英都是從中國回來的留學生。中國是日本的中心，而這種中日之間的關係，隻是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恢複了。而當時中國跟日本的國力對比和隋唐時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中國是在1949年以後才建設不到30年時間。但是當時毛澤東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從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當時世界各國政要對毛澤東都有很多的評價，非常多，念不過來。其中有一個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納的總統，他說：“他(指毛主席)在活著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這句話說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半個世紀來，我們越來越對這句話有了深刻的體會。他在活著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麽反過來講呢，在他逝世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大家會處於一種什麽境況呢。正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在70年代後期，世界上出現了一股向右轉的思潮。比如在發達國家，美國的裏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台，他們都實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而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出現了相應的改革。也就是說從資本主義陣營到社會主義陣營都出現了類似一個變化，這是毛澤東逝世之後世界曆史的一個動向。
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卻出現了相反的變化。中國1978年底開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現了伊斯蘭革命，扣押美國人質。從此，特別是90年代以來，伊斯蘭世界承擔了原來主要由中國承擔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曆史使命。但是，應該指出，從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情況看，恐怖主義遊擊戰的性價比太低。犧牲了那麽多遊擊戰士和無辜平民的生命，卻僅僅消滅了2800多個敵人。過去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把遊擊戰上升到戰略高度，這也是毛澤東在軍事鬥爭和軍事思想方麵的貢獻，其中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這是毛澤東的軍事智慧。所以人民軍隊越打越強，越打裝備越好，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壯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敵人同歸於盡。說到底，伊斯蘭抵抗運動的這種情況也是因為缺少了像毛澤東那樣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的指導，仍然屬於失去了毛澤東之後的一種現實困境。
在中共建黨領袖陳獨秀和國民黨武漢政府領導汪精衛發出《汪精衛 陳獨秀聯合宣言》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一周後，在國民黨南京政府軍事主官蔣介石帶著軍隊在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間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史稱《四一二大屠殺》。
蔣介石國民黨新右派發動的武裝政變。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在北伐戰爭順利發展，工農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右派集團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準備背叛革命。
蔣介石派員到各國領事館通過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並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更促使蔣介石下定了清黨反共的決心。為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係，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係。江浙財閥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蔣介石和他們又有著曆史淵源關係，江浙財閥的許多頭麵人物，都是蔣介石的好友。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巨款，首先由錢新之、陳光甫按蔣介石來信的要求，資助蔣50萬元，幫他解決了年關的急需。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又墊付了300萬元。上海棉紡業的榮宗敬拍著胸脯說:“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蔣介石曾感謝地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已議有辦法，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係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麵。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製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大意為：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隻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國民黨中央的一些老領導人會動搖和妥協，應從下麵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這份文件被汪精衛從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手中得到。國民黨高層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並將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麵軍及總預備隊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指揮。這些決定得到武漢各界的一致擁護。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是為“寧漢分裂”。
《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國民黨、共產黨同誌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並且還正在那裏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是時更非常必要。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隻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 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無產階級獨裁製，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同樣階級[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至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麽無產階級獨裁。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黨]員群眾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國國民黨多數同誌，凡是了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衝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在共產黨方麵，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敢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讚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衝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亦讚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俱在，更無造謠之餘地。國共兩黨同誌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不但想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製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兩黨同誌果能開誠合作，如弟兄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至為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汪精衛 陳獨秀
中共建黨領袖陳獨秀和國民黨武漢政府領導發出聯合宣言一周後，在國民黨南京政府軍事主官蔣介石帶著軍隊在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間是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國民黨新右派發動的武裝政變。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政變。在北伐戰爭順利發展，工農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右派集團加緊勾結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準備背叛革命。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白崇禧才率軍進入上海並占領有利地區進行戒備，蔣介石隨後到上海，於4月初約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等10餘人，舉行反共秘密會議，決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黨”，後又與汪精衛密謀，準備進行反革命政變。在這危急時刻，由於共產國際對蔣、汪抱有幻想，陳獨秀和汪精衛5日發表《聯合宣言》，為蔣介石叛變辟謠，使中共和革命群眾對行將發生的突然事變，缺乏應有準備。11日晚，蔣介石密令：已克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當晚，蔣指使杜月笙誘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汪壽華。12日淩晨，被蔣介石收買的青幫武裝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駐各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襲擊，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隨後，國民黨第二十六軍周鳳岐部借口調解“工人內訌”，強行解除2 000名工人糾察隊的武裝。13日上午，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舉行有10萬工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會後整隊遊行，當隊伍行至寶山路時，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屠殺，群眾死百餘人，傷無數。此後，蔣介石繼續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這次反革命政變是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
