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靠《文盲農民》立國

中國共產黨靠《文盲農民》立國

 

留下的少數知識青年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中國都是文盲農民”的擁護下，不但打下了江山，成立了新中國。還要一邊進行掃盲，一邊帶領這些“文盲農民”進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建設，其中包括從零開始的完整的工業係統從重工業國防工業輕工業及民用工業的全麵建設，和建設基礎水利化，社辦工業化的農村人民公社建設。這些建沒全在毛澤東時代即毛澤東逝世前己經完善完成。至於先進的手機電腦等科技，當時在世界上也沒普及，不能要求當時造出手機來。這方麵事實繁多，下麵隻舉鋼鐵業一例如下：就這一例也有點長。沒有冒犯誰之意。這是個人之見而己。不想讀下去就忽略了。保留各自觀點。不過，“中國都是文盲農民”，聽了似乎不太舒服。就因此而發泄一下。

 

就拿本文的赤腳醫生來說，隻培養了半年左右的知識青年，能與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比嗎？這些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對於《文盲農民》來說看得起嗎？養得起嗎？中國幾千年來有過幾年有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來為《文盲農民》治病的。《文盲農民》有這個福份免費讓這些大醫生看病嗎？這些《文盲農民》幾千年來不就是一些自學的祖傳的一些民間中醫郎中治治病，還沒錢治就等死，平均壽命為什麽這麽低。毛澤東知道剛建國人多國窮，國家化錢培養的醫生全在城市為當官的服務了。看到民間農村人民公社有自己培訓的赤腳醫生出現，而且又成功的，提倡推廣了一下而已。在現代人看來不就是《文盲醫生》嗎。《文盲醫生》為《文盲農民》治病後，《文盲農民》說好得很。毛澤東幫著說，好得很。傷害到誰了？你們有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看病，就容不下《文盲醫生》為《文盲農民》治病嗎？

 

轉載《鞍鋼“三大工程”奠基新中國工業》

 

鞍鋼複產時轟轟烈烈的獻交器材運動

 

從廢墟中站立起來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樣東西就什麽都好辦了。”毛澤東曾不止一次表達過這個觀點。

 

新中國的工業化戰略以重工業為重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蘇聯經驗。而在此期間，共產黨人一直在摸索一條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道路。1953年，以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高爐組成的鞍鋼“三大工程”竣工，為全國鋼鐵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標誌性事件。

 

中國共產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此時麵世的《論十大關係》，被稱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幾年後，毛澤東仍將其視為一個轉折。他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頭號工程

 

1953年12月25日，鞍山城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以傾城之力，整個鞍山正醞釀著一場壯大慶典。中央美術學院的畫家專門從北京趕過來，設計了大會會場--在鞍山市中心人民劇院門前，豎起了象征“基礎”的四個巨大的紅色方柱，上麵矗立著象征“建設”的灰色鋼架；用高爐和無縫鋼管、重軌圖案組成的“三大工程”開工紀念章模型在會場正中的牆上放射出金色的光輝。

 

主席台兩側，掛著開工紀念錦旗以及周恩來的題詞--“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七號煉鐵爐的開工生產，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的重大勝利”。

 

鞍山市區的主要街道和廠區的建築物上，懸掛起巨幅標語和千百麵彩旗。各機關、學校和商店門口掛上了成對成排的燈籠。市文工團和各文化館、文化站領導的業餘劇團，全都趕排了精彩的節目，街巷裏鑼鼓喧天，彩帶飛揚。正在鞍山演出的著名演員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和馬連良等也留了下來，等著參加這個慶典。

 

人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到車站去迎接為“三大工程”付出辛苦的蘇聯專家。火車站前人頭攢動，個個喜氣洋洋。

 

一周前，以“鞍鋼全體職工”落款的一封喜報發向了北京：

 

當此第一個國家五年建設計劃的第一年計劃即將順利完成之際，我們興奮地向您報告：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第七號煉鐵爐，都已提前竣工，並開始生產，國家交給我們的“三大工程”任務，已經勝利完成了。

 

複電很快發回到鞍鋼，落款是令鞍鋼人興奮的名字，“毛澤東”：

 

鞍鋼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和第七號高爐的提前完成建設工程並開始生產，是1953年我國重工業發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國人民現正團結一致，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你們的英勇勞動就是對於這一目標的重大貢獻。

 

“三大工程”占了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無數個“第一”--它是“一五”計劃中位列首席的頭號工程，是我國第一個鋼鐵基地，是新中國重工業建設中首批竣工投入生產的重點工程……

 

除此之外，“三大工程”還有個不一般的“頭名”：在毛澤東1949年12月出訪莫斯科時簽訂的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50個工程項目中，鞍鋼列於榜首。

 

“既好看，又好吃”

 

剛剛從戰火硝煙中誕生的新中國，太知道鋼鐵意味著什麽。“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樣東西就什麽都好辦了。”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這個觀點，而當時，全國的鋼產量不足16萬噸。平均下來，還不夠給每個中國家庭打一把菜刀。

 

早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已提出：未來中國工業建設要“在若幹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實現工業化的艱難重任曆史性地落在中國共產黨人肩上。

 

1949年12月，西南邊陲仍彌散著戰爭的硝煙，重工業部就已經組織召開了鋼鐵會議，這是新中國召開的第一個討論工業的會議。同月，毛澤東前往莫斯科，會見斯大林。

 

列車在茫茫的西伯利亞雪原上奔馳。車上裝著膠東產的白菜、萊陽梨、大蔥，河北鴨梨，山東蘿卜，北京綠皮“心裏美”蘿卜，江西小金橘等土特產。這些為斯大林準備的生日禮物，帶著濃鬱的泥土氣息，在外交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

 

據擔任毛澤東俄語翻譯的師哲回憶，毛澤東大多時間都不在車廂裏安坐，而是經常站在車窗口向外眺望。每逢到站，毛澤東都要下車走一圈，一邊散步一邊思考。

 

當車輛在一個叫做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小站停靠時，散步的毛澤東忽然頭暈，站立不穩。醫生診斷認為是感冒，但師哲認為“這和他的過度勞累有關”。之後再遇火車停靠，毛澤東就再也不下來散步了，但煙卻抽得越來越勤。

