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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紅衛兵抄家成億萬富翁了嗎
用《文革紅衛兵抄家成億萬富翁了嗎？》去網上查一下，沒有結果。倒是《反共華人》網上多篇內容講了文革紅衛兵抄家的內容。多少紅衛兵抄家？抄出幾百個億的金銀財寶古玩等無數？紅衛兵拿了一些外其他都上徼國庫了。沒有一個紅衛兵因在文革中抄家成了億萬富翁的個例。這說明了什麽？拿這種沒有證據的數字忽悠後人，用來抹黑文革？抹黑紅衛兵？這是《反共華人》慣用的騙術。
文革中的紅衛兵，是一個鬆散的學生組織。幾個學生在一起說，我們成立一個紅衛兵司令部，上午說，下午就可以成立，印個紅衛兵袖套戴上就是紅衛兵了。玩幾天不想玩了說解散就可以解散，不需要申請成立，也沒有經誰批準，更沒有誰來管理的群眾性學生中的一種自由組合的小群體。而吝個紅衛兵小群體支持誰，反對誰也是不同的自由選擇。有造反的紅衛兵，有保守的紅衛兵，造走資派的反，保走資派的守都可以的。所以，《反共華人》說的紅衛兵抄家是指哪一派紅衛兵呢？這麽多財富誰有本事統計出來？有多少紅衛兵？是誰通過什麽方法統計出來的？《反共華人》在反共基金會的經濟扶助下，造謠說謊騙個假材料報告給基金會就可拿到錢了。
毛澤東說：“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
《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
毛澤東：“比如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開，有的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麽充分，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要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學生們生了氣，自己還不知道，又沒有準備回答什麽問題，以為表麵上一應付，表示歡迎，就解決問題了。人家有一肚子氣，幾個問題一問，不能回答，就處於被動。這個被動也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為主動的。
《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要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
毛澤東：“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幹部，全部就那麽快都通了，不一定。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
《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隻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這個文化革命隻不到半年。不那麽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誌，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麽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麽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麽可怕的？有一位同誌，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他接觸了那麽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鍾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麽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麽可怕的？有一位同誌，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他接觸了那麽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鍾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紅衛兵抄家都是第一批老紅衛兵，他們的父母都是當官的，他們的左鄰右舍住的都是權貴人家，他們知道誰家有金銀財寶古玩文物。
文革中的造反派，原來指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中的特定派別，是狹義的概念。後來泛指運動中一切群眾組織或者一切打破既成領導秩序的人，是廣義的概念。
清華附中紅衛兵：《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7月4日，見《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
1966年6至7月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組製定的《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提出：“在運動中學生離開黨團組織另外自發建立的一些左派組織，多數在運動初期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長期下去，後果不好，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見《憤怒聲討胡克實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編印。
1966年7月14日，劉少奇說：“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這段話大概是“消化紅衛兵”的政策遇到困難時，劉少奇對工作組講的。見北師大一附中六二0北京公社1967年1月編印：《劉少奇鎮壓北京師大一附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原文注明了大致的資料出處）。《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提到：“六七月間，紅衛兵剛出現，隻有幾十個人，被當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汙蔑為‘反動組織’，……”。“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是鄧小平提出，由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人胡克實傳達的。另有材料說，胡克實指出：“要解散紅衛兵，把黨團組織恢複起來”，“逐步把紅衛兵溶化到團組織中來，不能團外有團”。見《憤怒聲討胡克實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編印。
清華大學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是率先批判學校領導的學生，因為受到工作組的支持並且維護工作組，也被視為保守派。
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就成立了組織，如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成立於8月17日，其前身，東方紅戰鬥隊成立得更早。
在北京，首都516紅衛兵團被作為極左的反革命組織予以鎮壓。
紅衛兵運動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動異常活躍的時期。整整一代學生青年在真誠地投入紅衛兵運動的同時，也帶進了他們之間在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意識方麵形形色色的差異和分歧，從而使運動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
在紅衛兵運動的派別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主要流派有四個：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
