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何種民主方法治國是各國自理

用何種民主方法治國是各國自理

 

 

 

毛澤東共產黨從來沒有否定過西方民主。毛澤東從創建紅軍開始就同許多留學西方國家的各方人才交流學習。延安時期還與美國加拿大的洋人共產黨人做朋友，從中了解西方民主並學習其中有益於中國的方法。毛澤東共產黨隻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入侵別國。而從沒有說要反對資產階級的西方民主。稍有一點腦子的人都會懂得《民主》是一個方法，各國領導人想用何種民主的方法治理國家，是各國自己領導人的事，別國或個人能反對得了嗎？或者說別國或個人能送一個《民主》給別國用嗎？《民主》不是皇冠可以送人或為人爭取的。

西方民主也不存在什麽“普世價值”。認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者認為，西方民主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怎麽能否定呢？但是，共產黨也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人類共有的，沒有誰可以獨自占有的。更不可當禮物送人。

西方民主講人權，東方民主不也講人權。進而提出，誰否定“普世價值”，誰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對立麵。這種觀點容易引起思想混亂，頗有澄清的必要。澄清關於“普世價值”的是與非，需要分清三個層麵的問題：一些西方國家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西方國家在對內對外實踐中是怎樣推行其“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國家？

西方宣揚和推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

西方民主宣揚“普世價值”，實質是推銷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但東方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價值觀。“前者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後者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東方民主主張獨立自主，不幹涉他國內政，不向外國傳播意識形態，而美國堅持通過施壓和激勵來實現價值觀的普適性，也就是要幹涉別國的內政。”

而西方民主如美國政府及總統如是要：“中國不可能永遠抵製西方民主變革的力量。終有一天，它會走上東歐和蘇聯共產黨政權的道路，美國必須盡其所能，鼓勵這一進程。”克林頓上台後，把擴展民主確定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1993年9月，他在聯合國大會上宣稱，美國的目標是“擴展和加強世界市場民主國家體係”和“擴大生活在自由體製下國家的數量”，實現“繁榮的民主世界”。可見，美國毫不掩飾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推向世界、推向中國。

通過推行西方民主價值觀演變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國家，是西方國家一貫的政治原則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試圖用西方價值觀重塑世界麵貌。老布什認為美國有能力重塑世界麵貌。小布什毫不猶豫地打起美國價值觀旗幟，實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議程所規定的是非西方社會極其迅速的演變”。

基辛格的《論中國》一書的最後部分寫道：“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響的美國政要和思想家，他對美國通過推行西方價值觀來“重塑世界麵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特別是力促中國重蹈蘇聯東歐覆轍直言不諱的論述，對中國一些不明事實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來說，是一支“清醒劑”。

西方民主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是其和平演變策略的重要一環。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作為價值觀，本是人類社會所共同追求的目標，怎麽會成為西方國家用來“重塑”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的工具呢？這就需要進一步弄清楚西方價值觀的經濟社會製度基礎。

西方民主價值觀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認為隻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的實現。它把資本主義看作人類社會最美好的製度，把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宣揚為“普世價值”。盡管東方民主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自己的追求和價值原則，但西方並不認同。

因為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發展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國有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與西方的個人主義相區別。總之，中國積極借鑒西方之長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這些與西方所宣揚的“普世價值”是相左的。

西方民主國家極力向中國推行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否定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這當然要受到中國的抵製。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質與真相，隻從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麵出發，認同和宣揚西方民主“普世價值”。這些人應該清醒了。

西方國家是怎樣實踐其“普世價值”的？

從西方國家的國內實踐看，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口號長期被踐踏。一些西方國家長期存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勞資對立、貧富分化、人權無保障等背離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嚴重社會問題。

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聲稱“人人生而平等”，但實際上這隻適用於男性富人，不包括婦女、窮人、黑人，富人還可擁有黑奴。美國曾長期存在種族隔離製度，踐踏人權。