 

這次訪蘇，是毛澤東第一次離開生養造就他的中國，當然也是有備而去的。他準備就兩黨兩國所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同斯大林直接會商。

 

到達莫斯科後，毛澤東受到了斯大林的禮遇。當天，斯大林就在克裏姆林宮與他舉行了會談。斯大林破格地站在了門口迎接，蘇聯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在這裏列隊，這在蘇聯是不多見的。

 

雙方的談話海闊天空，從前線的軍事情況談到經濟建設、糧食收獲、土地改革以及群眾工作等。談話曆時兩個多小時，斯大林再三問毛澤東：“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我們要不要搞個什麽東西？”

 

毛澤東說：“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麽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

 

這句幽默的話，讓坐在旁邊的師哲略微有點犯難。如果直譯出來，蘇聯人肯定不明白。他想了想，在翻譯時又加了一句解釋：“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給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內容，有味道，實實在在。”

 

然而在座的蘇聯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隻有對東方幽默略知一二的貝利亞失聲笑了起來。

 

什麽是“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兩方的話接不上茬。毛澤東提出，想叫周恩來來一趟莫斯科。可斯大林並不讚同，他問：“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麽事情，為什麽還要叫他來，他來幹什麽？”

 

談判陷入僵局，十幾天毫無進展。在停頓期間，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路透社發了一條聳人聽聞的消息：毛澤東在蘇聯被斯大林軟禁起來了。

 

這一下子蘇聯方麵緊張起來了。他們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沒有毛澤東的消息，沒有辦法向全世界交代，就急忙和中共方麵商量，怎樣對待這條消息。

 

還是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個主意，說以毛澤東個人的名義發表一個答記者問，這樣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經過這番周折，周恩來終於來到蘇聯談判。最終，1950年2月14日，中蘇雙方簽訂了《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規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用來恢複國民經濟。

 

簽約當天，一個小細節耐人尋味，當毛澤東和斯大林以及中蘇雙方其他領導人合影時，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發現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住處，葉子龍向毛澤東提到了這一點。毛澤東微微一笑說：這樣就一般高了嘛！最終拿到照片，葉子龍一看，兩人果然基本差不多高。

 

條約簽訂的三天後，周恩來一行14人啟程回國。李富春、王稼祥、葉季壯、劉亞樓等人則組成新的代表團，留在蘇聯繼續談判單項的經濟貿易協定。最終，第一批援助的大型工程項目確定為50項，包括煤炭、電力等能源項目，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工業項目，以及國防工業項目。

 

新中國成立前，鞍鋼是國內惟一一家鋼鐵聯合企業，使用的是日本人從美國引進的技術。東北地區原有的重工業基礎較好，而鞍鋼的底子又是全國最好的，便成了工業奠基的重中之重。

 

1950年3月，中蘇簽訂了《關於恢複和改建鞍鋼技術援助議定書》，這是蘇聯斯大林時代對中國技術援助的第一個議定書。

 

18畝地的圖紙

 

1950年4月，42歲的煉鐵專家王之璽從鞍山趕到天津，在鞍鋼連續工作了60多個小時，王之璽雙眼已經布滿血絲，他在火車上支著頭打了會兒盹，算是休息。

 

一進天津市內，王之璽就指揮著司機，左轉、直行、左轉……停到一座不起眼的二層白色建築門口，王之璽下了車，直奔地下室。

 

打開地下室的門，是滿滿的三大排木架子，架子上摞滿了一卷卷的圖紙。

 

這些圖紙，是在戰火紛飛的解放戰爭時期，王之璽帶著幾個同事一筆筆畫下來的。1948年8月，盤踞在遼南、沈陽一帶的國民黨軍占領遼陽，在8月15日和9月4日連續向鞍山發起了兩次大的進攻，鞍鋼辦公區正是國民黨守敵的最後一個據點，國民黨25師的1.3萬軍士盤踞於此，戰事激烈，機槍子彈像雨點一樣洗劫著荒寂無人的廠區。

 

在撤離鞍鋼之前，幾十名工程師連夜趕工，複製了鞍鋼的圖紙，搬運到關內保存。這些從戰火中搶出來的圖紙，成了鞍鋼改擴建的重要依據。

 

王之璽把所有圖紙帶回鞍鋼時，26名蘇聯專家已經在廠裏等候。他們進行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龐大的擴建設計，以至於專家不夠用了，後來又增加到43名。

 

根據鞍鋼的基礎圖紙，蘇聯專家先把原昭和製鋼所各廠與北部五個私人工廠聯合成一個整體鋼廠，同時恢複二煉鋼廠，新建二初軋廠、大型廠、無縫鋼管廠、半連續熱軋鋼板廠、冷軋板廠和熱軋薄板廠。又因為鞍鋼是我國當時惟一的大型鋼鐵廠，要支援全國建設，因此在擴建計劃中又增加了300毫米連軋小型廠、250毫米連軋線材廠、螺旋焊管廠、電焊管廠、冷拔鋼材廠和車輪輪箍廠等。

 

以這個方案為基礎，1951年10月，蘇聯編製的120卷《恢複和改造鞍鋼總體規劃初步設計書》交到了鞍鋼人手上。

 

設計書首頁，開宗明義地寫著要“擴大鞍鋼生產規模，使之大大超過以往達到的最高水平”，“建設新的強大軋鋼廠，保證出產多種產品，以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需要”。

 

120卷圖紙，加起來有24000多張。如果一張張鋪開，能排滿18畝地。

 

看著浩如煙海的圖紙，負責“三大工程”基本建設的鞍鋼副經理王玉清頓時覺得心裏沒底。

 

王玉清原本是個鋼鐵業的門外漢，頭一年剛剛調到鞍鋼工作。他回憶說：

 

在此之前，我在大連工作。調動工作的時候，李富春同誌找我談了話，讓我到鞍鋼抓基本建設。當時我很擔心，怕幹不好，因為我不懂工業，更不懂基本建設。富春同誌說：“不懂的東西可以學習。”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報到時，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同誌對我說：“既然富春同誌讓你去鞍鋼，還是按他的意見辦，去了以後遇到困難，部裏會支持你。”這樣，我就到了鞍鋼。

