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毛澤東《不怕鬼的故事》

文革前毛澤東《不怕鬼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為了戰勝困難，反擊帝修反，毛澤東提出了不怕鬼。為了用曆史上人們與鬼鬥爭的事例來鼓舞人心，進一步使全黨全國人民從思想上堅定信念，增強與鬼鬥爭的信心和勇氣，毛澤東又提議編輯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那麽，這本書又是如何編輯成書的呢?

從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曾是黨內幹部整風的閱讀書籍。從編選思路，到出版宣傳，毛澤東都悉心過問，花了不少精力。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外交部辦公廳把毛澤東、周恩來、陳毅五月六日的談話整理打印了出來，分送有關中央領導。毛澤東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給江青看，特別要她注意第十三頁，第十三頁上正是毛澤東講不怕鬼，並說要把中國小說和故事裏不怕鬼的內容，編成一本小冊子的那段話。

這說明，在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毛澤東就在考慮提議編選《不怕鬼的故事》了。他指示當時的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讓他落實這項工作。這位領導把編緝該書的任務交給了當時屬於中國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並由所長何其芳具體負責。到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編成了。

該書故事主要選自晉、唐、五代、宋、明、清以來的古籍，所選篇目，短則幾十字，多也不過千字，形象生動地描繪了各種各樣的人不怕鬼並且有智有勇戰勝鬼的故事。

何其芳把這個基本編成的小冊子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還選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發與會者。

不久，由於廬山會議上出現彭德懷問題，進行了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個時候在毛澤東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單單是參加反華大合唱的國際上的帝修反、國內的困難和地富反壞右，還包括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將已經編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選充實，遂成七十篇，共六萬多字。因為文言，每篇又相應做了不少注解。

全書定稿後，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請毛澤東為這本書寫個序言，以說明這個時候編選出版這本書的用意，引導讀者結合現實更好地閱讀。毛澤東指示，先讓何其芳起草一個，再給他看。這樣，何其芳幾易其稿，寫了一篇近一萬字的序言。何其芳把這篇序言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了他。

參加談話的還有陳伯達、胡喬木、周揚。毛澤東對何其芳為《不怕鬼的故事》一書寫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見。毛澤東說：除了戰略上藐視，還要講戰術上重視。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不然，就打不敗它。你們編的書上，就有這樣的例子。你可以再寫幾百字，寫戰術上重視。序言改好以後，再送我看看。

由此看來，毛澤東不僅提出不怕鬼，而且還非常重視研究如何才能打敗鬼的方法。他主張對鬼要進行具體分析，將戰略上藐視鬼和戰術上重視鬼結合起來。這是與他過去講過的戰略上藐視敵人和戰術上重視敵人的原則一脈相承的。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何其芳又對序言作了修改，一月十六日，何其芳將修改後的序言報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收到這個修改稿時，正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一月十八日的會議講話中，他向與會者談到了這本書，高興地說：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們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書。

毛澤東對這個序言又作了幾處修改。修改的文字如下：

“世界上並沒有過去的故事裏所說的那種鬼，但是世界上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大而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複辟，小而至於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

“所以，在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者看來，世界上什麽都不可怕。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實行複辟或企圖複辟，特大的天災，以及一般工作和鬥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體上，在戰略上，對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須加以藐視。”

從毛澤東修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對於鬼的內涵做出了界定，就是指國際上的帝修反和國內的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及天災困難等等。他還進一步幽默地反問道：

“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

這進一步說明，對鬼害怕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不怕鬼，要樹立戰勝鬼的信心和勇氣，對鬼抱有幻想是不行的。

毛澤東還在序言中加寫了一大段話，主要介紹了這本書編輯的背景及該書出版的現實針對性，他寫道：

“這本書從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組織反華大合唱的時候，就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手編輯，到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編成。那時正是國內修正主義起來響應國際修正主義、向著黨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們決定將本書初稿加以精選充實，並決定由我寫一篇序。1960年底，國際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了代表會議，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派、反對修正主義的聲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通過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這個‘不怕鬼’的聲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聲勢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喪，反華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當著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於1960年1月作出了擁護莫斯科會議聲明的決議和對國內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麵製定了今後政策，目前條件下的革命鬥爭戰略戰術又已經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時候，我們出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會那麽驚世駭俗了。”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說的鬼就是指國際上的帝修反和國內的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及發展道路上麵臨的困難風險。編輯這本書就是要使全黨全國人民堅定信心，鼓足幹勁，沿著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毛澤東對何其芳送來的這個修改稿作出若幹修改以後，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又約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何其芳談話。對何其芳說：你寫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係起來了。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就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幾句，講半人半鬼。他說：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經過改造，又會走到人。

