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紅二代的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中的紅二代的大字報

《 賀捷聲的大字報》

同誌們！戰友們！現在我們把反黨、篡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揪出來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堅決與三反分子賀龍劃清界線，堅決站在黨和毛主席一邊，徹底清算賀龍的罪行，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

一、我是怎樣受迫害的：我生於長征前十八天，出生之後就隨紅軍長征到延安，寄養農民家。當時賀龍在軍閥部隊裏所結拜的兄弟，國民黨旅長秦光遠、團長瞿玉屏，抱著升官發財目的來到賀部，但軍委不同意賀龍將這兩匪安插在賀部，並指示賀龍，如秦、瞿兩人願意參加革命，必須先到抗大改造，再由學校統一分配工作。賀龍對這一指示不滿，對兩匪說：“你們倆回去吧，現在共產黨裏，我無權安排你們的工作。”“我四十多歲了，僅有一女，托你們撫養了。”於是，將我交與秦、瞿兩匪帶到白區“教養”。此雖區區一例，便看出賀龍反動的本質：（甲）賀龍認為白區比解放區保險；（乙）封建的結義兄弟比共產黨可靠。

我到白區後先住在秦匪家，秦死後又到瞿家侍候全家大小，直到解放初期，我的親生母親經過重重困難才將我找回去。可恨賀龍這個混蛋將我強行要去，他揚言說：“她是賀子賀孫，應回賀家。”到賀家後，後母薛明（賀龍現妻）對我倍加歧視，賀、薛兩人限製我與親生母親通信，迫得我曾跳井自殺，未遂，我曾想上告，賀龍氣勢洶洶對我說：“你要告我嗎？我在公安部掛號了，我在總理那裏掛號了，我也在毛主席那裏掛號了，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是副總理，我是元帥，你這個小孩、小黨員，告不倒我的，讓你姨與你媽都告去我，她們也告不倒，要告的話，我就對她不客氣。”以此威脅我。直到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我才離開賀龍，回到了親娘的身旁。毛主席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在心底裏呼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二、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瘋狂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和三反分子賀龍接觸的十幾年中，從未見過他學習毛主席著作，經常見到他手不離卷，形影不離，讚口不絕的是那些《七劍十三俠》、《說唐》、《小五義》、《佘賽花》、《濟公傳》、《西遊記》等神怪小說。賀龍把黑書《燕山夜話》視為珠寶、奉若神明，將它擺在書廚裏供欣賞，而把革命曆史小說隨意放在筐旁邊不理。

更可恨的是賀龍不僅自己不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還阻撓我們學，有一次他問我：“你在學什麽？”我說：“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不滿地說：“你在宣傳部工作，不能犯錯誤太多，特別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覺不靈，幹不了什麽大事，一定要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請教。”一九六六年我去大連養病前，賀龍又問我帶些什麽東西，我說：“我帶了毛選四卷和主席語錄，準備讀一讀。”賀即強調說：“你應帶《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應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不學怎能行呢？”言下之意叫我不要學毛主席的著作。賀龍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有一次賀龍對我說：“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虧，脾氣不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嘛！”這一語道破了賀龍篡黨篡軍的野心，賀龍就是一貫反對毛主席，一直等待時機，妄圖變天。

一貫反對和敵視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賀龍，突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指示薛明與何家為（賀龍辦公室副主任）起草了一個賀辦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指示，裏麵是有鬼的！一是賀龍知道文化大革命將要在全國開展，賀龍作賊心虛，怕露出其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馬腳，急忙打起了這麵紅旗；二是賀龍對軍委表揚林彪同誌辦毛主席著作很不服氣，賀龍就不滿地說過：“我就不相信他們能學得那麽好？我們也要搞個樣子！”以此反對林副主席，與林彪同誌唱對台戲，更甚的是賀龍對賀辦的學習指示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反對教條主義。”把毛主席著作誣蔑為教條主義，其心何等險惡！賀龍就是打著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招牌來反對毛澤東思想。

