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文革滔天罪行
【鄧小平女兒大字報】
文革中鄧榕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最早發表於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報，鄧榕文章的題目是《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後被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轉載公開發表。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他XX的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
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1967.4.5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致的整風。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麽人犯了錯誤，隻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誌，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麽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樣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複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同誌在報告裏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況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誌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誌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製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麽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那一位同誌，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誌，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我們切記不要相信，沒有那同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麽革法，革些什麽，那些先革，那些後革，那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和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零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底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幹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幹十一年了嗎？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麽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事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誌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乏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麵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零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麽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製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隻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誌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麽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製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曆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盲目性遭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各個專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氏土壤學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學著作裏，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在為止，這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的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方麵，我們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麽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作為一名出色的《教員》，毛主席在《教育思想》上也是獨樹一幟的。
毛主席主張，不僅僅是讀書本裏的書，更要讀社會這本大書。他在學生時代便通過窮遊的形式做社會調查，他更是把調查研究當作領導幹部的一項基本要求堅持了畢生。“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做群眾的先生，首先要做群眾的學生”，毛主席一生都在向人民學習，把人民看得至高無上：“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毛主席一生以身作則，向人民學習，做人民的學生，為人民服務。上麵提到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就是從基層戰士那裏汲取到的智慧。
毛主席曾回憶他在抗大講課的情形，“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脫離實際的講課不僅使學生缺乏興趣，達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且還背離了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
毛主席講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於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生歡迎。著名語言學家邢福義曾說過：“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主席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誰都不能否認的是，對現代漢語貢獻最大的，一個是魯迅先生，一個就是毛主席。今天即便是反對毛主席的那些人，一不小心也會說出毛澤東式的語言。
毛主席一生都在不斷學習，勇於實踐，勇於總結經驗教訓，勇於理論聯係實際，勇於從實踐中建立理論，用理論指導實踐，再用實踐檢驗理論。毛澤東思想就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通過實踐、實踐、再實踐反複檢驗過的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理論！
綜上所述，毛主席當之無愧是最偉大的“人民教員”。
例如，剛剛逝世的烏拉圭前總統何塞·穆希卡就回憶說：
毛主席就像我們自家的爺爺一樣，對我們代表團每一個年輕人都非常尊重，非常親切，同時對我們正為之奮鬥的拉美人民解放運動的未來，抱有堅定的信心。
覺醒起來的年輕一代，比起老同誌有著更強烈的平等意識，他們因而可以沒有任何負擔地稱呼一聲“教員”，這恰恰是毛主席晚年致力於追求社會平等、“打破三千年傳統習慣”的結果。
“教員”的這一親切的稱呼，不僅說明年輕一代已經真正地把毛主席當成了自己的同誌、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親人，也說明年輕一代真正地把毛主席當成了自己的老師，願意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再次見到老朋友斯諾時說：要人們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很困難的事，所謂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teacher”這個詞，就是“教員”。