《老紅衛兵》率先打破常規的是中央的高級幹部子女為紅色階級隊伍。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澤東接見之前有高幹子女自發成立的紅衛兵自稱自己為《老紅衛兵》，意在標榜自己是紅色階級隊伍純潔的、受到毛澤東親自支持的、紅衛兵運動的創始者，並以此與後來成立的紅衛兵，特別是家庭出身混雜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區別。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自發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的組織。不久，北京海澱區的其它一些中學也先後成立了類似的學生組織，這是第一批紅衛兵。紅衛兵的成立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批判學校的老師和領導，也不信任學校的共青團組織，他們按照自己的意誌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階級隊伍”——紅衛兵。
紅衛兵最初贏得了左派學生的聲譽，卻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組的批判。紅衛兵是自發成立的、自主性很強的學生組織。他們宣稱：“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但是他們不僅抨擊學校領導，而且不願聽從工作組的指揮。他們自行決定自己組織的綱領、成員、行動等，換句話說，他們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忠誠和服從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服從科層製的地方和基層的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紅衛兵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這種自主程度違背了共產黨對一切群眾組織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規方式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共中央和基層組織的一些領導人，雖然支持紅衛兵對原學校領導的批判，肯定他們是左派學生，卻不能容忍紅衛兵組織長期存在。
紅衛兵最先在群眾運動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著反叛政治權威，在共產黨領導下，造誰的反？怎樣造反？這是按照常規思路思考問題的工作組和一般學生提出的詰問。此外，紅衛兵還提出很多工作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進的主張。
對此，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指示工作組采取用共青團“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即逐步恢複共青團組織，承認紅衛兵的左派學生地位，扶植其中願意服從領導的人成為工作組領導下的學生領袖，同時要求紅衛兵解散他們的組織，放棄過激的口號和行動，和其他學生一道，在工作組領導下，通過班級和共青團組織參加運動。但是紅衛兵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接受了工作組提供的共青團分團委委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核心領導小組組員等職務，卻堅持自行其是的組織和活動。工作組政策的關鍵是要求所有的學生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體係的領導，而紅衛兵執意保持自己的階級隊伍，期待以非同尋常的革命舉動建功立業，在學生當中樹立權威，他們不那麽把工作組放在眼裏，不願意按部就班地聽從工作組安排，因而與工作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銳。
紅衛兵的這些違反常規的行為，遭到工作組的批評，卻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這種不受基層黨組織控製的左派學生組織，提供了自下而上發動群眾衝破黨政領導阻力的組織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來源於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傳達了毛澤東鼓動群眾衝破常規的組織紀律、規章製度，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進攻的意圖。
進一步說，壓製紅衛兵的方針是劉少奇主持製定的，肯定紅衛兵即意味著對劉少奇的否定，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澤東得知紅衛兵的情況並看過紅衛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後，於1966年8月1日，給紅衛兵寫信，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繼而於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的代表。
從8月1日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至8月18日新聞媒介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有半個多月。在此期間，群眾中隻有少數紅衛兵和高級幹部子女通過父母的內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為了緊跟毛澤東，也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個別大城市的一批高幹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學成立了紅衛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組信任的幹部子女，也突然翻臉，搶先對工作組進行批判，這曾使一般群眾感到莫明其妙。這些學生的政治表現與紅衛兵發動者存在差距，但是他們在把紅衛兵當作“紅五類”，實際是幹部子女“階級隊伍”的問題上高度認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紅衛兵運動是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老紅衛兵的一統天下。
《保守派紅衛兵》：依靠劉鄧黨組織的學生“積極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千千萬萬學生起而仿效老紅衛兵的榜樣，進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紅衛兵創始者遵循的信條，使紅衛兵運動呈現出多樣性。
緊跟老紅衛兵出場的，是1966年8月，特別是8月18日以後大批出現的“保守派”紅衛兵，例如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及上海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聯係的紅衛兵、武漢市中學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當時是貶義詞，他們所以被對立派稱為保守派，是因為他們維護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的基層和地方領導。在黨委或者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時候，這些學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組織紅衛兵，工作組撤出學校以後，他們大多數是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掌權者。隻是因為毛澤東支持了紅衛兵，他們才組織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紅衛兵，這既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也是為了保住學生領袖的地位。
