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內赫魯曉夫
這些篡權了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領導地位的大陰謀家、現代修正主義的頭號代表，走資派鄧小平及其徒子徒孫。這是繼赫魯曉夫之後又是一件大事，一件對世界人民革命事業不利的大事。
走資派鄧小平向各國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投降。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赫魯曉夫的下台，並不是什麽難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說，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早就預見到赫魯曉夫的這個下場。
人們盡可以列舉千百條罪狀來說明赫魯曉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條萬條，最根本的一條，是他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出的社會曆史的發展規律，違背了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誌，妄圖阻礙曆史的前進。在人民前進的道路上，是石頭，就得搬開。不管赫魯曉夫之流願意還是不願意，人民總是要把他拋棄的。赫魯曉夫的下台，正是蘇聯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堅持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必然結果。
共產黨的時代是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這個時代賦予共產黨的曆史使命，是按照各國的具體條件，經過各國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製度的新世界。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這種曆史趨勢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之流是共產黨政治舞台上的醜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曆史的車輪拉回資本主義的老路上去，為垂死的剝削階級和剝削製度延長壽命。
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之流搜羅了曆來所有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拚湊了一整套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修正主義路線。
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之流對帝國主義實行投降主義，用階級調和論來取消和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之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實行分裂主義，用大國沙文主義來代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之流在國內極力瓦解無產階級專政，企圖用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和文化來替換社會主義製度，走資本主義複辟的道路。
十一年來，赫魯曉夫利用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威信，違背蘇聯人民的真正願望，做盡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壞事。
四十多年來，走資派鄧小平之流利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威信，違背中國人民的真正願望，做盡了走資派們所能做到的一切壞事。
總起來說，有以下這些：
一、他們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用最惡毒的語句大肆辱罵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中國）人民的領袖斯大林（毛澤東）。
他們反對斯大林（毛澤東），就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
他們一筆勾銷蘇聯（中國）人民生活在斯大林（毛澤東）領導下的整個時期的偉大成就，以此來醜化無產階級專政，醜化社會主義製度，醜化偉大的蘇聯（中國）共產黨，醜化偉大的蘇聯（中國)，醜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們這種作法，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反蘇反共的活動提供了最肮髒的武器。
二、他們公然違背一九五七年宣言（五四憲法）和一九六○年聲明（七五憲法），追求同美帝國主義實行“全麵的合作”（全麵合作，互利共贏)，荒謬地主張蘇美兩國首腦“決定人類命運”(習式人類命運共同體），一直吹捧美帝國主義的頭子“真誠地希望和平”（和平共處，和平統一台灣）。
他們一忽兒實行冒險主義，把導彈運到古巴（試射州際導彈），一忽兒實行投降主義（中美夫妻關係），俯首貼耳地按照美國強盜的命令，從古巴撤走導彈和轟炸機（讓台灣軍購），接受美國艦隊的檢查（讓美軍駐台），甚至背著古巴政府（撞機死人），企圖出賣古巴的國家主權（炸駐南大使館），答應由美國操縱的聯合國派人到古巴國內去“視察”（派大批高官去美國接受培訓）。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們的這種作法，使偉大的蘇聯（新中國）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
三、他為了迎合美帝國主義推行核訛詐政策的需要，阻止社會主義的中國建立自己的核自衛力量，不惜損害蘇聯本國的國防力量，串通美、英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簽訂了所謂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事實證明，這個條約是一個大騙局。赫魯曉夫簽訂這個條約，是喪心病狂地出賣蘇聯人民的利益，出賣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利益，出賣愛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四、他在所謂“和平過渡”的名義下，百般阻撓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革命運動，要求他們走所謂合法的“議會道路”。這條錯誤路線，麻痹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瓦解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裝，使一些國家的革命事業遭受嚴重的挫折。這條錯誤路線，使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黨變成毫無生氣的新式社會民主黨，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馴服工具。
五、他在“和平共處”的幌子下，竭力反對和破壞民族解放運動，甚至夥同美帝國主義一起鎮壓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他指使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投票讚成派遣侵略軍幫助美帝國主義鎮壓剛果人民，並且用蘇聯的運輸工具把所謂“聯合國軍”運進剛果；他實際上反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革命鬥爭，把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鬥爭說成是法國的“內政”；他對美帝國主義在越南製造的北部灣事件，竟采取“超然”的態度，煞費苦心地為美國挑釁者解圍，替侵略強盜開脫罪責。
六、他公然違背一九六○年聲明，不遺餘力地替叛徒鐵托集團翻案，把已經墮落成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鐵托說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已經蛻化成為資本主義的南斯拉夫說成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反複宣稱他同鐵托集團“屬於同一個思想，以同一個理論為指南”，表示要向這個出賣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虛心學習。
七、他把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阿爾巴尼亞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想盡方法打擊它，破壞它，恨不得把它一口吞掉。他悍然斷絕同阿爾巴尼亞的一切經濟關係和外交關係，專橫地剝奪阿爾巴尼亞在華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中作為成員國的正當權利，並且公開號召推翻阿爾巴尼亞黨和國家的領導。
八、他極端仇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革命路線的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他推行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大障礙。
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誌，任意造謠誣蔑，同時采取種種卑鄙惡劣的手段，妄圖顛覆社會主義的中國。他背信棄義地撕毀了幾百個協定和合同，擅自撤走了數以千計的蘇聯專家。他在兩國邊境上製造糾紛，甚至在新疆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他還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
九、他公然破壞兄弟國家相互關係的準則，侵犯兄弟國家的獨立和主權，他任意幹涉兄弟國家的內政。他在所謂“經濟互助”的名義下，反對兄弟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經濟，強使兄弟國家變成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要使兄弟國家的工業部門變成附屬工業。他誇耀這一套是赫魯曉夫自己的理論和學說，實際上是把資本主義世界弱肉強食的原則，搬到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中來，把壟斷資本集團搞的“共同市場”，作為自己效法的榜樣。
十、他徹底破壞兄弟黨關係的準則，采取種種陰謀手段，任意對兄弟黨進行顛覆和破壞活動。他不僅在自己的黨中央委員會、黨代表大會和一些兄弟黨的代表大會上，對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放肆發動大規模的公開攻擊，而且在許多兄弟黨內，公然收買蛻化變質分子、叛徒、變節者來支持他的修正主義路線，打擊以至非法開除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顧一切地製造分裂。