可見，毛主席不僅不會反對別人稱呼他為“教員”，而是很希望別人隻稱呼他為“教員”。
從字麵意思出發，“教員”一詞對於毛主席而言也是完全合適的。
一位網友曾經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子曰”念了兩千多年，中國絕大多數還是文盲；“毛主席教導我們”念了10年，絕大多數中國人有了基本文化。
千百年來的統治階級奉行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統治信條，孔夫子的“克己複禮”被他們高高舉起，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卻被棄之一邊。而毛主席卻堅持要摧毀剝削階級複辟的基礎，教導中國人民要學習文化、要關心國家大事。
紅軍時期，毛主席就主張紅軍戰士一邊打仗、一邊學習；早在1945年，毛主席提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將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到1964年，全國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下降到50%；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文盲率已經下降到30%。
毛澤東時代中後期基礎教育普及工作同樣成就巨大，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1975年小學數量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05.7萬所，學校被開到了農民家門口。這種教育普及水平到整個80年代都無法被超越。
而更進一步地，毛主席不僅教給人民群眾文化知識，更教給了人民群眾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馬克思指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列寧開創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但革命勝利之後怎麽辦?馬克思隻是有所設想；早逝的列寧還沒有機會去實踐；斯大林對這個問題的則是沒有認真思考過；隻有毛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了大量複雜艱辛的實踐探索，通過深入的思考，對“勝利之後怎麽辦”的問題給出了解答。看到種種現實的王震將軍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後驚呼：“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
“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要想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有大量的堅定無產階級革命家。而社會主義是一個嶄新的事物，不是一個人不知道怎麽當省委書記，而是大家都不會。作為教員的毛主席一麵自己親身實踐、探索、總結，一麵殫精竭慮、言傳身教、幾乎是在手把手地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幹部人才。1993年，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出版了一本《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主席》，開卷篇便是《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陶魯笳主政山西時，跟毛澤東主席接觸不下40次，參加毛主持的小型會議20 多次，同桌進餐也有八九次。他的這本書主要是回憶當年毛主席怎樣耐心細致地教導陶魯笳這一代的幹部當好省委書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饒有興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同他進行了話題廣泛的交談。其中多次談到關於“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毛澤東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討嫌！
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犬海航行靠舵手》則進一步提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天才的舵手”。社論說：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就是毛澤東同誌。幾十年來，每當我國革命的重要關頭，都是因為黨和人民群眾有毛澤東同誌這樣天才的舵手掌舵，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南，撥開迷霧，端正航向，使我們革命的大船，能夠繞過無數的險灘和暗礁，在大風大浪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航道，勝利前進。”
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接見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他在開幕詞中說：
“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裏同大家見麵。”
接著，林彪講話時說：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的指揮下....”。
8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並列的“四個偉大”首次出現：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穿著人民解放軍軍裝，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以及其他同誌，在天安門上檢閱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大軍。”
這是“四個偉大”第一次在黨報上出現。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時開口就說：
“我代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來的同學問好，向大家問好！”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七億人民》的社論，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社論最後說：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人民，所向無敵！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同一時期，中央的、地方的、行業的報刊的社論，幾乎都采用了這樣的格式化的結尾。
此後，“四個偉大”廣為流傳。
“四個偉大”的提法，其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年和1967年2年間。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毛澤東像的下麵刊登了林彪的“四個偉大”題詞。
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稱：
“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誌為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題詞，最集中的表達出了億萬人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感情，成為今天整個節日慶祝活動中最響亮的頌歌。”
同一天，全國各大報紙都發表了林彪的題詞手跡。
5月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
“4日，在清華大學，萬眾歡呼，群情沸騰。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華園矗立起來了！這座用鋼筋水泥製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達8.1米，像雄偉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華大學校園中心。
毛主席身穿軍大衣，神采奕奕，高舉他老人家那雄勁的手臂，為無限忠於他的革命師生和億萬人民指出前進的方向。”
林彪的題詞手跡出現在毛澤東塑像底座上，這種組合形式也被許多地方在塑像時效仿。
至此，“四個偉大”與林彪密不可分。
後來到1968年、1969年，“四個偉大”開始降溫，到1970年就日漸式微，1971年9月後，就完全銷聲匿跡了。
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奪權問題，而後他說：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歲，都是我們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
對於林彪的這些提法，毛澤東說：