三、廣結黨羽、陰謀政變：一九五九年賀龍到天津大比武，當時是彭真、羅瑞卿同去的。賀、彭二人同住在水上俱樂部，賀龍住樓上，彭住樓下。一次中飯時，羅、賀、彭三人大談比武，羅得意地說：“我們軍事上就是過得硬，就是突出政治。”聲落，三人發出了使人肉麻的大笑。賀、彭、羅以為陰謀得逞，大功告成，天下即將到手，得意忘形，可惜這班混蛋錯估了形勢，高興得太早了！飯後，彭真向羅瑞卿說：“你回北京了嗎？”羅答：“我要留下給部隊講一講話。”說完，轉向賀龍說：“你還有什麽指示？”賀別有用心地說：“毛主席對大比武也很支持嘛！”賀龍就是羅瑞卿的後台，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造謠攻擊中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其心多麽惡毒！

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極為密切，羅常到賀龍家，有時羅把電影帶來賀家放，一起看電影，談笑風生，感情之深不難理解，羅對賀的講話都是逐一紀錄，駕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上。

賀賊與吳晗來往也很密，賀常與吳一起打麻將、打橋牌、釣魚，吹吹拍拍。吳晗寫的書送給賀龍，並在書上恭恭整整地寫上“敬愛的賀元帥、總理、同誌，請指示。”賀對此當然非常欣賞。其意很明顯，就是讓吳晗這班黑文人通過文藝作品為其陰謀篡黨篡軍作輿論的準備。

文化革命期間賀龍對賀鵬飛（賀子）等人說過：“劉少奇的檢討是被迫的，毛主席錯了！”這是明目張膽的拉開陣勢的猖狂進攻，挑動賀鵬飛一夥，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賀鵬飛喜歡打籃球，賀龍就語氣雙關地對賀鵬飛說：“我是你們的領隊，你媽是你們的政治指導員。”由此可見賀鵬飛這一夥在清華園幹的壞事後台是誰不是清楚了嗎？賀龍苦心孤詣地培養和支持賀鵬飛一夥，就是把自己的後代培養成像自己一樣的資產階級接班人。解放前我們的災難還記憶猶新，賀龍妄圖變天，我們一萬個不準！

四、腐化墮落，任意揮霍人民血汗：賀龍是一個大土匪，生活上充滿了資產階級腐化的臭味。平時隻要賀龍起床電鈴一響，賀家工作人員就為他一人忙碌，公務員趕忙進屋給他穿衣服、穿襪子、穿鞋；醫務人員前來量血壓；炊事員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熱量，為此特讓北京醫院營養科的人來賀龍處精密計算食物所含熱量。

賀龍每天至少有兩、三次散步活動，常要老婆、秘書、護士、警衛人員陪同，因怕冬天院內散步冷，花了國家數千元，將原來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專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時到體育館去散步，由於那裏人多吵鬧，賀龍就將體育館的人全部轟出來。

這個揮霍無度的賀龍還喜玩猴子，給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從東北帶回一隻價值幾千元的警犬，狗病了還請醫生看、吃藥、打青黴素，甚至還住醫院，狗吃的飯比人還好，頓頓有肉有魚，堂堂副總理、政治局委員，竟對猴子和狗如此關懷備至，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資本家整天無所事事，玩貓、玩狗沒有什麽區別。

賀龍這個土匪頭子，幹盡了壞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這樣的一個腐爛透頂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們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導我們：“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三反分子賀龍雖被揪出來，伹賊心不死，賀龍的走狗還通電話對我的母親進行威脅、恐嚇。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窮追猛打，堅決把賀龍鬥倒！鬥臭！

[yongbing1993]

獨樹一幟的毛教員《教育思想》






作為一名出色的《教員》，毛主席在《教育思想》上也是獨樹一幟的。

毛主席主張，不僅僅是讀書本裏的書，更要讀社會這本大書。他在學生時代便通過窮遊的形式做社會調查，他更是把調查研究當作領導幹部的一項基本要求堅持了畢生。“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做群眾的先生，首先要做群眾的學生”，毛主席一生都在向人民學習，把人民看得至高無上：“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毛主席一生以身作則，向人民學習，做人民的學生，為人民服務。上麵提到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就是從基層戰士那裏汲取到的智慧。