十一、他肆意破壞兄弟黨協商一致的準則，以老子黨自居，一意孤行地決定召開非法的兄弟黨國際會議。他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通知信中，下命令要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召開所謂二十六黨起草委員會，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十二、他們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適應國內資本主義勢力的需要，實行了一係列向資本主義倒退的修正主義政策。他們在所謂“全民國家”的幌子下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在所謂“全民黨”的幌子下改變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把黨分割成所謂“工業黨”和“農業黨”。他們在所謂“全麵建設共產主義”的幌子下，千方百計地要把蘇聯（中國）人民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領導下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拉回到資本主義的舊軌道上去。他們對蘇聯（中國）農業和工業的瞎指揮，使蘇聯（中國）的國民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給蘇聯（中國）人民生活帶來很大的困難。
十一年來（四十多年來），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們的所作所為，處處都說明了他們所執行的政策，是：聯合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聯合美國，反對中國；聯合各國反動派，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革命；聯合鐵托集團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對一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和一切同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派。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們的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蘇聯（中國）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赫魯曉夫走資派鄧小平們根本不把人民群眾放在眼裏，他們總以為蘇聯（中國）人民的命運可以聽憑他們隨便擺布，各國人民的命運可以由蘇美兩個大國的“首腦”任意主宰。在他們看來，人民群眾隻不過是傻瓜，而他們自己才是創造曆史的“英雄”。他們妄圖強使蘇聯（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義指揮棒下。這樣，他們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蘇聯（中國）人民，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為敵的地位，使自己走進了眾叛親離、內外交困的死胡同。他們拿起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這就叫做自掘墳墓。
曆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妄想扭轉曆史潮流的醜角，但是，這些醜角沒有一個不是以身敗名裂而告終。無數的事例證明，凡是不顧社會發展的曆史要求，違抗人民意誌而胡作非為的人，不管他們是什麽樣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們是多麽驕橫跋扈，其最後的結果，隻能是變成一個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人物。以損人的目的開始，以害己的下場結束，這就是他們的共同規律。
第一國際時期的“人物”如巴枯寧之流，曾經是囂張一時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英雄”，但是，為時不久就被人們拋進了曆史的垃圾箱。第二國際時期反馬克思主義的“好漢”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曾經是霸占了國際領導地位的“龐然大物”，可是，到頭來隻落得一個遺臭萬年的叛徒稱號載入史冊。列寧逝世以後，反對派的頭目托洛茨基曾經把自己裝扮成好象是一個什麽“英雄”，但是，事實證明斯大林說得很對：“與其說他象個英雄，不如說象個戲子，把戲子和英雄混為一談，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人間正道是滄桑”。曆史教訓告訴人們，誰妄圖阻擋曆史車輪的前進，誰就要被壓得粉身碎骨。事情正如毛澤東同誌反複指出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修正主義者也是紙老虎。那些代表反動階級、反動勢力的“英雄好漢”們，盡管張牙舞爪，不可一世，實際上不過是貌似強大的紙老虎，是曆史上匆匆來去的過客，不要多長時間，他們就會被曆史的巨浪所淹沒。赫魯曉夫並不例外。想當年，他在蘇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候，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發動突然襲擊的時候，氣焰何等囂張。但是，曾幾何時，這個反蘇、反共、反華的“英雄”，就步了他的修正主義前輩的後塵。不管人們曾經怎樣勸說過他，要他浪子回頭，但是，他毫不理會，終究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當然，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他們的支持者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分子並沒有死心。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詞地為走資派“招魂”，到處宣揚走資派的所謂“貢獻”和“功績”，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走資派所規定的路線繼續做下去。
各式各樣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樣的思潮，總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麽樣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們自己去選擇。但是，有一點是深信不疑的：曆史必將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規律前進，必將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進。會有後人能夠為保衛社會主義的偉大成果，為保衛列寧所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崇高威望，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為保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勝利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大部內容來自文章《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摘錄《紅旗》。
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階級性和實踐性的統一中放射出燦爛的光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創立的。這個理論來源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又指導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發展，並在實踐中不斷得到檢驗和完善，呈現出兩個鮮明的特點。
繼續革命的理論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談到辯證唯物論時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從中可以看到，階級性和實踐性，是辯證唯物論最顯著的特點。這兩個特點表現在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理論來源於實踐，反過來又為實踐服務。其實，這兩個特點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工具辯證唯物論中存在，同樣也存在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構成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鮮明特點。從階級性上來說，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從實踐性上來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於實踐，反過來又為繼續革命的實踐提供理論指導，為繼續革命的實踐指明方向。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緊緊抓住階級性和實踐性這兩個鮮明的特點來進行繼續革命，從認識的深化中來完成繼續革命。
既然階級性和實踐性是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鮮明特點，那麽從曆史的角度看，在繼續革命的過程中，這兩個鮮明的特點又有什麽樣的表現呢?下麵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
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階級性。繼續革命的理論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就是要為工農階級的利益服務。要維護工農階級的根本利益，就必須將革命的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防止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社會主義製度，將工農群眾由國家主人變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在這方麵繼續革命的理論表現出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
為了維護工農階級的根本利益。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要維護工農階級的根本利益。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就要在上層建築領域采取必要的措施來維護工農階級的根本利益，保障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基本權利，防止他們由國家的主人淪落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這是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曆史使命。
