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騙子決不遵守自己吹的道義

知識騙子決不遵守自己吹的道義







說一套做一套　　凡騙子必定“己所不欲，偏施於人”，因此騙子決不會言行一致，決不會以身作則，必定說一套做一套。如“皇帝的新衣”裏的騙子：決不穿自己吹得天花亂墜的“神奇新衣”。

知識騙子：決不遵守自己鼓吹的一切“原則”、“道義”、“普世價值”，強迫別人幹的事自己從來不幹——要別人下崗，自己卻吃皇糧。砸別人的飯碗，自己卻端鐵飯碗。要別人當“改革代價”，自己卻“先富起來”。罵別人“從來沒打過仗”、“臨陣脫逃”，自己卻躲得遠遠不上戰場。口口聲聲“民主自由”，卻對反對意見蠻橫聲稱“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

真理一開始往往被看成空話、謊話。

如何區分究竟是招搖撞騙的騙子，還是宣傳真理的先驅者?   簡單得很：就看是否以身作則。

中國共產黨如何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把自己同土匪軍閥騙子強盜區分開來?   理論聯係實際、親身實踐、身體力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同甘共苦”、“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密切聯係群眾”……任何其他政黨軍隊都做不到這些。

就憑這一條就可以檢驗出“普世公知”們是不是騙子，“普世公知”們不是整天高叫“公平”、“公正”、“機會平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嗎?既然如此，那他們就應該以身作則，要求別人做到的事自己必須先做到。要求別人犧牲，自己必先犧牲。要求別人奉獻，自己必先奉獻。要求別人艱苦奮鬥，自己必先艱苦奮鬥。要別人衝鋒陷陣，你自己先帶頭上。要別人出生入死，你自己先到死亡線上轉一圈。要別人下崗，自己先下崗。要砸別人的鐵飯碗，自己先放棄公務員鐵飯碗待遇到私營企業打工去，到私營煤礦下井挖煤去。要罵別人臨陣脫逃，自己先上戰場走一遭。要指責別人“沒打過仗”，自己先去至少打上一仗。別的幹不了不要緊，誌願幫助中國的“維和部隊”，自己掏腰包到戰亂地帶趟地雷去。趟上一年半載的回來才有資格罵別人“沒上過戰場”、“臨陣脫逃”了。沒遊過泳的沒資格諷刺別人不會遊泳，沒打過仗的沒資格嘲笑別人“沒打過仗”，沒經曆過生死考驗的沒資格罵別人“臨陣脫逃”。整天拿自己不敢幹、幹不了的事諷刺嘲笑別人，隻能證明一條：騙子。

凡說一套做一套、理論脫離實際、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部上搗鬼、“己所不欲，偏施於人”、導致自己占便宜別人吃虧者必騙子。

製造“不上當罪”。這是“知識騙子”與“普通騙子”最大的不同之處——普通騙子碰上堅決不上當的人就沒轍了。除非有條件改騙為搶，否則沒辦法逼對方上當。而知識騙子則“天才”地發明了個“不上當罪”，專門用來迫害一切不肯上當受騙的人——誰拒絕上當受騙就製造出種種嚇死人的罪名把人家妖魔化，用話語霸權強迫著人家不上當也必須上當：如“皇帝的新衣”：誰不上當受騙順從自己誰就是“不稱職的人或者愚蠢的人”。

知識騙子常狂犬著：誰不上當受騙順從自己，誰就是“腦殘”、“智障”、“無知”、“劣等”、“愚民”、“暴民”、“屁民”、“極左”、“毛奴”、“改革失敗者”、“別有用心”、“民粹主義”、“愛國賊”、“狂熱極端分子”、“文革餘孽”……　　這一切其實很自然：騙子豈能靠“擺事實、講道理”行騙? 一旦要被揭穿豈能不狗急跳牆?  製造“不上當罪”，即便不能用倒打一耙逼覺悟者上當受騙，至少也能殺一儆百把水攪混，迷惑住其他人別跟著醒悟。

知識騙子們隻有用辱罵和恐嚇、沒有擺實事講道理、臭架子十足、不容分說、動不動就給一切不同意見者人扣上種種大帽子和罪狀者即專門製造“不上當罪”的知識騙子。

把“專拿空話忽悠人”、“用自家說了算的主觀誇張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從不幹實事”、“說一套做一套”、“製造‘不上當罪’”，是不是知識騙子立刻一目了然。“普世公知”一條都不缺，說他們是“知識騙子”實實在在“姓何的嫁了姓鄭的——鄭何氏(正合適)”。

知識婊子：用“知識”賣身賺錢。風塵婊子是誰給錢就用身體為誰服務，無所謂真情。知識婊子是誰給錢就用“知識”為誰服務，無所謂真理。風塵婊子總是傍大款，知識婊子同樣總是傍大款。在“嫌貧愛富”這點上二者是“哥倆比JB——一個屌樣”。

比如“模範黨員律師”陳有西，言必稱法律，隻是他的“法律”有點象孫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可以根據情況“迎風一晃”變大變小：

