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靠殺人取得成功的嗎?

毛澤東是靠殺人取得成功的嗎?

 

 

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真正能做到普度大多數民眾的唯有是毛澤東。共產黨革命為的是大多數民眾, 對少數頑固分子以大多數民眾對抗到底的少數人被殺外,  都是團結的對象。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俄革命殺人遠比不上西方國家。中國古代改朝換代死人無數（就當時人口），西方也是如此，如紅白玫瑰戰爭等。歐洲幾百年戰爭不斷，如中國的春秋戰國，百年戰爭，英法戰爭，七年戰爭和一戰、二戰等改變了歐洲人對死亡的恐懼。德國三十年宗教戰爭死了60%的人口。美國南北戰爭死傷百萬，於當時的千萬人口來說不可謂不多。俄國革命死人很少，倒是歐洲各國入侵造成的衛國戰爭死了很多人，包括戰死和地主屯糧造成的饑荒。中國民主革命死人就百萬級，遠少於日本侵華戰爭 ，就人口比例來說，也少於歐洲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內戰。

中國辛亥革命當時死人不多，但造成的二十年南北分裂軍閥混戰死了不少。國力衰弱民族分裂造成日本入侵，死了三千多萬人。共產黨早期是沒有武裝的。第三國際主要支持孫中山國民黨，並要求中共配合國民黨接受國民黨領導。中共全麵加入國民黨就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還引起中共領導人的反對。張國燾因此被剝奪領導權。是蔣汪分共發動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代表後，中共才轉向武裝鬥爭。就是南昌起義，第三國際還要求謹慎，派張國燾傳話推遲，等爭取到張發奎後再行動。張因此再次受到黨內批判。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軍隊主要是反圍剿，死人以十萬計。抗日戰爭後的解放戰爭是死人最多的，也就百萬計。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目前的官方數據中，中國1950年的人口居然是5.3億，超過中國曆史上的最高人口數量。這有誇大之嫌，目的大概是貶低前三十年中國人口的迅速增長。看一個政權，不僅看殺人，更要看養活的人口。新中國養活的人口超過曆史的一倍多說明了一切。西方國家看起來殺人少，但人口少，因為焚屍經濟殺人於無形。不用刀也能殺人，用高消費的第二類生活必需品，也就是進入和保持中產階級地位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按美歐發達國家單位資源養活的人口算，中國也就隻能養活不到一億的人口。印度也就一兩億。這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會比別國差。

古今中外曆史上兩軍交戰中殺降、虐俘，這是所有戰爭史的通病，唯有毛澤東自建軍之初，就極為重視優待俘虜，並將其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重要一條。而模範地執行優待俘虜，這展現了毛澤東的胸懷，更展現了共產黨的寬大。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共軍”模範執行俘虜政策。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280萬國軍為何能調轉槍口。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就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毛澤東用海納百川消化前朝遺留並改造戰犯。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屠殺前朝統治階層人物，尤其是屠殺它的代表人物以絕後患，幾乎是奪取政權後的統治者一貫采取的手段。可毛澤東不僅包容了1000萬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還創造出改造戰犯的奇跡。

對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包起來”和“招回來”。新中國各級政權建立後，麵對國民黨時期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毛澤東極有氣魄地決定：“包起來”!   “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連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

按毛澤東的指示，對國民黨留下的行政人員，有的留在各級政權當幹部，有安排到參議部門，有根據自己意願安排教學，有的幹脆養起來。對國民黨起義人員，大體按原級別安排各部隊。要求各級政府在國民黨遺留人員，注意發現建設人才，不光在專業上使用，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毛澤東還把延攬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經統戰部門多方努力，許多在海外留學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開拓者、奠基人。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解放之初，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如何處理戰爭罪犯，連一向舉重若輕、大氣磅礴的毛澤東也很慎重：“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

對926名國內戰犯，毛澤東明確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對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願留大陸的給工作，願去台灣的給路費。在1975年最後一批獲得特赦的293名戰犯中，有10人申請去台灣被批準。連末代皇帝溥儀，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公民。

對969名日本戰犯的改造政策：一個不殺，從寬處理。對這批罪惡滔天的日本戰犯，撫順管理所實行“三個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經幾年改造，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跡”。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獲釋戰犯成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

毛澤東一生，政敵多多，但沒私敵。毛澤東一生指揮作戰無數，但沒刑罰過一個政敵。

在“反右”鬥爭中十分注意保護右派。毛澤東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偉人，曆來重視知識分子，特別是剛剛建國，急需建設人才。可1956年，毛澤東為保持中共“金剛之身”不壞，搞大鳴大放對自身“整風”，竟意外引來“右派”猖狂進攻，要請國民黨回來輪流執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反右”中毛澤東特別注意保護“右派”。梁漱溟晚年回顧整風反右，潸然淚下地強調：整風“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  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於誇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對某些右派衝撞政治底線的言論，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鄧小平任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全國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遠超毛澤東五千人的預計。麵對反右擴大化，為保護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為“右派”親自下定義，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領導對右派“殺一部分、關一部分、勞教一部分”的意見，而毛澤東對右派分子的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群眾監督，思想改造。