 

不過，王玉清沒想到的是，他在鞍鋼遭遇的挑戰會如此之大。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都要在原有廠房的基礎上建設，可是鞍鋼當時連一台水平儀都沒有，地麵上不能搞測量，地下的土壤承壓試驗也做不了。

 

當時，鞍鋼的生產情況也簡陋得超乎想象--高爐爐身是用耐火磚砌築的，外邊加幾道鐵箍，鐵水不是流進鐵缸裏運走，而是在爐台上用沙子築起一個個格子坑，讓鐵水流進去凝成塊。

 

更嚴峻的是，整個鞍鋼的技術力量隻有70多名工程師，其中還有60多名是偽滿時期留下來的日本人，正在逐批回國，全部遣返後，作為全國鋼鐵產業中心的東北，技術人員僅占全行業總人數的0.24%。

 

蘇方給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高爐都采用了當時的最新成就，工程全部自動化，機械設備全部由電氣操縱。有些設備在蘇聯也是剛剛設計成功，就直接拿給鞍鋼。這樣的建設任務，對於發達國家來說也不是什麽容易的事情。

 

何況，國家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一席話，無異於給“三大工程”豎了一塊倒計時牌。

 

會上，李富春做了題為《中國工業的目前情況和我們的努力方向》的報告，他說：“到1953年，我們修建鐵路的鋼軌，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決了。大型鋼材、無縫鋼管及薄型鋼板，也能大部分解決了。這些新廠的建設，對於我國的重工業，是會有一定的加強作用。”

 

這個報告等於是公開宣布：1953年新中國將有新的大型軋鋼廠和無縫鋼管廠開工投產。

 

掐指一算，隻剩下不到兩年的時間。

 

再現“複工奇跡”

 

正踏上遣返回國路途的原昭和製鋼所理事瀨尾喜代三倒是信心十足，他說，看到鞍鋼複工的奇跡後，我覺得沒有什麽是你們中國工人不能實現的。

 

1948年11月，瀨尾喜代三和修建工程師原一楨組成二人小組，與王之璽和工程師邵象華、楊樹棠、李鬆堂分成兩路，設計鞍鋼的全麵複工計劃。

 

兩組人把工廠裏裏外外走了個遍，就花去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

 

這不是因為廠區有多大，實在是當時的情況慘不忍睹。偌大的廠區一片荒涼，到處雜草叢生，許多地方的蒿草沒膝、齊腰，甚至比人還高。雙腳還沒踏進草叢，就先撲啦啦地驚起了雉雞，嚇跑了野兔。

 

道路兩旁，雜亂地散放著各種殘損的零碎部件、電器設備和長滿厚厚紅鏽的廢鋼爛鐵。廠房四壁布滿了槍痕彈洞，樓裏四處是玻璃碎片。稍微值錢一點的儀器早已不見影蹤，就連樓梯扶手上包著的銅邊都不知被誰扒掉了。

 

瀨尾和原一楨受命與王之璽“背對背”地分別拿出鞍鋼複建方案。三個星期後，王之璽的方案擺在了桌子上，但瀨尾隻拿了個草稿出來。

 

鞍鋼護廠大隊負責人王群問瀨尾：“依你看，需要多少時間，什麽條件才能修複鞍鋼？”瀨尾抹了抹嘴唇上的八字胡，有點尷尬地幹笑了幾聲：“修複談何容易，需要美國的設備，日本的技術，再加上差不多20年的時間。可惜，你們和美國沒有建交，日本又是戰敗國。外援無路，內力空虛，這片廠區看來隻能種高粱了。”

 

最終，瀨尾他們還是做了一個複建方案，但是比王之璽的計劃小得多。經黨組織和廠領導研究決定，按照王之璽等人設計的方案開始了複工工作。

 

器材的缺乏是複工的頭一道難題。老工人孟泰帶頭撿散棄在各廠角落的器材機件，從廢品堆裏搜尋有用的物資，再把它們修整一新。不管白天黑夜，刮風下雨，孟泰跑遍了十裏廠區，刨冰雪，挖廢料堆，撿了成千上萬個零件，建起了全國聞名的“孟泰倉庫”。在煉鐵廠開工修第一座高爐時，缺一個三通水門，打開“孟泰倉庫”，裏麵有各種型號的三通水門1300多個，隨便挑。後來在修複一、三號高爐時，所有管道係統的零件都是“孟泰倉庫”提供的，沒有花一分錢。

 

為了確保鞍鋼複工，時任鞍山市委書記的楊春茂同時兼任鞍鋼監委，發布了《為號召市民獻交器材運動布告》，向百姓征集鞍鋼在戰亂中散失的器材。

 

鞍鋼成立了15個獻交分會，鞍鋼製造部總工程師楊樹棠記得，在他從住處去辦公室的路上，看見衣著襤褸的工人群眾用肩挑、背扛、車送，把各種設備、器材從鐵東、鐵西、立山等處潮水般地運到廠區，從早到晚，川流不息，“真是一場神話般的奇觀壯景”。

 

人們獻交出來的大量器材就擺在鞍鋼辦公樓門前、鋼鐵研究所門口和正門附近的馬路上，其中不乏價值不菲的貴重器材。電修廠工人魏榮夫把自己過去開電料行的148件原材料全部獻出。楊樹棠和其他工程師每天就到路邊扒拉，幾乎是應有盡有。

 

到1949年1月10日，已有4255名職工獻了器材，占職工總數的73%，共獻出各種器材52462件。全市累計獻交器材1123種，212694件，其中鞍山市立山區在3天內獻交馬達300多台，新華區僅電機一項就獻交157台，獻交的電器材料能縮短鞍鋼電氣修複計劃一個月。

 

瀨尾由衷地讚歎說：“昭和製鋼所從來都是防著工人把廠裏的東西往家裏拿，哪兒有工人往廠子裏送東西的。有了這些器材，鞍鋼恢複生產的速度起碼可以加快十年。”