直到1965年，才允許黑人享受與白人一樣的民權。西方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製度，存在貧富分化與對立。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國民主的實質就是“1%所有，1%統治，1%享用”。前幾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顯示的正是99%與1%的對立。上述種種，正是對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莫大諷刺。

從西方國家的國際實踐看，“普世價值”幌子下掩蓋的是侵略、掠奪和災難。

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西方國家是怎樣對待中國的。從19世紀初起，西方列強先是非法向中國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繼而以炮艦入侵中國，殺害中國軍民，並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啟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

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跌入苦難的深淵。

1840年以後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強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

這就是西方國家送給中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

曆史上是這樣，現在又如何呢？

西方在一些國家操縱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頭政治”，導致相關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混亂、難民流離、經濟衰退。

一些國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裝入侵，遭受戰亂、殺戮、災難，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在事實麵前，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不認同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

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各國？

從總體上說，作為一定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沒有對一切社會製度的普適性。

世界上有無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被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這需要探究。比如聯合國所規定、由各國簽字認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準則，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不應簡單否定。

西方國家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以按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具有普適性的價值原則。而實行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遵循的普適性價值。

但是，這些都是一定時期、一定範圍或一定社會製度內的普適性價值，而不是適用於一切時期和一切社會製度的普世價值。

不同社會經濟製度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例如，奴隸製度和農奴製度在今人看來是不公平、不正義、不道德的，但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卻是維護這種製度的。

西方國家所宣揚的“普世價值”名不副實。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作為反對封建製度的價值觀是進步的，但它是以私有製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資本與勞動力的等價交換，表麵看來是自由、平等的，但這種自由、平等是表麵的、虛偽的。一旦從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勞動力的出賣者成了雇傭勞動者。“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在資產階級及其學者看來，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勞動創造工資。因此，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天經地義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價值標準。

而馬克思批判了這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製度辯護的“三位一體公式”。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隻在於占有這種無償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製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資本主義“現存社會製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國家內部的許多人士也不認可西方價值觀具有普適性。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曆史時期會有不同價值觀，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認同、不接受西方向中國推行的“普世價值”。

其實，西方不少學者和社會人士也對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提出了質疑和異議。

中國熱衷於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應讀幾本西方學者的相關著作，如英國的特裏·伊格爾頓的《馬克思為什麽是對的》，英國的查理德·波斯納針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失敗》，日本的神穀秀樹的《貪婪的資本主義·華爾街的自我毀滅》，等等。

美國的查爾斯·德伯寫過《馬克思的預言：危機的世界》一書，作者在中譯本中對中國讀者說：“世人對馬克思的著作再度興起興趣。美國大學中的教授和學生也再次開始展露對馬克思更濃厚的興趣。民調顯示美國的年輕人如今對‘資本主義’有負麵印象，而一半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有正麵印象。”可見，西方國家的所謂“普世價值”，連其國內不少大學師生和一般年輕人也不認同其普適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實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製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中國必須堅持自己的價值標準，不能搞西方化。中國社會主義也講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平等是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消滅階級剝削和對立、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

社會主義的自由，是馬克思所講的擺脫了階級剝削與壓迫的以“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為原則的自由；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是民主集中製下的人民民主。等等。總之，社會主義有自己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價值原則，雖然在字麵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內涵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凝心聚力實現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

[yongbing1993]

《講理》？《罵》？要看是誰？







《講理》？《罵》？要看是誰？

《講理》是跟同誌、朋友、親人。

《罵》是跟敵人，跟反共產黨反毛澤東分子，跟走資派，跟新老右派，跟牛鬼蛇神，跟磚家叫獸，跟馬戶又鳥。因為這些首先罵人的。

而《講理》要跟工人、農民、一切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

《講理》如果是跟資本家？跟地主？跟一切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跟帝國主義？跟封建主義？跟資本主義？當白癡罵毛澤東時講理還管用嗎？