碰上窮人的案子就毫不留情，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辦事”：“(趙紅霞的行為)符合刑法‘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出賣色相錄製視頻，是敲詐的一個主要環節”、“應當受到刑罰追究”、“如果敲詐的是500萬，並已經拿到，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行，可以重判。”(陳有西：趙紅霞與雷政富的罪與罰)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有空子可鑽，同樣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辦事”：“而雷政富的問題，僅是因為不雅視頻，還無法對他進行刑罰追究”、“在刑法犯罪構成上，中國法律目前還沒有規定性賄賂犯罪。因此雷政富接受性服務，不構成受賄罪”、“在目前中國法律環境下，同趙紅霞的性行為不構成犯罪。”(陳有西：趙紅霞與雷政富的罪與罰)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沒空子可鑽，則立刻態度大變，堅決反對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辦事”，而且義正詞嚴舉出一大堆有法不依的理由：“中國民企從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環境中自發成長，很多的民營企業有一定的原罪，幾十年的企業和個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沒有一個企業家能夠經得起這樣的審查。”，“民營企業財富的累積總有一些先天的毛病，三四十年下來，總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稅漏稅，賬目處理上的不當……找幾個罪名易如反掌。累積一堆罪名，就可以套上黑社會的帽子。而這個帽子一套，人可以殺掉或者判無期，財產可以全部沒收。”(陳有西在浙江通衡企業家俱樂部的演講)

又說：“中國民營企業絕大多數謹小慎微，比國有企業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麵臨的突出司法風險，不是因為他們不守法、故意違法，而是因為很多的觀念基礎，都天然地存在著抑製民營經濟、私營經濟的基因”、“以前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潮重新抬頭，寧可共同貧窮，也不能讓別人先富。認為為富肯定不仁，滅盡天下富人才有社會公平。‘均貧富’是他們的樸素理想，不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普遍流行，回到改革開放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刑法規範隻是最後的、最嚴厲的手段。一般不能輕易動用”、“為私人合法財富和私有製正名，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則和價值觀念”、“考慮經濟刑法簡化問題，刑罰入罪標準要提高，防止全民違法的泛懲罰主義現象”“經濟刑法這一部分，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刑法標準，有的罪名分割過細，不利於按吸收犯和牽連犯原則來定罪”、“刑罰的起刑點，在當前的物價條件和經濟行為標準來看，已經嚴重背離現實。如受賄罪貪汙罪的‘一萬判一年’問題，就是嚴重同現實脫節的”、“不能將正常企業中涉及的犯罪行為逐年進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並不屬於詐騙。”(陳有西：中國民營企業麵臨的“司法風險”)

看見沒有?一碰到富人，根本不等立案就已經來了個“赦免原罪”：“有一定的原罪，幾十年的企業和個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沒有一個企業家能夠經得起這樣的審查”、“絕大多數謹小慎微，比國有企業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麵臨的突出司法風險，不是因為他們不守法、故意違法，而是因為很多的觀念基礎”、“刑法規範隻是最後的、最嚴厲的手段。一般不能輕易動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並不屬於詐騙”……一句話：富人無罪，審都多餘，誰起訴富人誰就是“絕對平均主義思潮重新抬頭”、破壞“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則和價值觀念”……

陳有西對趙紅霞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條文辦事”——“應當受到刑罰追究”、“應予重判”、對雷政富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條文辦事”——“中國法律目前還沒有規定性賄賂犯罪”、“雷政富接受性服務，不構成受賄罪”、“在目前中國法律環境下，同趙紅霞的性行為不構成犯罪”。此時他顯然不認為“目前中國法律環境”影響判決公正。但一碰上“民營企業家”，陳有西馬上就變了，宣布“目前中國法律環境”影響司法公正，反對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條文辦事”，要求“赦免原罪”——“刑法規範隻是最後的、最嚴厲的手段。一般不能輕易動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並不屬於詐騙”……這難道不是對窮人一個樣、對富人又一個樣?

而對於“超級公知”茅於軾呢?  那就更不用說了。　　

茅於軾公然宣布自己就是要違法：“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幹。我相信不是我錯了，是法律錯了。”

“小額貸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這是要坐牢的。人民銀行給我來信，讓我停止，提醒我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憲法都改了幾回了，法律為什麽不能改?我不怕，大風大浪我也經過了，再說也不會出什麽大問題的。”

“我就敢於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認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規矩，我們的憲法都改了很多回，還有哪條東西不能改啊。人家為我擔心，說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還是你改法律?”　　茅於軾如此明目張膽公然挑戰法律，陳有西們連屁都不放一個。什麽“目前中國法律環境”、“嚴格按法律辦事”、“程序正義”、“公平正義”，全讓這些“法律精英”就著狗屎吃了。

