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和摧殘青年

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和摧殘青年

 

  

 

 毛澤東：“《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

毛澤東：“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毛澤東：“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毛澤東：“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位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和翰林。就是當了進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太學生，而劉邦則是個大草包。“

毛澤東：“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正當人們欣賞《光明日報》刊登的毛澤東詩詞墨跡的同一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關於教育革命的座談會，後來人們往往稱之為“春節座談會”。參會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林楓等中共中央要員，還有郭沫若、黃炎培、章士釗等特邀人士。

毛澤東主持座談會，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毛澤東請鄧小平談學製問題。毛澤東的插話就是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稿的第一句：“（我看）學製可以縮短。”在鄧小平談罷學製問題之後，毛澤東說了一大段批評現行考試方法、評分標準的話：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毛澤東甚至認為考試可以交頭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這當然是極而言之，頗有矯枉過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試試點。”

盡管當年毛澤東提倡和實行的“教育革命”已被走資派們徹底拋棄，但是再細心看看如今目下走資派特色政府治下的教育狀況，毛澤東當年苦口婆心所責難的《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似非捕風捉影。

也是出於自身的學習體驗，毛澤東對於自學成材的傑出人物特別欣賞。談話中一連列舉了中國的孔子、祖衝之、李時珍，外國的富蘭克林、瓦特和高爾基，強調他們“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毋庸諱言，毛澤東確實有著強烈的反知主義傾向，但是強調啟發，強調自學，充分肯定實踐，總不失為真知灼見。

與傳抄稿相比較，毛澤東審定的節錄稿所刪節的最重要的一段話，是關於狀元無學問與評論幾位帝王的內容：

“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位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和翰林。就是當了進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太學生，而劉邦則是個大草包。”

毛澤東在1958年，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一直到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一再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這一年發動的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標誌的“教育革命”，一度轟轟烈烈，但隨著走資派和右派們的消極對抗，這場“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

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呼籲，其中對知識分子的“陽過來，陰過去”特別警惕，文藝和教育因此成為格外關注的領域。毛澤東召開春節座談會，成為新一輪“教育革命”的發端。

1964年3月10日，毛澤東就北京某中學校長關於減輕學生負擔的信件作出批示：

“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談話的兩小段，一段是關於“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論述；另一段是關於“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論述。

大體上可以說搞工業的知識分子比較好一些，因為他們接觸實際。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純科學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還好一些。最脫離實際的就是文科。無論學曆史的也好，學哲學的也好，學經濟的也好，都太脫離實際了。他們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這就不難理解，毛澤東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個“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的批示。（該批示其實是間接地表達“不必辦文科大學”這一固有的觀念。）

9月27日，毛澤東對中央音樂學院某學生給他的信寫出“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的批語，指示中宣部部長、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副組長陸定一“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

據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中央文獻研究室披露，這位學生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由於長期地、大量地、無批判地學習西歐資產階級音樂文化，資產階級給了我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我們迫切希望能引起領導的極大重視，采取堅決的措施，從根本上製止資產階級思想的繼續泛濫。

這位學生還說：“我對學校工作的最大意見是學校沒有能夠堅決貫徹階級路線，院內師生的階級成分十分複雜，工農子弟少得可憐。”

這位學生還說：“學校的辦學方針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究竟培養什麽人？在我們的教材中、舞台上，應不應該徹底趕走帝王將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換上我們的工農兵？”

郭沫若的兒子郭民英作為該學院小提琴專業的學生，在此後不久該學院發起的“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聲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學。

順理成章，“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其實，在1964年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言論中，最能體現第二輪“教育革命”特點的，是7月5日與其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毛遠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當年簡稱“哈軍工”）的學生，毛澤東在談話中特別考問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的具體內容。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毛澤東召開主題是“教育革命”的春節座談會，卻在開場白裏提到“各個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搞政治部，加強政治工作”。

《舊教育製度摧殘人材和摧殘青年》，還《學生遭老師體罰》。這在文革中受過嚴肅批判過，包括在文革中《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迷外的思想》。

在當今走資派中國特色社會，《崇洋媚外》己成盛世時代。而有一個領域似乎常常被指為《崇洋媚外》的重中之重的重災區，那就是走資派中國特色社會的高校。

走進一些高校，人們不難發現部分令人深思的現象。首先，在師資引進方麵，某些高校對海歸人才過度追捧。仿佛隻要有海外留學背景，就天然地高人一等，在招聘中給予特殊待遇，從高額的安家費到職稱評定的快速通道，而本土培養的優秀人才卻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同等的機會。

