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如何奠定新中國的家底
毛澤東：一定要打一場經濟的勝仗。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事待舉，需要解決的財經問題很多，遇到的困難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盡快實現財經統一，製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恢複工農業生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麵臨的一項十分艱巨複雜的任務。
1949年8月到10月，由於經濟發展需要，貨幣發行額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時物資又明顯不足，再次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危險，而當時一些投機資本家敵視新生的人民政權，認為新政權是土包子，隻會打仗，不懂經濟，即所謂“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是零分”，因而正借此興風起浪，妄圖打擊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奸商們的投機活動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懲治奸商，穩定市場，穩定人民的情緒，已成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看來，遇到問題和困難是不可能照搬過去的經驗或引用外國的經驗的。隻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碰到了問題，才能拿出新的觀點和辦法，一件一件事來做。
在農村和城市遇到的問題不一樣，解決辦法不一樣。
東北中等城市的財經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財經工作又不一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經驗與中國的經驗也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國前後與私營工商業在市場物價方麵的鬥爭，幾經反複，鬥爭激烈，才穩定下來。
這場鬥爭，是關係人民幣的信用，關係城市上億人民的生活，關係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誰勝誰負的鬥爭，經過四波三穩四次較大的鬥爭，穩定物價才打下了基礎。最初，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都意識到必須同先穩住上海，才能進一步穩住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經濟決戰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場上的銀元鬥爭，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黃金、美鈔、銀元不許自由買賣，不許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價風潮，當時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意識到上海的漲價風潮不能抑製主要是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當時中財委組織糧食調度，到1950年底，國家掌握的糧食最高達17億斤，夠一年半的周轉，在米價風漲時，國家做統一拋售，打垮了大投機商，而對於紗布，一方麵是組織從全國統購，另一方麵用經濟手段迫使資本家拋售囤積的紗布，即在資本家大量用資金囤積紗布時，用稅收、公債、工人工資等來迫使資本家急需資金，而又不許國營企業和銀行向他們貸款，這樣資本家隻有出售手中的紗布，並且隻有以低價出售。
新中國建立初克服經濟困難除了平息漲價風潮，穩定工商業以外，毛澤東、中共中央還考慮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國麵臨的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其首要的一項手段就是統一全國的財政經濟管理。當時已解放的老解放區雖已連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統一以外，財經管理工作完全處於分散狀態，各有貨幣，各管收支，解放區之間隻能做到少數軍用品和少數物資可以調撥，遠遠未能達到全國財經工作的統
一，這不能適應全國統一政治局麵的需要。
統一財經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項重要的財政經濟方針。《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指出：“過去國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和依靠增發通貨，現在則公糧和稅收大多尚由各區、省、市、縣人民政府管理，此種財經上的不統一和收支機關之間的脫節現象，如果任其繼續下去，則勢必額外增加通貨的發行。”
這次統一財經工作的範圍很廣，基本內容有三項：第一，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第二，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第三，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統一全國財政收支，重點又是統一收支，保證中央財政的需要。
財政收入即公糧、稅收及庫存物資的全部，公營企業的利潤和折舊的一部分，統歸國庫，沒有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門不得動支，所有庫存物資，由中財委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減少財政支出，指定人民銀行代理國庫，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一律存入銀行，不得存入私人行莊。
支出方麵：軍隊的供給統一於解放軍的後勤部，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則按照規定的編製和供給標準供給；統一重要物資調撥，當時，上海無大米，無棉花，同時因為生產沒有恢複，運往外地的工業品不多，又無運力把米和棉花運進來，因而，毛澤東和黨中央做出決策：為了穩定上海，占領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實行全國重要物資的統一調撥，以做到互通有無。
在統一財經的過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影響深遠的問題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一方麵，統一財經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當時收支嚴重脫節，公糧和稅收大半在地方手裏，近水樓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萬人裏500萬軍隊是要“吃皇糧”，由中央支出的。發在下麵，支在上麵，中央存在嚴重的虧空。同時要進行建設，在經濟底子薄的新中國是需要集中一些經濟力量、財政力量，才能辦成一些大事的，這就同以前毛澤東軍事上講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麵財經統一以後，地方積極性和企業的積極性可能被消磨，難以調動地方、部門、單位的責任心、主動性和創造性。全國財政實行統一管理之後，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財力和財政，在財政收入上，公糧附加和地方稅收，仍歸地方支配，國家工廠的一部分劃歸地方管轄，此外，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國，但是這畢竟是有限的，地方要麽認為權力受限，要麽增長了對中央的依賴思想，總的說來有以下幾點：
財經的統一給地方帶來了困難與不利，限製了地方積極性；統一財經後，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過多了，如國際貿易工作，並沒有區別全國性比重較大的業務與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統一由全國的各個專業公司實行垂直的領導，這樣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特別是在土特產的產銷上，限製了地方“因地製宜”的作用；屬於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業，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礦業、鐵路、銀行、國營貿易公司等等，與地方關係不清，在對這些企業單位的領導管理工作中，沒有明確決定哪些職權是屬於中央的，哪些職權是屬於地方的，使得地方當局難於處理本地區與中央直屬企業的關係。?