新中國的國體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這兩個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緊密團結起來，組成工農聯盟，成為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決定著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工農兩大階級不僅在經濟上，而且還在政治上結成了鞏固的同盟，成為中國社會主義製度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工農兩大階級在經濟上的同盟表現在城市全民所有製經濟和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的互動關係上。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包括全民所有製經濟和集體所有製經濟，它們互相聯係、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共同推動著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蓬勃發展的進程。在國家工業化階段，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為全民所有製經濟提供資金、原料和勞動力，同時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的發展，又為全民所有製經濟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全民所有製經濟的發展，國家工業化的完成，又為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農村工業化提供了技術、人才和設備，成為農村集體所有製經濟發展的強大後盾。這兩者之間的發展形成密切的配合，良性的循環，工農業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城市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發展道路，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奇觀。
這不僅是工農聯盟形成的物質基礎，也是工農兩大階級國家主人翁地位的可靠保證。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階級是忠實的同盟軍。工農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主人翁地位，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農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依靠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作後盾的。離開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工農兩大階級就會淪落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主人翁地位也就難以獲得有效保障了。因而要想保障工農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就必須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使人和人之間真正形成平等互助的階級友愛關係，在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基礎上踐行按勞分配原則。隻有這樣才能維護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工農聯盟存在的物質基礎，也是工農聯盟存在的必要條件。
由此我們可能看到，要想維護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必須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想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在上層建築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根源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一基本矛盾的運動。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要求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這就要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應運而生的。
從理論和實踐的探究中我們發現，隻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才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維護工農群眾的主人翁地位，防止他們由國家主人淪落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否則的話，就會導致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遭到破壞。而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遭到破壞，工農群眾也就由國家主人變成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了。
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需要。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由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人和人之間平等互助的關係，以及按勞分配構成的。生產資料所有製決定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和分配方式。一旦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遭到破壞，那麽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和人之間的平等互助關係以及按勞分配原則就會遭到毀滅性破壞，工農群眾也就由國家主人變成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兩極分化就會產生了。
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要防止這種狀況的出現。這就要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在政治上層建築方麵，踐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使工農群眾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對黨員領導幹部形成強大的監督製約力量，以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麵，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改造人的世界觀，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營造強大的輿論氛圍，奠定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隻有在建立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以後，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維護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
從中可以看到，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工農群眾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聯係更為密切，形成了更為鞏固的同盟。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要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從政治上和經濟上來維護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促進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
為了批鬥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上層建築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上層建築包括政治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兩個方麵。因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既包括政治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又包括社會意識形態方麵的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層建築方麵表現為黨內走資派，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麵表現為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由此可見，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主要是由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構成。
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的重要表現，就是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要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一主要矛盾，將鬥爭的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隻有這樣才能完成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一般說來，政治上層建築決定社會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形態反作用於政治上層建築。因而在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由於政治上層建築在上層建築中的決定性，也由於黨內走資派掌握著權力，因而就要把黨內走資派作為繼續革命的重點對象。
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作為繼續革命的對象，是由於他們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的存在和作用以及上層建築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所決定的，不將他們鬥倒批臭，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是建立不起來的。這就要運用“四大”，采取文鬥而不是武鬥的方式，和他們展開鬥爭。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將他們中的首要分子拉下馬，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通過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煉轉變過來。通過革命鬥爭的淬煉，提高以工農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戰鬥力和鑒別力，使他們成為忠於信仰、目光敏銳、堅決果斷、敢於鬥爭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