 

日本人無法理解那個年代裏國人的踴躍與忠誠，但那樣的歲月卻真實地存在過。兩年後，複工時曾經的激情，建設“三大工程”時又再度燃起。

 

1951年12月13日，李富春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報告，請求動員全國有關方麵的力量幫助鞍鋼建設“三大工程”。

 

四天之後，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應大力組織實行。

 

鞍山東山上突然間拔地而起一座大賓館，住進了幾百名蘇聯專家；廠房邊蓋起一長排三層高的新宿舍樓，迎來從全國各地抽調的技術幹部；被鞍鋼人稱為“三角樓”的兩棟大樓都被清理出來，接待應聘的專家和工程師。

 

從1952年3月開始，鞍鋼從生產單位抽調了15名老幹部，170名一般幹部，180名技術幹部和大批技術工人。

 

原來不大的鞍山城一時間沸騰起來。時任鞍鋼煉鐵廠副廠長周傳典回憶說，辦公樓徹夜燈火明亮，工地上人喧車鳴，到處搭起腳手架，閃爍著電焊火花。人們走起路來大步流星，像是在跑步。

 

1953年時新華社發表的《祖國建設的新氣象》一文中說：“從去年3月到今年2月中旬為止，全國各地派去參加鞍鋼建設工作的幹部、技術人員、農民、大學畢業生和軍人等就有4萬多人。”

 

1952年7月14日，無縫鋼管廠破土動工；8月1日，大型軋鋼廠破土動工。次年春，七號高爐動工。

 

“三大工程”轟轟烈烈地上馬了。

 

全國支援鞍鋼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國支援鞍鋼”和“為鞍鋼就是為全國”的口號，“三大工程”被列為全國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鞍山市則由此劃歸中央政府直接轄管。

 

安裝高爐的工程最為壯觀。為了搶工期，工人們創造了立體交叉平行流水作業的方法。工程高36米，人們就搭起了8層的架子，多工種的工人在架子上同時進行8種作業，裏外三層，上下八段。

 

一個負責安裝管子的組長，看見別的組8小時裝21根管子，但自己的組才裝12根，蹲在工地上就哭了。一抹眼淚，這個組長帶著全組重新調整勞動組織，最後達到了8小時裝42根管子，全工地超額13.8%完成任務。

 

當時，道道工序緊密銜接，如果上道工序不能按時完成，下一道工序就要停工。於是，建設者們便你追我趕。這個熱火朝天的九月後來也被鞍鋼人稱為“難忘的九月”。

 

來自大、小興安嶺，贛江和湘江流域的兩萬多立方米木材、關內外67個水泥廠供給的數萬噸水泥，大連和沈陽供應的石棉，重慶供應的重軌，上海供應的電纜電線……全國有57個大中城市和199個工礦企業為鞍鋼製造各種設備，提供生產建設用料。大批物資經由火車、汽車，甚至是大軲轆車或馬車，源源不斷地向鞍鋼運送。

 

“為鞍鋼就是為全國”是當時工業領域最響亮的口號。無縫鋼管廠建設時急需一批搭腳手架的架工，鞍鋼向南方有關單位求援，但那時中南地區的大部分架工都到荊江分洪工程去修築水閘了，隨後，衡陽、廣州、桂林幾地都被發動起來，短短十幾天內就招募了100多名架工，送到鞍鋼。

 

大型軋鋼廠建設中，原先訂購的電焊條不夠用，再訂貨也已經來不及，國內也無處調撥。得知後，大連造船公司把計劃內的150噸電焊條全部送到鞍鋼，哈爾濱工業器材公司也把剛剛批下來的4噸電焊條全都支援出來，哈爾濱機車修理廠原先庫存的電焊條隻有一噸，也立即獻出了一半。

 

最讓鞍鋼副經理王玉清印象深刻的，是錦州電氣廠承製變壓器時發生的一段故事。

 

1953年8月15日，當一列火車停在鞍山車站時，從擁擠的車廂裏走出來一個人，身背著一台小型變壓器，徑直向鞍鋼設備處走去。

 

這個人是錦州電氣廠的一名車間指導員。

 

原來，在一周前，鞍鋼設備處給錦州電氣廠打了一個電話，說鞍鋼無縫鋼管廠工程需要一台小型變壓器。

 

錦州電氣廠的廠長接到電話後，馬上讓工廠把其他工作停下，組織工程技術人員連夜趕工，用三天就造出了一台變壓器。

 

怎麽送到鞍鋼呢？有人建議用火車托運，但馬上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擔心火車輾轉耽誤，影響了鞍鋼建設。最後，他們決定從廠裏派一個最可靠的人，親自把變壓器送到鞍鋼。幾經遴選，選出了這名車間指導員。

 

8月15日夜間，在這位指導員的強烈要求下，變壓器直接送到工地安裝完成。他說：“趕緊試一試，如果不合適，我們馬上回去重新做一套。”當鞍鋼設備處處長向這位運送變壓器的指導員表示感謝時，沒想到這位指導員反而鄭重地說：“是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當我們廠裏接到鞍鋼訂貨任務時，都覺得很光榮，是沾了你們的光彩。”

 

伏爾加河上

 

聽見長江流水聲

 

1952年8月，正是“三大工程”施工緊鑼密鼓之時，周恩來率隊登上了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他帶領的這個陣容龐大的代表團，除了中國政府經濟方麵的領軍人物陳雲、李富春等，還有多名經濟學家。

 

代表團此行的目的，是向蘇聯政府通報中國“一五”計劃的編製情況，尋求蘇聯的幫助。

 

但是，對於如何開展即將開始的工業化建設，中國人顯然沒有多少經驗，會談是從蘇聯計劃委員會14個副主席分別給代表團“上課”開始的。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周恩來和陳雲回國，李富春等人留下繼續與蘇方商談經濟建設援助中的具體細節。

 

“一五”計劃洋洋十餘萬言，但其核心是蘇聯的援建項目，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根據協定，1953年至1959年，蘇聯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簽約援助的50個項目，共141個項目。1954年10月，蘇聯又追加援助15個項目。這樣三批加在一起，總共156個重點項目。