應該跟信仰馬列毛主義者講理才能行。除外跟誰講理？結果就是一定會被《罵》，被反對。為什麽會是這樣？當白癡罵毛澤東時講理還管用嗎？

階級立場不同！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主席又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迫不及待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就是為了忽悠工人農民不要搞階級鬥爭，隻準走資派搞階級鬥爭。

毛澤東、鄧小平二人不懂階級鬥爭嗎？都懂！而且都很懂，還很會搞。

但，毛澤東講出來想告訴誰？顯然不是他自己，是告訴工人農民們。

鄧小平說沒有階級鬥爭了，是事實嗎？想忽悠誰？顯然是工人農民。

走資派和右派反對《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為是毛澤東抓階級鬥爭搞亂了中國。真的是這樣麽？到底是誰搞亂了中國，是毛澤東抓階級鬥爭還是走資派在中國全麵推行資本主義製度？

沒錯，毛澤東時代的確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對資產階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那時候中國並沒有亂，城鄉社會秩序良好。就是被走資派定性為“浩劫”的文革十年，中國也沒有出現動亂。

曆經文革的人好多還都健在，大家有目共睹。那時候城鄉都有民兵組織，民兵們手裏都有槍支和彈藥，除了個別城市偶爾發生幾起敵對分子煽動引發的武鬥外，全國城鄉都很穩定。假如現在民間依然有那麽多的槍支彈藥，大規模的武裝暴亂不知道會發生多少次，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為什麽呢？因為毛澤東時代社會秩序良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基本平等，幹部沒有特權，幹部家庭也不是特別富有，普通老百姓對“走資派”並沒有仇恨，有些善良的農民甚至與他們成了朋友。

而現在當官的貪腐嚴重，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新貴族，很多老百姓對他們都恨之入骨，如果他們手裏有那麽多槍支彈藥，不鬧事才怪。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

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為什麽有些人一提階級鬥爭就會跳出來罵，是因為這些人大多數都是既得利益者，是新權貴。

走資派唯恐天下不亂，授予所有的幹部一種特權——帶頭先富。怎麽先富？瓜分國有資產和集體財產，近水樓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幾乎凡是有點權力的幹部都有了生財之道。就連他們的親友也搭上了發財的順風車，高額貸款做生意、上項目。幾年下來，原本和平民階層處在一個經濟水平線上的幹部，全都風光起來，買豪華轎車、買高檔住宅、包情人、養二奶。

為了撈取更多的錢，他們買官賣官、行賄受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了共產黨人的影子。

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的論述沒有錯，以抓階級鬥爭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是他的英明決策。事實上，這正是走資派對毛澤東恨之入骨之處。

走資派表麵上反對階級鬥爭，而事實上他們曆來十分重視階級鬥爭。改革開放後，他們一麵以“階級鬥爭熄滅論”的理論迷惑中國百姓。

一麵以發家致富為誘餌，讓老百姓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而犧牲自己未來應有的權力。同時走資派還逐步在黨、政、軍及上層建築諸多領域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安插親信保皇派，把那些代表人民利益，主張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人才邊緣化、趕下台。

這是一種什麽現象？明明白白就是一場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拚殺的階級鬥爭，雖然看不見硝煙和刀光劍影，那衝天的殺氣卻是震驚全世界。不過這場鬥爭，毛澤東陣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失敗了，因為他們失去了領導權，喪失了話語權，已經成了走資派肆意攻擊的對象。

毛澤東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製方麵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盡管走資派把他們的資本主義複辟美化成“特色社會主義”，其實隻不過是給資本主義貼上了一個好看的商標，骨子裏還是資本主義。

走資派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搞亂了中國，把文革稱作“十年浩劫”，可是那十年老百姓過的卻是衣食無憂幸福快樂的日子，家庭和睦、尊老愛幼、助人為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與人之間沒有爾虞我詐、巧取豪奪。

