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是靠殺人取得成功的嗎?
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真正能做到普度大多數民眾的唯有是毛澤東。共產黨革命為的是大多數民眾, 對少數頑固分子以大多數民眾對抗到底的少數人被殺外, 都是團結的對象。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俄革命殺人遠比不上西方國家。中國古代改朝換代死人無數（就當時人口），西方也是如此，如紅白玫瑰戰爭等。歐洲幾百年戰爭不斷，如中國的春秋戰國，百年戰爭，英法戰爭，七年戰爭和一戰、二戰等改變了歐洲人對死亡的恐懼。德國三十年宗教戰爭死了60%的人口。美國南北戰爭死傷百萬，於當時的千萬人口來說不可謂不多。俄國革命死人很少，倒是歐洲各國入侵造成的衛國戰爭死了很多人，包括戰死和地主屯糧造成的饑荒。中國民主革命死人就百萬級，遠少於日本侵華戰爭 ，就人口比例來說，也少於歐洲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內戰。
中國辛亥革命當時死人不多，但造成的二十年南北分裂軍閥混戰死了不少。國力衰弱民族分裂造成日本入侵，死了三千多萬人。共產黨早期是沒有武裝的。第三國際主要支持孫中山國民黨，並要求中共配合國民黨接受國民黨領導。中共全麵加入國民黨就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還引起中共領導人的反對。張國燾因此被剝奪領導權。是蔣汪分共發動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代表後，中共才轉向武裝鬥爭。就是南昌起義，第三國際還要求謹慎，派張國燾傳話推遲，等爭取到張發奎後再行動。張因此再次受到黨內批判。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軍隊主要是反圍剿，死人以十萬計。抗日戰爭後的解放戰爭是死人最多的，也就百萬計。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目前的官方數據中，中國1950年的人口居然是5.3億，超過中國曆史上的最高人口數量。這有誇大之嫌，目的大概是貶低前三十年中國人口的迅速增長。看一個政權，不僅看殺人，更要看養活的人口。新中國養活的人口超過曆史的一倍多說明了一切。西方國家看起來殺人少，但人口少，因為焚屍經濟殺人於無形。不用刀也能殺人，用高消費的第二類生活必需品，也就是進入和保持中產階級地位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按美歐發達國家單位資源養活的人口算，中國也就隻能養活不到一億的人口。印度也就一兩億。這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會比別國差。
古今中外曆史上兩軍交戰中殺降、虐俘，這是所有戰爭史的通病，唯有毛澤東自建軍之初，就極為重視優待俘虜，並將其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重要一條。而模範地執行優待俘虜，這展現了毛澤東的胸懷，更展現了共產黨的寬大。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共軍”模範執行俘虜政策。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280萬國軍為何能調轉槍口。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就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毛澤東用海納百川消化前朝遺留並改造戰犯。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屠殺前朝統治階層人物，尤其是屠殺它的代表人物以絕後患，幾乎是奪取政權後的統治者一貫采取的手段。可毛澤東不僅包容了1000萬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還創造出改造戰犯的奇跡。
對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包起來”和“招回來”。新中國各級政權建立後，麵對國民黨時期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毛澤東極有氣魄地決定：“包起來”! “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連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
按毛澤東的指示，對國民黨留下的行政人員，有的留在各級政權當幹部，有安排到參議部門，有根據自己意願安排教學，有的幹脆養起來。對國民黨起義人員，大體按原級別安排各部隊。要求各級政府在國民黨遺留人員，注意發現建設人才，不光在專業上使用，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毛澤東還把延攬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經統戰部門多方努力，許多在海外留學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開拓者、奠基人。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解放之初，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如何處理戰爭罪犯，連一向舉重若輕、大氣磅礴的毛澤東也很慎重：“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
對926名國內戰犯，毛澤東明確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對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願留大陸的給工作，願去台灣的給路費。在1975年最後一批獲得特赦的293名戰犯中，有10人申請去台灣被批準。連末代皇帝溥儀，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公民。
對969名日本戰犯的改造政策：一個不殺，從寬處理。對這批罪惡滔天的日本戰犯，撫順管理所實行“三個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經幾年改造，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跡”。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獲釋戰犯成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
毛澤東一生，政敵多多，但沒私敵。毛澤東一生指揮作戰無數，但沒刑罰過一個政敵。