何其芳臨走時，毛澤東又囑咐把改的稿子謄清打印後，再給他看看。

當天回去後，何其芳連夜根據毛澤東對序言的修改謄清並囑人打印出來，也作了些文字改動。一月二十四日一早，他讓通訊員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轉交毛澤東，並附上一信：

“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據你修改的稿子謄清打印出來了。隻有一二處……作了一點文字上的變動，對‘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幾句，不知合適否?送上請您再審閱。1月24日晨”。

何其芳在信中提到的“半人半鬼”的人在發表稿裏，是這樣表述的：“還有一種‘半人半鬼’的人，他們不是被改造為完全的人，就會走到成為完全的‘鬼’。當著他們還是‘半人半鬼’的時候，他們的反動的一麵也會同其他‘鬼類’一樣總要為祟，總要搗亂。”

一月二十四日當天，毛澤東便審完了這份稿子，閱後批示：

“即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何其芳同誌：

此件看過，就照這樣付印。付印前，請送清樣給劉、周、鄧、周揚、郭沫若五同誌一閱，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書的時候，可將序文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另請著手翻成幾種外文，先翻序，後翻書。序的英文先翻成，登在《北京周報》上。此書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國進行整風運動的幹部們閱讀。以上請酌辦。”

他還提醒何其芳注意“第八頁第一第二行有一點修改。”

從這封信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多麽重視《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傳教育作用。批示中提到的“一點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審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八頁第一、第二行的一段原文：“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向著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轉化的。”這恰是毛澤東上一次修改加寫的話，這次他又劃去，改作：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難和挫折，都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都不過是前進道路上的阻礙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轉的。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通過鬥爭同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的地位轉化的。“
　　
毛澤東進一步從辯證法的角度來分析了這個問題。困難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的，因為矛盾著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都在向著它對方的位置轉化著。通過這個修改不論是從邏輯上還是文字的表述上都更為嚴密了。

這篇序文後來分別載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報》和一九六一年《紅旗》雜誌第三、第四期合刊。

經過這樣一個周密的過程，《不怕鬼的故事》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可以說，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毛澤東花了不少精力，從編選到寫序、到出版，都凝結著毛澤東的心血，體現了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複強調的打鬼思想。因此他對這本書印象很深，評價很高，後來曾多次談到這本書，並多次向外賓推薦。

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會見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鬱時，毛澤東高興地說起：“日本人民大膽起來了，不怕鬼了，就是說，不怕美帝國主義這個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這個鬼了，不怕池田(即池田勇人，時任日本首相)這個鬼了，日本人民的鬥爭信心加強了。我們出了一本書叫《不怕鬼的故事》。”毛澤東說著，麵向陪同的廖承誌，吩咐道：“有沒有日文的?送他們每人一本。”

幾天後，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會見一個兄弟國家政府的訪華代表團時，毛澤東說：”有鬥爭，鬥爭是有困難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來的。過去河南有個小國叫杞國，那裏的人怕天塌下來，杞人憂天，不該怕的他也怕。我們出版了一本書，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們看過嗎? 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給你們。這是第一本這樣的故事書，很有意思，那裏麵說帝國主義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個鬼，別的鬼還沒有談到，那是1959年春天編的嘛!“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是毛澤東提議編寫的。毛澤東不僅提議，還進一步指導了本書的編寫工作。編輯完畢後，他又要何其芳起草了本書的序言，闡述了編輯這本書的背景、目的及意義，不僅指導何其芳而且他自己也親自動手對序言進行了重大修改。這本書及其序言是經過其他中央領導及相關同誌審閱後才發表的。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擴大這本書的影響力，毛澤東提議這本書在出版的同時，將它的序言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還將序言和該書譯成多國文字出版。這體現了那個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信邪不怕壓，堅持真理，藐視困難，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在逆境中進行鬥爭的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

 