再看看現在，走資派們說中國富了，中國老百姓都過上了小康的日子，這純粹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哪些人富了？普通的工人、農民有多少人成為小康人家？更多的老百姓過的卻是拋家舍業、妻離子散、家庭破碎的淒涼日子。

醜惡的資本主義製度泯滅人性喪失道德，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已經沒有別的。為了錢什麽罪惡的事情都幹得出來，不孝子孫越來越多，夫妻反目殺人碎屍屢見不鮮，離婚如同兒戲，男女私通備受吹捧。特別是一些官員，不僅幾個幾十個包養情人，而且為他們提供大量金錢肆意揮霍。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越來越多。

毛澤東時代，不必擔心被富二代的飛車撞死。不必擔心住在家裏或走在路上被豆腐渣建築砸死。不必擔心有毒酒、毒米、毒菜、毒家具、毒飲料、毒藥、毒棉花、毒牛奶、毒肉把你毒死。

不必擔心私企工廠排放的有毒物質造成空氣汙染，讓你患上某些不治之症。不必擔心有黑社會暴徒來打你、殺你。不必擔心有強盜半夜光顧你家，撬開門窗進屋宰了你。不必擔心有砍手黨、敲頭黨、飛車黨、碰瓷黨突然襲擊你，把你弄成殘疾。不必擔心你的孩子會在上學路上一去不回。不必擔心你的女性親友半夜出門會被強暴殺害。

毛澤東時代不會因為沒錢上學去自殺，不會因為沒錢買房去跳樓，不會因為父母包辦婚姻而和戀人殉情，不會因為巨大的生活壓力讓你無路可走而自殺，不會因為籌措不到孩子上大學的巨額學費而去賣腎。

毛澤東時代是真正的為老百姓謀福利的時代，那個時代沒有貪官汙吏撈錢，沒有黃、賭、毒泛濫，沒有黑社會勢力橫行。因為毛澤東抓了階級鬥爭，資產階級複辟不能得逞，人民的權力沒有喪失，所以老百姓才能過上無憂無慮幸福快樂的好日子。

盡管走資派編造了許多冠冕堂皇的理論文章大肆宣傳，但是誰都知道那是狐狸唱曲給樹上銜著肉的烏鴉聽。烏鴉被唱暈了頭，一張嘴肉掉了下去，狐狸得到了一頓美餐。

中國的老百姓被走資派右派們忽悠暈了，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特色社會主義”，結果工人農民們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失去了家庭幸福，失去了無憂無慮的生活，留給工人農民們以至他們的子孫後代的是沒有窮盡的困苦和憂傷。

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改革開放時期的特色階級鬥爭。之所以冠之以“特色”，是因為這場鬥爭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吃著共產黨的飯，砸著共產黨的鍋”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說過：“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毛主席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汙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抗大成立1937年，前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後來改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稱為“抗大”。作為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建立的一所大學，主要對標國民黨的黃埔軍校，來培養我黨的軍事和政治人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對中國發起全麵進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生死存亡之際，無數有誌青年放棄城市裏的舒適生活，懷揣堅定信念，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

延安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革命青年們沒有退縮。他們服從組織的安排和領導，跟著部隊住在艱苦的涵洞裏，與大家吃著簡單的食物，一邊參加生產勞動的同時，一邊在抗大裏麵進行學習和培訓。這些青年裏麵，還有大批是其他學校的學生。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喪心病狂的日寇在中國境內進行大肆轟炸。國內許多學校受到波及，如今著名的高校都在這時期進行過遷移，搬到大後方避難。比如清華北大就有一部分搬到了雲南，建立起西南聯大，浙大搬到了貴州湄潭。也有相當一部分大學搬到了陝西，他們在這裏建立了西北聯大，重新開展教學，其中，有部分學生加入“抗大”。當時許多來延安的青年，都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

但抗大的教育條件簡陋，不僅沒有寬廣的教室，也沒有合適的黑板，更別說標配的課桌木凳和粉筆了。不過即便是一無所有，他們沒有條件也會創造條件。眾人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沒有教室，他們就把簡陋的窯洞重新修整，規劃為“教室”沒有黑板，他們就用木炭灰把牆壁塗黑成了“黑板”沒有課桌板凳，他們就自己砍來木頭，將小板凳改造成“標配聽課椅”……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抗大”的教育成果意外地豐碩!