在課程設置上，也存在對國外教材和教學模式的過度依賴。一些專業課程幾乎完全采用國外教材，而對國內優秀的學術成果和教材視而不見。這不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對本土知識體係的了解和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國內學者的積極性。

還有一些高校在國際交流活動中，表現出過度的謙卑。對國外高校的來訪人員熱情過度，各種高規格接待，而對國內的交流活動則相對平淡。甚至在一些合作項目中，不惜犧牲自身利益，隻為能與國外高校 “攀上關係”。

為何高校會成為崇洋媚外的重災區呢？一方麵，曆史原因不可忽視。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在科技、教育等方麵確實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這使得一些人形成了國外的月亮更圓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高校中也有所延續。

另一方麵，部分高校為了提升自身的國際排名和聲譽，盲目追求國際化指標。國際學生數量、國際合作項目等成為了衡量高校水平的重要標準，這導致一些高校在發展過程中過於注重表麵的國際化，而忽略了本土文化和教育的核心價值。

此外，一些師生個人的心態問題也是原因之一。部分學生認為留學歸來就自帶光環，在就業等方麵更具優勢，於是紛紛向往海外留學；部分教師也存在對國外學術成果過度崇拜的現象，缺乏對國內研究的自信和支持。

高校中的崇洋媚外現象帶來了諸多負麵影響。首先，它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價值觀。讓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產生對本土文化的不自信，甚至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不利於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和文化自信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其次，它阻礙了國內教育和學術的發展。對國外的過度依賴使得國內優秀的教育資源和學術成果得不到充分的重視和利用，影響了我國教育和學術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新聞：《中國多名小學生遭老師體罰 寫信給警察叔叔求救卻…》
 
中國多名小學生遭老師體罰 寫信給警察叔叔求救卻…

浙江省瑞安市錦湖實驗小學廢棄校區，有網友探險時發現“警察叔叔信箱”裡的多封信件都指稱遭到老師體罰。（圖擷自微博）

小孩求救卻無人知曉！浙江省瑞安市錦湖實驗小學廢棄的沙河校區，1日有網友在探險時發現留在原地的“警察叔叔信箱”，裡麵有多封信件指稱遭到楊老師體罰，或者是被同學霸淩，但這些求救信顯然沒離開過信箱，當局表示目前正在了解狀況當中。

從中國微博上流傳的影片可以看到，有學生寫下“我是6年6班的陳同學，我的班主任楊老師將我的臉捏青又捏紫，還打了幾巴掌（用力打的）”；還有其他學生舉報楊老師“用書打同學的臉”、“用手捏同學的臉變紫”，部分信件則說明自己遭到校園霸淩的情形，希望警察叔叔能幫忙。

不過．錦湖實驗小學沙河校區已經廢棄，這些信件就留在信箱內無人在意，若不是有民眾探險找到恐怕就此石沉大海。據了解，錦湖實驗小學已在今年9月將師生分流到其他校園，這名楊老師目前可能在瑞安市安陽實驗小學教書。

瑞安市教育局今天（2日）表示，當局已經展開調查，楊老師若有違規違紀行為將會有相應處理，安陽實驗小學則指稱校內並未發現體罰情況。

中國網友對此議論紛紛，有人感歎這件事隻有小孩認真了，“學校和警察叔叔都是做做樣子的”，還有人直指“這在中國很正常不過了”，不少民眾則要求當局一定要嚴查此事。

[yongbing1993]

蔣介石：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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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黃金運台大揭秘》

文/微言

接過吳興鏑的名片，筆者心裏不免有幾分詬異。眼前這位清臒儒雅的學者，是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教授，而他簽名贈送的《黃金秘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則是一本純粹的史學著作。一位醫學教授為什麽會對曆史研究有興趣？隱密半個多世紀的曆史謎團又是如何解開的呢？帶著幾分疑惑，筆者與吳興鏑進入了話題。

吳嵩慶吳興鏑父子

揭秘的緣由

「先父當年擔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是大陸黃金運台的經辦人之一。」吳興鏑的一句開場白，道出了揭秘的由來。