在“反右”鬥爭中十分注意保護右派。毛澤東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偉人，曆來重視知識分子，特別是剛剛建國，急需建設人才。可1956年，毛澤東為保持中共“金剛之身”不壞，搞大鳴大放對自身“整風”，竟意外引來“右派”猖狂進攻，要請國民黨回來輪流執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反右”中毛澤東特別注意保護“右派”。梁漱溟晚年回顧整風反右，潸然淚下地強調：整風“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 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於誇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對某些右派衝撞政治底線的言論，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鄧小平任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全國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遠超毛澤東五千人的預計。麵對反右擴大化，為保護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為“右派”親自下定義，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領導對右派“殺一部分、關一部分、勞教一部分”的意見，而毛澤東對右派分子的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群眾監督，思想改造。
由於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反毛英雄”梁漱溟晚年的懺悔。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澤東交情深厚，又是批評，又是指責，大發連珠炮，把毛主席的領導說得一無是處，臨了，還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這個雅量”，接納他的意見。毛澤東的回答：“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 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澤東還對梁漱溟的反動曆史作用“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等進行了15點批判。但反右鬥爭，梁漱溟並未劃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說：“我實在是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舊居門前，感悟當年和毛主席的爭論，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他最後感歎說：“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
對比“反右”和改開後的“清理三種人”。1951年開始“三反五反”運動，有18萬人被捕，40人死刑。改開後的1983年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有86萬人判刑，2.4萬人處以死刑。“反右”波及55萬人，一個未殺，一個沒有坐牢。“文革”後清理“三種人”，波及300萬人，僅北京大學校一級領導就被查處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為核查對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慶霖因大兒子初中畢業下鄉到農村，沒口糧，沒分紅，生病請假沒人管，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李慶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毛澤東為大右派解決生活困難，改開後清理“三種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總之，說起毛澤東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都說：將軍臂上能跑馬，宰相肚裏能行船。可毛澤東心中裝的是萬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從歐洲的標準來看，毛澤東有婦人之仁。母親信佛對他有一定影響。斯大林肅反，很多人反對。但保證了蘇聯存在七十年，擊垮希特特，超越歐洲，與美國平起平坐。解體三十年還可以輕易打敗北約美國。今天已經被俄國人評為俄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可謂大浪淘沙。曆史人物的意義就在於深遠的曆史影響力，不是如走資派鄧的改革開放那樣的曇花一現。
《不到長城非好漢》出自毛澤東所寫的一首詞《清平樂·六盤山》。這首詞原名《長征謠》，是1935年10月7日紅軍翻越六盤山時，毛澤東登上山頂所作，定稿是在當年的12月。1935年8月，毛澤東主席帶領中央紅軍粉碎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路線。9月中旬，中央紅軍攻克天險臘子口。10月7日，中央紅軍在寧夏六盤山的青石嘴，又擊敗了前來堵截的敵騎兵團。當天下午，中央紅軍和毛主席等中央機關一鼓作氣，翻越了六盤山。此詞即是作者毛澤東翻越六盤山時的詠懷之作。此詞最早發表於《詩刊》1957年1月號。
《清平樂·六盤山》
作者：毛澤東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清平樂：詞牌名，原為唐教坊曲名，取用漢樂府“清樂”、“平樂”這兩個樂調而命名。雙調，四十六字。上闋押仄聲韻，下闋換平聲韻。也有全押仄聲韻的。
六盤山：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甘肅省東部，是隴山山脈的主峰，南北走向，長約240公裏，主峰海拔2928米。六盤山上下約60裏，山勢險峻，山路曲折險窄，要盤旋多重才能到達峰頂。
這首詞回顧了萬裏長征的行程，表達了紅軍戰士們勇往直前的鋼鐵意誌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這是一首在戰鬥中前進的勝利曲，是一篇振奮人心，激揚鬥誌的宣言書。
萬裏長征的紅軍戰士們是指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期間（1934-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戰士。他們在中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敗後，戰略轉移，艱苦跋涉了“二萬五千裏”（實際裏程更長），最終抵達陝北，譜寫了中國革命英雄史詩，展現了不畏艱難、英勇頑強的革命風範。?
長征背景即中國工農紅軍戰略轉移的起因：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失利。?
長征的開始：1934年10月，紅軍從江西中央蘇區和南方蘇區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
紅軍的組成：中國工農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隨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長征的艱辛與裏程也就是“二萬五千裏”的由來：盡管長征的實際裏程比“二萬五千裏”更遠，但通過中國工農紅軍的回憶錄和史料推算，平均每天行軍70裏，最終得出長征約25000裏的裏程。?