在紅衛兵當中，保守與否的關鍵是對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學校和地方的黨政領導的態度，而不是簡單地以是否保護學校領導劃線。在學校黨委（或黨支部）領導運動，以及黨委和工作組一道領導運動的地方，維護校領導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學校，黨委全體或者部份主要成員在運動開始就被打倒或者“靠邊站”，工作組領導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領導、受到工作組支持並且維護工作組的人也被視為保守派，例如在清華大學。保守派一般習慣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的組織體係，不論是黨委還是工作組；而文化大革命卻是一反常規，由黨的最高領袖發動和領導，拋開基層黨政領導體係，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動群眾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基層黨政領導，向來天經地義的依靠黨組織和緊跟偉大領袖兩條原則突然變得不那麽一致了。這些黨委、工作組培養的左派、積極分子在困惑中常常習慣地偏向前者，因而總是被動，總是“保守”。
應當指出的是，保守派紅衛兵也不是維護一切原有秩序。他們往往不僅積極地批判“三家村”、“反動學術權威”，而且和老紅衛兵一道參與“破四舊”等野蠻暴力活動，其中一些人還批判學校的行政或黨委的次要或主要領導人，這些活動在當時是本校或上級黨組織領導的或者認可的。
保守派紅衛兵和老紅衛兵的政治態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異：
1、保守派紅衛兵偏重依靠和維護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包括工作組的領導；而老紅衛兵不僅批判學校領導而且不願接受工作組的管束。
2、保守派成員的社會色彩與老紅衛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黨員、團員、黨的積極分子為主幹，雖然也許不乏幹部子女；而老紅衛兵則具有引人注目的幹部子女色彩。
3、老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而保守派隻是老紅衛兵的效仿者。
4、保守派紅衛兵普遍存在於全國的大學和中學；而老紅衛兵實際上隻在北京，並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學，形成強大的派別。因為首先，隻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黨政中央機關和軍隊高級指揮機關，居住著這樣多的高級領導幹部，生活著足以構成強大政治勢力的眾多幹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紅衛兵出世之前已經被中央改組，北京市的地方黨政領導體係的權威動搖了；再次，老紅衛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黨政軍中央領導機關的領導人，他們並不傾向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委，紅衛兵的活動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層領導人的理解或賞識。這與其他大城市，如沈陽的紅衛兵——“紅後代”麵臨的情況不盡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紅衛兵，沒有形成強大的派別，並且始終處於省市黨委的保護下，同時維護省市領導，被作為保守派的一部份。
目前在海內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區別保守派和老紅衛兵，但是這種區別對於準確把握紅衛兵的曆史，理解毛澤東為什麽支持紅衛兵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讚賞老紅衛兵，因為他們打破現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違拗工作組的行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紅衛兵象保守派學生那樣依靠地方黨組織和工作組，毛澤東是不會支持他們的。
《造反派紅衛兵》：聽毛澤東的平民子女造反者。
造反派紅衛兵最突出的特征是衝擊黨政領導和批判血統論。造反派紅衛兵多出現於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興起於同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到1966年底，在大多數城市，造反派已經發展為學生中的多數派，取代老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派別。
造反派紅衛兵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多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受過打擊、排斥或者自認為政治境遇不佳的學生，大致是具有這樣兩種經曆的人。
1、在運動的最初兩個月，被領導運動的黨委或工作組批判、冷落，特別是被當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這些學生被批判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後來成為造反派紅衛兵著名領袖的，多曾經冒犯黨委和工作組的領導權威，他們或者批評學校領導的某些方針政策，或者認為黨委、工作組的領導人有政治問題，他們受宣傳媒介的影響，常常崇尚群眾的自發性，主張比工作組更激進的作法，如清華大學的學生蒯大富。同樣被工作組批評，但是他們的處境與老紅衛兵迥然不同。老紅衛兵被認為是不聽指揮的左派。而他們則被認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黨分子”。這些敢於向黨委和工作組挑戰的學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學生因為“白專”、“思想反動”被批判，或者因為“思想落後”、出身問題、表現不積極而受冷落。
2、另一類學生加入造反派是因為受到血統論的歧視和壓抑，或者僅僅因為反對血統論。在北京多數中學，造反派起源於對老紅衛兵血統論的反抗。在其他地區，如上海、廣州，批判血統論也是中學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動之一。
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這些學生得到平反，他們組成造反派，攻擊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壓製過他們的黨委、工作組、老紅衛兵或保守派。在他們的帶動下，群眾運動的鋒芒真正指向了黨內當權派。
紅衛兵都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類紅衛兵對運動的理解、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卻不完全相同，這種差異有著不容忽視的社會根源。
老紅衛兵的造反活動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舊”運動以及在學生中的“階級路線”；老紅衛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擊教師和學校的領導，“破四舊”主要殘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會成員，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右派、資本家，以及其他被認為與舊社會的統治階級關係密切的人。老紅衛兵也批判“黑幫”，即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教育界的領導幹部，但是一般地說不是重點。實際上，很多“黑幫”是由黨內鬥爭，經過黨的組織被打倒，而不是首先由紅衛兵發難的，例如北京市主要領導人。在老紅衛兵看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主要來自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一般說來，老紅衛兵鬥爭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黨內，而是指向黨外。
