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方針》以及《五七指示》

《教育方針》以及《五七指示》

 

 

 

毛澤東：“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就學工學農而言，那是走與工農想結合道路，是毛主席的一貫想法說法做法，在當時的情況下，毛主席覺得還沒有讓所有人想得通，因此還要繼續做工作，否則也就談不上培養真正“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

毛澤東：“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轉裁《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不是對“教育方針”的深化？》

李克勤(jixuie)題記：毛主席正式提出“教育方針”是在1957年，在這之前毛主席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探索研究，後來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裏，毛主席就教育方針的實踐作了更加具體的指導，這可以算作對教育方針的理論深化，也可以叫做深化的理論。毛主席經常在經過了一個階段實踐之後，對以前提出的理論作一些完善或補充，這也可以算作毛澤東文化裏獨特的道器變通之變。

“教育方針”與《五七指示》

毛主席製定的“教育方針”，從字麵上看，在培養“有文化”的人這一點，恐怕是任何社會教育方針的共性特征，而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點上，是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特點。除此之外，突出培養的人定位於“勞動者”則是毛澤東文化的特性。

對於這個“教育方針”，我們還是看一看毛主席當年是怎麽提出來的，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1957年2月27日)裏，毛主席是在“五 知識分子問題”中提出的。這一段的原文：

根據時代背景，毛主席提出了一個真問題：知識分子(包括未來的學生)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集中起來可以體現在教育方針上。

毛澤東文化裏，習慣講“路線、方針、政策”，由道而器的過程，有抽象到具體。

方針，介於路線和政策之間，比較多體現是方法論意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有一段專門針對學生講的：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這是不是對“教育方針”的深化呢?

學工學農學軍，這是器層麵的具體措施;批判資產階級，上升至道層麵的思想意識培養，也可以說是一項具體的措施。現在我們常說批判性思維如何重要，這不就是培養批判性思維的辦法嗎?

就學工學農而言，那是走與工農想結合道路，是毛主席的一貫想法說法做法，在當時的情況下，毛主席覺得還沒有讓所有人想得通，因此還要繼續做工作，否則也就談不上培養真正“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

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鮮明地指出：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44頁)

戰爭年代從兒童團開始，學軍是理所當然的，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學軍逐漸成了一個不可缺少的教育內容。

學軍，對於培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裏的“武德”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芝加哥大學教授何炳棣先生，1972年他訪問祖國後寫的《從曆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一文，專門講了回國看到的“武德”。

1974年3月11日《參考消息》分5次連載何炳棣的文章

武德的培養，與傳統的男子漢培養息息相關。

男子漢，就是有武德的男人。

1970年我上小學一年級，我第一次當班幹部，就叫“軍體委員”(體育委員)。

我們那個時候最時髦的服裝就是軍裝。

男生最喜歡看得電影就是打仗的電影。

學唱樣板戲，楊子榮和趙勇剛這樣藝術形象，都是我們心中的英雄，大智大勇。

我們那個時候學英雄見行動，可是由器而道，有道而器，道器變通的。

《何炳棣：從曆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堅持研究毛澤東文化

毛主席《五七指示》發表以後，那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執行，可是來不得半點虛假的——名副其實的文化氛圍就形成了。

古今中外罕見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我自己覺得學英雄的效果特別突出。

英雄輩出是自然而然的。

毛澤東文化裏的“學英雄見行動”風氣，那算得上實實在在的道器變通——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社會風氣。毫無疑問，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的結果，可究竟如何走到“蔚然成風”這一步的，這需要從道器結合來認識、理解和解釋。其中有個極其重要的環節不可忽視，那就是普遍化的誦讀“老三篇”活動。

而誦讀“老三篇”，則是包括貫徹《五七指示》的一個強有力的措施。

這就在毛主席“教育方針”之上，必須考量路線問題了。

從“教育方針”到《五七指示》，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大範疇裏的道器變通之變。

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到了毛主席發表《五七指示》這個時候，老人家的教育思想體係，就已經相當圓滿了。在全社會這個大環境裏培育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已經成了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想法說法做法，並且還真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無疑這呼應了時代的需要，那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既體現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又是培養無產階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