“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
這是毛澤東1966年7月寫給江青的信中的內容。毛澤東在信中繼續寫道：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蟯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
文革初期，毛澤東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的調子，並且在1966年7月間就對中央宣傳部負貴人批示：
“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事實上，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從一開始也是不以為然的。
1966年12月1臼，周恩來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說明》。
2日，毛澤東在審閱時，將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刪去。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友人卡博·巴盧庫時說：
“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繞帥，偉大的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
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對這“四個偉大”很不高興的態度。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澤東在具體談到關於氫彈爆炸的新聞稿時說：
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7月20日，毛澤東找武漢軍區和湖北省的領導幹部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說到：
“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麽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1967年12月底，人民日報社起草好了1968年元旦社論，請毛澤東閱批。
元旦社論中提了“四個偉大”，毛澤東要汪東興拿著社論的稿樣去釣魚台找陳伯達和姚文元，把“四個偉大”劃掉。
去之前，汪東興問毛澤東：四個偉大全刪掉，不留一個？毛澤東想了想說：那就留下一個吧。汪東興問毛澤東留下哪一個。
毛澤東說：
我是當過教員的，就留下那個導師吧。其實導師就是教師，不過比教師高明一點。
這樣，汪東興就去釣魚台，傳達毛澤東的意思，要陳伯達他們圈掉了除“偉大導師”外的“三個偉大”。
1968年元旦社論的提法是：
“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全國億萬軍民懷著無比深厚的階級感情，衷心祝願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萬壽無疆！”
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在毛澤東生前，新中國的工人階級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製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農村人民公社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有的人說，如果按照人均，新中國比其他國家（地區）發展的慢，比改開後發展要慢。
關於改開前後人均指標發展對比，用數據證明了，改開後的人均指標與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相比，反而比改開前的差距加大了，直到10幾年甚至20幾年後，才與改開前的差距一樣。
中國人均GDP占法國人均GDP比例，改開後，除1984年、1985年外，其他年份的人均GDP都低於1976年，直到20年後的1996年，才超越1976年。整整20年才超越。
中國人均GDP占意大利人均GDP比例，就更誇張了，人均GDP都低於1976年，直到24年後的2000年，才超越1976年。24年。
中國占德國的人均GDP比例的數據與法國差不多，但是比法國還要晚一年，直到21年後的1997年，人均GDP所占比例才超過1976年。21年。
英國的對比，直到2003年，人均GDP占比才超過1976年。整整27年。
中國人均GDP占日本GDP占比，直到26年後的2002年才超過1976年占比。26年。
過了19年以後，在1994年，中國人均GDP占美國比重才超越1976年。
中國人均GDP占韓國人均GDP比重的數據就更難看了，直到2003年也未超越1976年的比例。
我們再看看人口增長速度情況。
中國人口，1949年54167萬人；1978年96259萬人；2007年132129萬人。
改開前1949-1978的27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改開後1978-2007的27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1%。
改開前，1978年比1949年人口增加了77.71%；改開後2007年比1978年人口增加了37.26%。
改開前，新中國的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05%，在主要經濟體中僅次於印度。改開後，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1%。
在總經濟指標相同的條件下，人口增長速度快的經濟體的人均經濟指標肯定要低，這是常識。即使在上圖增長率的條件下，改開後的人均指標與世界主要資本主義人均指標相比，直到20幾年後才超越改開前（1978年）。
到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國家所擁有的工業門類，中國幾乎全有。
美國著名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曾說：“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在1978年底之前，新中國擁有了完整、獨立自主的工業體係，意義特別巨大。這樣的國家（地區），在當時是極少數的極少數。
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為6.1%，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為3.1%，1880-1889年為5.5%，1890-1899年為3.3%，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其四，起點相近時期對比。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底子”，總要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而以這兩個年份為起點的工業增長速度，中國大大地快於美國。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5年就增長141%。
與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相比，用數據證明了新中國比歐美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要快得多。
鋼產量從130萬噸到3170萬噸所用時間，新中國用時26年，美國用時33年，英國用時90年（最高年產量為1970年的2829萬噸），法國用時76年（最高年產量為1973年的2526萬噸），蘇聯用時26年（與新中國一樣），印度用時63年——直到2003年。
鐵產量從190萬噸到3500萬噸所用時間，新中國用時26年，美國用時42年，英國用時120年（最高年產量為1965年的1774萬噸），法國用時93年（最高年產量為1973年的2251萬噸），蘇聯用時58年，印度用時67年——直到2007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與全世界國家（地區）GDP增長率對比
絕大多數人都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停滯，經濟崩潰。走資派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圍繞著要不要四個現代化，我們曾經同“四人幫”進行了尖銳激烈的鬥爭。“四人幫”胡說什麽“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日，就是資本主義複辟之時”，瘋狂進行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一度瀕於崩潰的邊緣，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有學者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財政狀況做了論述：《新中國前三十年留給改革開放的大紅利》走資派鄧小平說 ，窮了幾千年。
但看看新中國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積累與借債。
走資派鄧小平說的“再也不想回到過去，窮怕了”是完全違背曆史唯物主義的，《鄧選》中的 文革期間經濟崩潰了嗎？