老紅衛兵鼓吹的“階級路線”，如風靡一時的一幅對聯所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一種血統論。它赤裸裸地顯示出幹部子女的強烈優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思潮。這是符合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的目的的，轉移對中國共產黨內修正主義走資派的批判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
老紅衛兵雖然打著“紅五類”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領袖和骨幹是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深受父輩革命信念、英雄業績的熏陶，也從父輩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權力中得到實際的好處，享有比其他社會成員子女優越的待遇。老紅衛兵的政治思潮和行為特點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直接相關。他們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識、強烈的社會的責任感、曆史使命感，他們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熱切地期待“革命”，期待著像長輩一樣在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業。然而問題在於，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壟斷的、排他的，不願承認一切同齡人都具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無怪乎造反派譏笑他們是不準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老紅衛兵強調歧視性的階級路線，將紅衛兵看作“紅五類”的階級隊伍，實際上是以青少年的幼稚，不加掩飾地在同代人中追求特權。理想主義的旗幟包藏著小群體的私利。後來，他們從文革的“闖將”變為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抗爭者，原因很簡單也很現實，這場革命越來越與他們的期待背道而馳，打擊到了他們引以為自豪和依靠的父輩——黨政領導幹部以及他們自己，危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老紅衛兵的抗爭在反對迫害領導幹部的問題上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帶著強烈的幹部子女情結，很少在領導幹部和幹部子女以外得到同情。由於老紅衛兵曾經傷害過許多人，因此，他們的失勢在當時被很多學生看作反對迫害、反對特權的勝利成果。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政治態度，因為切身利益受到損害而從文革的擁護者變為逍遙派或者反對派，是一個可以理解的普遍現象。在老紅衛兵之後，這一代青年，包括造反派，大多經曆了這樣的過程，雖然促使人們轉變的具體問題各不相同。紅衛兵抄家就是這批老紅衛兵，他們的父母都是高官，他們的左鄰右舍都是權貴人家，他們知道誰家有金銀財寶古玩文物。
旱期的保守派紅衛兵以維護黨組織的領導為特征，但是也有組織有領導地參與了運動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與老紅衛兵一起參加了“紅色恐怖”的“破四舊”活動。這些鬥爭的鋒芒基本指向黨外，但同樣傷害了很多群眾。
但很快保守派的骨幹多為受黨委或者工作組器重、信任的學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較多，團員黨員的比例比其他派別高。保守派也強調階級路線，他們讚賞或者理解老紅衛兵提出血統論的願望，但是認為那幅“對聯”的提法不策略，不利於團結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顯然，這些人懂得，能夠團結別人才是保持領導地位的良方。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1966年8月關於“對聯”的大字報和講話，既維護工作組又策略地讚賞血統論的精神，在保守派中頗有市場，階級路線和階級隊伍問題上的既得利益，是老紅衛兵與保守派合流的一個重要基礎。
造反派紅衛兵的主要攻擊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政領導幹部。原則上，造反派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在這方麵的積極性遠不及老紅衛兵和保守派。事實上，造反派紅衛兵興起以後，曾鼓動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師起來造反，擺脫運動初期工作組的壓抑，並且與教師以及知識界的造反派聯成一體。
造反派和老紅衛兵都宣稱“造反有理”，但是他們的造反目標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黨內，後者主要指向黨外。
造反派在獲得平反以後，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傾向。一個是熱心於黨內鬥爭。造反派批判工作組，進而追究上級黨委，直至中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熱衷於揪“走資派”、“叛徒”，區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爭論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等等。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傾向，著名的大學紅衛兵多屬於這種情況。這種傾向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學生首先關心的是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帶有社會性的家庭出身問題，即對血統論的批判，而不是黨內鬥爭，劃分兩條路線的問題。他們從批判老紅衛兵的血統論、特權思想，進而觸及到對官僚特權的批判。這種傾向並不那麽受文革領導者的鼓勵，卻在深受血統論之害的中學生當中基礎廣泛。與這種經曆相關，紅衛兵運動退潮以後，一批學曆較低的“老三屆”中學畢業生，表現出比“老五屆”大學畢業生還要強烈的理論興趣和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
造反派紅衛兵強調政治觀點而不怎麽看重家庭出身，其成員的家庭背景十分廣泛，但是以不當權的社會階層為主，從工農到知識分子，甚至有“剝削階級”。造反派紅衛兵能夠響應文革領導者的號召，積極投入批判黨政領導幹部的活動，不能不說與這樣的社會背景有關。
在合法性上，如果說老紅衛兵依仗其與領導層的“紅色”的血緣關係，保守派紅衛兵依賴黨政組織，那麽造反派則隻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以最高領導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特別是中央文革小組。