陳有西如此一往情深的“民營企業家”究竟是什麽貨色?從他推薦的“溫州‘走路老板’：從數億身家到欠債3億”可見一斑：

“暴富錢滾錢炒樓身家數億”、“炒房的錢太好賺，以至於做其他任何行業，沒有想利潤多少，風險多少。完全憑自己的想法。比如說太陽能公司，我就是跑到我表哥辦公室問了一兩個小時，知道‘民生工程’、‘朝陽產業’，第二天就去申辦營業執照了”、“這個錢好賺。躺著睡覺都在賺錢”。

包括我，包括溫州很多知名企業在內，當時做實業隻是擺樣子，提供一個平台，融資的平台，人際交往的平台。比如珠寶店，我投入了幾千萬元，擺個門麵，好看而已，賺不到錢。別人說，老潘你在做什麽?我說，我做的行業很廣，包括鞋、珠寶、建材什麽都做。實際上是把實業作為一張名片，宣傳我自己。”

“當預期中的銀行貸款無法獲批的時候，潘曉勇感到了危機”、“羊城晚報：你認為，在你破產的過程中，銀行起了什麽作用?”“潘：推波助瀾!我覺得罪魁禍首就是銀行!我被銀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禍首就是銀行!”

上述事實說明了什麽?這個陳有西吹捧的“民營企業家”的成功訣竅一不是技術二不是管理，完完全全是瘋狂而輕率的投機——“問了一兩個小時，知道‘民生工程’、‘朝陽產業’，第二天就去申辦營業執照了”、“投入了幾千萬元，擺個門麵，好看而已，賺不到錢”、“把實業作為一張名片，宣傳我自己”……有如此輕率盲目的“先進生產力”嗎?之所以能發財全靠拿銀行的錢炒房地產。隻要有關係能從銀行拿到貸款，蠢驢都能發財，一旦銀行斷供馬上土崩瓦解。如此瘋狂的盲目賭博居然會被報刊吹捧為“企業家開拓精神”、“仍然能夠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閃現的企業家理想和企業家精神”，陳有西還“覺得是個很好的案例”，要拿來作為“絕對平均主義思潮重新抬頭，寧可共同貧窮，也不能讓別人先富”、“迫害‘民營企業家”的典型，還要大聲疾呼“對溫州潘曉勇這樣的民營企業家，應當如何進行拯救，有沒有辦法拯救”——如何“挽救”?讓國有銀行繼續無條件給這些投機家巨額資金，任他們肆意用人民的血汗投機倒把謀暴利。憑陳有西的常識，不可能不知道如此盲目輕率的瘋狂賭棍投機客根本成不了器，根本代表不了“先進生產力”。為什麽知道還要死保到底?“為富人服務”。知識婊子的本性使然。

不光陳有西，其他“公知”都如此——“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對富人一個樣，對窮人一個樣，富人犯了罪必定千方百計為之辯護開脫：

剛宣布反貪、“蒼蠅老虎一起打”，馬上有人跳出來鬧著赦免貪官：“對貪官實行大赦和豁免鼓勵官員財產公開”(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

剛揭露張藝謀破壞計劃生育，馬上有人跳出來為他辯護：“沒有一個孩子是多餘的，當然包括張藝謀的孩子。許多罵張藝謀的人其實是因為嫉妒，嫉妒套上正義的偽裝也還是嫉妒。這種逼迫人弄死自己孩子的法律、法規、規章、辦法必須蔑視它。”“必須擊退通過煽動仇官、仇富來維護‘領導的看法和打手的辦法’的偽民意。”(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副教授楊支柱)、“張藝謀是違法了，但他違的是惡法。”

這些“普世公知”何曾為窮人的事如此爭先恐後過?說他們對富人的事如此積極主動上心來勁不是為了錢誰信?說他們是知識婊子半點不冤。

如今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韓誌國也承認，中國社會正普遍流行著“妓女意識”：“金錢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活動的萬能通行證，這是社會陷入迷惘和混亂的一個主要標誌。‘妓女意識’對社會風氣的危害要比妓女本身更為深重也更為負麵。”

中國社會的“妓女意識”從何而來?“普世公知”——沒有他們大肆鼓吹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錢是成功的獎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笑貧不笑娼”，沒有他們以身作則帶頭當“知識婊子”、“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妓女意識”怎麽可能在中國社會泛濫成災?

風塵婊子隻賣一陣子;知識婊子一賣就是一輩子，“生命不息，賣身不止”。風塵婊子絕大多數的最終目標是從良，換句話說雖然眼下靠賣身為生，但內心深處仍然認為“不管是誰，給錢就賣自己”不正當、不正常、不得已，向往著有朝一日回歸正當正常;知識婊子則毫無這種向往，從內心深處就認為“不管是誰，給錢就賣自己”很正當、很正常、很愜意，心甘情願死心塌地賣到底。風塵婊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幹的不是什麽值得自豪的行當，從不大張旗鼓理直氣壯給自己立貞節牌坊;知識婊子則無此自知之明，見錢眼開賣身求利還要聲嘶力竭給自己披上道德外衣。風塵婊子老了賣不動了就不勉強賣了;知識婊子再老再醜再臭也照賣不誤，一大把年紀了還老來俏、老來騷，變本加厲濃施脂粉滿頭插花自吹自擂滿世界吆喝招攬生意——七老八十的風塵婊子沒見過，七老八十的知識婊子屢見不鮮。由此可見風塵婊子比知識婊子高尚得多，自尊得多，幹淨得多。