從1937年到1945年，抗大及其分校為我黨培育了近20多萬名優秀的黨政軍管理幹部，有效地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撐。剛來時，他們既有稚氣未脫、懷揣革命理念的青年學生%3B又有身經百戰，在戰場上經過艱苦考驗的軍人和戰士。他們為了理想齊聚一堂，學成以後，為了人民和新中國的事業添磚加瓦。抗大的成果，不出意外地引來了國民黨的忌恨。

在蔣介石的安排下，反動派往各城市發放報紙或者通告，試圖在輿論上對抗大進行抹黑和攻擊。對此，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演講會上，發表《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極大地鼓勵了延安的學生和老師們。

194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秘密來到延安。對於培養了大量人才的抗大，蔣介石可謂是恨之入骨卻又慕名已久，但他怎麽也沒想到，抗大的教學環境會如此簡陋。他在“教室”裏沒有看到一個正常的黑板和課桌板凳。

蔣介石心中百感交集，他對旁邊的人說道：“你們也都看見了，論設施，黃埔軍校比這裏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但真論起打仗，反倒差了不知多少倍，我想聽聽你們的高見，陪同人員聽問話，全都陷入了沉默。其實，蔣介石看到的，也不過是抗大的冰山一角罷了，這裏最重要的革命精神，他是看不到的。

對於抗大人的精神，毛主席十分讚揚，他曾說過：“你們是石器時代的人，但學的是最進步的科學。”敵人越是反對，越說明我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yongbing1993]

中國工人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







佩服陽和平的父母，那時不但全國的優秀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連遠在美國的也不例外。一個真正的紅二代：美國人陽和平。

用他弟弟陽建平的話說，就算有兩隻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隻是貧下中農，哪隻是富農”。陽和平卻認為自己的階級對立法放在當下再適合不過了：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裏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著財富和資源。

中國農場裏的童年。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裏灌下一碗酸辣湯後，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隻是左右的方式更為不同。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裏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裏結婚。Erwin Engst是個地道的美國農民，為了來到中國，把老家的三十多頭奶牛都賣了。當地的同誌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之後的歲月裏，他們成為中國奶牛品質改良和農機革新方麵的專家。六十多年，寒春、陽早一直在“為中國人民養奶牛”。

最初，他們在陝北的三邊牧場工作了四年。直到現在，陽和平還是懷念那兒的鍋盔：“一張大號的發麵餅，放在鐵鍋裏烤得兩麵都脆，掰成七八塊，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裏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醉。和很多中國男孩一樣，陽和平愛玩火，有次點著了農場的柴火垛，差點釀成大火災。父親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掄圓胳膊打他屁股。

在這裏，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聖誕節。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果和玩具的小鬆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胡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裏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裏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裏會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裏的聖誕節，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聖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麵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

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麽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麽？