 

這156個項目遍布國防工業、機械工業、電子工業、化學工業和能源工業等各個方麵，新中國工業化之路由此得以從點到麵地鋪開，因此也被稱之為“工業化奠基之役”。

 

當時，中蘇雙方針對鞍鋼工程簽訂了更進一步的協議書，協定從1952年到1955年加大由蘇聯向鞍鋼提供設備、設計項目，派遣專家和接受實習生的力度。其中，設計文件的交接、各項合同的簽訂都放在莫斯科進行。

 

剛過完25歲生日的趙棟梁就這樣成了鞍鋼國外小組成員。

 

平均每兩三天，趙棟梁就得往國內發一批資料，國際郵寄需要稱重，到了年底，他把所有單據加在一起，發現在小半年的時間裏，他處理了設計和技術資料6.5噸。

 

1953年春天，鞍鋼七號高爐工程正式開工，趙棟梁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平均每兩天開一次會，往國內郵寄的資料更是大幅增加。

 

剛開始，來回送資料都是用皮箱，不夠用了就在國外買，但資料太重，皮箱用一次就壞了，很不經濟。之後，國外小組從國內運來帆布袋，在裏麵襯上防水布，又輕便又結實，隻是每次裝滿資料後，都得靠兩個人抬。

 

同期，蘇聯派來大批專家指導“三大工程”，最多時達到100多人。

 

在七號高爐的工地上，一個蘇聯專家為了研究技術難題，把自己關在屋裏七天七夜，餓了就抓起身邊的饅頭啃兩口，困了就趴在桌上休息一會。七天後，他帶著解決方案從屋裏出來時，隻見他頭發蓬鬆，胡子老長，滿臉憔悴，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麵對人們奇怪的目光，這個專家本人倒毫不在意，還高興地說，熬了七天就出了方案，值！

 

蘇聯時任在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上世紀80年代回訪中國時，回憶了一件趣事，足見當時中國領導人對鞍鋼專家的重視。

 

一次假期，幾個年輕的蘇聯專家從鞍鋼來到北京，無意間遊逛到了中南海。他們向警衛人員出示工作證後，說想同毛澤東聊一聊。聽說是蘇聯專家，警衛馬上去請示，毛澤東最後真的會見了他們。

 

中方人員轉告這幾個專家的冒失舉動後，阿爾希波夫大為光火，找到這幾個專家質問。可他們卻顯得有點委屈，回答說：“我們怎麽也沒想到，毛居然親自見了我們”，“在談話中，我們隻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而毛澤東當時對蘇聯專家有一段精辟的論述：“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

 

上世紀50年代的鞍山，生活中彌漫著蘇聯文化的氣息。俄語是中學必修課程，年輕的父母們會給孩子起一個好聽的蘇聯名字。電影院裏放映的是蘇聯的電影……一首歌曲廣為傳唱：

 

伏爾加河上聽見長江流水聲，

 

世界上再沒有更親密的友情……

 

鞍鋼支援全國

 

最先竣工的是無縫鋼管廠。

 

1953年9月15日，無縫鋼管廠機組開始試車。10月24日，世界級冶金權威、蘇聯亞速鋼廠總工程師羅曼可親自坐鎮，正式試軋熱軋無縫鋼管。

 

試軋現場一片緊張忙碌。調度室裏的兩台子母鍾噠噠地響著，40多部電話不停地傳達著指令，變電所、主電室、油庫的工人眼睛緊緊盯著儀器儀表，加熱工燒上了試軋的管坯，軋鋼工調整好軋機，一切準備就緒……14時20分，第一根火紅的無縫鋼管順利軋製成功。羅曼可檢驗各種參數後，滿意地說：“就算在蘇聯，這也是質量上乘的。”

 

在這根鋼管上，工人切下了長20厘米的一段，鉗工邵明祥在上麵刻下了“獻給敬愛的毛主席”的字樣，派專人送去北京。

 

這不是鞍鋼送往北京的第一份“禮物”，卻比其他的禮物更加意味深長。這是因為，“三大工程”中率先竣工的無縫鋼管廠比預定時間提前了一個月，這足夠使得他們趕在毛澤東60歲生日之前送上這段看似不起眼卻意義重大的鋼管。

 

1953年12月15日，鞍鋼大型軋鋼廠舉行竣工移交生產簽字儀式；12月18日，七號高爐竣工。至此，鞍鋼“三大工程”全部完工。

 

1954年初，重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報告，上麵寫著：大型軋鋼廠工期一年零三個月；無縫鋼管廠工期一年零三個月又十三天；七號高爐工期僅五個月零十天。“三大工程”創造出新中國工業建設史上的奇跡。

 

報告中，確定了要建設包頭鋼鐵公司（當時稱五四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將和鞍鋼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大型鋼鐵基地布局。王鶴壽通知鞍鋼，這兩個鋼鐵公司生產準備所需的主要技術力量、管理幹部和技術工人全部由鞍鋼承擔培訓和支援任務。

 

“三大工程”為中國的鋼鐵業開了個好頭。1956年1月，鞍鋼支援包頭鋼鐵公司建設的200名幹部和技術工人啟程，同時，武漢、包頭和本溪鋼鐵公司6000名技術工人到鞍鋼學習培訓。

 

此後的兩年間，蘇聯幫助設計的156個重點項目中有106個正式施工，29個投產。到1955年底，基本建設投資已經完成“一五”計劃投資總額的51%，工業增長速度三年平均為17.4%，高於計劃要求年平均14.7%的水平。

 

“十大關係”

 

1956年2月25日，王鶴壽站在中南海頤年堂門口時，早就打好了腹稿。

 

見到毛澤東，王鶴壽首先說，鋼鐵工業生產水平與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鋼鐵工業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計劃。聽到這裏，毛澤東很高興，不斷插話詢問。

 

接著，王鶴壽說，目前我國鋼鐵工業的水平還十分落後，1955年鋼的實際生產量，僅相當於美國1886年水平，落後70年；1956年鋼的計劃產量為447萬噸，僅相當於蘇聯1928年的水平。如果按人口平均，落後情況就更為嚴重。在產品品種質量等方麵，我國鋼鐵工業更是十分落後。