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對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中的多數人，還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這就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不能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也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來處理。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就會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樣，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來處理，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矛盾運動的必然要求。基本矛盾決定主要矛盾。這一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一主要矛盾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反映到黨內來，形成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直接引發了文化大革命。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必然要求，具體說來社會基本矛盾是根本原因，主要矛盾是主要原因，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直接原因。由此看來，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並不是來自於哪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要求。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進行認真研究，冷靜分析，抓住矛盾，深入剖析，敏銳認識到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主動地自覺地投入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洪流中，將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推向前進。
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要將矛頭對準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黨內走資派，一旦條件適宜不僅自己會迅速由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變成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同時還會在社會上培育出一個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資本主義也就複辟了。這就要求在繼續革命的過程中，要將鬥爭的矛頭對準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黨內走資派，而不能轉移鬥爭的主要方向。在繼續革命的過程中，圍繞鬥爭的主要方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著激烈的鬥爭。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或公開地，或隱蔽地，或頻繁地，或間歇地進行著活動，製造武鬥，造謠惑眾，轉移鬥爭方向，使文化大革命偏離既定的軌道，走向混亂，以達到中止文革或者使文革流於形式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人就要識破這些伎倆，采取果斷行動予以製止，使打擊的矛頭始終對準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特別是黨內走資派，防止他們轉移運動方向。這是在繼續革命過程中應該引起警覺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由此看來，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政治上層建築方麵的黨內走資派和社會意識形態方麵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作為革命對象，而且黨內走資派則是繼續革命的重點對象。這是因為在政治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一旦掌握了領導權，具有了話語權，就會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複辟資本主義。因而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就要批鬥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隻有清除這兩個障礙，才能將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築，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出現。
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從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繼續革命的理論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這種鮮明的階級性表現在為了維護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必須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
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這個時候還要進行繼續革命，進一步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也就是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複辟資本主義的兩股政治力量，以黨內走資派危害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改造他們的世界觀，用無產階級思想取代他們頭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將他們頭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消滅掉，把他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一代新人，而不是消滅他們的肉體。如果消滅了他們頭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使他們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又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製度，那麽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會得到鞏固和發展。否則的話，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就會在一定條件下興風作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樣已經滅亡的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就會借屍還魂，資本主義也就複辟了。
從這裏可以看到，要想保護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必須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想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要想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就必須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因而我們說繼續革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批鬥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是保護工農群眾根本利益的充分條件。
毛澤東時代的勞動人民強大了，鄧小平時代的資本權貴強大了，同樣是強大，能一樣嗎？有可比性嗎？印度沒有過毛澤東式領袖，怎樣？唐朝比三國強大，難道是鄧小平式小醜起作用嗎？美國強大能是鄧小平式小醜起作用嗎？鄧小平派出的留學生幾人回國了？沒有川普逼迫從習近平到任正非再到留學生哪個不認美主子？今天中國權貴資本的強大是用錢支撐的，錢不到位即垮了。這個強大就是紙老虎。小小台灣一個外國議員都可羞辱一下強大中國。
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成為第三個裏程碑的標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解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如何能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等一係列問題。其實，早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聯合發表的《偉大的曆史文件》一文就對此作出了說明。這篇文章是經毛澤東審定和修改後發表的。為了使大家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更為明晰的認識，我們把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改寫的一段文字引述如下：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後，還有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社會上的一切階級鬥爭是不是還集中在爭奪政權的問題上?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不要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進行革命?這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當時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列寧看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被打敗的資產階級甚至比無產階級還要強大，時時企圖複辟，同時小生產者不斷生長新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威脅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要對付這些反革命威脅，並且戰勝它，必須在長時期裏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舍此沒有第二條路。但因列寧逝世過早，沒來得及在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實際上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點是在理論上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曆史時代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革命的誰勝誰負沒有最後解決，弄得不好，資產階級就有複辟之可能。在他臨死的前一年，他已覺察到了這一點，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變成對抗性的。毛澤東同誌充分注意了整個蘇聯曆史的經驗，在他的一係列偉大著作和指示中，在這個偉大的曆史文件中，在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正確地解決了這一係列問題。”