1996年，吳興鏑閑暇之餘檢視父親遺留的日記，驚訝地發現日記中記有1949年前後大陸黃金運台的情況。為了讀懂這段曆史，他趕緊查閱相關文獻，結果隻找到幾篇零星的回憶文章，黃金運台的詳細過程與數量都語焉不詳。於是，吳興鏑以父親的日記為線索，利用一切業餘時間，跨海越洋，往返奔波於上海、南京、廈門、台北和洛杉磯等地，查閱檔案文獻，並尋訪當年大陸黃金運台的親曆者，終於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根據吳興鏑考證，當年被蔣介石分批運往台灣的黃金有400萬兩左右，另有與300萬兩黃金等值的銀元和外匯，加起來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這批黃金儲備為台灣地區當時的經濟穩定和後來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吳嵩慶日記》

2004年11月，“台獨”大佬李登輝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高喊“去中國化”，公然歪曲曆史，信口雌黃地說當年國民黨政權敗退時，並沒有把大批大陸黃金運抵台灣，運金船隻早在揚子江就沉了。吳興鏑聞聽此言，當即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招待會，以父親的日記為證，駁斥李登輝的荒謬言論。這件事對吳興鏑的觸動很大，他決定以自己曆年收集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檔案、台北「國史館」藏蔣介石檔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藏蔣介石日記以及家藏先父日記為史料依據，撰寫一本關於大陸黃金運台的專著。 「台獨分裂分子的謊言混淆視聽，使人頓生'時不我與'之感，要趕緊把60多年前的曆史真相找出來，還原給海峽兩岸的老百姓。」吳興鏑在追溯自己的寫作動機時，話語中明顯透出一個海外華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灘

1948年秋天，蔣介石麵對兵敗如山倒的戰局，開始計劃向台灣撤退，後撤行動是以轉移國庫黃金和故宮文物為先導的。其中，國庫黃金是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的準備金，必須秘密轉運，一旦消息外泄，勢必造成市麵恐慌，民怨沸騰。

國民政府中央銀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時分，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奉蔣介石命令，從上海外灘中央銀行地下金庫搬出庫存黃金，送上停泊在黃浦江碼頭的「海星號」海關緝私艦，在「美朋號海軍登陸艦的護送下駛往台灣。這是蔣介石首次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

這次絕密行動還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曉了。一位下榻在華懋飯店的英國記者當晚正臨窗而立，伴著黃埔江的潮聲，思索著有關中國時局的種種傳聞。他忽然看見有一隊挑夫，兩人一組，抬著沉重的箱子，從中央銀行大樓方向橫穿馬路，一步步挪向黃埔江邊的海關緝私艦。憑著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他判斷如此沉重的箱子裏麵裝滿的必定是黃金，於是大膽地發出一條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夜幕下的上海灘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英國記者的判斷正確嗎？那天夜裏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吳興鏑麵對報紙史料，頗費踟躕，遲遲未敢落筆。 「我是研究醫學的，習慣用客觀證據說話，」吳興鏑強調。慶幸的是，他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一則檔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1月29日)

謹密呈者：……茲已將黃金裝箱手續完成，計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純金貳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兩點五零陸。茲又據沉代表、丁經理通知，洽妥海關「海星」巡洋艦裝載，海軍總部「美朋」艦隨行護航，準於十二月一日午夜裝運，首途至基隆登陸，轉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

這份關鍵檔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裏正是在運送國庫黃金。首批運台黃金的準確數字是774箱，共200餘萬兩。

1949年1月2日，中央銀行再次奉命從上海向台灣運送黃金，仍然由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運送，由 “美盛”號海軍登陸艦護送。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另一則史料為吳興鏞解開了謎團：

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2月31日)

謹密呈者：……茲已向海關洽妥「海星」巡洋艦一艘，準於明晚密為辦理裝運手續。計包黃金一百五十一箱，計重純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兩；銀幣一千箱，計四百萬元。並請海軍總部派遣「美盛」艦隨同護運。 ……查該輪須於明日(元旦)夜間開始裝船，翌日(二日)清晨啟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

依據這份檔案，吳興鏑確認第二批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為151箱，計57餘萬兩；另有銀元1000箱，計400萬元。另據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記載，這批黃金在廈門鼓浪嶼暫存一個月後，全部轉運台北。

蔣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麵楚歌中的蔣介石準備辭職下野，但心裏仍念念不忘國庫剩餘的黃金。這一次，他施出了「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蔣介石密召吳興鏜的父親、時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署長的吳嵩慶，令其與中央銀行訂立一份秘密“草約”，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剩餘黃金劃撥到聯勤總部財務署，作為內戰的「特別準備金」。