[yongbing1993]

揮舞著文憑西裝革履的知識鬼子








揮舞著文憑西裝革履的知識鬼子：就是用“知識”殺光、搶光、毀光。當年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搞“三光”——用“硬刀子”殺光、搶光、毀光。

如今“普世公知”對中國人搞“三光”——用“知識”這“軟刀子”殺光、搶光、毀光。

用“知識”殺光：

茅於軾說：“不是勞動創造財富，而是交換創造了財富”——既然勞動不創造財富，那勞動就一文不值。既然勞動一文不值，那勞動人民就一文不值。既然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勞動人民，那絕大多數中國人就都一文不值。既然勞動一文不值，那勞動就多餘，勞動人民就多餘，絕大多數中國人就多餘。既然多餘，那原則上就可以消滅——“勞動不創造財富”這句話看似簡單，實際一筆勾銷了絕大多數人中國人的生存價值，內含無限殺機。

既然“不是勞動創造財富，而是交換創造財富”，那就不是窮人養活富人，而是富人養活窮人(所以茅於軾會說“讓約占總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飯免費給95%的窮人吃，以保護窮人不挨餓的人權，還節約了糧食”)。隻要被人養活，命實際上就不是自己的——家畜被主人養活，所以家畜的命實際上不是自己的，而是主人的，主人對所豢養的家畜有實際上的生殺予奪之權。根據茅於軾的“理論”，既然窮人被富人養活，那窮人的命實際上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富人的，富人對所養活的窮人同樣有實際上的生殺予奪之權——可以養，也可以不養;高興就養，不高興就不養;養得起就養，養不起就不養;乖乖聽話就養，不識抬舉就不養，不但不養，而且要消滅——茅於軾宣布中國富人隻占5%，剩下的95%“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而且“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麵”。所有這一切聯係起來，合乎邏輯的結論就隻能是：95%的中國老百姓應予消滅——“不創造財富”、“純粹多餘”、“靠富人養活”居然還“懷念毛澤東”、“非常有破壞力”、成了“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麵”——如此不識抬舉，如此不知好歹，如此恩將仇報，如此危險恐怖，那還留著幹什麽?當然該徹底消滅——就憑“勞動不創造財富”這一句話，茅於軾就奠定了“富人有權消滅窮人”的理論根據。

茅於軾不但論證出了“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而且論證出了“中華民族應予滅絕”——他於2011年12月25日13時54分在給“北方狼至尊”的信中宣布：“必須把人口降至5億以下，這樣才能實現人類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這就是共濟會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正義而偉大的，因為他是為了挽救人類!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就算是犧牲我的後人(當然我的後人也未必會犧牲)，那也值得!為了顧全大局，舍小家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顧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轉基因食品能在中國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說明我們的領導人是顧全大局的(雖然他們自己及家人並不吃轉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親!”“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他能讓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斷子絕孫!它沒有血腥的殺戮，卻與殺戮殊途同歸，是一種可以把地球人減少至5億的絕佳手段。轉基因食品，不讓人流血，不讓人痛苦，體現了一種人道主義精神，這樣的科學家不服不行!”

中國“普世公知”裏那麽多“經濟學家”、“法律專家”，難道都不懂邏輯?難道都看不到茅於軾的“勞動不創造財富”的“理論”與“勞動人民多餘、可以消滅”的邏輯關係?難道都看不出茅於軾提出“勞動不創造財富”的險惡用意?根本不可能。然而這麽多人中有誰站出來從這個角度反過駁茅於軾?一個也沒有。這說明什麽?說明他們跟茅於軾是一氣的，都不反對“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雖然沒有茅於軾那麽大的胃口要把十三億中國人一勺燴，但也個個都是大手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河南人如何如何”、“東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中國的老年人群體真是卑劣之極”、“醜陋的五十年代生人”、“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人素質低劣”、“文革毒素已進入中國人的血液中”……都是輕輕鬆鬆一句話就把整個階層整個階層上千萬條人命成批成批地一筆勾銷——老百姓再“極左”，追求的不過是跟“普世公知”們平等。而“普世公知”們的追求呢?不但是把老百姓踩到腳下，而且是把億萬人命當成沒有生命的數字一般隨隨便便想抹就抹，抹了還不當回事——冷酷無情，草菅人命，一筆勾銷成批成批鮮活生命的生存價值就跟鬧著玩似的。

茅於軾是頭有屁憋不住的多嘴老叫驢，一來勁就忍不住讓許多“普世公知”們“能做不能說”的東西順嘴溜了出來。雖然他不打自招出來的已經極其駭人聽聞，但更令人毛骨竦然的是：還有多少“消滅95%”的措施是雖沒有被他捅出來、但被更老練的“普世公知”們正在“能做不能說”地默默付諸實施的?