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並沒有能夠解決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等一係列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當時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列寧去世的早，雖然發現了問題，但是卻沒有能夠來得及解決這些問題。斯大林雖然在實際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卻在理論上沒有對這些問題作出係統的分析和說明，並從實踐上進行實質性的探索。這個艱巨的任務就曆史地落在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並由此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裏程碑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出發，同時也借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製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開展了“三反”“五反”和“四清”運動，最終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探索，提出反修防修，進行繼續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使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那麽，為什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文化大革命，才使毛澤東思想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裏程碑的標誌，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第三個裏程碑的地位呢?
毛澤東思想雖然博大精深，是由諸多理論構成的邏輯謹嚴的體係，但是繼續革命的理論則是毛澤東思想的璀璨明珠。這是因為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找到了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奪得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不過是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色彩，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沒有突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疇。而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則不然。這是要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不僅從理論上也要從實踐上，探索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和保持政權性質不變的新途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一個實質性的發展。這是關係到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因而是繼續革命的理論而不是別的什麽理論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裏程碑的地位。
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能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就成為對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黨的嚴峻考驗。對於這個問題，不僅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從理論上做出係統的回答，而且還要付之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從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來解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幹重大問題。毛澤東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在這個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從理論和實踐上對這一問題進行的史無前例的探索。其經驗與教訓有待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在反思中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推向前進。
毛澤東提出繼續革命的理論不是偶然的，而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一九五七年中國出現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引發了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深入思考。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剖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從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研究中，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係，指出了社會主義存在向著共產主義社會前進和複辟資本主義兩種可能性，使人們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光明前途及其麵臨的嚴峻挑戰，以及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有了一個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和發展的要求出發，必須建立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隻有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否則的話，舊的上層建築就會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導致資本主義複辟。
基本矛盾決定主要矛盾。因而毛澤東提出單有一個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也是不鞏固的，必須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6]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這個時候階級矛盾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當然，這個時候的階級矛盾主要存在於政治和思想範疇，是以政治思想作為劃分標準的。
毛澤東提出要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這裏關鍵是要界定階級矛盾與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關係。階級矛盾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統一，大部分階級矛盾是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8]這就要謹慎行事，既不能將階級矛盾中的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也不能將其中的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將其中的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樣將其中的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提出要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保持高度警覺，製定了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措施，進行了反和平演變的鬥爭。隨著時局的演變和探索的進一步發展，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將繼續革命的重點對準了黨內走資派，提出了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諄諄告誡全黨：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僅從理論上進行了構建，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把理論付諸於實踐，轉化成探索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實際行動。
不論是整風反右還是後來的反右傾鬥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城市的“三反”“五反”和農村的“四清”，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探索實踐活動。通過這些活動，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訓。這就要求我們既不能因為成績而否認錯誤，也不能因為出現錯誤而否定成績，而要進行科學的分析，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使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曆史已經證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文化大革命，是在取得了生產資料私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又向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發起的衝鋒，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偉大創舉，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而且在人類社會的曆史上都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正是因為這樣，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文化大革命才是毛澤東思想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裏程碑的標誌。
