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2024 (783)
毛澤東沒有將政見不同定為罪犯
我們懷念毛澤東，不是懷念那個時代的貧窮，而是那個時代的公正；
我們懷念毛澤 東，不是懷念作為弱國的艱辛，而是作為大國的尊嚴；
我們懷念毛澤東，不是懷念一個領袖的權力，而是一個偉人的戰略；
我們懷念毛澤東，不僅僅是懷念那個年代工農商學兵的主人翁的地位，而是黨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決策都從人民的利益出發；
我們懷念毛澤東，不僅僅是懷念那個年代奮發圖強蒸蒸日上的愛國熱情，而是沒有黑社會和黃賭毒；
我們懷念毛澤東，不僅僅是懷念那個年代的幹部密切聯係群眾愛民如子，而不是現在的政府官員和國企幹部塌方式的腐敗。
我們懷念毛澤東，呼喚社會正義、大國尊嚴、人民權益！
毛澤東時代沒有的，我們要有；毛澤東時代有的，我們更要有。 唯此，我們才能保障社會進步，才能保障中國共產黨的戰鬥力，才能保障中國人民的江山永不變色！！
目前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腐敗文化彌漫、無數腐敗官員外逃帶走財富!官本位文化達到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地步,種種醜惡現象，如賣淫嫖娼、賭博吸毒、拐賣婦女兒童、 綁架勒索、欺行霸市,暴富剝削、欺詐坑人,腐敗不斷……毛澤東時代已基本杜絕！如今沉渣泛起，越演越烈！人民怨聲四起! 喪失了道德的製高點，失去了民 心。
看今天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混亂的經濟圖像—-瘋狂拆遷、基礎設施玩鋼筋水泥與血淋淋的現狀,。我們深度思考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我們不能回避中國特色社會的殘酷現實，不能不承認當年的毛澤東又是對 的！毛澤東至少比我們多看遠50年！什麽是法律，什麽是真正的法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就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製定的，曆時一年半，參閱世界數十部憲 法，可謂集世界各國憲法之大成，毛澤東為第一部憲法的製定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
毛澤東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適合弱勢群體的最優秀法律體製。而且，這種體製，簡潔明快，高效管用。比如：“人民調解”製度，曾被瑞典斯德歌爾摩仲裁院譽為高 效、先進的司法決斷體製，並廣為借鑒適用。又比如死刑緩期製度，是毛澤東親自發明和倡導的再生救人機製，讓罪犯從死亡的絕望中萌生希望， 徹底悔過做人，比資本主義國家倡導的死刑廢除製度，更具感化性和合理性。
文化決定機製！機製是否有文字規定的效果主要取決於背後的文化。今天中國特色社會的法律製度多如牛毛，但很多卻變成整治老百姓的工具。是因為被孔老二官本位文化壟斷造 成的，許多製度被走資派官員們玩來玩去，形同虛設。所以首先需要文化大革命。我們不難總結出文化大革命批判孔老二官本位價值觀，開始思想啟蒙，改造國民奴性，增強人民的 反抗精神。文化大革命改造幹部隊伍，民權約束官權。大眾民主取代精英民主，樹立人民至上的為人民服務價值觀。
文化大革命的總目標總方向沒有錯，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露陰暗麵、打擊“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宗旨沒有錯。當年盡管有官權暗中與人民較勁，挑動群 眾鬥群眾，挑動紅衛兵鬥紅衛兵，轉移矛盾方向，故意製造混亂，破壞文革。但暴露的問題不能影響文革“戰略目標正確”的這個本質。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的政領方式是人類法治的最高境界，他讓人民自覺規範於人類最崇高的道德約束，寓有法於無形的守法中，寓無法於有形的崇高理想道德 遵守中，這才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法治境界。法雖不多，正如美國憲法一樣，條文不多，極少變更，但處處管用，人人遵守。
從毛澤東走上中國共產黨的舞台起，黨內政治鬥爭和政治分歧就從未停息過。政治鬥爭相當尖銳，有的甚至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無論鬥爭多麽殘酷，毛澤東在勝利之後，都沒有將他們定性為罪犯，將他們打入死牢。對於帶著一腦子機密的林彪倉皇出走，毛澤東也隻是對周恩來說了一 句“天要下雨，娘要歸家，由他去吧”。
在毛澤東看來，因為認識上的不同和主客觀諸多因素限製，政治對手犯下的錯誤或稱“倒行逆施”，都是黨內路線鬥爭和政治主張分裂的結果，那與犯罪不能對號入 座。否則，就會“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四人幫無疑為政治失敗者。但是，如果以其中罪狀之一“破壞文化大革命，陰謀迫害毛主席”指控其構成犯罪，則隻能成 為曆史的笑柄。
毛澤東主張隻要政治鬥爭犯錯的對手沒有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對人民犯下貪汙罪行，毛澤東就決不會將政治鬥爭犯錯的對手打為罪犯。在政治鬥爭漩渦中，隻有政 治鬥爭失敗者，而沒有政治鬥爭罪犯。否則，政治鬥爭的雙方就徹底脫離了政治遊戲規則，變成了不是勝利者，就是罪犯的屠夫。
毛澤東從不用最虛偽的手段將政治鬥爭犯錯的打為罪犯，以置其於死地，並永世不得翻身。因為罪犯與階級敵人無異。一個政治鬥爭犯錯的一旦被打為罪犯，那麽， 是很難用平反昭雪的程序恢複其名譽的。毛澤東是陽光之仙，法律是虛偽的統治工具。毛澤東不可能用虛偽的法律工具去對付他的政治鬥爭犯錯的對手。 事實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沒有把一人定為罪犯。
毛澤東從來沒有想到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內的任何手段去剝奪政治對手的肉體。要不，毛澤東怎麽會寫道：“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 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毛澤東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刑罰製度，我們能不服嗎？
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的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轉載《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作者：施一公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如今我們的 GDP 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麽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麽可能科技實力排在 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麽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其次，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麽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麽怎麽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幹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而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麽基礎的發明，隻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連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和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 LDL 受體，獲得 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正是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