50多年過去了，陽和平還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憑什麽剝奪我打架的權利？為什麽就我必須好好學習？”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時，寒春帶著他去城裏送奶。很快，馬路被堵住了，圍觀的人們像看動物一樣看著他們，警察來了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陽和平很難受，母親安慰他：“他們沒有敵意的，隻是好奇。”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麽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了北京做文職工作。後來他們主動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繼續養牛。“文革”開始後，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準，找區裏、市裏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幹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這不算歧視--美國種族主義對黑人那才叫歧視。”他想了好一陣才說，“是提防，沒把我當自己人。”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著眼指著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麽？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一支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係。這一年春天，陽和平的舅舅、美國記者韓丁受周恩來總理邀請來中國訪問。韓丁之前也曾訪問過中國，並把自己的女兒卡瑪留在中國。那年秋天，卡瑪跟著父親韓丁回到美國。打那時起，陽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國來信，“當時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寫的，信裏新奇陌生的故鄉，開始誘惑他。他開始努力學英語。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爸媽沒有阻攔我，他倆認為18歲之後，孩子就不用管了，隨我去。”

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裏，自己穿著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注意他。他留著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裏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煉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他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雇。他問老板：“是我幹得不夠好麽？”老板解釋：“跟你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麽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雇'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過去的中國，工人可以當家做主，管理工廠，可以批評幹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國工廠，我在這打工就是掙錢，一天辛苦勞動掙一天辛苦錢，我不會耍滑頭，也服從管理。”陽和平這樣描述在中美當工人的區別。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複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著父親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曆，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家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淩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吃冰激淩，”陽和平捂著臉笑，“美國的冰激淩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著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苟言笑的父親，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曆。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麽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七年讀完大學，花了九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曆，“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後，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板隻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隻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隻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

[yongbing1993]

毛澤東最大功績是重塑了中國人









毛澤東的最大功績是重塑了中國人，把幾百年來趴在地下，在外族的統治下麻木不仁的民族喚醒，融合成了一個有著一個統一國家意誌的國族！中華民族的形成，開始與日寇侵華，國共內戰，韓戰，以及文化大革命。戰爭是一個真正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美國國族認同也是在南北內戰，一二次世界大戰中逐漸形成的！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但是”文化大革命“，從靈魂深處，打碎了千百年來套在中國人身上的各種束縛，鎖鏈！這個影響極其深遠！”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老右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的資本家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先富的土豪劣紳村霸惡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牛鬼蛇神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磚家叫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馬戶又鳥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漢奸洋奴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洋賣辦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的吹鼓手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當然，最最主要的是《走資派》。

《走資派》反文革是符合走資派的利益的，如果不反文革，就失去了執政基礎。

文革是幹什麽的？文革就是批鬥走資派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奪權？是奪誰的權？就是奪走資派的權。

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篡權一上台迫不及待地要用一切卑劣的宣傳手段將文革搞臭？為什麽迫不及待地要給文革定性？”就是要為鄧小平自己翻案。翻案為了什麽？就是要證明鄧小平不是走資派。而四人幫是走資派。所以要為鄧小平自己能夠上台掃清路障。如果要承認文革是對的， 鄧小平是走資派怎麽能名正言順複出呢？

那麽，說文革錯了，總要找個錯的理由，就弄出來個“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的謊言來。文革開始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到晚年。發動文革是經最高層集體討論通過的，十幾億人參與的一件大事，怎麽能說是毛澤東的錯誤呢？況且毛澤東本人將文革似比天大的大事。而文革中的兩方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而鄧小平篡權上台掌控話語權，隻是一麵之辭。

就如鄧小平上台後講到毛澤東思想時，強調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是集體的，言下之餘有鄧小平的功勞？而文革不是集體功勞了？

再說說為什麽走資派一直不停地在給文化大革命繼續潑汙水？

根源在走資派鄧小平。別看鄧一天也沒有當過總書記，但鄧可以讓胡趙兩位總書記一夜之間上台，一夜之間下台。古今中外的封建皇帝也做不到。這還不算最封建的，更封建的還在後頭，憑鄧之力可以讓一個上海的書記直接提升到中央，任最高頭頭。臨死之前還安排好二代接班的。又見過如此封建的封宮嗎？

當然，被封的走資派怎麽會不反對文革呢？

再下麵鄧小平沒有安排，所以就繼續連任下去。

這叫什麽？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不是。純屬封建皇朝的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