《不怕鬼的故事》是由毛澤東倡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於1959年啟動編選，1961年首次出版。收錄晉至清曆代典籍中100則短篇故事。全書以宋定伯捉鬼、薑三莽驅鬼等篇目為主線，展現古人以智勇對抗鬼怪的事跡，結構短小精悍，語言通俗凝練。編選注重“不怕鬼”主題，涵蓋罵鬼、驅鬼等類型，通過諷刺性寓言批判愚昧與強權。書中將“鬼”隱喻為現實中的帝修反，尤其是走資派夥同全世界的反共大聯盟。同時又形容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困難與特大自然災害。反映了在特定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背景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破除迷信、倡導鬥爭精神的勇氣和信心。

本書從中國曆代典籍中，選出100則不怕鬼的故事，主人公對於普遍認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並且敢於罵鬼、驅鬼、打鬼、捉鬼，表現了古代人民的大無畏精神。把這些故事當作寓言，當作諷喻性的故事來讀，仍有十分深刻的借鑒意義，對於發揚“不怕鬼，不信邪”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旗幟鮮明地同各種反共勢力、錯誤思想、不良傾向和邪惡勢力作不斷鬥爭。

《不怕鬼的故事》詳細內容：

序，/宋定伯捉鬼/嵇康恥與魑魅爭光/阮德如，蕭正人/齊武帝拒不給鬼加封/徐孝克敢居凶宅/崔敏彀，韋協律兄/竇不疑/陳鸞鳳/李德裕禁淫祠/陵州龍興寺僧 ，蕭氏子/韋滂/鹿牛頭/蜀僧善曉/茅處士/程晌不怕鬼不信佛/白骨/史公公宅/艾子/張德縛鬼/孫儔擊鬼/泗州邸怪/王直夫/薑潛/董彥國/漳州一士人/宜興民/楚王滅鬼/不畏鬼/浴肆避鬼/蘇東坡與乳母/靖江縣鬼戲/路貴不喜神怪/假妖/羅文節/煞神/汪價不怕鬼怪/妖術/耿去病/捉鬼射狐/高忠鬥海怪/宗陽宮魍魎/葉老脫/鬼畏人拚命/豁達先生/陳鵬年吹氣退縊鬼/汪啟明/惡鬼嚇詐不遂/道士作崇自斃/鬼寶塔/油瓶烹鬼/林千總/打破鬼例/蔡書生/趙大將軍刺皮臉怪/釘鬼脫逃/曹竹虛言/南皮許南金/鬼避薑三莽 ，田不滿/老儒用墨塗鬼臉/戴東原言/李匯川言/科爾泌達爾汗王仆/假鬼作偽證/侄兒裝鬼敲詐伯父/假鬼遇泥鬼/火焚妖畫/書生不肯為狐讓路/樹妖避木匠/老翁惡謔/書生駁鬼，廢寺鍾怪/玉璜失竊/隔窗擊鬼/詐鬼行盜/縣令不畏縊鬼/裝鬼詐房產/屠夫打醉鬼/老麵鬼/人而鬼/老段/山魈/縊死鬼/清河民某甲/潘生/陳在衡/殺鬼/大頭鬼。

[yongbing1993]

鬼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泛濫成災








《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

《“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濫成災”，》

毛澤東提出《不怕鬼的故事》，毛澤東對這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又作了幾處修改。修改的文字如下：

“世界上並沒有過去的故事裏所說的那種鬼，但是世界上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大而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複辟，小而至於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

“所以，在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者看來，世界上什麽都不可怕。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實行複辟或企圖複辟，特大的天災，以及一般工作和鬥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體上，在戰略上，對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須加以藐視。”

從毛澤東對於鬼的內涵做出了界定，就是指國際上的帝修反和國內的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及天災困難等等。

毛澤東還進一步幽默地反問道：“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

這進一步說明，對鬼害怕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不怕鬼，要樹立戰勝鬼的信心和勇氣，對鬼抱有幻想是不行的。