地理跨度與困難：中國工農紅軍穿越了極其艱險的地形，包括高山、雪山、大草原等。?
曆史意義?即長征精神：:長征精神是偉大的革命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風範，具有激勵後人的重要意義。
革命轉折：:長征是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重大轉折點。長征為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開辟了光明前景。
長征是一麵鏡子。在這麵鏡子麵前，什麽是忠誠，什麽是勇敢，什麽是犧牲，什麽是崇高，什麽是卓越……都讓後人看得清清楚楚。而這些，恰恰都是一支軍隊戰鬥力生成中極端重要的組成部分。
力量是由多種要素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首先是精神的長征，其次才是身體的長征。若比體能、比武器裝備，紅軍不如“白軍”；若比意誌、比信仰，比戰鬥精神，“白軍”不如紅軍。長征比拚的正是信仰和意誌，最終信仰突破了“圍追堵截”，意誌戰勝了艱難險阻。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都是在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下的被迫戰略轉移，說白了，就是打了敗仗。中國自古以來，鮮有敗軍成事者，李自成九宮山的敗亡，石達開大渡河的覆滅，成為當年所有預言家預測紅軍前途的參照係。但曆史沒有重演，紅軍跳出了曆史的覆轍。為什麽紅軍敗而不倒，潰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撓？靠的就是信仰。紅軍有別於其他所有軍隊的本質特征就是，紅軍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傭關係、金錢關係和權勢關係的集合。
長征時的中國工農紅軍構成中“老幼病婦”占了很大的比重。長征途中歲數最大的當屬“五老”，林伯渠(48歲)、徐特立（57歲）、董必武（48歲）、謝覺哉（50歲），再加上朱老總（48歲）。他們和年輕戰士一樣長途跋涉在萬裏征途上。徐特立老人頭發斑白，牙齒脫落，但很少騎馬，得空就給紅軍將士們上課。謝覺哉老人隨身帶著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過草地時，他把唯一禦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掛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將它帶到了陝北。
在長征的隊伍裏，“紅小鬼”是一個獨特的群體。胡耀邦、蕭華等都曾是有名的“紅小鬼”。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有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定要跟著紅軍走，誰也勸阻不住。這個年齡段，正是需要父母嗬護的時候，但他們已經嚐盡了人間的艱難困苦。人們後來所熟知的蔡暢和警衛員“紅桃”的故事、陳賡和“紅小鬼”的故事等，在長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個地方的老鄉，聽說附近有一些老紅軍犧牲了，當地蘇維埃政府動員他們去掩埋屍體，走近一看，哪裏是什麽“老紅軍”，分明是一夥“小紅軍”，稚氣未脫，老鄉們潸然淚下。
紅軍中還有一批女戰士，這是長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風景線。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訪這些女戰士時感慨地說了一句話，“長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據統計和考證，紅一方麵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的女紅軍有：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等30位；紅二方麵軍有李貞、陳宗英等22位；紅二十五軍有周東屏、戴覺敏等7位。紅四方麵軍的女紅軍人數最多，共約8000餘人。她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與男同誌們一起行軍打仗，風餐露宿，還要擔負起救治傷員、宣傳鼓動等多項任務。她們被稱為“政治戰士”，行軍途中要奔前跑後，往往要比一般的戰士每天多走10多裏，因此，周恩來讚譽她們是走了三萬五千裏的人。
1930年代的中國，處於抗日戰爭烽火中。1935年10月，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工農紅軍經曆萬裏長征，來到陝北。由於受到國民黨的軍事圍困和新聞封鎖，那時的延安猶如白色海洋中的紅色孤島，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了解，隻是被國民黨妖魔化的形象。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麽樣的人？”為什麽有成千上萬中國人冒著被處決的危險加入共產黨、加入紅軍？憑著職業敏感，美國記者斯諾相信，國民黨“長城”般封鎖線後的延安，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在宋慶齡引薦下，他抱著“無論付出什麽代價”都一定要去的決心，突破重重關卡，曆經艱險，最終於1936年7月13日抵達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保安。
當晚，他就見到了毛澤東。就著微弱的燭光，他們進行了許多次徹夜窯洞長談。通常從晚上9點多鍾開始，一直到晨光熹微。正是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完整敘述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全麵闡述根據地的建設及其各項政策。第一次預言了中日戰爭的發展前途和中國必勝的結局；全麵闡述了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達了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第一次談到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關係，論述了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國願同友好國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更大的合作。斯諾被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毛澤東的魅力和博學深深吸引、折服。他深感毛澤東的曆史是中國整整一代人豐富的橫斷麵，毛澤東的不凡之處就在於他是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代言人。這段經曆被斯諾稱為“生平經曆過的最寶貴的談話”。