理論之樹常青。
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繼續革命的理論之樹常青。這就如同巴黎公社失敗了，其原則長存一樣。正如“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一樣，[10]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不僅表現在毛澤東創建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時候，更表現在被社會實踐所證明了的時候。
毛澤東從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運動出發，為了進行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築，創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不僅立足於唯物史觀，而且邏輯謹嚴，經受了正反兩方麵的檢驗，顯示出強大的曆史穿透力和預見性，如同燈塔一樣照亮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夜空。文革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繼續革命的理論淵源來自於《共產黨宣言》中的“兩個決裂”。
一八四八年二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如果說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完成，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進行最徹底的決裂，那麽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同傳統的觀念進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個難度要比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難度更大。列寧曾經對此作出過精辟的說明。他說：“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戰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蝕活動製造著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複辟的那種惡果。”雖然列寧在這裏說的是進行小生產活動的小業主，毫無疑問也包括私有觀念。從與私有觀念的決裂上來說，要比以前進行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難度大得多。
這是因為不論是繼續革命的理論還是其實踐文化大革命，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觀，向存在於人們思想深處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決戰，破除幾千年以來陳舊的社會陋俗。因而在繼續革命過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出現錯誤、曲折乃至於暫時的失敗，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
這就要求我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要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既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就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科學性，也不要因為承認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科學性，而否認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從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分析中來研究文化大革命失敗的複雜原因，進一步揭示出繼續革命的理論與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係，不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來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這樣就不僅從繼續革命的理論構建上和文革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沉痛教訓中，來認識繼續革命理論的科學性，還要在堅持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前提下，從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中來不斷完善繼續革命的理論，使繼續革命的理論之樹常青。
古今中外，哪朝哪代，無論是封建皇朝，資本帝國的皇帝，總統總理以及領導人，又或是特色中國走資派的幾任領導會將各自的一家的收支認真填寫報表。設立生活賬簿，包括日常雜費開支賬、生活費收支報表、物品分類賬，等等。記錄在案，以示公布於眾。
韶山毛澤東紀念館展示了賀清華的一段話：“毛澤東一生反對特殊化，堅持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為規範生活管理、杜絕特權行為，毛澤東一家從1952年開始設立生活賬簿，包括日常雜費開支賬、生活費收支報表、物品分類賬，等等。”
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記錄的夥食賬，這本夥食賬不僅僅是簡單的流水賬，還有報表。據《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記載：1962年“毛澤東建議，對自己一家的收支認真填寫報表。”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保存的“生活費收支報表共42本。內容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報表、季度報表或年度報表。”從此，毛澤東家庭生活賬從單純的記賬活動升級為報表管理。因為有文物在此，使我們得以了解毛澤東這套夥食賬的全貌。
（一）明細賬。韶山毛澤東紀念館展示了一頁明細賬，這頁明細賬可以據實反映出毛澤東家庭生活支出的原貌，十分珍貴。明細賬采用印製的收入、付出和結餘三欄式賬頁格式，記錄了1967年7月和8月的部分生活支出業務，跟單位的明細賬一致，記錄得十分詳細、規範。比如7月13日“供應科購食品7.72元”，7月31日“主席洗衣費1.6元”，8月8日“做睡衣手工費1.38元”，8月10號“首長八月黨費20元”，等等；還包括為了出差買7把箱鎖、修理吹風機的支出。事無巨細。
1967 年 7 月 13 日— 8 月 11 日明細賬（圖）
（二）月報表。在1963年4月的生活費月報表裏匯總了毛澤東一家當月的生活收支數字：上月結餘8579.39元。收入兩項：主席工資404.80元，單據1張；江青工資243.00元，無單據。支出8項，其中：夥食費400.81元，單據36張；副食品115.94元，單據14張；黨費20.00元（這黨費應是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單據1張；雜費26.55元，單據3張；家屬雜費（表中“屍”字下麵放個“示”，是“屬”的第三批簡化字）252.77元，單據20張；澡費1.50元，單據1張；汽車費2.50元，無單據；月租費86.82元，無單據（應為毛澤東住在中南海的房租）。期末結餘8320.30元，比期初減少259.09元，當月入不敷出。這張月報表的製表人是劉文德，負責人是許心誠，編報十分規範，可以清晰反映毛澤東一家當月的生活收支結構及其詳細金額。
（三）季報表。1966年第一季度的季報表匯總了毛澤東一家的季度生活收支數據。上期結餘：13367.03元。收入兩項：主席工資1212.4元，並注明是3個月工資404.8元的合計數；江青工資729元，也注明是3個月工資243元的合計數。支出4項：家屬雜費30元；澡費6元，並注明每月2元；暖氣費111.24元，每月37.08元；月租費254.79元，每月84.93元。季度支出合計402.03元，期末結餘15208.4元，比期初增加1541.37元。這張季度報表的製表人還是劉文德，但負責人變成了徐吉夢。這張季度報表可以反映毛澤東一家當季的生活收支結構及其金額。
但1969年3—6月的季報表，卻包括了4個月的收支內容。上期結餘：2066.56元。收入隻有一項，即毛澤東的工資還是1212.4元，並注明是4、5、6三個月的工資合計數，江青的工資已不在此列。據《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記述：“‘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毛澤東與江青······在生活上的矛盾已難以調和，以致從1968年開始在生活收支上互相獨立，互不幹涉。”1974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長沙九所六號樓同李先念談話，提到江青時曾說：“我三年來隻同她吃了一頓飯，現在是第四年了，一頓飯都沒同她吃。”證實從1970年開始，他們不僅分賬，還分開吃飯。這張季度報表中的支出有6項：月租費259.05元，並注明是4、5、6三個月的；煤氣費11.1元，也注明是4、5、6三個月的；另外4項支出是：日用品支出67.58元、夥食支出578.35元、茶葉支出15.7元、水果支出16.26元，但注明是3、4月的支出，而非4、5、6三個月的開支，時間和歸類沒有統一。製表人是劉元祥，沒有負責人簽章。報表的潦草也折射出當時的時局，嚴謹的會計人員也不專心工作了。
1969 年 3— 6 月生活費收支報表（圖）
（四）年報表。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的年報表顯示上年結轉：3985.47元。1975年1—5月主席的工資收入2024元，每月還是404.8元。月租費228.2元，黨費160元，生活開支分為夥食費3221.15元、水果費243.67元、茶葉費104.76元、生活用煤氣費18.5元、日用品開支63元。期末結餘1970.19元，當年的開支大於收入2015.28元。但這張年報表是1975年5月後編報的，並不是按年度編報的，隨機性強，應是毛澤東要看生活費年度報表或有其他需要，臨時編製的。製表人和負責人也都沒有簽章，報表的編製有點潦草。
1974 年 6 月— 1975 年 5 月生活收支報表（圖）
《毛澤東生活檔案》還進行了補充說明：“應當說明的是，毛澤東生活費報表中的開支，並不完全是他一家的開支，其中還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特別是民主人士的費用，以及身邊工作人員的夜餐費、部分醫藥費和出差補助費。生活賬反映，毛澤東身邊許多工作人員在毛澤東的收入中報銷過醫藥費和出差補助費。根據日常雜費開支表196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的統計，毛澤東付工作人員醫藥費72.8元，出差補助費280.35元。”當錢不夠用時毛澤東會“翻翻生活賬，並叮囑工作人員注意節約”，也會動用稿費，補貼家用。