我們一定要看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項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前以色列總理 Shimon Peres 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老師回答不上來的問題；第二個，今天你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我們缺什麽？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和能幹什麽。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62次，血壓 130/80 。 但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 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和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在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麽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麽幸運。盡管他們不像我這麽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更多的反而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裏的鄰裏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
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然而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
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和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的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成為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等等...
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10點到下午4點之間的上課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麽，我們能改變什麽。
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電視劇）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隻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麽。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和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和鄉親們，盡一點義務。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經濟建設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是和毛澤東博大精深的世界頂級經濟學思想和天才的治國策略分不開的，取決於毛澤東製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取決於先進的政治體製。
世上沒有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經濟行為，我們無法想象美國會將愛國者導彈出售給中國，哪怕你出雙倍價錢，因為它不允許先進技術出售給“潛在的敵人”，這就是政治！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製。
這也說明了毛澤東的政治體製是創新的。而不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以來都是一盤散沙樣的。
毛澤東建立的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政治體製。既不同於蘇聯的一黨製，也不同於西方的多黨製，而是一種多黨合作製。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社會主義集體化社會製度。這是完全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由人民參與管理的和由人民參與監督的國家製度。
在文革後的改階段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就是這種體製的試驗。革委會裏有“老、中、青“三結合，“工、農、兵”三結合即領導幹部、軍隊幹部、群眾代表（工、農、兵和知識分子）的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實行領導幹部、科技人員和工人參加的三結合領導製度。
如當時的人民公社優點很多。
第一個優點：可以利用集體力量戰天鬥地，改造山河。那麽多梯田、水利建設、如被譽為“人工天河”的紅旗渠，如果分田到戶，這些能辦得到嗎？絕對不能！
第二個優點：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提倡和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整個社會各團體、機關、學校、工廠都處於一種和諧氣氛之中。像修水庫，成萬上億的人不要錢自願參加勞動，靠的是進步文化和思想武裝。大寨精神、鐵人精神是毛澤東的專利，實際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他的立足基礎，是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在沒有任何基礎，在沒有大型機械的條件下，靠人力僅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徹底治理了中國的大江、大河，沿海修築海提，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洪澇災害。
國家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價糧油供應、免費住房、醫療和衛生、終身職業、職工退休金及全部就業。對於這些，庸俗經濟學家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法國巴黎公社雖僅存世72日就歸於失敗，但它仍是人類曆史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國家的第一次偉大嚐試。公社委員會體現了人民民主精神和社會主義國家製度的根本特征。
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舉行武裝起義，建立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以及恩格斯在為本書寫的導言中，對巴黎公社的性質形成了明確認識。他們認為，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步嚐試，是具有社會主義政權性質的國家雛形，巴黎公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必須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政權。從這些經典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巴黎公社實踐中總結出的根本原則。
早在1847年，馬克思就指出：“勞動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抗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市民社會；從此再不會有原來意義的政權了。”按照這樣的觀點，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的國家政權，就不再是任何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政權了。巴黎公社誕生後，馬克思經過考察和總結，明確地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也指出：“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以及恩格斯在為該書寫的導言等中，闡述了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和國家形態的基本特征。他們認為，巴黎公社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和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創造性地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公社委員會，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對無產階級實行民主。巴黎公社作為工人階級的政府，一批工人、社會主義者和在巴黎的外國革命者被選舉為公社委員。一切有關社會事務的權力都歸屬公社，這樣的結果，使“普遍選舉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麽人在議會裏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公社委員會下設十個委員會(相當於政府各部),政府的一切法令和重大事項須經公社委員會討論通過，再分別由下屬委員會執行。這種議行合一的體製，克服了資產階級議會空談的弊端，提高了國家機關的工作效率。巴黎公社和以往一切國家的最大區別在於，以往的國家不過是剝削階級少數人對被剝削階級多數人的統治，而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實現了大多數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少數人的統治。這一政權性質，與馬克思、恩格斯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的設想和本意是一致的。