周恩來對斯諾承諾“見到什麽，都可以報道”，並為斯諾製訂了一份92天的訪問計劃。斯諾得以遍訪上百位紅軍將領，赴前線采訪紅軍戰士和紅軍的日常生活，並廣泛接觸普通民眾。他捕捉到的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與國民黨長期的宣傳大相徑庭——做了十年紅軍領袖的毛澤東，所有財物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在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穿鞋；周恩來土炕上的蚊帳是“唯一的奢侈品”；彭德懷穿著用降落傘縫製的背心；“財政部長”林伯渠耳朵上用線繩係著斷了腳的眼鏡。
紅軍戰士大都出身中國農民和工人，參軍是因為“紅軍幫助窮人，救中國”；官兵平等，指揮員傷亡率很高，因為他們向來都同士兵並肩作戰；年輕的戰士們臉頰紅彤彤，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蘇區辦了免費的學校，貧苦孩子可以念書識字；劇社不售門票、沒有包廂、沒有雅座，領導人都分散在觀眾中間。陝北孩子把紅軍叫做“我們的軍隊”，農民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這裏徹底消滅了鴉片，貪官汙吏從來沒有聽說過，奴役和乞丐已經絕跡，尊重和保護婚姻自由……在回民區，紅軍每到一地就派人守護和打掃本地清真寺，他們“小心翼翼尊重伊斯蘭教風俗習慣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農民和阿訇中間也留下了印象”……
當斯諾問“怎麽看紅軍”，一位赤腳農家少年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老百姓的權利打仗”。當斯諾問“你們怎麽知道農民真的愛紅軍”，戰士們說“他們親手替我們做了一千雙、一萬雙鞋子。每戶人家都送子弟參加我們紅軍。”“我們紅軍就是人民。”
在陝北的100多個日子，斯諾為心中的疑問找到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種獨特的“東方魔力”，並斷定這是古老中國的“興國之光”。他稱共產黨人是“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優秀的男女”，有著優越的“軍事紀律、政治信念和製勝意誌”，“堅韌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他深情地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如此強烈的感受。”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序言中說：這本書能風行各國，不是因為它的風格和形式，而是因為它的內容。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所創造、所寫下的，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人口述的，我隻不過把他們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所作的長篇談話給予了原始記錄。使他們不可被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曆史本身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回到美國後，斯諾仍然向美國和世界宣傳中國的抗戰。他說：“從根本上說，真理、公正和正義屬於中國人民的事業。”1970年，斯諾再次回到中國。毛澤東邀請他登上天安門城樓，並與他並肩微笑的照片，是斯諾一生與中國革命不解之緣的高光時刻。
1972年，斯諾臨終前的一個星期，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去紐約的途中，特意繞道日內瓦，帶去毛澤東對斯諾的問候。毛澤東、周恩來派去為斯諾治病的馬海德醫生回憶道：“我們兩人（馬、黃）曾經和斯諾一起在保安窯洞裏度過了無數的日日夜夜……斯諾一眼就認出了我們，他驚喜地坐了起來說，‘好啊，咱們三個老赤匪又碰在一起了’，我們忍不住同他一起笑了起來。”
今天，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湖畔，一塊石碑上用中英文寫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斯諾說：“我熱愛中國。”正如他在遺囑中所希望的那樣，他長眠於他所熱愛、同樣熱愛著他的中華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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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是由付林作詞，王錫仁作曲 ，卞小貞演唱的歌曲 ，該曲創作於1976年 ，後收錄在付林於1996年1月1日發行的專輯《一萬個溫柔》中 。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中國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出於對偉大領袖的懷念和崇敬之情，付林寫下了《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歌詞。作曲人王錫仁拿到歌詞時，由於唐山大地震剛發生不久，他當時還住在地震棚裏，為了創作，他竟走出了沒有電燈的地震棚，冒著餘震的危險，來到了空無一人的宿舍樓裏徹夜創作，第二天早上便成功完成了譜曲 。
《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從歌詞到曲調都自然平和、朗朗上口，樸實得就像說話一樣，一改歌頌領袖的歌曲唱起來硬、高的調子，給聽眾一種耳目一新的驚奇和喜悅。該曲不是簡單、單純地去變現一種悲情、沉痛，而是回歸了對毛澤東主席的熱愛和敬仰，完全摒棄語錄似的口號，富有真情實感，平實樸素，唱出了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的無限敬仰和懷念。品味該曲，仿佛毛澤東主席並沒有離開人世，而是就在聽眾身旁 。
歌曲歌詞：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照我心
春風最暖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指航程
您的功績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陽永不落
您永遠和我們心連心啊
您的功績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陽永不落
您永遠和我們心連心啊
您永遠和我們心連心啊
是您砸碎了鐵鎖鏈羅
奴隸翻身做主人