毛澤東還在序言中加寫了一大段話，主要介紹了這本書編輯的背景及該書出版的現實針對性，他寫道：

“這本書從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組織反華大合唱的時候，就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手編輯，到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編成。那時正是國內修正主義起來響應國際修正主義、向著黨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們決定將本書初稿加以精選充實，並決定由我寫一篇序。1960年底，國際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了代表會議，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派、反對修正主義的聲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通過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這個‘不怕鬼’的聲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聲勢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喪，反華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當著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於1960年1月作出了擁護莫斯科會議聲明的決議和對國內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麵製定了今後政策，目前條件下的革命鬥爭戰略戰術又已經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時候，我們出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會那麽驚世駭俗了。”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說的鬼就是指國際上的帝修反和國內的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及發展道路上麵臨的困難風險。編輯這本書就是要使全黨全國人民堅定信心，鼓足幹勁，沿著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然而，很快社會上出現了許多鬼戲及“有鬼無害論”的紛紛出籠。毛澤東是將鬼看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大敵，是主張與鬼進行堅決鬥爭的。

可是就在此後不久，卻出現了鬼戲《李慧娘》，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還寫了《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為其進行辯護，表現出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當時劇本《李慧娘》的發表及據此編排的昆曲《李慧娘》的上演，獲得了戲劇評論界一邊倒的喝彩，這尤以廖沫沙撰寫的文章《有鬼無害論》更為引人注目。

毛澤東將鬼戲和“有鬼無害論”與階級鬥爭聯係起來，認為鬼戲和“有鬼無害論”問題的出現是城鄉階級鬥爭的反映，是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階級鬥爭。這就為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問題定了性，指明了批判的方向。而《人民日報》卻對毛澤東關於鬼戲和“有鬼無害論”問題的定性置之不理，既不對過去宣傳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文章進行自我批評，也不開展對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對《人民日報》提出了更為嚴厲的批評。這個批評表麵上是針對《人民日報》負責人的，實際上卻是批評當時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同誌的。

在鬼戲和“有鬼無害論”出籠後，第一篇反擊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有份量的文章，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至七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的批判文章《“有鬼無害”論》。那麽，這篇文章是如何產生的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這篇文章是江青在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支持下組織人寫成的。那麽江青為什麽會組織這樣一篇反擊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呢?

文革開始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中談到了這個問題。她說：“我的認識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複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係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麽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隻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誌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從江青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是在調查研究之後才發現文學藝術領域存在的鬼戲和“有鬼無害”論問題的。她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文藝屬於上層建築範疇，從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出發，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就會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到破壞和瓦解的作用。因而江青就要對文藝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批判，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學藝術進行鬥爭。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青當時卻難以在北京爭取到批評的權利，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江青約見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陸定一、周揚、張子意和許立群時就曾經說，“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濫成災”，問題嚴重。但陸定一、周揚等人對她的話“充耳不聞”、不予理睬。這就是她一九六七年七月在《為人民立新功》那番講話裏說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35]

後來，林默涵也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她(江青)想先抓中宣部(文藝)、北京、上海，然後抓全國。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順當。”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江青才以“女客人”的身份從北京來到上海，在柯慶施的支持下來組織這篇文章的寫作。

由於《有鬼無害論》這篇文章不是一般人寫的，而是出自於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之手。不論從學識、名氣、地位還是這篇文章的影響上來看，能夠寫出對《有鬼無害論》有說服力的批判文章來確實並非易事。當時大概是張春橋正忙於搞“大寫十三年”的緣故吧，柯慶施便將批判“有鬼無害”論的任務交給了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柯慶施對這篇批判文章是非常重視的，因而在俞銘璜寫出草稿後，他又叫張春橋精心修改，待滿意後才送交報社發表。因此文章見報時署名“梁璧輝”——取“兩筆揮”之諧音，意即兩人合寫。

這篇文章長達一萬三千字，題目定為《“有鬼無害”論》，於五月六日、七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使用索隱的手法，說《李慧娘》劇作者是影射攻擊共產黨，李慧娘變成鬼魂也要向共產黨複仇。

這是一篇從正麵直接批判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說，孟超改編《李慧娘》，“並沒有吸收精華，剔除糟粕，相反的，卻發展了糟粕。”同時，將《有鬼無害論》歸結為：提出了一番“‘有鬼無害且有益’的奇談怪論”。