 

說到這兒，王鶴壽話鋒一轉：“不過，鋼鐵工業發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為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比美國、蘇聯建設鋼鐵工業的初期起點要高一些。”

 

毛澤東聽了，先是眉頭一皺，說，要迎頭趕上去，堅持不懈地幹，總是可以趕上去的。當聽到鋼鐵工業發展速度可以比蘇聯快一點時，他又說，應該是可以的。我們既有蘇聯的成功經驗，又可以少走蘇聯走過的彎路。

 

這次在中南海的匯報，是王鶴壽主管鋼鐵工業以來，第一次詳細地當麵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情況，“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這個說法，他也是頭一次聽到。40多年後，王鶴壽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主席提到的借鑒蘇聯經驗，走我國自己發展工業的道路的思考，給了我一個終生難忘的深刻印象”。

 

而這個觀點，毛澤東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1956年是一個創造了許多“第一”的年份。

 

“一五”計劃中的許多項目即將建成或者已經建成。包鋼和武鋼項目相繼上馬；新中國第一批12輛國產汽車開出了廠房；沈陽飛機製造廠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形成了工業體係的雛形。

 

鞍鋼的七號高爐出現了壓產，高爐需要陶瓷元件，但國產的陶瓷元件卻屢屢不達標。1956年，輕重工業的建設比例達到極度傾斜的1：9，工業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帶，不均衡的狀況已經顯現。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薄一波那裏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

 

2月14日起，毛澤東開始同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對34個部委進行係統的調查研究。劉少奇召集國務院各部門匯報工作，是為起草中共八大報告做準備的。而毛澤東的調查，最終則超出了這個範圍。

 

巧合的是，毛澤東調查開始之日，正好是蘇共二十大開幕之時，這兩件事情碰巧趕在了同一天。

 

蘇共二十大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暴露了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中間的一些缺點。這些，對正在思考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毛澤東來說，無疑十分重要。

 

在中南海，63歲的毛澤東展開了長達43天的調查研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地點在中南海頤年堂。周恩來除個別時候因事請假外，每次都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

 

2月14日，是匯報的頭一天，這天，毛澤東等聽取了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的匯報。聽匯報中，毛澤東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找到蘇聯的樣本也好，捷克的本子也好……即使他是錯的也得學，因為不學你不會知道他是錯的。”

 

2月15日，電力工業部匯報；2月16日和17日，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2月19日和20日，建築工業委員會和建築工業部……到4月24日，毛澤東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

 

在這個階段的匯報中，毛澤東都做了詳細的記錄，《論十大關係》的完整思想呼之欲出。

 

4月19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三個關係。他說：“三個關係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係，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次日，他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係，又增加了地方與中央、經濟與國防的關係。24日，毛澤東又歸納出“六大矛盾”，加入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係。不久，這六大關係之外又增加了四個關係，成為十大關係。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是他曆時一個多月的調查成果。

 

十個關係中，前三條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是講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的問題。第四、第五條論述的是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講經濟體製問題的。第六至九條論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以及是非關係，是講在政治思想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的問題。最後一條則是論述的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是講學習外國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論十大關係》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起來。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著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係統的思路。三年之後，毛澤東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後曆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他在《十年總結》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客觀經濟規律。”

 

這時，遠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正在為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第二版作最後的修訂，書中不乏對新中國的批評，但是，在評述新中國的工業化時，費正清說：

 

共產黨中國的工業成長是迅速的、動人的，而且也是可怕的--比任何一個不發達的亞洲國家都快。

 

[yongbing1993]

中國最好文物竟然不在大陸國內






《大英博物館》是英國著名的旅遊景點，它亦是世界上最具規模的博物館，內裏的收藏品超過800萬件都是世界上別的國家的珍貴的具存價值的曆史文物，而單單中國的展品便有約2萬3千件。許多中國人在遊曆大英博物館後都歎指深感憤怒且心痛，有英國留學的中國大陸的學生遊覽大英博物館時，指於《大英博物館》的中國館中“隻看一眼我的眼淚就止不住了”，留學生驚訝地發現“中國最好的文物”竟然並不是在中國大陸，而是被收藏於《大英博物館》中。更發現“中國最好的文物”還有許多都存放在如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許多外國的博物館中。

許多中國大陸年輕的留學生們對於於大英博物館中竟然藏有多件中國國寶文物感到超級憤怒，不解為何中國如此珍貴的文物竟不是於中國裏展出，而是藏於“別人家的博物館中”，更不禁心痛表示“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能笑著從我身後的這座(大英博物館)博物館中離開。

而當中一名於英國留學的大陸女生於影片中表示，她常聽別人說最好的中國文物並不是在中國，而是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內，而當她真正前往博物館後，便表示“隻看一眼我的眼淚就止不住了”。她於館內看見那些中國人信仰的佛像、受人跪拜的佛祖竟“隻留著一顆佛頭”和成為“樓梯間的石柱”。而最讓其痛心的是，於館中那個“沒有絲毫保護的羅漢像”，全世界共有16尊，但卻“沒有一尊在中國”，連那幅雕刻著“龍”，“中華兒女心中神聖的圖騰”為了搬運，竟然“被硬生生的切割開”，而“一道道的裂痕”就像道道的傷疤刻劃在人心。

她看著館內過萬件的中國國寶，現在於英國的博物館內卻隻被“密密麻麻的堆進了冰冷的展示櫃”，“沒有名字沒有出生含義也沒有故事”，有的都隻是一個個“冰冷的編號”，令她尤其痛心。她怒斥到，“他們把物件帶走了，可是文明帶不走”，更承諾到“終有一日我們會帶你回家”，將文物一件件帶回中國。

網上亦瘋傳另一段大陸女生與父母一同遊覽博物館的影片，影片中她表示“大英博物館又把媽媽看哭了，剛進中國館就掉眼淚”，從影片中可見，她的媽媽於館內看到中國的文物後，便不禁心痛得落淚，更讓其忍不住用手拭淚，觀看其他展品時不禁變得沉默，眼泛淚光，讓網友對此都表示“這種感受隻有中國大陸人才懂”。