是您驅散了雲和霧啊
陽光普照大地換新春
是您開出了幸福泉羅
千秋萬代流不盡
是您開辟的金光道啊
我們堅定不移向前進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照我心
春風最暖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指航程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由賈世駿演唱的歌曲，創作於1964年。該曲由王雙印譜曲，李鬱文填詞 [2]，收錄於1970年1月1日發行的專輯《東方紅》中。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頌黨的領導思想光輝的革命歌曲。它以親切生動的，非常群眾化的語言和音調，揭示了“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個真理。這首歌曲表達了革命人民對毛澤東思想的無比熱愛和熱情讚頌。
1964年6月，《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哈爾濱舉行的歡迎朝鮮領導人崔庸健的晚會時被王雙印演唱，後經周恩來總理幫忙修改詞曲，正式推向全國。
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 該歌曲的詞作者李鬱文以哈爾濱歌劇院編劇的身份深入基層，記錄了工農兵的語言：大海行船靠舵手，我們幹革命的舵手就是毛主席……萬物生長靠陽光，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經過歸納整理，完成該歌曲的詞作部分。
《大海航行靠能手》創作於1964年，當時，舉國上下正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王雙印被工農兵群眾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情所感動，內心萌發了創作的衝動，便與同在哈爾濱歌劇院工作的詞作者李鬱文合作，譜寫了這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3]。後來，詞曲作者接受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議，將歌名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
歌曲歌詞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歌頌毛澤東思想光輝的優秀革命歌曲。它以親切生動的、非常群眾化的語言和音調，揭示了“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個真理。這是人民群眾在革命實踐中的深切的體會。這首歌曲正表達了革命人民對毛澤東思想的無比熱愛和熱情讚頌。
這首歌曲分為兩段。前四句是第一段，它借喻於“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這些生動而鮮明的形象，來說明“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個主題，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四句表達了革命人民由於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使革命事業永遠勝利前進的歡欣鼓舞的心情。尤其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一句，曲調的音區雖然比較低，但是更能表達出誠摯的感情——人民由於有了毛澤東思想而產生的幸福感和對毛主席的衷心愛戴。
第二段是從“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開始，它的旋律稍帶跳動，節奏比較緊湊。為了更加突出歌曲的主題思想，這一段歌詞以同樣曲調重唱一遍。最後，旋律不斷上行，形成高潮；所以要以嘹亮的聲音，滿懷激情地歡唱“革命人民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隨著情赭的高漲。最後一句有必要放慢速度,在“不落”一詞的“落”字上延長一倍時間，使感情得到盡情的抒發。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歌曲，反映了當時中國工農兵群眾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在“文革”時期廣為傳唱。 [15]
1965年初，《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紅旗》雜誌發表的《大唱十首革命歌曲》中位居榜首。因其通俗易唱，又契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很快成為文革時期著名的革命歌曲。
1967年11月29日，林彪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首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題詞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12月26日，郵電部以此為題材發行 “文8” 郵票，麵值8分，題詞燙金，背襯大紅底色。而題詞並非林彪首創，是源自1964年的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歌曲被篡改
1989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調，突然又在全國城鄉響起來，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著這首曲調，味道全然不對勁，歌詞已麵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爺們愛老婆”歌詞之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得陰陽怪氣，油腔滑調，讓人無法忍受。王雙印憤然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狀，他的親密合作者李鬱文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聲援戰友。他的正義行動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支持，嬴得首都法律界和新聞界的大力支援，勝訴而歸，全國報刊多有報道。王雙印對此舉說得明明白白：“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在篡改《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歌，更是在篡改一個時代的標誌。我所捍衛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著作權，更是在維護曆史的莊嚴與真實 。”