文章批評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階級本質，因而也忽略了它對人民的毒害。所以，他能夠很輕鬆地認為‘有鬼無害而且有益’了。”，“一般的有鬼論，稍有科學知識的人，都能看出它的迷妄。而現在，把這種空虛、軟弱的思想，用‘反抗’‘鬥爭’等的字眼加以塗飾，就不大容易為人辯明。”它還將廖沫沙的文章與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聯係起來，認為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形勢下，在封建迷信活動時有發生的條件下，“我們就應當注意幫助人們破除迷信，至少也不要去撥動封建迷信的餘燼，使其複燃。”

梁文說，對待“鬼戲”，“並不是‘沒有辦法可想’。有些鬼戲我們可以幹脆不演。有些鬼戲可以把鬼去掉，例如《十五貫》，本來有鬼的，現在無鬼了，而且也更好看了。”文章還說：生活在當前國內外火熱的鬥爭中，卻發揮‘異想遐思’，致力於推薦一些鬼戲，歌頌某個鬼魂的‘麗質英姿’，決不能說這是一種進步的、健康的傾向。”

這篇文章雖然對鬼戲和《有鬼無害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是在行文上還是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說明，提出了對於曆史上鬼戲的處理辦法。文章指出當時在封建迷信仍然嚴重存在的情況下，宣揚和演出鬼戲不僅會助長封建迷信，而且從階級屬性上來說，宣揚鬼魂的戲曲藝術屬於封建文化的範疇，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鬼戲的上演就是封建文化的複燃，這就必然會嚴重阻礙社會主義文藝的建設，並嚴重影響到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確立，並進而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到破壞作用。因而文章認為這是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階級鬥爭。

《文匯報》發表《“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進行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重要信號。在這篇文章發表兩個月後的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轉發陝西省委宣傳部《關於陝西地區思想戰線上階級鬥爭形勢和我們的意見的報告》中又指出：“當前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思想戰線上，在教育、理論、科學、文藝、報紙、刊物、廣播、出版、衛生、體育等方麵，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現。”

這個報告轉發全黨，是貫徹執行八屆十中全會確立的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表現，是在《文匯報》發表《“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拉開了對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批判序幕後，開展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重要步驟。這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進入到了實際操作階段。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當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問題出現後，毛澤東認為這是城鄉階級鬥爭的反映，是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階級鬥爭。當江青提出對鬼戲和“有鬼無害論”進行批評的時候，卻遭到了意識形態領域主管部門若幹領導人的冷遇，無奈之下，她隻好到了上海，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才組織了這篇批評鬼戲和“有鬼無害論”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發表，拉開了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的序幕。以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轉發陝西省委宣傳部《關於陝西地區思想戰線上階級鬥爭形勢和我們的意見的報告》為標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迅速開展起來了。

[yongbing1993]

共產黨不怕鬼要打鬼戰勝這些鬼








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不怕鬼，進而形成了毛澤東的打鬼思想。這是因為那個時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全國人民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麵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為衝破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阻撓和破壞，就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調動起人們的幹勁和精神，萬眾一心，眾誌成城，形成排山倒海的威力，煥發出雷霆萬鈞的物質力量。

毛澤東所說的鬼，從內涵上來說，既包括國際上的帝修反，也包括國內的地富反壞右，共產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還包括前進道路上麵臨的困難、風險和挑戰。這些妖魔鬼怪就構成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障礙。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僅不怕這些鬼，還要研究打鬼的方法，戰勝這些鬼。

從曆史的回顧中我們知道，近代以來就是這些妖魔鬼怪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造成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

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經過二十八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又鞏固了政權，恢複了經濟，發展了生產，取得了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

因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就是一部同國內外妖魔鬼怪進行鬥爭的曆史，也是戰勝這些妖魔鬼怪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曆史。從這裏可以看到，打鬼並非這個時候才出現，而是曆史上早已有之。

一九五六年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後，在前進的道路上仍然麵臨著重重的阻撓，存在著國內外、黨內外大大小小的鬼，他們或聯合或獨自，采取不同方式同我們進行著鬥爭，妄圖阻礙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既要不怕鬼，勇於和鬼進行鬥爭，又要講究戰術，善於和鬼進行鬥爭，將戰略上藐視鬼和戰術上重視鬼結合起來。隻有這樣，共產黨才能夠在與鬼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鬼不僅存在於客觀世界，而且也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其實，人們怕現實中的鬼，特別是在與現實中的鬼進行鬥爭的時候，縮手縮腳，妥協退讓，從根本上講，還是因為心中存在的鬼造成的。因而隻有消滅了心中的鬼，才能做到端正態度，提高認識，消除顧慮，排除幹擾，不動搖，不妥協，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為消滅現實中的鬼奠定思想基礎。