已見端倪的“冰山一角”：無限製地毀滅可耕地(連“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都不提了)、荒廢水利設施、打擊農民務農積極性、全麵摧毀中國農業，蓄意把中國人都餓死;無限製地揮霍破壞中國的水源，蓄意把中國人都渴死;無限製地製造環境汙染(首都成“首堵”、北京變“霧都”，霧霾蔽日，伸手不見五指……)一步步把整個中國都變成巨大的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毒氣室，蓄意把中國人都熏死;無限製地包庇保護假冒偽劣，放縱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泛濫成災，蓄意把中國人都毒死;無限製地製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國人都砸死;無限製地摧毀醫療保健體係和養老福利製度，使中國老百姓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蓄意讓中國人都病死;無限製地揮霍破壞中國的能源、礦產等要害戰略資源，剝奪未來的中國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國人都困死;無限製地強製推廣能毀滅生殖能力的轉基因主糧，蓄意消滅中國人的後代，讓中華民族斷子絕孫……“中國現在什麽東西都有毒”、“中國人吃的是毒食，喝的是毒水，呼吸的是毒氣，已到了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地步”、“中國毒食品網站記錄逾2千種”、“從三聚氰胺奶到地溝油，從牛肉精到鼠肉串，從水銀刀魚到蘇丹紅蛋，從瘦肉精到鎘大米……中國出現一種接一種駭人聽聞的化學食品，食品安全防線一步步走向崩潰”、“嚴重的重金屬汙染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導致各種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形同對中華民族的慢性大屠殺”……

任何人，隻要還沒打算不讓中華民族生存下去，對上述種種驚心動魄中的任何一種都豈能無動於衷?豈能不斷然製止?不但聽之任之，而且包庇保護，那隻能證明是蓄意而為：不聲不響就把“勞動不創造財富”、“勞動多餘”、“勞動人民多餘”、“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中華民族應予滅絕”等“頂層設計”付諸實施。

沒有滅絕人性的理論，就沒有滅絕人性的行動，就不能容忍滅絕人性的事物。沒有“普世公知”這群“奪命書生”的“奪命理論”，上述種種“能做不能說”的慘無人道駭人聽聞絕不可能發生發展泛濫成災——悄悄決定強製推廣轉基因主糧、取消轉基因作物養殖和過境行政審批、年複一年縱容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從這些事實可以發現，每逢涉及中國老百姓生死存亡的決策，就能看到茅於軾們“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的惡魔理論在露猙獰。

(有些小青年實在很可憐：為“普世公知”們空空洞洞的天花亂墜如醉如癡，楞是視而不見自己的生死簿已經被人家毫不留情地一筆吊銷這個嚴酷事實——別的不說，你能超脫如今已經無孔不入的毒食毒水毒氣毒環境嗎?)

當年日本鬼子用有形的鋼鐵屠刀屠殺了幾千萬中國人;如今中國“普世公知”們用無形的“知識”屠刀正在屠殺十三億中國人。他們比當年的日本鬼子更凶更狠更毒辣。日本鬼子沒做到的他們要做到——殺光中國人。跟他們的殺人技藝一比，日本鬼子的那一套簡直是小兒科。

用“知識”搶光　　窮人隻有什麽?勞力。窮人靠什麽生存?出賣勞力。如果出賣勞力得不到報酬呢?立刻一無所有。搶劫了窮人的勞動報酬——工薪，就把窮人搶了個精光。

“普世公知”通過鼓吹“欠薪有理”、反對“欠薪有罪”，專門用“知識”搶劫窮人工薪——“改開”以來，“民營企業家”拖欠、拒付工人工資成了家常便飯。“普世公知”們對此從來置之不理，堅持反對刑法規定“欠薪有罪”(以至於西方一家報刊公開說：“我們沒辦法跟你們中國人競爭，因為你們的工廠可以不付工資!”)。足足拖了三十多年，中國刑法中才總算有了條“惡意欠薪罪”。但這條“惡意欠薪罪”剛一提出，“普世公知”們立刻氣急敗壞暴跳如雷群起而攻之：

2010年8月23日，包含“惡意欠薪罪”的刑法修正案被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第二天(2010年8月24日)，北京大學法學院的賀衛方便跳出來叫嚷：“解決勞資糾紛並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層麵”、“勞資雙方應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惡意欠薪入刑會“從外部刺激勞資對立”。

(注：“民營企業家”普遍拖欠克扣工資三十多年都沒見吭過一聲，“惡意欠薪罪”草案剛出來一天就迫不及待跳起來了——對比何其強烈，愛憎何其分明);

同一天，彭光華聲稱：“刑法應該謹慎介入民事糾紛,慎用國家暴力幹預勞資關係”;

一周後(2010年8月30日)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撰文聲稱：“惡意欠薪罪很可能成為政法機關尋租的法律工具”;

2012年1月1月18日，“財新網”在主頁顯要位置推出其記者藍方的文章《打擊欠薪政府何為?》宣布：“現實，使中國現行法律法規要求按月領取工資等規定變成一紙空文。”(根據此文，“民營企業家”可以理直氣壯欠薪，因為這是“現實”的必然!)