毛主席曾回憶他在抗大講課的情形，“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脫離實際的講課不僅使學生缺乏興趣，達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且還背離了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

毛主席講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於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生歡迎。著名語言學家邢福義曾說過：“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主席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誰都不能否認的是，對現代漢語貢獻最大的，一個是魯迅先生，一個就是毛主席。今天即便是反對毛主席的那些人，一不小心也會說出毛澤東式的語言。

毛主席一生都在不斷學習，勇於實踐，勇於總結經驗教訓，勇於理論聯係實際，勇於從實踐中建立理論，用理論指導實踐，再用實踐檢驗理論。毛澤東思想就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通過實踐、實踐、再實踐反複檢驗過的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理論！

綜上所述，毛主席當之無愧是最偉大的“人民教員”。

例如，剛剛逝世的烏拉圭前總統何塞·穆希卡就回憶說：

毛主席就像我們自家的爺爺一樣，對我們代表團每一個年輕人都非常尊重，非常親切，同時對我們正為之奮鬥的拉美人民解放運動的未來，抱有堅定的信心。

覺醒起來的年輕一代，比起老同誌有著更強烈的平等意識，他們因而可以沒有任何負擔地稱呼一聲“教員”，這恰恰是毛主席晚年致力於追求社會平等、“打破三千年傳統習慣”的結果。

“教員”的這一親切的稱呼，不僅說明年輕一代已經真正地把毛主席當成了自己的同誌、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親人，也說明年輕一代真正地把毛主席當成了自己的老師，願意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再次見到老朋友斯諾時說：要人們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很困難的事，所謂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teacher”這個詞，就是“教員”。

可見，毛主席不僅不會反對別人稱呼他為“教員”，而是很希望別人隻稱呼他為“教員”。

從字麵意思出發，“教員”一詞對於毛主席而言也是完全合適的。

一位網友曾經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子曰”念了兩千多年，中國絕大多數還是文盲；“毛主席教導我們”念了10年，絕大多數中國人有了基本文化。

千百年來的統治階級奉行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統治信條，孔夫子的“克己複禮”被他們高高舉起，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卻被棄之一邊。而毛主席卻堅持要摧毀剝削階級複辟的基礎，教導中國人民要學習文化、要關心國家大事。

紅軍時期，毛主席就主張紅軍戰士一邊打仗、一邊學習；早在1945年，毛主席提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將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到1964年，全國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下降到50%；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文盲率已經下降到30%。

毛澤東時代中後期基礎教育普及工作同樣成就巨大，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1975年小學數量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05.7萬所，學校被開到了農民家門口。這種教育普及水平到整個80年代都無法被超越。

而更進一步地，毛主席不僅教給人民群眾文化知識，更教給了人民群眾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馬克思指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列寧開創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但革命勝利之後怎麽辦?馬克思隻是有所設想；早逝的列寧還沒有機會去實踐；斯大林對這個問題的則是沒有認真思考過；隻有毛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了大量複雜艱辛的實踐探索，通過深入的思考，對“勝利之後怎麽辦”的問題給出了解答。看到種種現實的王震將軍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後驚呼：“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

“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要想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有大量的堅定無產階級革命家。而社會主義是一個嶄新的事物，不是一個人不知道怎麽當省委書記，而是大家都不會。作為教員的毛主席一麵自己親身實踐、探索、總結，一麵殫精竭慮、言傳身教、幾乎是在手把手地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幹部人才。1993年，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出版了一本《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主席》，開卷篇便是《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陶魯笳主政山西時，跟毛澤東主席接觸不下40次，參加毛主持的小型會議20 多次，同桌進餐也有八九次。他的這本書主要是回憶當年毛主席怎樣耐心細致地教導陶魯笳這一代的幹部當好省委書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饒有興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同他進行了話題廣泛的交談。其中多次談到關於“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毛澤東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討嫌！

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犬海航行靠舵手》則進一步提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天才的舵手”。社論說：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就是毛澤東同誌。幾十年來，每當我國革命的重要關頭，都是因為黨和人民群眾有毛澤東同誌這樣天才的舵手掌舵，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南，撥開迷霧，端正航向，使我們革命的大船，能夠繞過無數的險灘和暗礁，在大風大浪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航道，勝利前進。”