麵對蔣介石的“獅子大開口”，中央銀行內部意見紛歧，深恐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將不堪設想。而蔣介石為了趕在自己下野前運出國庫黃金，特地派遣蔣經國前往上海，向中央銀行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由吳嵩慶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

《吳嵩慶日記》簡要而又準確地記載了這一過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準備金案辦理未妥，甚為焦慮。嗣想即照規定先支半數，今晨即照此方案準備，征得總司令同意，即晚赴滬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時不坐夜車，眠未穩。晨到滬，張主任來接。早點後即赴襄陽南路徐府，接洽後即驅車至央行，與俞、劉兩總裁，發行局梁、陳二局長，業務局王副局長等洽辦。下午持「草約」再至徐府，知「預支」事已得諒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訂約事告一段落，上午決定「草約」及手續，下午取來。

《吳嵩慶日記》中有關黃金撥付的記載

1月中旬，蔣介石從國庫「預支」的軍費，計99萬兩黃金、3000萬銀元和7000萬美元，分別由空中和海路運至台北和廈門。

關於運往廈門黃金的最後去向，吳興鏑在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中查到一份清單－《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得知中央銀行廈門分行將這99萬兩黃金撥給了聯勤總部財務署。 「按照父親日記的記載，這筆由蔣介石單線聯係我父親的錢，主要是用來支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西南地區、新疆和蘭州的作戰，有80餘萬兩用作了軍費，剩餘的黃金最後一並運往台灣。

背後操縱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並沒有放棄對軍政權力的控製，在住所設立多座電台，透過自己多年培植的派係勢力，實施幕後操縱。

蔣介石擔心尚未徹底掏空的中央銀行國庫會被「代總統」李宗仁控製，想先下手為強，於是主動出擊。 《蔣介石日記》中有多處記錄：

1月27日

約見林崇墉，談中央銀行現貨運廈門，聞劉攻芸有難色，殊為疑慮。

1月28日

令悔吾（郭懺悔）來見，處理上海中央銀行現款運出之指示，並決定固守江防。

《蔣介石日記》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蔣的“忠誠幹部”，時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熟知央行內幕；劉攻芸為新任中央銀行總裁，對黃金運台持反對態度；郭懺悔為聯勤總部總司令，忠實執行蔣的意圖。蔣介石試圖調動人馬，實施內外夾攻，迫使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就範。

麵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勢，劉攻芸終於支撐不住，同意向蔣介石交出國庫剩餘黃金和銀元，分批運往台灣。蔣介石派出自己的專機駕駛員衣複恩，率領從空軍抽調的七、八架飛機，執行從上海空運黃金至台北的任務。

2月8日，蔣介石派遣侍從秘書周宏濤赴上海，向劉攻芸當麵打探實情。 《蔣介石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2月8日

派宏濤赴滬，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以李（宗仁）急於奪取該行也！

2月10日

宏濤自滬回來，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台，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此心什慰。

掏空國庫

1949年5月，上海戰事正酣，中央銀行國庫還存有20萬兩黃金。蔣介石不肯善罷甘休，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

5月15日，已經轉移到舟山群島的蔣介石，再次派蔣經國返回上海，借參加黨務聯絡會議之際，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傳達旨意。湯恩伯立刻打電話要求中央銀行立即查報庫存黃金銀元數字，然後又向中央銀行下達了一紙手令：

為適應軍事，貴行現有黃金銀元，除暫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元外，其餘即務存於本部指定之安全地點，需要時繼續提用。

此致

中央銀行

湯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時分，上海外灘戒備森嚴，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的一名軍官帶著一隊士兵和六輛卡車直馳中央銀行提取黃金。中央銀行遵命將業務局、發行局、國庫局全部庫存黃金和銀元數量總清單，以及詳細箱號、重量、數目分清單呈上，並依清單逐一點交，合計交出黃金192029點743市兩，銀元146萬9000元。帶隊軍官指揮士兵直接進入金庫，將整箱整桶的黃金銀元扛出庫房，裝上卡車，迅速消失在夜幕裏。

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所在地－上海外灘

至此，大陸的黃金儲備被全部轉移到了台灣。

吳興鏑以平緩的語氣，清晰地敘述著這段隱密的曆史，每當說到關鍵之處，總不免要著重提及自己所依據的檔案史料。這位醫學教授用嚴謹的態度實踐了史學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證出來的。

[yongbing1993]