滅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從革命鬥爭的曆程中可以看出，驅除現實的鬼是容易的，驅除心中的鬼又是困難的。如果人們不能將心中的鬼消滅掉，即使現實中的鬼被消滅了，那麽在一定條件下這已經消滅的鬼還會被重新複製出來。因而就要將消滅現實的鬼和消滅心中的鬼結合起來，將心中的鬼消滅掉。《文革》中就是將消滅現實的鬼和消滅心中的鬼結合起來了，所以《文革》中的鬼就少一些。因為人人不怕鬼，還要人人都去打鬼，鬼就躲起來了。《文革》結束後，走資派右派等形形式式的鬼就大搖大擺地跑出來了。如今的走資派特式社會中的現實中的鬼和每人心中的鬼都跑出來了。《鬼》無處不在，現實生活中所有的人分分秒秒都會遇到鬼，人人心中都有鬼。

《文革》中為什麽要消滅心中的鬼，不僅要積極參加革命鬥爭的實踐活動，還要改造人們的世界觀，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就要動員起廣大人民群眾的鬥爭激情，用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來武裝頭腦，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投身於和國內外妖魔鬼怪的鬥爭中。在理論學習和實踐的鬥爭中，逐漸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將心中的鬼消滅掉，為消滅現實中的妖魔鬼怪奠定思想基礎。這是確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於當時國內外和共產黨內外確實有一些人害怕鬼，在與鬼的鬥爭中存在畏難情緒，因而毛澤東才反複強調要不怕鬼，在與鬼的鬥爭中要講究戰術，通過編輯《不怕鬼的故事》來對人民進行教育。這是為了煥發起廣大人民群眾的鬥爭精神，堅定他們的鬥爭意誌，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妖魔鬼怪進行鬥爭的方法，使他們能夠真正覺醒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樹立信心，鼓舞士氣，義無反顧地投身到與鬼鬥爭的進程中。

由此看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要不怕鬼，還要消滅鬼。這就要講究打鬼的方法。不但要消滅現實的鬼，而且還要消滅心中的鬼。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隻有消滅了心中的鬼才能夠將現實中的鬼消滅掉。這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觀，在靈魂深處發生革命，進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yongbing1993]

文革是毛澤東戰中國共產黨內鬼






1966年爆發了席卷整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鑄就了一段無法回避的曆史。　　

毛澤東曾經說過他的一生隻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足見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新中國的發展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曆史不能割裂，更不容歪曲。客觀總結和正確評價文化大革命，是任何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也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大眾的曆史要求。文革畢竟是在人類文明發展長河中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曆史地唯物地看待文革，就是在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　　

現在，文革已被走資派和右派定性為“十年動亂”，不僅一無是處，負有罄竹難書的罪責，而且被走資派和右派及反共聯盟刻意掩蓋、歪曲和妖魔化渲染得麵目全非。

然而，這場曾讓全世界震驚的社會主義製度下，中國共產黨人內部的反修防修的鬥爭，又是古今中外全人類曆史上僅有的一次，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絕不是用幾句話就被徹底否定的話就能蓋棺定論的。尤其是《文革》所蘊含的全世界全人類無產階級的革命原則下，即取得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政權之後，如何能繼續革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權。是在發生了蘇東劇變蘇聯解體之後，尤其是走資派中國特色改革開放複辭資本主義全麵私有化之後的社會現實麵前，其現實意義和曆史預見性就愈加清楚地凸顯了出來。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曆史是不會永遠保持沉默的，無數的客觀公正的人們，已經在全麵還原曆史真相和解讀文革的本質。《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　　

《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內無法避免的較量。信社還是信資。“不爭論“就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義。　　

要正確解讀《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發生的曆史原因。　　

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脫胎而出的新中國一窮二白，雖然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但尚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一步邁進社會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兩條路線的鬥爭，走資派要補上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課，通過自由資本主義逐漸完成必要的社會經濟積累，然後再“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用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明己失敗。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會去消滅資本主義，再來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嗎？走資派資本家同意嗎？