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接見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他在開幕詞中說：

“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裏同大家見麵。”

接著，林彪講話時說：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的指揮下....”。

8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並列的“四個偉大”首次出現：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穿著人民解放軍軍裝，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以及其他同誌，在天安門上檢閱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大軍。”

這是“四個偉大”第一次在黨報上出現。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時開口就說：

“我代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來的同學問好，向大家問好！”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七億人民》的社論，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社論最後說：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人民，所向無敵！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同一時期，中央的、地方的、行業的報刊的社論，幾乎都采用了這樣的格式化的結尾。

此後，“四個偉大”廣為流傳。

“四個偉大”的提法，其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年和1967年2年間。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毛澤東像的下麵刊登了林彪的“四個偉大”題詞。

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稱：

“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誌為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題詞，最集中的表達出了億萬人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感情，成為今天整個節日慶祝活動中最響亮的頌歌。”

同一天，全國各大報紙都發表了林彪的題詞手跡。

5月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

“4日，在清華大學，萬眾歡呼，群情沸騰。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華園矗立起來了！這座用鋼筋水泥製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達8.1米，像雄偉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華大學校園中心。

毛主席身穿軍大衣，神采奕奕，高舉他老人家那雄勁的手臂，為無限忠於他的革命師生和億萬人民指出前進的方向。”

林彪的題詞手跡出現在毛澤東塑像底座上，這種組合形式也被許多地方在塑像時效仿。

至此，“四個偉大”與林彪密不可分。

後來到1968年、1969年，“四個偉大”開始降溫，到1970年就日漸式微，1971年9月後，就完全銷聲匿跡了。

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奪權問題，而後他說：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歲，都是我們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

對於林彪的這些提法，毛澤東說：

“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

這是毛澤東1966年7月寫給江青的信中的內容。毛澤東在信中繼續寫道：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蟯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

文革初期，毛澤東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的調子，並且在1966年7月間就對中央宣傳部負貴人批示：

“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事實上，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從一開始也是不以為然的。

1966年12月1臼，周恩來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說明》。

2日，毛澤東在審閱時，將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刪去。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友人卡博·巴盧庫時說：

“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繞帥，偉大的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

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對這“四個偉大”很不高興的態度。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澤東在具體談到關於氫彈爆炸的新聞稿時說：

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7月20日，毛澤東找武漢軍區和湖北省的領導幹部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說到：

“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麽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1967年12月底，人民日報社起草好了1968年元旦社論，請毛澤東閱批。

元旦社論中提了“四個偉大”，毛澤東要汪東興拿著社論的稿樣去釣魚台找陳伯達和姚文元，把“四個偉大”劃掉。

去之前，汪東興問毛澤東：四個偉大全刪掉，不留一個？毛澤東想了想說：那就留下一個吧。汪東興問毛澤東留下哪一個。

毛澤東說：

我是當過教員的，就留下那個導師吧。其實導師就是教師，不過比教師高明一點。

這樣，汪東興就去釣魚台，傳達毛澤東的意思，要陳伯達他們圈掉了除“偉大導師”外的“三個偉大”。

1968年元旦社論的提法是：

“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全國億萬軍民懷著無比深厚的階級感情，衷心祝願我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萬壽無疆！”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經濟發展






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在毛澤東生前，新中國的工人階級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製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農村人民公社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有的人說，如果按照人均，新中國比其他國家（地區）發展的慢，比改開後發展要慢。

關於改開前後人均指標發展對比，用數據證明了，改開後的人均指標與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相比，反而比改開前的差距加大了，直到10幾年甚至20幾年後，才與改開前的差距一樣。

中國人均GDP占法國人均GDP比例，改開後，除1984年、1985年外，其他年份的人均GDP都低於1976年，直到20年後的1996年，才超越1976年。整整20年才超越。