《新中國前三十年留給改革開放的大紅利》文中的前幾部分對1949-1978年、1952-1978年新中國經濟增長數據與世界各國（地區）進行了對比。本部分單獨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年平均增長率與世界各國（地區）作對比。數據來源與本文第五部分相同。
以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為基數，新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年平均增長率7.66%，排名第十，依舊超越了所有發達國家（地區）以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地區）。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是全世界發展速度最快國家之一，作者：井岡山觀心
很多人都說新中國前三十年發展得太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發展停滯、經濟崩潰。
新中國前三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發展得到底是快還是慢，要由數據來支持。
主要經濟體工業發展速度
美國、蘇聯、日本、西德、英國、法國、印度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國外經濟統計資料》編輯小組編輯的《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年-1976年》
中國1949-1978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
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各國1949-1976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如下：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間，新中國的工業增速是最快的。
可以看到，新中國一騎絕塵，超過了戰後發展最快國家之一的日本。
有人說，1949年解放戰爭剛剛結束，以此時間點作為基準點不公平，要按照恢複期結束後的1952年為基準點才行。
我們計算1952-1976年各國工業增長率：可以看到，即使以1952年為基數，新中國的發展也排名第二，僅次於戰後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的日本。
我們再看看被走資派鄧小平稱之為發展停滯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業增長率與上述各國對比。
以1965年為基數，1966-1976年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9.53%。
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的工業年均增長率僅次於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位居第二。
改革開放前後工業發展速度
1949-1978工業生產指數如上。
1978-2008年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工業生產包括了製造業、建築業，因此與表中的第二產業相對應。
新中國1949-1978年（29年）工業年均增長率為13.48%，相對應改開後29年1978-2007年工業年均增長率為11.47%。
同樣，有的人會說，以1949年為基數不公平。為“公平起見”，筆者按照相同年限，做了四個對照組，計算年工業平均增長率。
上述每個對照組均使用相同年限，比如第一對照組為改開前1949-1978年，共29年；改開後也用29年，即1978-2007年。其他對照組以此類推。
按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說法，“十年是浩劫，破壞了生產，發展停滯不前”。事實是什麽樣的呢？
以1965年為基數，1966-1976年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9.53%；
如果以1978年為基數，改開後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9年的工業年增長率為10.33%。
如果按照包產到戶開始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為基數，1980-1990十的工業年增長率為：9.85%。與文革10年的9.53%基本持平，或者說差距不大。
中國1949-1978農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間，新中國的農業增速是最快的。
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直都在說新中國農業發展緩慢，結果竟然如此耀眼——璀璨。
與工業數據一樣，新中國的農業生產年增長率依舊是一騎絕塵，超過其他最主要的經濟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農業被黑了這麽多年，從數據中可以看到，蘇聯的農業生產增長率也是高於歐美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
看看1952-1976年各國農業發展速度。1952-1976年間，新中國的農業發展速度僅次於蘇聯。
1978-2008年農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
新中國1949-1978年（29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32%，相對應改開後29年1978-2007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58%。
如果從包產到戶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為基數，改開後29年1979-2008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55%。可以說，幾乎持平。
新中國與全世界國家（地區）GDP增長率對比
世界銀行的各國（地區）GDP增長數據，該數據最早是1961年。根據該數據，筆者統計了這些國家（地區）1961-1978年間的GDP年均增長率，個別國家（地區）因為數據缺乏而沒有列入統計，還有幾個國家（地區）因為沒有完整數據，隻能做部分統計。
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2》數據計算，新中國1949-1978年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為9.37%。
統計排名結果如下：可供統計的國家（地區）共有103個，可以看到新中國社會總產值的年增長率排名第四，超過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也超過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排在新中國前麵的有阿曼（第一名）、博茨瓦納（第二名）、韓國（第三名）。
我們看看前三名，第一名是阿曼，該國在1964年發現石油，從此GDP開始騰飛。第二名是博茨瓦納，該國於1966年獨立，不久後發現了鑽石礦，從此GDP開始騰飛。以1952年為基數，計算的新中國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7.92%。新中國的年增長率也非常矚目，排在第八位。前麵增加了新加坡、中國香港、科特迪瓦、伊朗。
新加坡、中國香港、韓國與中國台灣並稱亞洲四小龍，主要是承接了歐美的工業轉移並得到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力投資，從而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跡。伊朗的飛速發展是因為石油以及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是美國的大力投資。科特迪瓦上世紀60年代獨立後經濟飛速發展主要原因是咖啡、可可和木材出口增加以及宗主國法國的大力投資。
可以說，排在新中國前麵的國家（地區）的高速發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是在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陣營聯合禁運的情況下取得的，無一例外都是得到了歐美的大力投資。隻有新中國例外。
在被世界上最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聯合禁運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能夠正常增長，就更不要說飛速發展了——隻有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除外。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取得了經濟飛速發展，這本身就是世界奇跡——尤其是在美國脅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禁運的情況下。
除新中國外，也許隻有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