這套生活賬從1952年一直記到1977年元月，記錄了25年；報表從1962年編到1975年，也編了13年，從中不僅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住房、煤氣甚至洗澡都要付費；還證實毛澤東降過三次工資，從最初預定的每月600元降到510元，再在1960年從一級降到三級每月404.8元，直到去世也沒長一分錢。這套“共和國第一家庭賬”，既有明細賬，還有生活費用收支報表，報表還分月報、季報和年報，其中還有根據隨時需要編製的報表，既詳細，也全麵，還十分規範。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記錄家庭生活賬，是嚴於律己、艱苦樸素的一個生動寫照。
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治國方針 ！
毛澤東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方法，為共產黨人更好提高調查研究能力提供了科學指導。
毛澤東一生對調查研究極其重視，認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礎，而且把調查研究當作各級幹部必須練就的基本功，並給共產黨人留下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著名論斷。
毛澤東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說：“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
毛澤東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毛澤東說：“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
毛澤東說：“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
毛澤東說：“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後，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等等。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認識工具，也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新時代真正的共產黨人，必須認真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理論，對認真學習馬列毛主義的思想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啟示如下：
毛澤東在長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反複實踐中形成的調查研究理論，為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創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並作為寶貴精神財富載入世界共產黨運動的史冊。
重溫和弘揚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理論，認真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調查研究理論，對於提高共產黨人的決策科學化水平，解決防止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如何使共產黨人繼續革命，繼續為人民服務的突出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對於廣大共產黨的黨員幹部尤其年輕的共產黨的幹部如何提高調查研究能力提供了基本遵循的方法和如何科學實行的指導。
始終堅持“隻有調查研究，才能形成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在做詳細農村調查的《尋烏調查》期間，毛澤東同誌就從理論上總結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毛澤東在這次調查期間寫下的《調查工作》一文中，對調查研究活動提出過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其中最著名的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論斷。《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還明確提出了《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等重要論斷。共產黨人要始終堅持隻有調查研究，才能形成和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毛澤東在早期農村調查中撰寫《調查工作》一文時就指出：《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這就是說，一切決策、論斷、結論，都來自於調查研究。
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必須經過調查研究。
在實踐工作中，共產黨人要始終堅持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前提，“是轉變共產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惡習，不斷地侵襲著黨的肌體、影響黨的作風。
毛澤東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
在毛澤東提出的各種克服上述壞習氣的辦法中，調查研究就是一個基本的辦法。
為了在全體中國共產黨內確立好的風氣，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向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提出“係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並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出：“要使同誌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要使同誌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始終堅持實事求是開展調查研究這一最根本原則。
一是：調查者不能事先定調子，劃框框，下到基層找例子。
一切結論應該產生於調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這就是說，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麵目認識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觀成分，是什麽問題就是什麽問題，是多大的問題就是多大的問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誇大，不縮小，這就是調查中的唯物主義。
有的人，調查之前就已經有了結論，調查不是為使主觀符合客觀，而是要使客觀適應主觀，“按圖索驥”。
二是：對調查所得材料要認真驗證，反複核對，辨別真偽。
在社會調查中，由於被調查者可能受切身利益的牽連，或其他種種的局限，反映的情況不一定是完全真實的，不能偏聽偏信，因此需要驗證、核對。
在實踐工作中，我們要始終堅持實事求是開展調查研究這一最根本原則。
始終堅持調查的主題必須明確集中，有的放矢，主題是中心，即共產黨人計劃所要解決的問題。
調查若無主題，猶如瞎子摸象，隨便到一個地方去亂抓一把，不但不能收到效果，反而會浪費人力物力。
主題應該集中，每次調查最好是圍繞一個中心，即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主題確定以後，還需要擬定調查大綱。
列出所要調查的項目。
綱目要事先準備，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會眾口說，不明了的、有疑問，提起辯論。
在實踐工作中，共產黨人要始終堅持調查的主題必須明確集中，有的放矢，主題是中心，即共產黨人計劃所要解決的問題。
始終堅持因事因地因時製宜選擇科學、靈活、多樣的調查研究方式方法，以達到最佳調研效果。
毛澤東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的一套基本調查研究的方法至今仍然值得年輕的共產黨人借鑒和利用。
毛澤東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的一套基本調查研究的方法是：其中主要有《普遍調查》、《典型調查》、《會議調查》、《蹲點》、《試點方法》，等等。同時還注重每到一個地方要“察言觀色”，要身邊工作人員下基層調查研究和在自己本職崗位工作中時刻注意調查研究，從報紙刊物書籍上的信息也許能發現大問題等多種多樣、靈活有效的調研方法。在實踐工作中，共產黨人要始終堅持因事因地因時製宜選擇科學、靈活、多樣的調查研究方式方法，以達到最佳調研效果。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就必須要有：《眼睛向下、甘當小學生、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謙虛》就可以調查出東西來。
毛澤東指出：調查研究“沒有滿腔的熱情，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毛澤東要身邊工作人員下去調查研究時，總是叮嚀“不要擺架子”、“不要各級領導作陪”。
其目的，不僅是防止他們產生優越感，也是讓他們更好地深入實際，了解農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
首先，甘當小學生要有滿腔的熱情，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抱著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同群眾打成一片，關心和解決群眾生產和生活中的問題。
其次，甘當小學生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如果以領導者自居，居高臨下，沒有放下架子的精神，是一輩子也不會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最後，甘當小學生還必須有求知的渴望，虛懷若穀。抱著尋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共產黨人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群眾和基層幹部的意見，恭恭敬敬地、老老實實地向群眾學習，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
始終堅持調查研究要著眼於現在和未來，善於發現新生事物，注意事物發展動向，為預測和決策工作服務。
那些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具有遠大前途的新生事物，產生時總是比較軟弱無力，居於少數。
一般需要人們有意識地扶持才能迅速成長。
因此，毛澤東說：“我們應當續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照管’這些嫩弱的幼芽。”
在實踐工作中，共產黨人要始終堅持調查研究要著眼於現在和未來，善於發現新生事物，注意事物發展動向，為預測和決策工作服務。
美國的“參議院“，和特色中國的“人大“有什麽區別，不都是一枚橡皮圖章。在美國，所有官員都有當選總統川普提名，美國的“參議院“通過蓋章確認。在中國，所有官員都有習近平主席提名，中國的“人大“通過蓋章確認。