中國人均GDP占意大利人均GDP比例，就更誇張了，人均GDP都低於1976年，直到24年後的2000年，才超越1976年。24年。

中國占德國的人均GDP比例的數據與法國差不多，但是比法國還要晚一年，直到21年後的1997年，人均GDP所占比例才超過1976年。21年。

英國的對比，直到2003年，人均GDP占比才超過1976年。整整27年。

中國人均GDP占日本GDP占比，直到26年後的2002年才超過1976年占比。26年。

過了19年以後，在1994年，中國人均GDP占美國比重才超越1976年。

中國人均GDP占韓國人均GDP比重的數據就更難看了，直到2003年也未超越1976年的比例。

我們再看看人口增長速度情況。

中國人口，1949年54167萬人；1978年96259萬人；2007年132129萬人。

改開前1949-1978的27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改開後1978-2007的27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1%。

改開前，1978年比1949年人口增加了77.71%；改開後2007年比1978年人口增加了37.26%。

改開前，新中國的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05%，在主要經濟體中僅次於印度。改開後，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1%。

在總經濟指標相同的條件下，人口增長速度快的經濟體的人均經濟指標肯定要低，這是常識。即使在上圖增長率的條件下，改開後的人均指標與世界主要資本主義人均指標相比，直到20幾年後才超越改開前（1978年）。

到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國家所擁有的工業門類，中國幾乎全有。

美國著名學者莫裏斯·邁斯納曾說：“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在1978年底之前，新中國擁有了完整、獨立自主的工業體係，意義特別巨大。這樣的國家（地區），在當時是極少數的極少數。

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為6.1%，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為3.1%，1880-1889年為5.5%，1890-1899年為3.3%，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其四，起點相近時期對比。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底子”，總要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而以這兩個年份為起點的工業增長速度，中國大大地快於美國。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5年就增長141%。

與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相比，用數據證明了新中國比歐美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要快得多。

鋼產量從130萬噸到3170萬噸所用時間，新中國用時26年，美國用時33年，英國用時90年（最高年產量為1970年的2829萬噸），法國用時76年（最高年產量為1973年的2526萬噸），蘇聯用時26年（與新中國一樣），印度用時63年——直到2003年。

鐵產量從190萬噸到3500萬噸所用時間，新中國用時26年，美國用時42年，英國用時120年（最高年產量為1965年的1774萬噸），法國用時93年（最高年產量為1973年的2251萬噸），蘇聯用時58年，印度用時67年——直到2007年。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與全世界國家（地區）GDP增長率對比

絕大多數人都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停滯，經濟崩潰。走資派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圍繞著要不要四個現代化，我們曾經同“四人幫”進行了尖銳激烈的鬥爭。“四人幫”胡說什麽“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日，就是資本主義複辟之時”，瘋狂進行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一度瀕於崩潰的邊緣，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有學者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財政狀況做了論述：《新中國前三十年留給改革開放的大紅利》走資派鄧小平說 ，窮了幾千年。

但看看新中國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積累與借債。

走資派鄧小平說的“再也不想回到過去，窮怕了”是完全違背曆史唯物主義的，《鄧選》中的 文革期間經濟崩潰了嗎？

《新中國前三十年留給改革開放的大紅利》文中的前幾部分對1949-1978年、1952-1978年新中國經濟增長數據與世界各國（地區）進行了對比。本部分單獨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年平均增長率與世界各國（地區）作對比。數據來源與本文第五部分相同。

以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為基數，新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年平均增長率7.66%，排名第十，依舊超越了所有發達國家（地區）以及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地區）。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是全世界發展速度最快國家之一，作者：井岡山觀心

很多人都說新中國前三十年發展得太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發展停滯、經濟崩潰。

新中國前三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發展得到底是快還是慢，要由數據來支持。

主要經濟體工業發展速度

美國、蘇聯、日本、西德、英國、法國、印度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國外經濟統計資料》編輯小組編輯的《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年-1976年》

中國1949-1978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

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各國1949-1976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如下：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間，新中國的工業增速是最快的。

可以看到，新中國一騎絕塵，超過了戰後發展最快國家之一的日本。

有人說，1949年解放戰爭剛剛結束，以此時間點作為基準點不公平，要按照恢複期結束後的1952年為基準點才行。

我們計算1952-1976年各國工業增長率：可以看到，即使以1952年為基數，新中國的發展也排名第二，僅次於戰後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的日本。