黃克誠當時就給毛澤東和中財委寫信，批評了中南地區出現的隨意上收企業，限製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提出了應發揮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
對此，毛澤東十分重視，當即下令中財委解決，同時他更從戰略上提出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要求把獨立性和統一性結合起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這個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整。當時，政務院就通過了中財委提出的《關於1951年度財政收支係統劃分的決定》、《國營工業生產建設的決定》和《劃分中央和地方在財政經濟工作上管理職權的決定》等幾個文件，提出在繼續保持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統一領導、統一計劃和統一管理的原則下，把一部分適宜於地方政府管理的職權交給地方政府。?
這幾個文件具體說來主要明確了地方的部分財政權力，其一，把一部分國營企業或一部分財經業務劃給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財委直接管理的企業單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當局領導，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產為中心，以業務為中心，必須防止政治工作與生產和業務遊離的現象。毛澤東還指出，在統一財政支出時，除了具體的政策辦法以外，還要注重講道理和工作方法，應向各地講清楚統一與分散的利害得失，說明革命者的責任要服從全局，當然也要保證地方的開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實行按比例提成的辦法，預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積抵觸。?
毛澤東還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地方以大局為重，中央也對地方的情況予以照顧。解決各地區的問題要從全局出發，各個地區的解放，有先有後，情況也各不相同。解決各地區的財經問題，必須從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區別對待。?
比如，東北地區工業基礎比較大，恢複生產的條件比較好，在經濟建設上先行一步，對全國經濟的恢複有好處，同時，為保證這個地區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應當允許東北地區單獨使用一種貨幣，即東北幣繼續在東北地區流通使用，以山海關為界，與人民幣保持合理的比價，這樣，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即可不受關內物價波動的影響，能正常進行。東北地區則以重要物資支援關內，向全國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餘糧、鋼、枕木等。?
同時，地方與地方之間則互通有無，大宗物資的調撥經中財委，小宗物資的交換，各地區相互協商處理。?
1950年4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講話指出：過去的六個月我們在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方麵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績，我們的財政方針是正確的，我們國家的財政情況開始好轉，這是很好的現象。他還指出全國財經工作統一的勝利，其意義不亞於淮海戰役。並且讚美陳雲，可稱之為能。在這裏，他是借用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裏敘述劉奮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龐，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來讚揚陳雲的理財之道。?
6月6日在七屆三中全會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麵報告，毛澤東再次明確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幾個月內實現全國範圍的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爭取了財政收支平衡，製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並進一步指出要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
從1950年3月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下決心統一了貨幣，統一了財政，統一了物資調撥。這樣，中財委即可對各項問題作出統一的規定，統一計劃和管理，比如稅種、稅目、稅率，國營工業的生產計劃，原料來源，產品推銷；外銷物資，外匯使用；內地物資的調撥；物價管理，鐵路、輪船的合理使用；郵電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陸續作出了統一規定。之後，國家財政收入急劇增加，支出相對減少，而且國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庫，整頓財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財政收支出現了接近平衡的局麵，這也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全國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協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
新聞《特朗普以“戴罪之身”贏得大選 所有起訴將被擱置》：一年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麵臨4次潛在的刑事審判、涉及91項指控和麵臨數十年的監禁。特朗普將他的辯護押注在贏回白宮上，如今這一策略隨著他在政治上的勝利而奏效。
美國《國會山報》11月5日報道，在“決策台總部”（Decision Desk HQ）周三淩晨宣布特朗普擊敗哈裏斯後，預計將會停止這些案件的審理。 預計他將成為首位登上國家最高職位的重罪犯。
據報道，由於即將控製司法部，特朗普可以停止聯邦刑事案件的審理。至於他在各州的案件，特朗普的律師預計會要求法官將他在佐治亞州和紐約州的起訴暫時擱置。
特朗普早就暗示，他計劃在重新入主白宮後立即解散特別顧問傑克·史密斯的辦公室。
特朗普上個月告訴保守派電台主持人休·休伊特：“這太簡單了。我會在兩秒鍾內解雇他。”
這將有效結束針對特朗普的兩起聯邦案件。
特朗普以“戴罪之身”贏得大選 所有起訴將被擱置
在第一起案件中，他被指控密謀顛覆2020年大選結果。在佛羅裏達州的第二起案件中，他麵臨著卸任後不當處理機密文件以及妨礙政府取回這些文件的相關指控。