在意識形態方麵，造反派追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思想，他們更偏愛其中大民主、群眾運動、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等內容。他們相信，社會的弊病和不公正是因為有些領導幹部變質，黨內出現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黨的領導幹部由人民的公仆蛻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相信人民群眾與黨內走資派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和群眾性的大民主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腐化變質和官僚特權的有效武器等等。他們崇拜毛澤東，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的路線的勝利。他們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澤東的理論框架，他們習慣於從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這後一點是他們與極左派的重要區別。
紅衛兵各種流派的特質不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會根源，因此通過思想灌輸是不容易改變的，即使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毛澤東也很難用誘導、教育、命令的方法完全改變某一類紅衛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對這一派失望後，轉而支持另一派。
綜上所述，在紅衛兵的幾主要政治流派當中，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先後充當了紅衛兵運動的主導流派。二者尖銳對立，但都具有鮮明的政治個性、突出的思想特征，都對社會造成過劇烈的衝擊。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紅衛兵鄧榕：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
紅衛兵鄧榕：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
紅衛兵鄧榕：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
走資派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的大字報》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紅衛兵：鄧榕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衛兵：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他XX的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的。
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1967.4.5
題目：《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我的初步檢查（節錄）
劉 濤
現在，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提出直搗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的老巢，我堅決支持同誌們的革命行動。我是這條資產階級路線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劃不清界限，始終沒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自己又是“三臨”（注：指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主要負責人之一，給清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很大損失，這確實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難過。
我先和大家談談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後，由於我對自己錯誤沒有認識，而且在家裏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響。我回校時是鐵杆保皇的，根本沒想很好地揭發問題。我一直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場上，站在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所以，很多間題自己並沒采取老實態度。當時我並沒這樣認識，同學說我不老實，我還挺生氣的，認為不知道有哪些問題是屬於揭發範圍。後來同學們幫助我，使我認識到根本問題不是知不知道揭發什麽問題，而是實際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群眾一邊，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邊。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誌對我的講話以及在同學們的熱情幫助下，我逐步認識到自己立場並沒有真正站在革命群眾這邊，所以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導我們知錯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話，把自己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這邊來，與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與過去錯誤徹底決裂，真正站到毛主席這邊來。由於我對以前的錯誤沒有很好的認識，所以對很多問題來不及批判，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也沒有水平，但我應當把我所能想得起來的事情揭發出來，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內幕告訴大家，供大家參考，然後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戰鬥，從而更加充分地認識到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學校是何等的尖銳複雜。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劉少奇曾經跟我講過，反工作組是一種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幾所學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對工作組，他還懷疑這個反工作組的逆流與前北京市委有聯係，認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個反撲。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麽我們學校和很多學校都在拚命揪後台的原因。劉少奇當時在師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兒）蹲點，對她的指示是比較多的，他把師大一附中陳永康、何芳芳這些歲數很小的學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沒感覺到有什麽問題，他還麵帶笑容聽我們匯報。就是在他的指揮下，大規模學生鬥學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國都開展了。當時我們學校工作組所導演的“反蒯”運動，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記得他（注：指劉少奇）跟我講過一次話，後來把這事情揭發了，他否認是他講的。他否認他的，我揭發我的。記得有這麽幾點：一、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三、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組的這些同學都當成資產階級，所以他就不給這些同學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誌、陳伯達同誌已經在北大講了關於工作組的問題，當時我也不清楚我們學校的工作組到底是什麽問題。