蔣介石派員到各國領事館通過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並取得了帝國主義的支持，更促使蔣介石下定了清黨反共的決心。為了清黨反共，蔣介石還和南北財閥進行了聯係，特別是與江浙財閥的聯係。江浙財閥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蔣介石和他們又有著曆史淵源關係，江浙財閥的許多頭麵人物，都是蔣介石的好友。這時，江浙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給蔣介石提供了一筆又一筆巨款，首先由錢新之、陳光甫按蔣介石來信的要求，資助蔣50萬元，幫他解決了年關的急需。上海商業聯合會認捐了500萬元，又墊付了300萬元。上海棉紡業的榮宗敬拍著胸脯說:“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蔣介石曾感謝地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已議有辦法，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蔣介石定下“整頓國民政府內部”的決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裝，然後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取代武漢派，奪取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勞資問題上，“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大資產階級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支持，並立即為蔣提供300萬元資助。上海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為他們提供經費、武器，並派王柏齡、楊虎、陳群等軍官將他們編成隊伍。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緊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首先將沒有完全受他控製的軍隊陸續調開或解決，而調集其嫡係部隊及新近投靠過來的軍閥部隊接防滬寧地區。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集秘密會議，策劃“清黨”反共。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汪精衛於4月1日從國外回到上海。4月3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汪複職的通電，並與汪秘密會談。蔣介石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汪精衛因擔心這樣做會使權力全部由蔣獨攬，主張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蔣介石發布總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蔣介石發出“已克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密令，上海的形勢驟變。
4月12日淩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準備好的全副武裝的青紅幫、特務約數百人，身著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法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四出。從1時到5時，先後在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倉猝抵抗，雙方發生激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槍械。上海2700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犧牲120餘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占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1000餘人，交給蔣介石的軍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舉行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20萬人。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大會通過決議，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裝；二、嚴辦破壞工會的長官；三、撫恤死難烈士的家屬；四、向租界帝國主義者提極嚴重的抗議；五、通電中央政府及全國全世界起而援助；六、軍事當局負責保護上海總工會。會後，群眾冒雨遊行，赴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遊行隊伍長達1公裏，行至寶山路三德裏附近時，埋伏在裏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奔出，向群眾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知其數。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
當天下午，反動軍隊占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奉係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區遭到重大失敗。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在北京，還存在奉係軍閥張作霖政權。全國出現3個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麵。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製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大意為：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玩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隻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國民黨中央的一些老領導人會動搖和妥協，應從下麵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這份文件被汪精衛從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手中得到。國民黨高層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免去其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將蔣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並將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麵軍及總預備隊劃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指揮。這些決定得到武漢各界的一致擁護。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和親共的武漢汪精衛政權對立，是為“寧漢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衛政權下屬的一些反動軍隊發動馬日事變。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Roy)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共產黨對武漢政權的掌控，並處分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武力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後宣布“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8月1日共產黨以“南昌起義”進行全麵攤牌。武漢國民黨右派在8月開始清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全麵破裂。蔣介石通過此事成為了被國民黨內右派的多數派支持，成了最高領袖，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鎮壓。
四·一二事件對國民黨的組織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四·一二事件使共產黨的發展嚴重受挫。共產黨認為，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的失敗。四·一二事件之後，共產黨內堅持和國民黨妥協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等人被認為右傾投降主義被撤職。中國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奪取中國政權的道路開始了組建共產黨軍隊，開展武裝革命，直到奪取中國的政權。
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說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多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在”聽其言觀其行”的原則下不斷吸取教訓的。如今的美國像過去一樣，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慣例，必須對美國”聽其言觀其行”。必須吸取中國共產黨曆史上被”說一套做一套”的政客害慘的教訓。
【胡耀邦是怎樣搞亂西藏新疆的？- 鄧力群 】
作者：鄧力群
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
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
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
另外，本來陰法唐（時任西藏第一書記）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
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
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
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
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
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
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
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胡耀邦反對安全生產，80年代初提出所謂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本來屬於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後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質條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資，導致最近20多年來，中國每開采百萬噸煤的生命代價急遽上升五倍多。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時，原煤炭部部長韓英（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堅決反對這一決定，並找胡當麵提過意見，但一切都沒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麵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並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62]，期間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裏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占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並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
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但最後由於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國確定了蒙古語標準音，圖蘭語標準音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拉丁圖蘭文及蒙古語音標。中央1984年5號文件關於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即“兩少一寬”）。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正式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間，還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規定》、《關於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給予低息貸款的通知》，每年遞增10％民族自治區定額補助的《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製的暫行規定》等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新增了很多自治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