特朗普還可以讓他的司法部直接放棄當前正在進行的、旨在重啟機密文件案件的上訴。一名聯邦法官曾以認定史密斯的任命違憲為由駁回了該案件。
特朗普在州一級的刑事案件不由司法部起訴，這限製了他對這些案件後續進展的掌控力。
他不能直接解雇曼哈頓地區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 (Alvin Bragg) (民主黨)，後者判定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非法隱瞞封口費，犯有34項偽造商業記錄罪；他也不能直接解雇富爾頓縣地區檢察官法尼·威利斯 (Fani Willis) (民主黨)，後者正在就2020年大選期間的敲詐勒索罪起訴特朗普。
不過，他的律師早就表示，如果選舉勝利，將把任何起訴推遲到他任期結束——2029年。
“薩多先生，如果您的當事人在2024年贏得大選，那麽他還會在2025年被審判嗎？”佐治亞州法官斯科特·邁克菲 (Scott McAfee)在去年12月的一次聽證會上問道。
特朗普的律師史蒂夫·薩多回答：“我認為，答案是，根據至高條款和他作為美國總統的職責，這場審判在他離任後才會進行。”
新聞《本質上還是一場生意 特朗普當選 馬斯克收獲幾何？》：在分析人士看來，馬斯克轉而支持特朗普，是為了對衝風險和收獲更寬鬆的環境，助力其產業創新，本質仍是生意。在這一場選舉中，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成為最活躍的擁躉，通過各種手段為特朗普搖旗呐喊。或受上述消息影響，被視作“特朗普概念股”的特斯拉（TSLA）盤前上漲12.57%，報價283.04美元/股。
新聞《78歲特朗普再當選美國總統 這些健康問題值得關注》：今年78歲5個月的特朗普，繼拜登後，成為迄今為止最年長的總統。他就任四年後，年齡將達到82歲，與即將退出美國政壇的現總統拜登同齡。而高齡是拜登退休的主要原因，現在，特朗普將麵臨這一年齡的挑戰！
新聞《馬斯克發火箭衝天照慶祝川普勝出：未來是美好的》：本次大選力挺川普的億萬富豪馬斯克（Elon Musk）也在社群網路頻頻發文，秀出火箭衝天照慶祝川普重返白宮，興奮寫下「未來是美好的（The future is gonna be fantastic）」。
新聞《美2024大選競選費用逾159億，創史上新高》：美國2024年大選成為史上最昂貴的選舉，捐款總額達159億美元。法新社報導，追蹤美國政壇經費的非營利組織「公開秘密」（OpenSecrets）指出，2024年的選舉支出含國會競選在內，預計達159億美元，不僅超越2020年的151億美元，更是2016年65億美元的兩倍多。
轉載《特朗普：上帝繞我一命是有原因的！我們將拯救美國》
美國媒體預測特朗普在2024年的美國大選中獲勝，特朗普當地時間11月6日淩晨在佛州競選總部發表了勝選演講。
特朗普感謝了支持者，並宣布勝選。
特朗普還對支持者說：“很多人告訴我，上帝饒了我一命是有原因的。這個理由是為了拯救我們的國家，恢複美國的偉大榮光。現在，我們將共同完成這一使命。”
他補充道：“擺在我們麵前的任務並不容易，但我會把我靈魂中的每一分精力、精神和鬥誌都投入到你們托付給我的工作中。”
在2024年競選總統時，特朗普曾在7月份遭遇槍擊，他當時耳朵被子彈擊中，臉上血跡斑斑。分析認為，這次槍擊案以及特朗普中槍後的英勇表現為他贏得了不少選民的支持。馬斯克就是在槍擊案發生後立即宣布支持特朗普。
《將拯救美國》？！
《美國》怎麽啦？
《美國》需要拯救？
《美國》亡了？或是《美國》即將要亡了？需要拯救？
特朗普上台之前的《美國》不是信上帝了？
誰能拯救《美國》？
特朗普能拯救《美國》？
還是上帝能拯救《美國》？
還是中國能拯救《美國》？
試目以待：特朗普是如何拯救《美國》的。
毛澤東等進北京城以後，中國共產黨人麵對的是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爛攤子，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經濟崩潰、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囤積居奇，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擊，組建了中財委，統一處理全國經濟問題。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國各地區先後發生四次大規模的物價上漲，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為此進行了曆時一年的穩定物價的鬥爭，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經濟戰線上的一次重大戰役。這場戰役的勝利，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延續10餘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的混亂狀態，建立起物價穩定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為迅速恢複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1949年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的一年，同時又是解放區財政經濟困難的一年。由於帝國主義長期侵略和掠奪，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加上長期戰爭的破壞，到了1949年，財政枯竭，投機倒把猖獗，城鄉交通阻隔，原材料匱乏，產品滯銷，工人失業，正常經濟活動受到嚴重破壞，並出現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麵。1949年，全國已解放的地區出現四次大的物價波動。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已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1949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區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雖然我們的困難要小得多，但是確實有困難，這主要是物資和兵員不足供應戰爭的需要，通貨膨脹已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而當時財政工作主要是由華北財委來負責的，華北財委是在統一了華北、華東、西北、中原幾地的財經工作基礎上建立的，它在協調和組織幾個區的財經工作中仍存在著實際的困難。許多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黨中央因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建立中財委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的文件，由劉少奇起草，毛澤東審定，這個大綱指出了中財委的目的是“為了供給目前人民革命戰爭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並使各地方的財政經濟機構和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建立正確的關係”。