二十八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一、現在不是說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學校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麽可怕的。二、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麵做的。（意思就是說，是好是壞，大家都能檢驗出來。）三、工作組現在也沒有什麽事情了，你們就勞動，幫助抄大字報，掃掃地，這樣別的同學也就不會說你們是當官做老爺了。四、仍然認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當時還講了保護少數的問題（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會堂講的精神）。當時還讓我不要急於表態，真正認識到錯了再講，不要急於表示自己反對或者同意。在我看來，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情緒還是很不滿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我父親這麽激動過，當時也沒認識工作組的錯誤性質是什麽樣的，立場又沒站穩，但確實感覺到工作組的工作沒有做好，心裏也是很難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這期間，劉少奇曾讓她（注：指王光美）回去過（注：指回清華大學去）。王光美一直表現得很不像話，不但堅持自己的錯誤，根本不去真正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且嘩眾取寵，企圖挽救這垂死的工作組的命運。王光美在清華期間，天天回家，劉少奇到底給了她些什麽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對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劉少奇讓我辭職（注：指要她辭去在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中擔任的領導職務），以後少出頭露麵，少回家。當我問他對自己的問題的認識時，他口頭上也承認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表示願意改。在問到他為什麽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的問題時，聽我妹妹說，他講，在七大以前，還沒有樹立毛主席的絕對威信，在七大以後樹立起來了，沒樹以前就拚命地樹立，樹立以後不用怎麽說別人也就知道了。實際我覺得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認，自己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等，可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當時，工作組撤走以後，有時回家遇見父母，與王光美談的多。有幾次他們表示特別關心我校的運動。我當時很願意反映，當時沒有意識到家裏的情況有多嚴重，我知道的，我就講了。後來李黎風（注：李井泉之子）告訴我要注意此問題。劉少奇以前說話就說得比較少，犯了錯誤以後，說得更少了。王光美當時是在極力地掩蓋，但有時又憋不住，就衝出來了。其實，她在檢查中說，工作組撤走以後，對我校運動情況是不怎麽了解的，這是在說謊！
九月底，同學們給我寫了許多大字報，我想應當寫張大字報表態，她說：“別人都罵你是狗崽子，還歡迎批評什麽。”看得出來，她對此是很抵觸的，如果別人說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與妹妹就談到辯論工作組的問題，王光美說：“批判工作組的問題是不是運動的關鍵呢？”我給父親提意見，她就在旁邊解釋，澄清事實，說他的心還是好的，主觀上還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隻是經驗不足。我問：“六二年的單幹風究竟是怎麽回事？”王光美說：六二年單幹風父親是反對的。實際上是在欺騙我。她自己也講，應當實事求是，她不願意給我父親增加罪過。我想我父親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說不願加，但事實終歸還是事實的。王光美一方麵對我們講父親的態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說父親沒有多大問題。哥哥是造反派，對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滿意。另一方麵說主席（注：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父親（注：指劉濤他們的父親劉少奇）。主席對父親政治思想上從嚴，組織處理上從寬，這是一貫的思想，抱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絕不能因為主席對父親組織處理上的寬大，因此而對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寬大的態度。可是，王光美跟我們講的目的，是用此來迷惑我們，使我們覺得自己的父親沒有多少問題。我們本來迷信劉少奇，現在也就保劉少奇。她還說，應當實事求是，說揭發要全麵，要全文公布，若沒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錯誤的地方公布出來，她就非常不滿意。她認為，同學問我們的問題，就是為了打聽點內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並見她，我說：葉林（注：國家經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說我在清華常找你。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她說：這是想嚇唬你們。她一直跟同學特別抵觸。對她自己的錯誤，如四清，八月份她還說：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呐！她認為她的桃園經驗也沒有什麽錯誤，就是紮根串聯講得過細了一點，所以給別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聽陶鑄講，我父親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家，我當時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講。她說，陶鑄同誌也有說錯話的時候。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還有一條，幾年以前，父親曾講過，不當國家主席，當個公民也可以，也沒有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讓我講了。原因是什麽大家也都心裏明白。八月份我兩次問她對工作組問題的認識，我說可以交談交談吧！原來咱們也是一塊工作的，有錯誤我們可以互相幫助幫助，雖然當時我認識還不太清楚，但對她還是可以幫助的。（回校前我對她說：我就夠保的了，我看你比我還保。）她就是不講自己的態度，她說，我有我的組織，我是在工作組內作檢討的。我問我父親：“你執行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麽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還犯過什麽錯誤。”王光美在旁邊聽了後氣得直發抖，哭著對我控訴了一番，說我沒良心，想保自己，是個人主義，你也觸及觸及自己的靈魂。這個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說我老逼我父親。又說“你父親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講。你老逼他。”說“你欺負我欺負得太甚了。”說她以前對我又是怎麽好。當時給我壓力很大，父親也在旁邊說：你要是覺得這個家妨礙你的話，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經濟上不獨立，可以給你點錢。