由於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反毛英雄”梁漱溟晚年的懺悔。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澤東交情深厚，又是批評，又是指責，大發連珠炮，把毛主席的領導說得一無是處，臨了，還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這個雅量”，接納他的意見。毛澤東的回答：“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  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澤東還對梁漱溟的反動曆史作用“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等進行了15點批判。但反右鬥爭，梁漱溟並未劃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說：“我實在是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舊居門前，感悟當年和毛主席的爭論，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他最後感歎說：“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

對比“反右”和改開後的“清理三種人”。1951年開始“三反五反”運動，有18萬人被捕，40人死刑。改開後的1983年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有86萬人判刑，2.4萬人處以死刑。“反右”波及55萬人，一個未殺，一個沒有坐牢。“文革”後清理“三種人”，波及300萬人，僅北京大學校一級領導就被查處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為核查對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慶霖因大兒子初中畢業下鄉到農村，沒口糧，沒分紅，生病請假沒人管，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李慶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毛澤東為大右派解決生活困難，改開後清理“三種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總之，說起毛澤東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都說：將軍臂上能跑馬，宰相肚裏能行船。可毛澤東心中裝的是萬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從歐洲的標準來看，毛澤東有婦人之仁。母親信佛對他有一定影響。斯大林肅反，很多人反對。但保證了蘇聯存在七十年，擊垮希特特，超越歐洲，與美國平起平坐。解體三十年還可以輕易打敗北約美國。今天已經被俄國人評為俄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可謂大浪淘沙。曆史人物的意義就在於深遠的曆史影響力，不是如走資派鄧的改革開放那樣的曇花一現。

[yongbing1993]

毛澤東在延安還放了張國燾妻兒








張叛逃投降蔣介石國民黨後，中央不讓張的妻子離開延安，是毛澤東批準張的妻子帶著兒子離開，沒有留人質。

Al是造Al人的傳話機器，俄羅斯造的Al，能為烏克蘭服務嗎？以色列使用的Al，能說加沙的好話嗎？美國造的Al，和中國造的Al，在同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輸入後，能有相同的結果嗎？

《反共華人》配合走資派們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造謠說謊來抹黑汙蔑毛澤東，如今的互聯網上就是以《反共華人》的謠言謊言幾乎蕩網都是反共產黨反毛澤東的內容，再用美國造的Al來搜，能有真實數據嗎？

別用Al來誤導了。當然，各自造的Al，為各自的主人自說自話。看來Al也具有了階級性。

北伐戰爭蔣介石國民黨不發動反革命政變恐怕就不會死這麽多人。蔣介石背叛孫中山遺願後國民黨內部很多人轉向共產黨, 而這一代的共產黨人沒有為自己的私利, 有信仰有理想為民旅為中國為實現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中國不被外國殖民、建立共和國的遺願的實現奮鬥終身。而這些人都出生於有產階級, 而終身為無產階級全心全意服務。有人對這一群人的抹黑攻擊天地難容。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目前的官方數據中，這些造假篡改用虛假的謊言代替, 就是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 尤其是建國後都作了有利於走資派的修正, 對文革更是顛倒黑白造謠抹黑完全失去原來的麵目。對反走資派的如四人幫冠上十大罪狀, 對走資派都描寫成為國為民的功臣。所有官方文件、字典、曆史記摘以及網上的百度百科等等全是走資派這四十多年來修正過的資訊, 根本沒有真實的記摘。有時維基百科上的記錄還稍客觀一些。走資派的跨台是遲早的事。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

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無人能比毛澤東的不殺人。

不過細想, 毛澤東唯有這樣才能團結更多人。在長征途中博古李德張國濤等堅決反對毛澤東, 但後來毛澤東重掌權後還將博古留在領導層中。張國濤自己出逃了。對待鄧小平也是這樣, 對劉少奇彭德懷也持佛心。隻是沒有如鄧小平這麽鬼罷了。

真的, 無人能比毛澤東的不殺人。

就比如在長征中毛澤東是真心想留張國燾的。在共產黨內，除陳獨秀李大釗外，毛澤東就隻看重張。中央紅軍與四方麵軍會師時，不是黨政軍最高領導的毛澤東親自迎接張。張一直珍藏著兩人的合影。這恰恰害了張，使周劉聯手趕走張。張叛逃投降蔣介石國民黨後，中央不讓張的妻子離開延安，是毛澤東批準張的妻子帶著兒子離開，沒有留人質。並且還親自送行，特別交代共事十多年，希望各留餘地。實際上是向張保證不會過於追究。君子風度堪比春秋義士，令人動容。哪是後來的小人可比的。