網友對此都表示“真的想把他們全部安全帶回家”，“明明是中國的東西”，“總有一天，要把它們都帶回家”，有網友亦指看到影片的文物都“看哭了，看到他們身上的裂痕感覺好心疼”，“隔著屏幕都看哭了”，網友更表示“這輩子都不想去英國看”，因其希望“在中國博物館看到”。

為什麽中國會這樣？如今的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不是還在從中國搬國寶和財富到外國去嗎？有誰管得了？

[yongbing1993]

越寫文革突然發現優點越來越多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搞文革的出發點是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如果不防止複辟資本主義，那麽千萬烈士的鮮血就會白流。共產黨的革命也就失去任何意義了。

文革是中國共產黨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 它的出發點和本意是有積極意義的. 站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立場上, 文革就是要防止資本主義私有製的複辟. 如果你站在今天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立場上, 文革自然是沒有必要的. 甚至連共產黨的革命建立新中國也是多餘的. 舊中國本來就是資本主義了。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文革的對錯。其實是站在什麽立場說什麽話的問題！

任何運動或社會變革, 總是有兩麵性的. 有好的, 也有壞的, 也有人乘機起來打倒對手, 搞破壞的. 可以肯定沒人喜歡文革壞的一麵. 毛澤東也指示過對打砸搶的要依法懲辦. 反文革的總是極力誇大壞的一麵. 文革也有很多積極的一麵. 今天的腐敗, 和複辟了資本主義. 反過來說, 不是恰恰證明文革出發點的正確性嗎？

真正的文革隻有三年，很多地方隻有一年多點。那三年有壞的一麵，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但那僅是少數的一麵。更不能把它誇大成十年浩劫。經過那三年的文革，後文革七年的進步是顯著的。網上有很多這7年（69-76）的經濟指標，不服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看。

曾經有個學者，忘了是誰，說：越寫文革發現優點越來越多，越寫現在發現缺點越來越多。當然，他是站在唯物，辯證的觀點去看問題和曆史的，否則不可能得出那結論。因為反文革派和擁文革派曆來沒交集。那麽，文革的進步意義在哪裏呢？可以歸結以下幾個方麵。

一，經過文革的鍛煉和洗禮，人民的民主意識普遍提高了。人民有當家作主的新意識，不再對官員們唯唯是喏。試問曆史上中國除了改朝換代之際，哪個時候民可以鬥官呢？

二，文革破除封建迷信，掃除了各種教派。提倡破四舊，立新風。使得中國社會沒有因為宗教問題而衝突不斷。可惜，改革後，又複興的宗教迷信等。導致了新疆西藏的問題不斷。

三，文革用階級鬥爭代替了各種形式的紛爭。促進了民族的融合。中國各民族最和諧的時代，就是文革時代。

四，某種意義上講，文革也掃除了潛在的軍閥勢力再次分割中國的可能性。

五，文革中極大地消除了黨內的腐敗。共產黨當時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自己撈財產撈地位。

六，文革革除“私”字。提倡“公”字。使人性的貪婪得到了抑製。社會上少有黃賭毒偷盜坑蒙拐騙及腐敗，使得整個社會煥然一新。文革時代的家家戶戶並沒有像現在這樣住在鐵籠子裏還覺得不安全哦。

七，後文革提倡抓革命促生產，社會生產有很大的進步。從農業的雜交水稻到工業的大飛機都有飛躍性的進展。最近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項目也是文革時代的結晶。

八，文革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中華民族性（注意：不是改開後的各個少數民族性），中國人空前團結。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中國意識。抗戰時期偽軍100多萬，那麽多人當漢奸。可見民國以前中國人的中國意識是很薄弱的。文革它並不是改開宣傳的那麽亂。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如果是真的那麽亂，蔣介石在台灣為啥不趁機反攻大陸呢？

九，由於文革和後文革時代提倡好人好事，學雷鋒等。整個社會可以普遍感覺到人們之間的熱情與真誠，那時的人們真的很純潔，沒有爾虞我詐，也沒有奸懶饞滑，人與人之間很單純（有些被打倒的除外，時代造成的，是不幸的）。那個時候根本沒有老人跌到了，不敢去扶起來的事！雖然現在錢多了，生活比過高。可很多經過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反而覺得幸福感低了呢？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真誠的消失！

當然，其進步意義遠不止這些。這隻是一些個人體會而已。

有些人一討論過去，總喜歡把過去吃的不好或吃不飽拿來說事。這是很片麵的，孤立的，沒有曆史性的，辯證的觀點看問題。過去吃的不好或吃不飽，那是過去生產力不發達的缺陷性。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如果再回首到民國，或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也是有很多或更多人吃的不好或吃不飽的。曆史上每次災荒都餓死幾千萬的多的很。而文革並沒有餓死人。還有一些人會說那你就回去那個吃不飽的時代看看，那麽你為啥不問問自己，如果文革時代有現在的機器，電腦等發達的生產力，那個時代的人會吃不飽嗎？

那麽我們是否再來一次文革呢？這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由於公有製的社會主義基礎不在，再一次文革似乎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如果從世風日下，道德滑坡，嚴重腐敗的社會角度呢？似乎有一種治亂世要用猛藥啊！當然，再次"文革"的形式也可以多樣的，實現現代民主加某些文革好的方麵可能會更適宜！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民主是文革的核心。隻不過，它是沒有具備現代法治下的另一種民主方式而已。

(《鄧小平與胡喬木的談話》“要把文革說的像日本鬼子進中國來一樣的壞，具體怎麽做是你們理論家的事，我相信你們是有辦法的”）

文革中毛澤東的每句話都是公開的。今天也沒有爆出什麽密令來支持文革中發生的反常事件，打砸武鬥遊街抄家等。毛澤東是秀才造反，不屑於這些下三濫之法。這些手段都在走資派在農村土改中最喜歡的，也被毛澤東批過的極左手段。走資派們習慣了從肉體上消滅。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