奴才獨裁戒嚴令不責主子怪紅顏








新聞：《韓國第一夫人金建希是“紅顏禍水”？韓版“武則天”？》文中說：“衝冠一怒為紅顏，總統出兵搞政變。”

尹錫悅宣布“戒嚴令”風波後，類似的打油詩盛行。但是，金建希真的是“紅顏禍水”？她在韓國政治裏的角色到底如何？

是華文世界裏的妲己，還是韓媒評價的“韓國政治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夫人”、大韓帝國明成皇後，她更接近哪個角色？可能都不是。

應該《都不是》。

《奴才獨裁戒嚴令》中的奴才，是民選的。但有主子支持。奴才沒得到主子默認，敢獨裁下《戒令嚴》嗎？反過來證明：民選的，當選後也可以獨裁下令做事的。可以，西方的民選製度：一日民主，四年獨載。和中國的，俄羅斯，朝鮮，或宗教式產生的國家如伊郎及中東一些國家中的，《獨裁者》沒有什麽特別優越的地方。全世界的各國各黨派各民族社團的《頭頭》個個都是《獨裁者》。那些《反共華人》噴出的專製獨裁，民主國家的臭味應該用清潔劑洗滌幹淨了。

《奴才》在國內可以獨裁實行《戒嚴令》，但在國際上得聽《主子》的。就是在自己的國內能獨裁實行《戒嚴令》，也必須要得到主子的允許或是默認。為什麽？因為《奴才》的國家是殖民地國家。主子有幾萬的軍人駐軍。而且有明文規定：《戒令嚴》要由聯合指揮部下達，而聯合指揮部以主子的總司令為主官。這就很明確了這次奴才玩《戒嚴令》，不可能是奴才自己想玩。更不可能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總統出兵搞政變。》還說什麽《總統出兵搞政變》？是總統了還要出兵搞政變？把自己革命下台？還不如體麵辭職下台？！這樣搞對奴才和奴才的家人有何益處？

隻有極端忠於《主子》的《奴才》，才會為《主子》作出獻身，不惜《奴才》的一切貢獻給《主子》才會甘心情願去做。

這是一盤大棋：

原因是新《主子》的一句話：二十四小時內讓《俄烏停戰》！

這是一可大話，又或是戲言。宣傳語。因為大多數人都不要戰爭。誰能《停戰》！選民們就選誰。成真。贏了！

舊《主子》不高興了。

舊《主子》的習性就是：當麵一套，背後另一套。當麵說和平交接。背後卻攪動戰爭。

以巴戰爭，新舊《主子》都讚成打下去。

而俄烏戰爭，新《主子》要24小時停戰。舊《主子》卻開放給烏軍用重型導彈及禁用地雷打俄本土。使戰爭升級。

敘利亞內戰，主子支持的一方開打後，又一戰場來了。

亞太，《奴才》因老婆家人醜聞纏身，民意很低，本人又很聽話，更是一個無腦的草包。何不拉《奴才》陪玩一下。

這個玩法，稍一不小心，就會被玩大的。

《奴才》玩這個《戒嚴令》，不是那麽容易的，這次之所以沒被玩大，在於反對黨在國會中占多數。而反對黨領袖的迅速反應快速來到國會召集國會開會作出決議，並號召民眾上街反抗以阻止。

反之，假如反對黨領袖被抓，迅速被定罪“通北“關進牢裏。就被玩大了。那麽後果就變大了。

試想想：下《戒嚴令》之前，駐韓美軍及韓軍己處“戰備“狀態。《戒嚴令》下達後，美軍，朝鮮，日本，中國等一定有所動作。隻要有某一方的某一個點上衝動一下，戰爭即可發生。亞太戰爭。

這不正是舊《主子》想要的結果。

看新《主子》如何去《停戰》？又如何享受《和平》名譽？

新《主子》之贏，舊《主子》之輸。個人恩怨，攪動世界動蕩亂劇。

新《主子》之贏，舊《主子》之輸。《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

《赦免兒子》和《赦免親家公》。這是獨裁專製還是民主？

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和“打倒獨裁政權”。

“我們將與民眾一起保護民主。”

保護民主？保護誰的民主？

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嗎？

不是“民主國家“嗎？

《反共華人》在天天狂吠的“民主國家“嗎？

從英國的幾個月內換三個頭，到美國選出的“拜登民主“？還是“川普民主“？到今天的“民主國家“韓國還不到四年，就有抗議者高《喊：不要戒嚴！打倒獨裁政權。》

《反共華人》不想說點什麽？

《民主》是方法。《民主》不是目的和結果。《民主》更不是標簽。

[yongbing1993]