由於自己沒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邊，沒有真正與家庭劃清界線，壓力很大，就軟下來了，於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這是一方麵。另外王光美還造成弟妹的壓力，說我給媽媽的那一張大字報（注：指劉濤8月21日在清華大學貼出，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修改的大字報《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個人主義。我當時的確有個人主義，但與自己的家庭真正從政治思想上劃清界線，這就是我克服個人主義，拋棄私心雜念的第一步。當時王光美說我有個人主義，我不否認，但當時她說這句話，我覺得她這是在壓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軟硬兼施的這套辦法，想使我成為他們的陪葬人。八月初，我聽妹妹講，爸爸說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裏的叛徒，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可是實際上並沒有這麽做，我一直是搖擺不定的。王光美還壓我，說：批判我們的大字報都是根據你揭發的。對於我那篇大字報她非常不滿意。劉少奇說： “你記錄我的講話，又要拿到外麵去公布。”對此他也非常不滿意。他還用組織紀律來壓我說：“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裏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講，否則，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斷絕家庭關係就斷絕家庭關係，有什麽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黨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開家裏的工作人員。師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記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貼在中南海外麵。她就對我妹妹說：“你把它抄下來，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麽？”她就是這樣教育家裏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們，我真替我妹妹擔心。我覺得他們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王光美在家裏老放毒，而且有市場。現在同學們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華來，我堅決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話，廣大的革命師生幫助她，她如果要頑抗下去，那隻有自絕於人民。讓她住到清華，這樣對她自己，對弟弟妹妹，對我父親認識錯誤都有好處。關於劉少奇、王光美我揭發到這裏。有一些由於自己的立場感情還沒有完全站在革命師生一邊，還沒有完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還沒有完全站到毛主席這一邊來，有的記不起來，有的還沒有認識。以後認識到了，想起來了一定繼續揭發。
通過我所講的這些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家是多麽的激烈。我自己原來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擺在我的麵前。這幾個月來我體會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條路，是站在毛主席這邊，還是站在劉少奇這一邊，在這上麵的確沒有什麽中間道路可走。我來校前，的確是很保皇的。現在對問題認識也不是十分清楚。簡單地談一談對我父親的看法。我認為我父親確實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十幾年來一直對抗毛主席，對抗毛澤東思想，他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走的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鎮壓革命運動，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造成白色恐怖，對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種無視的態度，確實是像林彪同誌所講的，簡直是不能容忍。他從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發展到鎮壓群眾，鎮壓群眾運動的地步。這場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義，它要掃除一切舊的東西，掃除修正主義在我們國家裏複辟的可能。他實際上是鎮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沿著他這條道路搞下去，中國必然要變顏色。他的檢查極不深刻，一點也沒有觸及自己的靈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製定這條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麽偶然的。他以前對我的教育，表麵上也讓我學習毛選，但實際上是叫我“吃小虧，占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對他這套人生哲學，以前不太認識，還覺得挺對，但實際上這跟毛主席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比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一個更高級的個人主義，帶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觀根本就沒有改造好，他做了國家主席以後，他大概覺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觀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命，由於他的這種世界觀，決定了他一定會製定反動路線。
王光美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改造，她用她的資產階級一套腐蝕了很多人。劉少奇在政治上的錯誤比王光美嚴重得多，他負的責任更大，他製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學們以前說她是糖衣炮彈，我還不怎麽能接受。現在覺得她的確是一顆糖衣炮彈，她對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這個問題，她還不大發雷霆？她一會兒對我哭了一通，一會兒又對我罵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給我的是什麽教育。
我的確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以前我一點也沒認識到它就在我身邊進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站在父母一邊，給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損失，後來看到江青同誌對我講的話，使我很難過。要認識自己的父母，認識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個革命者，對家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應當仇恨。我覺得自己應當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果真正地與家裏劃清了界線，家裏反對我，而人民是歡迎我的。
1966.12.28
原載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