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就是機會主義者的特征就是極端化，因為沒有明確的目標，隻會見風使舵用誇大形式來迎合上級。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就是都是這樣的人。你說土改，他們就殺人，你說大躍進，他們就刮共產風。你說合作化，他們就學蘇聯把富農列入敵我矛盾。你說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就要把農村也變成全民所有，取消工資製。你說教育農民，他們就搞四清，整農村幹部。你說文革，他們就打砸搶亂鬥知識分子和基層幹部，轉移大方向來自保。你說上山下鄉，他們就把所有在校還沒畢業的學生趕到鄉下。你說反修，他們就挑起曆史上的領土糾紛。你說改善中美關係，他們就搞投降主義全麵倒向西方。所有這些都沒有毛澤東的具體指示，也無一不是發揮到極端。

看看曆史就知道，這些事都發生在毛澤東放權時，如大躍進，和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就是還在台上時，如文革打砸搶。還有就是毛澤東晚年無力過問時，如上山下鄉後的如走後門等一係列事件。隻有江青急得沒有辦法，自己跳出來反抗。但哪是走資派鄧小平就是的對手，最後隻有死在牢裏。現在這一切都記在了毛澤東和四人幫的頭上。

說得好好的要辦文革博物館，讓千秋萬代永遠銘記曆史悲劇。信誓旦旦卻不了了之。為什麽？因為嘴上說說，媒體上罵罵，影視中編排都不難，要搞博物館就不能光有指控，還需要提供證據。否則人家會問那些打人的皮帶軍衣到底是誰的呀？這些政策到底是誰製定的呀？原始文件呢？毛澤東的指示呢？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都是喜歡銷毀曆史文件。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幾次滅頂之災都沒有文件可考，推給李德一了百了，連張國燾給葉劍英的電報都找不到，也沒有目擊證人。大躍進時期隻有毛澤東朱德的文章都在，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發的指示都找不到了。毛澤東的文章裏找不到具體的指示，一線指揮的領導人卻沒有保留檔案。

改革後幾十年問題重重，腐敗嚴重，打倒的貪官遠超文革中短期帶薪靠邊的，失業的工人遠超文革上山下鄉的學生，倒閉的企業更是不計其數。GDP的增速不如文革，卻沒人承擔領導責任。國家不可能靠套路強大。如今套路連小女生都騙不到，還能騙誰？

資本的叢林法則是壟斷，一山不容二虎。二虎隻能是一對，床頭之爭床尾和。拜登代表了金融資本，川普代表了傳統實業。在資本經濟的食物鏈中，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金融資本居於頂端，而傳統實業成本最高邊際利潤最小處於最底端。兩者不是一對離得太遠，床沒有那麽大。隻有在對付工人時才會拉起手來。在資本壟斷的曆史潮流中，金融資本牢牢壓迫著實業資本。矽穀銀行破產，真正損失的是企業資本，金融資本隻是分贓重組，總體上是擴張的。所以川普要造反，卻又總被按在地上摩擦。他隻能壓些海棠出出氣。

毛澤東是一個無產者， 他幹革命就是為了中國的普羅大眾和 底層人民的利益。 毛澤東的這個信念 致死沒有改變。 俗話說千裏做官隻為財， 現在看來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以及他們的同盟者可不都是為了人民， 走資派的主流人物奪取政權， 隻是一種改朝換代， 是為了走資派 自己的高官厚祿，是為了走資派自己的榮華富貴， 襲承走資派自己的子孫後代， 根本不是為了普羅大眾。

這就是走資派們與毛澤東矛盾的尖銳， 這就是毛澤東所定義的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 毛澤東的曆次運動 都使得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們的希望，欲望破滅。 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們自然時時刻刻反對毛澤東， 時時刻刻要拉毛澤東下台。 文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們曆次陰謀失敗以後， 孤注一擲地對毛澤東宣戰。 反對毛澤東的走資派勢力強大， 不僅僅隻有劉少奇鄧小平集團， 這其中包括文革新貴， 毛澤東所相信的華國鋒，汪東興之流， 實際上都和毛澤東離心，離德。 這就是毛澤東逝世後 ，文革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

劉少奇 鄧小平 集團 成員 不愧是非無產階級的後代， 他們 隻是混進中共無產階級隊伍中的 投機者。 被國民黨抓捕的中共人士， 他們利用了國民黨的政策，讓這些人 悔過換取 釋放； 在反右運動中 他們搞擴大化， 製造冤假錯案。 1962年搞社教運動， 他們不是執行政策是搞極左， 對基層農村幹部 搞捆綁吊打， 手槍抵著人的腦袋威脅逼迫。 文化大革命初期 對大專院校派工作組 將大量師生打成反革命， 重複反右的招數。大搞紅5類的紅色恐怖， 對地富反壞右分子 滿門抄家， 暴力批鬥， 房屋財產充公， 任意將人打死。 文革中期更是利用軍隊， 武裝組織，保皇派組織 對毛澤東支持的人民大 圍剿 大屠殺。

是的。還大搞特殊化。文革前就反特殊化反腐化（就是現在的腐敗），所以對毛澤東心生怨恨。

大多數人是不理解社會主義的。華國鋒在公社化中比較積極，所以是毛澤東最後的希望。但還是頂不住鄧葉的壓力。好像後來退黨了，表示對鄧的不滿。真正理解社會主義的隻有柯慶施張春橋，尤其是張的反資產階級法權。

毛澤東的理念是; 在政治路線確定以後， 幹部是決定的因素。要有工人農民如 陳永貴, 吳桂賢 這樣幹部能夠進入中央 擔任副總理和部長的職務。 陳永貴就是一個農民， 吳桂賢是西北國棉 一廠的女工。 華國鋒是靠毛澤東的文革發跡的。華國鋒的禍福， 都源於文革。 文革 使他成為 名義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為了徹底得到文革的果實， 他發動武裝政變，打垮毛澤東的夫人及四人幫， 實現了他的皇帝夢。 華國鋒由於沒有才能， 能得到天下但不能保天下， 他被鄧小平奪取權力徹底趕出中央， 是非常自然的結果。 他失敗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它是文革起家的， 他是鄧小平及走資派集團必須清除的政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