以毛澤東領導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實行社會主義道路，通過高積累和低消費，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會經濟積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管理方式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必須過渡的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列寧去世後的蘇聯都選擇了暫時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辦法。中國很快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體製，在國家政權和主要生產關係上奠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　　

在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後的曆史條件下，暫時利用國家社會主義來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積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唯一現實的道路。事實證明，僅不到三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建設，新中國比任何國家相比都較早了完成了全國的完正的工業化建設。使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為了一個工業國。國防加強了，人民生活在不斷政造中。

並且，在同一時期，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裏的走資派，這個官僚體製所根植的中國當時社會生產關係的土壤中，仍然保留著大量私有製小生產成分，作為上層建築的中央內的走資派在某些方麵，尤其是思想意識和文化領域還滯後於業已建立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基礎的優越性，走資派們仍攜帶著以往私有製的各種烙印。走資派們迷戀於封建官本位等級秩序的殘餘和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於各種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中，並作為思想意識形態頑固盤踞在人們的頭腦裏和各類文化形式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更為嚴重的是走資派們這種影響成為體製官僚主義的催生劑，時刻侵蝕執政黨隊伍，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執政宗旨相對抗，使行政管理體製逐漸顯露出脫離人民的官僚化統治跡象。

毛澤東對此恨之入骨，把這種官僚主義叫做“死官僚”，認為“死官僚不關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幫助了敵人，是反革命的同盟軍。”對已經建立的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官僚管理體製很不滿意。

這個問題如不解決，必然會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失去無產階級性質，成為一場曆史曾反複上演過的輪流坐天下的普通農民起義，像前蘇聯一樣導致修正主義，進而複辟資本主義。一句話，中國共產黨的體製內的走資派官僚主義傾向和舊時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製著新中國社會主義剛剛開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進步。　　

在一般社會學意義上，社會主義主張大多數底層普通民眾的利益，而資本主義則主張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

社會主義的進步性就在於它的大眾公平性。這種體現真正社會公平的先進社會製度，對於隻體現少數資本家利益的資本主義製度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和超越。

階級鬥爭則是實現這個進步和超越的社會內在動力和必經途徑。

無產階級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後，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繼續完成兩大曆史使命才能最後完成這個超越。

一是完成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公有製改造，用惠及人民群眾的公有製來代替服務於資產階級的私有製，為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發展創造前提。

二是必須對上層建築領域中排斥人民群眾利益的走資派官僚精英的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則，權力體製的官僚化，必將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導致社會生產關係再次退回到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狀態中去。　　

《共產黨宣言》曾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隻是完成了第一個決裂。因此，改造上層建築實行第二個決裂即《文革》，就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務。　　

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恰恰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特殊國情構成的曆史條件，決定了中國革命隻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內部關於中國是否需要補上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課的曆史爭論從未停止過。直到今天，依舊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激烈的階級鬥爭。　　

因此，新、舊中國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領域裏的對抗絕非空穴來風，而是中國社會特定曆史階段自身矛盾使然，並且必然轉化成無法避免的政治較量。這種對抗和較量是無產階級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剝削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延續，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奪取政權後能否打破所謂周期律，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亟待解決的曆史命題。　　

怎樣解決這個重大而複雜的命題，在以往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沒有現成答案。馬克思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時發現，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

列寧實踐了這一偉大理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沒有解決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

斯大林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他不承認社會主義曆史時期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導致官僚主義泛濫、蘇共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上台，終於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演了共產黨下台、國家分裂和資本主義複辟的曆史性悲劇。

這個悲劇，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曆史時期是否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作出了最具說服力的回答就是毛澤東的《文革》。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管理體製的官僚化和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動向中，敏銳察覺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探索，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使踐行這一理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深遠意義。　　

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連續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等九篇評論文章，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同否認階級鬥爭、主張“全民黨”和“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的蘇共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公開的激烈論戰。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一經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從實踐上解決這個重大課題。

毛澤東曾為此嚐試過許多方法，但都遭到了體製官僚的百般幹擾和破壞，收效不大，最後不得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人民起來批判一切腐朽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讓人民群眾直接參政議政，監督執政黨，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眾民主，來識別和揭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響了迎頭痛擊封資修、防修防變的人民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