謝謝來訪！
1975年，已經82歲高齡的毛主席突然問身邊的人：“功德林裏，還有國民黨戰犯嗎？”，“還有，主席。”工作人員回答說，“還有200多名頑固分子在那裏接受改造。”毛主席歎了一口氣，說：“關這麽久了，再頑固也隻剩一把骨頭了。他們老了，做不了惡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室裏傳來一聲歎息，82歲的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邊工作人員詢問起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情況。當得知仍有200多名國民黨戰犯在接受改造時，這位操勞半生的老人當即作出決定：全部釋放，給予公民待遇。這個看似突然的決定，背後藏著二十多年的深思熟慮。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如何處理國民黨戰犯就成為重要議題，共產黨內部爭論激烈，有人主張嚴懲不貸，有人建議區別對待。
毛澤東力排眾議定下基調：不殺一人，重在改造。這個決定既考慮到當時台灣尚未解放的現實，也顧及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的看法。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們陸續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開始接受係統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並不順利，許多戰犯仍存有抵觸情緒，有的表麵順從內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國民黨徽章。管理人員沒有采取強製手段，而是安排他們參與勞動生產，在工廠車間和田間地頭重新認識社會。隨著時間推移，不少戰犯開始轉變態度，原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就是典型例子，這位昔日的“五虎將”在接觸新思想後，不僅公開支持祖國統一，還主動幫助其他戰犯理解共產黨的政策。
1959年迎來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現突出的戰犯重獲自由，這標誌著中央開始實施分批釋放策略。此後每隔幾年就有特赦名單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釋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領導新中國，改造了大批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並且有過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這6次都是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而1975年這一次就沒有這個要求，因此屬於無條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內容是釋放所有國民黨戰犯，並且是無條件的。
1975年公安部擬定一個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安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
“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毛澤東決定再給每個被釋放人員增加200元錢，100斤糧票。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到43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飯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門飯店隻留下10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4月13日，這10人高高興興登上南下的飛機。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們住在蘭宮飯店和帝國酒店。他們除忙於接待記者采訪外，紛紛給台灣的子女、舊部打電話，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保存自己的實力，也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路上，紅軍戰士擊潰了敵軍無數次圍追堵截，他們跋山涉水，翻過連綿起伏的五嶺，突破了烏江天險，四渡赤水，越過烏蒙山，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後翻過岷山，曆經十一個省，於1936年10月到達陝北，總行程二萬五千餘裏，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
萬裏長征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偉大壯舉，《七律·長征》是詩歌創作史上不朽的傑作。這首詩形象地概括了紅軍長征的戰鬥曆程，熱情洋溢地讚揚了中國工農紅軍不畏艱險，英勇頑強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56個字，負載著長征路上的千種艱難險阻，飽含著中國共產黨的萬般豪情壯誌。它是中國革命的壯烈史詩，也是中國詩歌寶庫中的燦爛明珠。無論對革命史而言，亦或對詩歌史而論，它都是裏程碑之作。長征如此偉大複雜的題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濃縮了它的景觀， 其中包括了多少驚險，多少曲折，多少悲壯，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詩人就長征的題材寫過《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嬌·昆侖》、 《清平樂·六盤山》，這些詩都是寫一景一地，並以此來表達心情， 著重在於側寫。而這首《長征》，從題目就可看出，是寫整個長征的經過與感受， 詩人從正麵挺身而出，運酣暢之筆朝四麵八方抒寫，景致轉換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擔當了二萬五千裏，擔當了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主題。