2012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借盤點“2011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的機會來反對惡意欠薪入刑，稱要“謹防‘猛藥’副作用”;　　……

賀衛方把“拖欠工資”定性為“勞資糾紛”完全是惡意歪曲問題性質。“談判工資待遇不果”是勞資糾紛，“拖欠工資”是犯罪——工資是什麽?使用勞動力的代價。欠了工資，意味著已經使用了勞動力。市場經濟裏勞動力是不是商品?使用了勞動力，就是已經獲得了商品。拿走商品而不給錢是什麽性質的問題?搶劫。搶劫是“糾紛”還是“犯罪”?搶劫商店的商品算“買賣糾紛”還是算犯罪?難道可以說白白拿走物質的商品不給錢才算搶劫犯罪，而白白拿走勞力這種商品不給錢就不算搶劫犯罪而隻算“勞資糾紛”?賀衛方號稱“法律專家”，難道連這樣的基本概念都不懂?憑什麽買東西不給錢刑法就要介入、買勞力不給錢刑法就不能介入?這是什麽狗屁強盜邏輯?　　如果搶劫勞力這種商品不算犯罪，那就不是“商品經濟”而是奴隸經濟——隻有奴隸經濟才可以白白奴役而不給錢。把“搶劫勞力”定性為“勞資糾紛”這一件事就足以證明“普世公知”們開口閉口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純粹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上實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奴隸經濟。

把“欠薪”定性為“勞資糾紛”是用文字遊戲掩護搶劫犯罪;故弄玄虛弄出個“惡意欠薪”是更進一步的玩弄文字遊戲掩護搶劫犯罪——搶劫就是搶劫，還有什麽“善意搶劫”和“惡意搶劫”?難道“善意搶劫商店”不算犯罪、“惡意搶劫商店”才算犯罪?如果搶劫商店的商品不分善意惡意都是犯罪，那憑什麽搶劫勞力這種商品卻要分“善意”“惡意”、“善意搶劫”不算犯罪、“惡意搶劫”才算犯罪?搶劫商品可以讓搶劫犯和被劫者“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嗎?如果不可以，那賀衛方主張的搶劫勞力可以“勞資雙方應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算什麽法治?

[yongbing1993]

美國的製度有保障倫理合理嗎？







新聞：《眼看著總統家族炒股賣幣 美國的製度無能為力》

“我們的排行榜每小時實時更新……競爭非常激烈，要麽持有特朗普幣，要麽在一旁觀看吧。”

當地時間4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虛擬貨幣“特朗普幣”運營方宣布，將邀請持幣量排名前220名的人參加“親密私人晚宴”，現場有機會聽取特朗普關於加密貨幣未來的“第一手信息”；前25名“大股東”更將獲得特朗普私人接待及特別版白宮參觀。消息一出，當天下午“特朗普幣”就暴漲58%，一洗其暴跌88%的頹勢。

眼看著總統家族炒股賣幣 美國的製度無能為力？

今年1月，特朗普在正式“二進宮”前夕，趁勢發行了自己的加密貨幣，隨後其妻子也發行了“梅拉尼婭幣”。公開數據顯示，目前特朗普家族已涉足非同質化代幣（NFT）、比特幣“挖礦”、發布個人加密貨幣等業務，並通過這些項目獲得近10億美元賬麵收益。

從全家緊抓“帶貨窗口”，到炫耀親友人均“股神”，再到如今拿進白宮當獎勵犒勞“榜一大哥”……美國總統完全不加遮掩地大搞內幕交易、刺激粉絲“氪金”，種種操作令國際社會一片嘩然。過去數日，美國股市受關稅政策影響劇烈震蕩，美國不少企業和民眾陷入困境甚至破產，而特朗普的“身邊人”則大賺特賺，全然不在意“先砸盤後抄底”的罵聲。

眼下，有民主黨參議員痛批特朗普的種種行徑是“有史以來總統所做過的最明目張膽的腐敗行為”。可悲的是，這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何止特朗普，美國政客用從政影響變現，靠內部信息理財，早已是華爾街人盡皆知的秘密。特別是當美國國家和民眾麵對危機時，政客們往往精準踩點、大肆收割，從總統到各級高官輪番坐莊、翻手雲雨。

更進一步看，政府角色與商業利益之間沒有界限，且不受約束，本就是美國的製度特色之一。就以“特朗普幣”的瘋狂營銷為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曾表示此類代幣更接近收藏品，不屬於聯邦證券法監管範疇。再看政客操縱股市，法律的“話語權”也微乎其微。美國在2012年出台《停止利用國會消息交易法案》，僅寬泛規定了美國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不得利用以職務之便獲得的非公開信息牟取私利。且沒過多久，又取消了國會議員等需要將其股票交易報告存入可搜索數據庫的條款。立法權力就掌握在牟取私利的政客手中，誰能說這樣大到離譜的規則漏洞不是精心設計的後門呢？