公社委員會是無產階級的最高權力機關，向人民負責，由普選產生，公社所有公職人員都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司法部門的各級工作人員也由選舉產生。“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麵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革命爆發的第二天，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就發布了選舉公告，通知巴黎市民準備選舉，規定公社委員代表名額對外公開，按居民人數的一定比例確定，由選民分區直接投票選出。公社委員會的選舉嚴格按照民主程序和公開方式進行，由巴黎各區市民通過投票直接選出。由市民選舉產生的公社委員會經常向市民匯報工作，介紹公社情況，解答各種質詢，聽取市民意見。巴黎公社不僅賦予了人民參與民主選舉和政府決策的權利，而且還建立了對政府的民主監督和罷免撤換製度。巴黎公社實行的無產階級民主是真正的全麵的民主，除民主選舉公社委員之外，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也體現了人民民主精神，如由工人大會選舉產生工廠領導人，由工人代表組成專門的監督委員會，參與工廠的管理和監督工作；實現男女平等的選舉權和受教育權，推行國民教育普及化和世俗化等。由於“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因而巴黎公社是具有廣泛代表的政治形式，能保證國家權力始終保持在人民手中，“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真正民主的政府，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國家權力始終保持在人民手中，這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區別於由資本壟斷者掌握權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特點。
曆次資產階級革命雖然都提出建立“廉價政府”口號，但都沒有實現。因為資產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的統治地位，必須依賴龐大的常備軍隊和官僚體係來支撐國家機器，規模越來越大的國家機器成為貨真價實的“高價政府”。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後建立起來的“工人政府”,公社法令明確規定，所有的公職人員作為社會公仆，普遍實行低薪製，最高薪金每年為6千法郎即當時巴黎普通工人的年薪。與此相比，法蘭西第二帝國的駐外領事年薪為6萬法郎，外交部部長則為13萬法郎。馬克思對此評論道：“公社的工作人員執行實際的行政管理職務，不論是地方的還是全國的，隻領取工人的工資。”隻有工人階級的政府，才能把國家開支和工作人員薪水壓縮到最低程度，用國民軍代替常備軍，減少軍隊人數，盡量減輕人民群眾的經濟負擔，最終有效“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馬克思因此稱讚巴黎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
巴黎公社作為新生的具有社會主義國家雛形的政權，與以往曆史上的任何國家相比，性質完全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則和維護勞動群眾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措施，對公社由人民直接行使權力、政府機關和司法機構的官員由選舉產生、所有公職人員毫無例外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且可以隨時被罷免撤換等做法給予了高度評價。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製度的實質內容和基本特征，為以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思潮有500多年曆史，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製度的曆史並不長，如果把巴黎公社算做是社會主義國家嚐試的話，也隻有150年。巴黎公社雖然不完全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政權，但“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從實踐上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正確性”。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等都從不同角度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與教訓，並以這一無產階級性質的國家為例，來闡釋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特征。
在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時，隻有“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真正的民主”等提法，而沒有出現“社會主義民主”一詞。這是因為，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中，“民”被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因此民主一詞代表的是“階級的統治”,隻在國家層麵上使用。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的使命是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要實現共產主義，不僅要消滅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製度，也要消滅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製度。一旦消滅了階級，所有國家和民主製度也隨之消亡。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不是以製度而是以一種習慣保留在“自由人聯合體”中。馬克思說，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隻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提社會主義民主，但人民政權、人民民主問題始終是他們關注的重要內容。
列寧指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和民主原則的又一次成功實踐。列寧認為，蘇維埃作為無產階級新型國家形式，在性質上不同於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它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國家，是來自人民、為人民所有、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區別在於兩者的政治性質即國體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是以人民為主體，國家政權是為人民服務，國家公務人員是人民的公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民主才真正以一種製度模式閃亮登上人類曆史舞台。
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始終堅持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製度進行了不懈努力。”人民當家作主的製度體係涵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基層群眾自治製度等一係列根本政治製度和基本政治製度，這一製度體係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深得人民擁護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體係，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強大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中國共產黨和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憲法和製度規定，保障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和各界人士實現最廣泛的政治參與，實現最真實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