文革中為什麽不殺了鄧小平。但又想殺了鄧小平, 會不會還有劉小平、張小平、王小平.....當初就講, 對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對的人不少。張國濤理解文革說是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高官中幾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鄧, 讓鄧自己證實"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實, 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一個很好的反麵教育。人民群眾是需要真反兩方麵的教育才能認識真理的。當然認識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要人民群眾學一點哲學的道理。也說明了實踐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眾不被逼到走投無路時是不會造反的。剝削壓迫越重政權就越不穩固, 剝削階級執政者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資本主義也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成分。人類社會應該說是在進步的。
每次特赦都嚴格把關，既要考察思想轉變程度，也要評估社會承受能力。被釋放者中有的選擇留在內地安家，有的申請前往港澳，政府都給予路費和生活補助。
進入七十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台灣問題愈發受到國際關注。
毛澤東意識到，剩餘戰犯的處置問題已到關鍵時刻，這些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老人，經過20多年改造，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對抗新社會。繼續關押不僅耗費資源，還可能被境外勢力借題發揮。
1975年3月，中央下達第七批特赦令，這次特赦打破常規，不再設置任何條件，將全部在押戰犯293人盡數釋放。
政府為每人發放新製服裝，按級別發放100到200元安置費，還特意在夥食裏增加魚肉供應。
最讓人意外的是，允許戰犯自由選擇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請，政府不僅批準還幫忙聯係船隻。可惜台灣當局拒不接收，導致其中一人絕望自殺，其餘九人最終選擇定居海外。
這次大規模特赦引發連鎖反應，被釋放的老兵們寫信感謝政府，有人把積蓄捐給災區，有人主動協助統戰工作。
原國民黨將領黃維在特赦後潛心研究水利，他設計的黃河治理方案獲得專家認可。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兩岸關係上，不少獲釋人員與台灣親友重建聯係，客觀上促進了民間交流。
功德林最後的戰犯離開時，管理人員特意準備送別會，這些白發蒼蒼的老兵摸著嶄新的中山裝，很多當場老淚縱橫。
他們中有人參加過抗戰，有人參與過國共內戰，半輩子恩怨隨著特赦化作青煙。政府履行承諾給所有人辦理戶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讓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歸社會。
張叛逃投降蔣介石國民黨後，中央不讓張的妻子離開延安，是毛澤東批準張的妻子帶著兒子離開，沒有留人質。
Al是造Al人的傳話機器，俄羅斯造的Al，能為烏克蘭服務嗎？以色列使用的Al，能說加沙的好話嗎？美國造的Al，和中國造的Al，在同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輸入後，能有相同的結果嗎？
《反共華人》配合走資派們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造謠說謊來抹黑汙蔑毛澤東，如今的互聯網上就是以《反共華人》的謠言謊言幾乎蕩網都是反共產黨反毛澤東的內容，再用美國造的Al來搜，能有真實數據嗎？
別用Al來誤導了。當然，各自造的Al，為各自的主人自說自話。看來Al也具有了階級性。
北伐戰爭蔣介石國民黨不發動反革命政變恐怕就不會死這麽多人。蔣介石背叛孫中山遺願後國民黨內部很多人轉向共產黨, 而這一代的共產黨人沒有為自己的私利, 有信仰有理想為民旅為中國為實現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中國不被外國殖民、建立共和國的遺願的實現奮鬥終身。而這些人都出生於有產階級, 而終身為無產階級全心全意服務。有人對這一群人的抹黑攻擊天地難容。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目前的官方數據中，這些造假篡改用虛假的謊言代替, 就是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 尤其是建國後都作了有利於走資派的修正, 對文革更是顛倒黑白造謠抹黑完全失去原來的麵目。對反走資派的如四人幫冠上十大罪狀, 對走資派都描寫成為國為民的功臣。所有官方文件、字典、曆史記摘以及網上的百度百科等等全是走資派這四十多年來修正過的資訊, 根本沒有真實的記摘。有時維基百科上的記錄還稍客觀一些。走資派的跨台是遲早的事。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
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無人能比毛澤東的不殺人。
不過細想, 毛澤東唯有這樣才能團結更多人。在長征途中博古李德張國濤等堅決反對毛澤東, 但後來毛澤東重掌權後還將博古留在領導層中。張國濤自己出逃了。對待鄧小平也是這樣, 對劉少奇彭德懷也持佛心。隻是沒有如鄧小平這麽鬼罷了。
真的, 無人能比毛澤東的不殺人。
就比如在長征中毛澤東是真心想留張國燾的。在共產黨內，除陳獨秀李大釗外，毛澤東就隻看重張。中央紅軍與四方麵軍會師時，不是黨政軍最高領導的毛澤東親自迎接張。張一直珍藏著兩人的合影。這恰恰害了張，使周劉聯手趕走張。張叛逃投降蔣介石國民黨後，中央不讓張的妻子離開延安，是毛澤東批準張的妻子帶著兒子離開，沒有留人質。並且還親自送行，特別交代共事十多年，希望各留餘地。實際上是向張保證不會過於追究。君子風度堪比春秋義士，令人動容。哪是後來的小人可比的。
毛澤東的七律長征很有名。細心閱讀發現一路過來，毛澤東隻字未提過草地。過草地是長征途中最艱苦悲壯的旅程，時間長，犧牲也最多。過去後又是險關，隻剩幾千人的中央紅軍差點全軍覆沒。官方回憶錄中沒有提到是誰的主張，隻說張反對，並中途折回。這便是紅軍分裂的開始。後來張率軍回川，剛下夾金山就入了川軍的口袋陣。好像有人泄密。當時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都有電報。張元氣大傷，沒能入川，從此走上失敗之途。為什麽懷疑？因為後來說張指使兵變也是用電報做文章。建國後陰謀家更是把陰謀玩得爐火純青。
新中國誕生以後，毛澤東曾通過第三者勸說張國燾回國。 張國燾拒絕了。
美國政府便假手一民間組織派出訪問團，赴香港找張國燾。一見麵就預先付上一筆不菲的采訪費。這不啻是給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張國燾雪裏送炭。
當時，張國燾沉吟良久，嚴肅地問道：“你們是希望聽順耳的，還是真實的?”