總統公然炒股賣幣，遊說集團係統賄賂，官商身份無縫切換，政治獻金水漲船高……“合理合法”的製度型腐敗早已深入美國肌體。

“特朗普幣”推出時，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上興奮宣布，“是時候慶祝我們所代表的一切：勝利！”總統可以憑借身份一直“勝利”，被愚弄被損害的又是誰呢？

走資派的特色中國的批美是在放空炮。

新聞：《中國代表聯合國批美：嚴重侵犯 嚴重違反 嚴重衝擊》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23日呼籲各國攜手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曆史潮流，衝破單邊主義和霸淩行徑的逆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係，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當天，傅聰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主持“單邊主義和霸淩行徑對國際關係的衝擊”安理會阿裏亞模式會議，包括安理會成員在內的80多個國家代表與會。

傅聰在主旨發言中說，美國濫施關稅嚴重侵犯各國正當權益，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嚴重衝擊全球經濟秩序穩定，本質上是以關稅為手段顛覆國際經貿秩序，以美國利益淩駕於國際社會公利，以犧牲全世界各國的正當利益服務美國的霸權利益。世界需要的是開放包容而不是封閉孤立，是主權平等而不是恃強淩弱，是公平正義而不是本國優先，是團結合作而不是分裂對抗。國際社會必須作出正確抉擇，發出一致聲音，采取共同行動。

傅聰強調，麵對美方倒行逆施，中國果斷采取反製措施，不僅是維護自身正當權益，也是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如果美國真的想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就應采取平等、尊重和互利互惠的態度。極限施壓、威脅訛詐不是同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

多數與會代表在發言中呼籲堅持多邊主義，加強對話合作，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製，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促進各國穩定與發展。

[yongbing1993]

文革證明了接班人是自願形成的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經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證明了《共產主義接班人！》是自願自覺形成的。

馬克思主義沒有被選定誰是接班人。列寧是自願自覺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馬列主義也沒有被選定誰是接班人。毛澤東也是自願自覺繼承了馬列主義。

無產階級接班人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大公無私，鬥私批修。誰要自願自覺做到這些，就能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即《共產主義接班人！》

資產階級接班人除了家庭式的接班人外，就是中國走資派的特色指定式的接班人。讓你《先富起來》，讓誰去接班，阿Q也能接班。走資派鄧小平指定了胡趙當牽線木偶後，又指定了江胡習，都成了先富之人，何樂而不為。習後恐指定不下去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選舉產生的隻能是輪流執政。談不上誰接誰的班。拜登接了川普的班？還是川普接了拜登的班？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經毛澤東的文革證明了接班人是自願形成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試圖交班給劉少奇，林彪，但都不成後，意識到接班人是自願形成的。因此，不惜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真理在人間。這真理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建立了無產階級的新政權之後，要《繼續革命》！要《繼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大公無私，鬥私批修。讓後人們明白，讓千千萬萬個後人們懂得這個真理。

毛澤東的文革是成功的。文革在毛澤東逝世前放收自如，完整完美地結束。文革分三個階段：《鬥》《批》《改》。《改》是個長期艱巨的工程。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澤東也不例外。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沒有能穩固政權，這隻怪四人幫無能。華也是過渡之人，玩不過走資派鄧小平，隻能怪華無能。

而毛澤東的《文革》影響深遠。恐怕一萬年之後，還會有人會淡論《文革》。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豔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一首被傳唱了幾十年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還有人在唱。

鴉片戰爭後，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苦難境地，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為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至新文化運動，李大釗將當時衰落的中國比作“白首中華”，未來美好的中國比作“青春中華”，提出“白首中華”能否再現青春之關鍵“係乎青年之自覺如何耳”，進而致力於青年啟蒙，指引青年朝著正確方向前進。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批進步青年就在李大釗等的影響和帶動下，從民主主義走向共產主義，成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骨幹，直接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創建及之後的革命活動。可以說，早在黨成立之前，中國最早覺悟的共產主義者就已經將中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努力培養革命事業的領導者、主力軍和生力軍，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培養接班人思想的最初萌芽。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黨的“第一個決議”提出，在一切產業部門均應成立“工人學校”，“工人學校應逐漸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學校的基本方針是提高工人的覺悟”。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要求“社會主義的青年應宣傳社會主義於大多數青年無產階級……以啟發並養成青年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及批評力”。同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關於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提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應當約束他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之下”，中國少年運動的先鋒“要認目前民主革命的奮鬥是訓練無產階級革命的絕好機會”。可見，盡管當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但已經開始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為他們將來投身工農運動進行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培養接班人的早期實踐。