我們再看看被走資派鄧小平稱之為發展停滯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業增長率與上述各國對比。

以1965年為基數，1966-1976年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9.53%。

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的工業年均增長率僅次於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位居第二。

改革開放前後工業發展速度

1949-1978工業生產指數如上。

1978-2008年工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工業生產包括了製造業、建築業，因此與表中的第二產業相對應。

新中國1949-1978年（29年）工業年均增長率為13.48%，相對應改開後29年1978-2007年工業年均增長率為11.47%。

同樣，有的人會說，以1949年為基數不公平。為“公平起見”，筆者按照相同年限，做了四個對照組，計算年工業平均增長率。

上述每個對照組均使用相同年限，比如第一對照組為改開前1949-1978年，共29年；改開後也用29年，即1978-2007年。其他對照組以此類推。

按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說法，“十年是浩劫，破壞了生產，發展停滯不前”。事實是什麽樣的呢？

以1965年為基數，1966-1976年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9.53%；

如果以1978年為基數，改開後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9年的工業年增長率為10.33%。

如果按照包產到戶開始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為基數，1980-1990十的工業年增長率為：9.85%。與文革10年的9.53%基本持平，或者說差距不大。

中國1949-1978農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間，新中國的農業增速是最快的。

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直都在說新中國農業發展緩慢，結果竟然如此耀眼——璀璨。

與工業數據一樣，新中國的農業生產年增長率依舊是一騎絕塵，超過其他最主要的經濟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農業被黑了這麽多年，從數據中可以看到，蘇聯的農業生產增長率也是高於歐美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

看看1952-1976年各國農業發展速度。1952-1976年間，新中國的農業發展速度僅次於蘇聯。

1978-2008年農業生產指數。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

新中國1949-1978年（29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32%，相對應改開後29年1978-2007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58%。

如果從包產到戶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為基數，改開後29年1979-2008年，農業年均增長率為4.55%。可以說，幾乎持平。

新中國與全世界國家（地區）GDP增長率對比

世界銀行的各國（地區）GDP增長數據，該數據最早是1961年。根據該數據，筆者統計了這些國家（地區）1961-1978年間的GDP年均增長率，個別國家（地區）因為數據缺乏而沒有列入統計，還有幾個國家（地區）因為沒有完整數據，隻能做部分統計。

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2》數據計算，新中國1949-1978年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為9.37%。

統計排名結果如下：可供統計的國家（地區）共有103個，可以看到新中國社會總產值的年增長率排名第四，超過了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也超過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排在新中國前麵的有阿曼（第一名）、博茨瓦納（第二名）、韓國（第三名）。

我們看看前三名，第一名是阿曼，該國在1964年發現石油，從此GDP開始騰飛。第二名是博茨瓦納，該國於1966年獨立，不久後發現了鑽石礦，從此GDP開始騰飛。以1952年為基數，計算的新中國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7.92%。新中國的年增長率也非常矚目，排在第八位。前麵增加了新加坡、中國香港、科特迪瓦、伊朗。

新加坡、中國香港、韓國與中國台灣並稱亞洲四小龍，主要是承接了歐美的工業轉移並得到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力投資，從而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跡。伊朗的飛速發展是因為石油以及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是美國的大力投資。科特迪瓦上世紀60年代獨立後經濟飛速發展主要原因是咖啡、可可和木材出口增加以及宗主國法國的大力投資。

可以說，排在新中國前麵的國家（地區）的高速發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是在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陣營聯合禁運的情況下取得的，無一例外都是得到了歐美的大力投資。隻有新中國例外。

在被世界上最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聯合禁運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能夠正常增長，就更不要說飛速發展了——隻有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除外。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取得了經濟飛速發展，這本身就是世界奇跡——尤其是在美國脅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禁運的情況下。

除新中國外，也許隻有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了。

[yongbing1993]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文革滔天罪行





【鄧小平女兒大字報】

文革中鄧榕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最早發表於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報，鄧榕文章的題目是《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後被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轉載公開發表。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他XX的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

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196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