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國民黨出賣蒙古主權始末

蔣介石國民黨出賣蒙古主權始末

 

 

《蔣介石國民黨出賣蒙古主權始末》

作者：佚名

人盡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亞洲戰場即將取得全麵勝利之際，於昏庸無能的蔣介石政府默許下由蘇聯策動獨立——但實際上，蘇聯之所以敢於在1945年煽動蒙古獨立出中國版圖，其蒙古境內的“民意基礎”，一定程度上來源於偽滿洲國時期日本關東軍的蒙獨戰略。

而不論是麵對日本還是蘇聯，作為當時國際上名義認可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國民黨無力捍衛民族大義、拱手放棄領土主權的懦弱卑微均一覽無餘，永遠不可洗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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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和沙俄為了侵占中國，都想要占領作為戰略要衝的蒙古地帶。

身為“緩衝區狂魔”，俄國人想把今外蒙古一帶當作緩衝地帶，日本則想把今內蒙古一帶納入偽滿洲國範圍，兩股勢力在此產生了矛盾和衝突。

侵占中國東北和蒙古的“滿蒙計劃”本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既定國策，關東軍設計的偽滿洲國版圖一開始便把熱河包括在內。

1932年3月，溥儀公開宣稱熱河是所謂“滿洲國”的一部分，隨後日本也露骨地承認熱河屬於所謂“滿洲國”。

黃炎培曾這樣形容熱河的戰略地位：

熱河是高地，東邊高過遼吉黑三省，南邊高過河北省，我國保住熱河，不惟華北一帶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熱河向東出兵，依高屋建瓴的形勢，雖欲收複東三省，也是不難。如果被日本占據了，不但東三省無收複的可能，而且勢必從此不得安枕。

1933年1月1日晚，日軍謊稱一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向中國軍隊提出抗議，但遭拒絕，隨後日軍又向日本憲兵和哨兵投擲炸彈，反汙中國軍隊挑釁，製造了“山海關事件”。

2月21日淩晨，日軍開始向熱河東部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日第8、第6師團和混成第14、第33旅團分三路向熱河進犯。

1933年3月4日，日軍占領整個熱河省。

為以最小代價控製熱河，日本關東軍老調重彈，再啟“代理人方案”，妄圖在內蒙古培植代理人、建立親日政權。

1935年7月，關東軍參謀部製定《對內蒙措施要領》，提出：

為收攬內蒙人心起見，努力籠絡王侯和人民，特別是力求通過有勢力的喇嘛，貫徹日滿兩國政策的本意，進行各種工作，使他們自己意識到依靠日滿的必要，從而進一步釀成與滿洲國采取共同行動的趨勢。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孫——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劄薩克郡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為了策動內蒙古獨立的急先鋒。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為了征服東北曾網羅了內蒙古東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層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後裔為主，而在偽滿洲國日趨穩定後，關東軍又把注意力轉向內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層人物。

錫林郭勒隨即走進了日本人的視線，此乃關東軍西進的要衝，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結起來。

1930年冬，日本駐張家口特務盛島角芳竄訪蘇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緊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補英達賴因事到北平，盛島角芳尾隨德王來到北平，還在扶桑館宴請德王一行。

席間，盛島稱讚成吉思汗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希望德王應該像他的先輩那樣“征服蒙古”，並暗示德王“關東軍可以幫助他成就大業”。

1933年7月16日，關東軍正式提出：

在內蒙古西部樹立排斥蘇、中兩國勢力的自治政權。

日本特務鬆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國願意幫助你們收複長城以北的疆土，聯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滿洲國，或組織自治政府，與滿洲國攜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節，盛島角芳來到百靈廟竄晤德王：

關東軍準備無償，送給你2000支步槍，現已運到林西，請你派人運回來。

一個月後，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飛機，不斷轉動的螺旋槳，將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幾級大風——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賢二抵達蘇尼特右旗，進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關東軍的引誘下，冒著嚴寒前往偽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參觀，麵見了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參謀長西尾壽造，進行了所謂“日蒙合作”的談判。

關東軍表示願意幫助他首先在內蒙古西部搞一個“獨立局麵”，然後再建立獨立的“蒙古國”，日本人還向德王許諾，將送錢、送槍給他，幫他擴編部隊。

在日本人的慫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舉行了“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這一年是成吉思汗誕辰731年，典禮大會決定改元易幟，用成吉思汗紀年，確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自居，被推為所謂“蒙古軍總司令”。

在典禮上，德王發表就職誓言：

我誓願繼承成吉思汗的偉大精神，恢複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複興大業。

日本關東軍參謀長西尾造壽特地從長春趕來參加典禮，代表關東軍致辭：

日蒙攜手，親密合作。

隨後德王開始擴充軍隊，成立了兩個軍，轄八個師，一萬多人，他本人當了第1軍軍長，李守信任第二軍軍長。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吳鶴齡再次前往長春，會見了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滿洲國”國務大臣張景惠、外交大臣張燕卿，同偽滿洲國簽訂了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的“滿蒙協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偽政權，實際上在蘇聯控製的外蒙古同日本控製的偽滿洲國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地帶，並作為日後進攻蘇聯(即“北進戰略”)的基地。

同時，內蒙古地帶的所謂“獨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帶的蒙古族人，這為戰後的所謂“公投”埋下了隱患。

為防止日本以內蒙古作為向北進犯的跳板，蘇聯亟需在內蒙古與蘇聯之間建立一條深層次的緩衝地帶。

1936年3月12日，即“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後一個月，蘇聯就同外蒙古簽訂了《蘇蒙互助協定書》，規定：

一旦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受到第三國侵犯的威脅時，締約國雙方必須立即計議當前形勢，采取一切足以保護安全的辦法，並相互給予一切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

毫無疑問，這個第三國就是指日本。

也因如此，外蒙古地區對蘇聯的依附進一步加深。

1937年1月，關東軍參謀部製定的《蒙古工作的經過和將來關東軍的方針》，對其在蒙古的策反目的說得很清楚：

關東軍進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於使……西部內蒙古民族，依靠日滿方麵，並阻止中國共產黨軍隊和屬於蘇聯勢力圈的外蒙古聯係起來，以確保滿洲國的治安，同時羈縻外蒙，以有助於完成我方對蘇作戰的準備。

可以看到，至此時，日本人已然不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和國府軍隊放在眼裏，而是忌憚事實上早已身背民族大義、救亡圖存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對收複蒙古等陷落領土的決心。

自九一八以來，麵對東北地區和內蒙古地區的相繼淪陷、被日本人建立起偽政權的現實，蔣介石政府根本無心對抗，而是一門心思進行“剿共”，完全不顧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領土主權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