正是越來越多的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加入黨組織並在蓬勃興起的工農運動中成長為合格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才使得中國共產黨迅速從中國各政黨和團體中脫穎而出，為以後發動和領導中國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保證。大革命時期，黨通過在黃埔軍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於培養具有革命精神的“新軍人”；土地革命時期，黨強調“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使教育與勞動聯係起來”。由此，黨在改造社會的同時也改造了一批批人。這些人積極投身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麵對敵人的瘋狂屠殺，“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而是“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了”。盡管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近半數黨員慘遭殺害，土地革命後期紅軍和根據地損失90%，但黨還是能從挫折中奮起，革命還能在曲折中前進，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黨在打仗的同時，沒有忘記從群眾中發現並培養新生力量和後備幹部，由此確保在生死攸關的曆史時刻黨的事業總能後繼有人。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辟了穩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適應全民族抗戰和爭取革命徹底勝利的需要，成批量培養各類幹部和青年具備了過去不曾具備的條件。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再次論及幹部政策：“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曆史任務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毛澤東在這裏提出對“幹部和領袖”的要求，其實就是對革命事業的後繼者——接班人的要求；部署的“培養大批的新幹部”的“戰鬥任務”，其實就是要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當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革命事業最關鍵的接班人是幹部，而幹部又主要出自青年。全民族抗戰開始後，大批知識青年突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奔赴延安。黨及時作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先後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一批幹部學校和專門學校，招收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創辦這些學校的目的，正如1937年1月毛澤東為陝北公學的題詞所示，“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惟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麵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順利的解決”。這裏，毛澤東對“先鋒分子”的要求，其實就是對從青年中培養的接班人的要求。1939年5月，五四運動20周年之際，毛澤東再次肯定青年在中國革命中發揮的“先鋒隊的作用”，並提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隻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這就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接班人思想。

總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盡管黨還沒有明確提出“接班人”概念，但提出“培養大批的新幹部”、造就青年這一“革命的先鋒隊”，已經內在包含了培養接班人的意蘊。這不僅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培養了一批批骨幹力量，也為新中國成立後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正式提出接班人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論前提和實踐基礎。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還需要一代代革命者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接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第一個公開提出“接班人”概念的是宋慶齡。20世紀50年代中期連續幾年慶祝兒童節時，宋慶齡都把少年兒童稱作“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我們偉大事業的接班人”，“接班人”一詞由此正式進入黨和國家的話語體係。而完整提出“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並在理論上明確其重要性、必要性、條件要求、培養方式，在實踐中進行大量探索的是毛澤東。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國際上，蘇共二十大後，赫魯曉夫展開了對斯大林的全麵批判，同時極力緩和同美國的關係，對兄弟黨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大搞老子黨和大國主義，中蘇兩黨之間發生嚴重的意識形態分歧，兩國關係隨之惡化。由此，毛澤東認為，蘇聯赫魯曉夫集團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一套修正主義的思想體係和行動綱領，正在為複辟資本主義開辟道路。在此形勢下，美國也企圖利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思想混亂，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在國內，一方麵，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建立後，黨麵臨更加艱巨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任務，選拔和培養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大批幹部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另一方麵，黨在全國範圍內執政後，幹部隊伍中確有極少數意誌薄弱者在“糖衣炮彈”的進攻下吃了“敗仗”，甚至發生以權謀私、貪汙受賄等腐敗現象，毛澤東對此高度警覺，多次提出“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的問題，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

早在1956年9月，毛澤東就不無憂慮地指出：“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的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1964年1月，他更加憂慮地指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是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同年6月，出於對“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的高度戒備，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並明確了接班人應具備的五項條件：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為剝削階級；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同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審閱、修改過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其中寫道：“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很顯然，這裏的“接班人”不是指一兩個人，而是指千百萬人，不僅包括擔任黨和國家各級領導職務的幹部，也包括作為幹部後備軍的青年學生。怎樣培養接班人？根據黨的長期經驗，毛澤東強調了兩點：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實踐鍛煉。對於幹部來說，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這是普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隻有好好地學。”為此，除進行常規化、群眾性的思想教育外，毛澤東還經常倡導大家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58年11月，他就“向同誌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此外，毛澤東還特別強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與這一思想相一致，此前的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把幹部參加勞動確立為一項製度，讓幹部回到生產中去，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克服不願和群眾同甘共苦的“危險傾向”，保證各級幹部特別是領袖集團不出修正主義。對於學生來說，黨在20世紀50年代確定的教育方針已經明確提出了通過教育來培養接班人的根本目的和具體路徑。其中，“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就是要培養德智體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即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就是要解決教育脫離實際的問題。1965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指出：“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他想了各種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但總不能如願，最後回想起“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於是毅然作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600多萬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由此展開。作出這樣的決策，“雖有對解決城市人口就業這一十分重要的問題的考量，但毛澤東從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出發的戰略設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回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關於“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和實踐，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之下，毛澤東在晚年發動了《文革》，毛澤東係統提出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顯示了毛澤東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的宏闊視野和深邃洞察。特別是聯係後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劇變，使人愈加感受到毛澤東的遠見卓識。直到今天，毛澤東在培養接班人問題上真知灼見依然是人類社會主義思想寶庫中一座無法逾越的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