《大綱》還要求：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並陸續建立若幹中央財政經濟部門，作好目前中央的財政經濟機構，這些機構，在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前的幾個月內，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命令建立之，並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委托，計劃並領導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中央各財政經濟部門在財政經濟計劃方麵應服從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議，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應加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為委員；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應陸續設立中央計劃局、中央財經人事局、中央技術管理局、私營企業中央事務局、合作事業中央管理局、外資企業中央事務局等工作機構，此外，以現在華北人民政府各財經部門為基礎，應即陸續建立中央財政處、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中央商業處、交通處、燃料處、金屬處、紡織處、工業處、農業處、林業處、水利處和中央鐵道部等各中央財政經濟部門在東北、西北、華中、華東等區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應建立財政委員會及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若幹財政經濟部門，並在中央與上級財政經濟機關的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這就確定了中財委作為黨在經濟戰線的統一領導機構的地位。新中國建立後，它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當時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誰來領導中財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陳雲。陳雲曾主持過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財經辦事處，後來領導東北財經委員會，工作十分出色，穩定了東北經濟形勢。因此在新中國建立初急需懂經濟的人才的時候，自然陳雲就被任命為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新中國的財經工作。在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確定大政方針的情況下，中財委作為黨中央的財經參謀部和具體作戰的指揮機構，在陳雲的領導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財委成立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上海會議，研究部署以穩定金融物價為中心的經濟工作。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事待舉，需要解決的財經問題很多，遇到的困難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盡快實現財經統一，製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恢複工農業生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麵臨的一項十分艱巨複雜的任務。
1949年8月到10月，由於經濟發展需要，貨幣發行額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時物資又明顯不足，再次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危險，而當時一些投機資本家敵視新生的人民政權，認為新政權是土包子，隻會打仗，不懂經濟，即所謂“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是零分”，因而正借此興風起浪，妄圖打擊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奸商們的投機活動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懲治奸商，穩定市場，穩定人民的情緒，已成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看來，遇到問題和困難是不可能照搬過去的經驗或引用外國的經驗的。隻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碰到了問題，才能拿出新的觀點和辦法，一件一件事來做。在農村和城市遇到的問題不一樣，解決辦法不一樣。東北中等城市的財經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財經工作又不一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經驗與中國的經驗也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國前後與私營工商業在市場物價方麵的鬥爭，幾經反複，鬥爭激烈，才穩定下來。
這場鬥爭，是關係人民幣的信用，關係城市上億人民的生活，關係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誰勝誰負的鬥爭，經過四波三穩四次較大的鬥爭，穩定物價才打下了基礎。最初，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都意識到必須同先穩住上海，才能進一步穩住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經濟決戰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場上的銀元鬥爭，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黃金、美鈔、銀元不許自由買賣，不許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價風潮，當時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意識到上海的漲價風潮不能抑製主要是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當時中財委組織糧食調度，到1950年底，國家掌握的糧食最高達17億斤，夠一年半的周轉，在米價風漲時，國家做統一拋售，打垮了大投機商，而對於紗布，一方麵是組織從全國統購，另一方麵用經濟手段迫使資本家拋售囤積的紗布，即在資本家大量用資金囤積紗布時，用稅收、公債、工人工資等來迫使資本家急需資金，而又不許國營企業和銀行向他們貸款，這樣資本家隻有出售手中的紗布，並且隻有以低價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