美方人員懇切地回答：“當然是真實的。”
張國燾又默然了一會兒，說：“外界對文革的解讀，大都以為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是毛澤東奪劉少奇的權。這實在是想當然而然!以我對中共延安以後曆史的了解，毛澤東可以說是越來越牢固地掌握了黨的權柄，沒有人動搖得了。他要誰下台，不過就是一紙紅頭文件的事，用不著大動幹戈，更不必發動全國人民來幫忙。”
美方人員困惑了。但興趣也更濃了，大睜著眼睛等待他說下去。
張國燾接著說：“以我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的意圖恐怕是哲學思考多一些……具體而論，也就是讓人民來參與所謂反修防修，以便在他死後也能辨別什麽是修正主義，從而自覺地起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恐怕是意識形態的隔膜吧，美方人員一頭霧水，仍感到不得要領。而我們卻從張國燾這片言點評感到震驚。看來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也不淺泛，對毛澤東的理解之深也不差於國內的紅衛兵!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也發現，中央紅軍初到陝北，毛澤東及時糾正了原陝北紅軍內極左分子的過火行為，多年後，張國燾憶及此事時，給予了明確的肯定。他寫道：“徐海東對毛澤東一到陝北，便糾正戴繼英、聶鴻鈞(極左分子)的錯誤表示欽佩”，“在毛澤東幹預下，高崗、劉誌丹等都釋放出來，官複原職。”張國燾說，“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有趣的是張國燾越到晚年，越有深刻的反省，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在香港的《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
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看來大陸的走資派的強拆不是首發, 國民黨逃到台灣後還繼續強拆, 而且還強拆到張國燾的頭上。走資派的一切都繼承了國民黨的做法。
投奔國民黨後，張國燾先後委身於軍統、中統等處，還當過一段有實權的地方官----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官場的傾軋令他鬱鬱不得誌，很快就被國民黨所冷落。解放戰爭期間，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時，美國的一些機構對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張國燾雖然已經離開政治中心，但他曾長期擔任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一些見解和回憶或許對研究中國有著極大的價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當時，每月2000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對張國燾來說更是雪中送炭。時年64歲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 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
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讓他對紅色中國的時局發表一些看法。此時的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1966年中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 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誌，又曾是對手，張國燾對毛澤東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可見毛澤東的眼力。兩人都有很高的理解力。在曾經的共產黨內，張可能是唯一能夠理解文革的人。終於看到了毛澤東的覺醒和除掉陰謀家劉少奇。他能理解毛澤東一生追求平等的情懷，因為他與毛澤東一樣，從小同情反清複明的洪門造反派和底層人民，也是天生的叛逆者。
其他一些人乘著留洋留蘇的快船投機革命。那時即便留蘇的大部分是國民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黨派。他們希望走上層路線切入中國的政治中心，並沒有代表普通人民的內在動力。他們雖沒有參與組建中共的基礎工作，回國就進入中央。因此從開始就是官僚代表為薪酬工作，沒有真正的革命熱情和覺悟。這種人甚至排斥從頭開始的革命黨人，因為他們隻為升官發財而混進革命隊伍。根據張國燾的回憶，十月革命後的蘇共隊伍中也充滿了這類官僚人物。隻有列寧沒有官僚色彩平易近人，像個憨厚的普通工人，不像讀書人。（列寧是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