毛澤東的七律長征很有名。細心閱讀發現一路過來，毛澤東隻字未提過草地。過草地是長征途中最艱苦悲壯的旅程，時間長，犧牲也最多。過去後又是險關，隻剩幾千人的中央紅軍差點全軍覆沒。官方回憶錄中沒有提到是誰的主張，隻說張反對，並中途折回。這便是紅軍分裂的開始。後來張率軍回川，剛下夾金山就入了川軍的口袋陣。好像有人泄密。當時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都有電報。張元氣大傷，沒能入川，從此走上失敗之途。為什麽懷疑？因為後來說張指使兵變也是用電報做文章。建國後陰謀家更是把陰謀玩得爐火純青。

新中國誕生以後，毛澤東曾通過第三者勸說張國燾回國。　張國燾拒絕了。

美國政府便假手一民間組織派出訪問團，赴香港找張國燾。一見麵就預先付上一筆不菲的采訪費。這不啻是給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張國燾雪裏送炭。

當時，張國燾沉吟良久，嚴肅地問道：“你們是希望聽順耳的，還是真實的?”

美方人員懇切地回答：“當然是真實的。”

張國燾又默然了一會兒，說：“外界對文革的解讀，大都以為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是毛澤東奪劉少奇的權。這實在是想當然而然!以我對中共延安以後曆史的了解，毛澤東可以說是越來越牢固地掌握了黨的權柄，沒有人動搖得了。他要誰下台，不過就是一紙紅頭文件的事，用不著大動幹戈，更不必發動全國人民來幫忙。”

美方人員困惑了。但興趣也更濃了，大睜著眼睛等待他說下去。

張國燾接著說：“以我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的意圖恐怕是哲學思考多一些……具體而論，也就是讓人民來參與所謂反修防修，以便在他死後也能辨別什麽是修正主義，從而自覺地起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恐怕是意識形態的隔膜吧，美方人員一頭霧水，仍感到不得要領。而我們卻從張國燾這片言點評感到震驚。看來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也不淺泛，對毛澤東的理解之深也不差於國內的紅衛兵!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也發現，中央紅軍初到陝北，毛澤東及時糾正了原陝北紅軍內極左分子的過火行為，多年後，張國燾憶及此事時，給予了明確的肯定。他寫道：“徐海東對毛澤東一到陝北，便糾正戴繼英、聶鴻鈞(極左分子)的錯誤表示欽佩”，“在毛澤東幹預下，高崗、劉誌丹等都釋放出來，官複原職。”張國燾說，“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有趣的是張國燾越到晚年，越有深刻的反省，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在香港的《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

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看來大陸的走資派的強拆不是首發, 國民黨逃到台灣後還繼續強拆, 而且還強拆到張國燾的頭上。走資派的一切都繼承了國民黨的做法。

投奔國民黨後，張國燾先後委身於軍統、中統等處，還當過一段有實權的地方官----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官場的傾軋令他鬱鬱不得誌，很快就被國民黨所冷落。解放戰爭期間，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時，美國的一些機構對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張國燾雖然已經離開政治中心，但他曾長期擔任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一些見解和回憶或許對研究中國有著極大的價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當時，每月2000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對張國燾來說更是雪中送炭。時年64歲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 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

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讓他對紅色中國的時局發表一些看法。此時的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1966年中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 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誌，又曾是對手，張國燾對毛澤東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可見毛澤東的眼力。兩人都有很高的理解力。在曾經的共產黨內，張可能是唯一能夠理解文革的人。終於看到了毛澤東的覺醒和除掉陰謀家劉少奇。他能理解毛澤東一生追求平等的情懷，因為他與毛澤東一樣，從小同情反清複明的洪門造反派和底層人民，也是天生的叛逆者。

其他一些人乘著留洋留蘇的快船投機革命。那時即便留蘇的大部分是國民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黨派。他們希望走上層路線切入中國的政治中心，並沒有代表普通人民的內在動力。他們雖沒有參與組建中共的基礎工作，回國就進入中央。因此從開始就是官僚代表為薪酬工作，沒有真正的革命熱情和覺悟。這種人甚至排斥從頭開始的革命黨人，因為他們隻為升官發財而混進革命隊伍。根據張國燾的回憶，十月革命後的蘇共隊伍中也充滿了這類官僚人物。隻有列寧沒有官僚色彩平易近人，像個憨厚的普通工人，不像讀書人。（列寧是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