毛澤東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講人






毛澤東在紅軍大學作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時，台下有人提問：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麽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澤東風趣幽默地說：你們看，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鬥爭。

西安事變後，毛澤東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複雜和混亂，隻會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麽不可以一擒一縱呢？毛澤東的話在情在理，使大家自覺接受並擁護黨中央的決策。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後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然後他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麽是“天”？他指著“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邊說邊在黑板上把“工”和“人”兩個字上下連起寫出一個“天”字，又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我看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又極其鮮明、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轉載》：毛澤東自創的《說服教育藝術》

量體裁衣

毛澤東善於根據說服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語言內容和表達方式，因人施言、對症下藥，激起教育對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他常講，“到什麽山唱什麽歌”，又強調“看菜吃飯，量體裁衣”。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後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然後他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麽是“天”？他指著“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邊說邊在黑板上把“工”和“人”兩個字上下連起寫出一個“天”字，又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我看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又極其鮮明、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寓情於理

西安事變後，毛澤東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複雜和混亂，隻會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麽不可以一擒一縱呢？毛澤東的話在情在理，使大家自覺接受並擁護黨中央的決策。

在大生產運動中，針對當時“抗大”有些從大城市來的青年抱怨說“什麽軍政大學，幹脆叫勞動大學”的思想問題，毛澤東非常誠懇地說，“抗大”在不斷擴大，學員數量成倍增加，學校配備了一些必要的勤務人員，不夠用也不能再多補充了。那麽，大家的吃、穿、用、燒，大量的服務性工作由誰承擔？如果從前線調一些戰鬥部隊回延安，來代替“抗大”的學生擔負這些日常的勞動，這樣做是增強了抗戰力量，還是減少了抗戰力量呢？我們辦“抗大”是為了抗戰，那種減少抗戰力量的事情，我們能辦還是不能辦？毛澤東的話，使這些有抱怨情緒的學員解除了思想上的問題，自覺投入到生產勞動中去鍛煉自己。

妙用比喻

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毛澤東為了堅定戰士的革命必勝信念，勉勵大家說：“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可我們這塊小石頭總有一天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為了使廣大紅軍指戰員認識到革命路線的重要性，毛澤東意味深長地給蕭克等領導幹部講了一個神話故事：有一回，八仙之一的張果老去蓬萊朝聖。他是個仙人，騎毛驢和我們不同，是倒騎的。走著走著，遇到另一個仙人呂洞賓。呂洞賓問張果老要到哪去？張果老說：“上蓬萊朝聖。”呂洞賓驚訝地問：“蓬萊在東，你騎毛驢往西，怎麽能到？”張果老反而不高興地反駁說：“我的臉是朝著東方的蓬萊啊！”以此說明革命的隊伍如果路線、政策不對，革命就不能勝利。

抗戰時期，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題寫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校訓，他曾用《西遊記》中的人物譬喻。毛澤東說：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點，麻痹、警惕性不高，敵人換個花樣就不認識了。豬八戒有許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能吃苦。孫猴子很靈活，很機動，但是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方向不堅定，三心二意……毛澤東還特別提到那匹白馬：它不圖名利，埋頭苦幹，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了回來，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

幽默詼諧

毛澤東在紅軍大學作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時，台下有人提問：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麽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澤東風趣幽默地說：你們看，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鬥爭。

1938年，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為了動員革命青年離開糧食缺乏的延安轉戰洛川，他就以“肚先生”為話題說：就有那麽一個人不同意。整天嘰裏咕嚕的，這個人是誰呀？毛澤東接著風趣地說：這個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們的肚子嘍！頓時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你們別笑了，毛澤東又接著說：不相信試試看，誰敢同這個“肚先生”較量較量？中國古代有一個道學家叫老子，他非常信這個邪。他說：“民以食為天”，我說是吃飯第一。接著，毛澤東把話轉入正題：我要講的“小事”，就是動員同誌們去洛川“就食”。把飯吃飽，解決“肚先生”問題。所謂“就食”，就是古人所說的“就糧”，也就是把人帶到積糧甚多的地方去找飯吃……今天，我們黨中央也學點古人的做法，動員同誌們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讓大家吃飽肚子，學習好，訓練好，做好抗日的準備。毛澤東語言風趣幽默，道理實實在在。在笑聲中，大家思想都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