所謂的民主國家如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以色列，英國，法國，德國等的《一日民選，四年獨裁。》的總統總理們都玩得很精彩。與俄羅斯，中國等新型特色資本主義國家的玩法沒有什麽新意。
唯獨這些《反共華人》還在高唱著：美國等是“民主國家“，而俄羅斯中國隻是專製獨裁國家。這些《反共華人》的惡習如同一些隨地吐痰，隨地扔垃圾，甚至隨地拉屎是一樣的醜陋，也是改不了的惡習。這些《反共華人》在中國時這樣，到了國外還是這樣。狗行千裏改不了吃屎。一些臭不可聞的少些反共產黨反毛澤東站在中國人民的敵人的立場上所製造的謠言和謊言如同臭狗屎一樣，但總是會被這些《反共華人》反複扔出來惡心一下人類。
新聞：自2024年11月贏得美總統大選以來，特朗普陸續公布其內閣人選提名，重要職位人員名單已出爐。下一步，這份長長的名單隻待獲得參議院確認。
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對政府主要官員、駐外使節等高級官員的任命需要參議院批準才能完成。隨著特朗普將開啟第二任總統任期，將有超1300名官員的任命需要參議院批準。
在過去的大部分時間裏，總統提名的內閣成員通常會在參議院獲得一致或接近一致的確認。尤其共和黨已在下一屆參議院中以53比47占據多數，如果黨內保持相對團結，特朗普的大多數提名人選都能順利通過。
批準官員任命將是2025年參議院的一項“大工程”。毫無疑問參議員們將決定被提名人的命運，或者說美國的命運，但議員們究竟是根據民眾的利益還是根據政黨利益作出判斷？出發點不同，結局或大相徑庭。
2024年12月份美聯社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隻有十分之三的美國人對特朗普內閣成員的選擇有信心。福克斯新聞的一項民調顯示，50%的人不讚成內閣人選（福克斯新聞的大部分觀眾都是共和黨人）。
川普提名的內閣主要成員如下：
國務卿：佛羅裏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
財政部部長：億萬富翁斯科特·貝森特
國防部長：福克斯新聞節目主持人皮特·海格塞斯
國土安全部長：南達科他州州長克裏斯蒂·諾姆
美國貿易代表：前貿易代表幕僚長賈米森·格裏爾
政府效率部：美國企業家埃隆·馬斯克與維韋克·拉馬斯瓦米共同領導
司法部長：前佛羅裏達州總檢察長帕姆·邦迪
農業部長：前特朗普政府政策顧問布魯克·羅林斯
商務部長：金融公司Cantor Fitzgerald首席執行官霍華德·盧特尼克
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
能源部長：石油大亨克裏斯·賴特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小羅伯特·肯尼迪
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斯科特·特納
內政部長：北達科他州州長、共和黨人道格·伯格姆
勞工部長：俄勒岡州的國會議員洛麗·查韋斯-德雷默
交通部長：福克斯新聞主播肖恩·達菲
退伍軍人事務部長：佐治亞州前國會議員道格·柯林斯
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裏夫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曾任美國財政部經濟政策高級顧問的斯蒂芬·米蘭
環境保護署署長：前紐約州眾議員李·澤爾丁
國家情報總監：前眾議員圖爾茜·加巴德
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羅素·沃特
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曾任白宮首席技術官的邁克爾·克拉齊奧斯
小企業管理局局長：前佐治亞州參議員凱利·洛夫勒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愛麗絲·斯蒂芬尼克
《反共華人》津津樂道的“民主“，“民主國家“，的《普世價值》不斷被這些一日民選，四年獨裁的總統總理玩得很精彩。似乎跟用謠言謊言進行的反共的《反共華人》口中的“民主“，“人權“，“自由“，“平等“，“法治“，“憲政“，“法律“等不同，屢屢遭到打臉這些《反共華人》。這些《反共華人》，躲在老鼠洞裏，每每夜幕來臨，就爬出洞來，用造謠編排謊言，專門攻去抹黑共產黨，毛澤東。
用謠言謊言進行的反共的《反共華人》，必然死路一條。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開辟與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於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危害。”
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率部抵達井岡山，不久便深入江西和湖南兩省交界的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茶陵等廣大地區進行走訪調研。在此基礎上，他帶領廣大軍民在湘贛邊界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為了在建黨、建政、建軍等方麵製定更加科學有效、符合實際的政策，毛澤東在戰爭間隙進行了許多有針對性的調查研究。1927年10月中旬，他在酃縣水口開展社會調查，了解羅霄山脈中段周圍各縣的敵情、階級狀況、土地占有情況、地理環境、物產資源等。1927年11月，他對寧岡縣作詳細調查，寫下《寧岡調查》。1928年2月，他率領工農革命軍一部到永新縣秋溪鄉，開展群眾工作，並對永新進行社會調查，隨後寫下《永新調查》。
毛澤東對這兩份井岡山時期的書麵調查報告比較滿意亦很看重，後來因故遺失，對此他非常惋惜並多次提及此事。“永新、寧岡兩個，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裏，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他後來在梳理自己過往的調查材料時再次說道，“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岡山做的寧岡、永新兩縣調查，因井岡山失守而損失”。
杜修經回憶自己受湖南省委派遣到井岡山時，毛澤東曾把這些調查材料給他看過，是用賬簿寫的，共有10多本，一尺多高，用藍布麵子裝成。它們是毛澤東上井岡山後腳病期間，在農村找了貧苦農民、工人、商人、教師、區鄉政府幹部交談後，把情況匯集起來而成。裏麵的內容有關於江西的概述，還記述了寧岡、永新的政治、經濟、土地、人口、社會風俗等情況。各個時期用的東西，如搪瓷臉盆、煤油等一些東西，什麽時候進口帝國主義的洋貨都寫上了；連農民沒有文化，用代號記工，如“初”記上“刀”字，一天記上“○”，在調查上都寫了。這份調查中各種數字記載也很多。
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贛南閩西這一區域進行局部執政，毛澤東也就更加切身體會到調查研究對於黨和蘇維埃政府作出正確決策的極端重要性。他又集中作了一係列的調查研究，這些材料大部分被保存下來，比較著名且內容豐富的有《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
毛澤東自稱《尋烏調查》是他當時所作的最大規模的調查，共5章39節，8萬餘字。對於這部我黨曆史上調查研究的經典之作，他表示此前自己對農村階級的結合，不是十分了解。此後，“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顯然，毛澤東由此進一步完善了土地分配的方法，即使被人戴上“富農路線”的帽子，他仍堅信自己的做法。
毛澤東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從這些調查中獲得很大的益處，並寫出如此豐富的材料，是因為調查對象為他提供了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如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誌和普通農民。在毛澤東看來，這些人就是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誌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毛澤東從大量的調查實踐中不斷將其理論化，並為反對黨和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於1930年5月刊發《調查工作》（後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該文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有的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如“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等。他在1931年4月進一步指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些論述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理念與實踐，也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誌之一。
毛澤東已經充分認識到，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人一項基本的工作方式，也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必經途徑。與此同時，他不斷要求大家通過調查研究開展革命工作，如規定黨支部和宣傳隊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做調查工作，而且要將調查的情況上報。毛澤東還經常和大家一起開調查會。
據張令彬回憶，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經常同部隊談話時說道，“做好群眾工作，首先要搞好調查研究”。當時紅軍官兵大都是沒有念過書、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不知道該怎麽做。毛澤東就耐心地引導他們，搞調查研究，要注意分清對象，講究方法。他還指出，一定要放下架子，當群眾的小學生。幹部到群眾中去，不要帶傳令兵、秘書。如果你擺官架子，群眾就不願接近你，更不會同你談心裏話。有一次張令彬受毛澤東指派到永新西鄉打土豪、籌糧籌款，他在沒有仔細了解的情況下把一戶富農當作地主，分了他家的財物，這不符合紅軍的政策。毛澤東得知後及時指出了他的錯誤，“打錯一家影響很大，以後不調查清楚就不要打”。這件事情，給了張令彬很大的啟發教育。
當然，毛澤東在調查研究方麵身體力行，為大家作出了表率。他專門設計了調查表並下發至連隊，便於操作執行。據當時的紅四軍宣傳員吳德華回憶，在1930年時，每個宣傳員都會有一本“社會調查提綱”的小本子，提綱的內容大致包括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等。在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毛澤東做了充分的準備，他根據興國縣、長岡鄉、才溪鄉等地代表的匯報，充實與核實了相關調查材料，從而形成了《鄉蘇工作的模範（一）——長岡鄉》和《鄉蘇工作的模範（二）——才溪鄉》兩本小冊子，在會前發給與會代表。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時，著重表揚和介紹了這些地方的模範事跡，推廣先進經驗。
毛澤東通過發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提升對調查研究的認識。他根據自己的經驗總結出科學的方法，從7個技術層麵進行了解答，“要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調查會到些什麽人？”“開調查人多好還是人少好？”“要定調查綱目”“要親身出馬”“要深入”“要自己做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