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一個加拿大共產黨員參加八路軍
有個《黃右》也叫《反共的華人》。之所以稱《黃右》，因為這個《黃右》在一篇博文《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評論中說文中的幾個美國人如寒春、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優秀人物為《白左》。以示對等，簡言之為《黃右》。那些網名不是真實姓名，一般都是不提的。算是開場言。
《白左》。《黃右》。不作比較。隻陳迷事實。
《黃右》。一群《反共的華人》。尤其是台灣的，和大陸來的。台灣的一群《反共的華人》。大陸來的這群《反共的華人》，中間不少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在大陸免費讀完小學中學大學之後，有的是讀完博士後，國家分配工作幾年之後，借著公費公派出國留學，公派自費等出來後又移民定居國外，過上幸福的小家庭生活的。有些還得到外國反共基金會的資助的。這群人的信念就是讀書也好工作也好都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讓自己過上好日子。這並沒有什麽錯。人各有誌。然而，《反共的華人》要反共。反共也可以，也可以理解。但能否拿點事實來反共。說這幾個美國人是《白左》？是“這兩位是真正的白左，陷於荒謬而不自知。“？這兩位是真正的白左，陷於荒謬而不自知嗎？
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自述：“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建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對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評價：“懷念陽早，懷念寒春，一對偉大而平凡的夫婦，一種理想主義的謝幕，他們為信仰而來，在平靜中告別。“
“在我們告別寒春回家的路上，我腦子裏仍舊不停地想起一些人和事，也想起許多像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優秀人物，我認為隻有他們才是美國人民真正的代表。我同時也想起在中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候來幫助過我們的外國朋友，他們無疑都是各國人民優秀的代表，盡管他們在各自國家裏是少數，但他們卻代表著人類的良心，代表著世界發展的前進方向。他們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中國人民是不會也不應該忘記他們的。同時我也相信，不管世界反動勢力多麽強大，多麽凶惡，多麽瘋狂，人類的這種良知是不會泯滅的，世界還是要前進的！“===（當代散文作家、小說家魏巍如是評價）
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個人簡介：
寒春，1921年10月20日生於美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女核物理學家，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二戰美軍為加快戰爭結束進程，拯救正處於被日本法西斯殘酷血腥奴役的淪陷區和平居民，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戰後寒春思想產生巨大變化，她於1948年3月來到中國，投身中國革命。他們稱自己是“解放全人類的世界公民”。
這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名字是：寒春（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又名瓊·辛頓，生於芝加哥，畢業於本寧頓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
這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名字叫：寒春在1948年來到中國延安，為中國農業機械化貢獻力量，並與同為美國人的丈夫陽早在延安結婚。新中國成立後寒春並未參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計劃。她長期居住在中國，是最早獲得在華居住權（即中國綠卡）的外國人士。她和她的丈夫陽早、哥哥韓丁均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國際友人”。
這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生平：
早年經曆：1921年10月20日，寒春出生於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她的父親塞巴斯蒂安·欣頓（Sebastian Hinton）是律師（攀爬架（兒童遊樂設施）的發明者）；她的母親卡梅利塔·欣頓（Carmelita Hinton）是佛蒙特州一所獨立的進步學校普特尼學校的教育家和創始人。 [1] [3]
教育經曆：寒春畢業於帕特尼中學，她於本寧頓學院學習物理，獲得自然科學學士學位，從本寧頓學院畢業。1944年獲得了威斯康星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曾是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少數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
投身中國革命：寒春的兄弟威廉·H·欣頓（William H. Hinton，1919—2004年）於1937年首次前往中國，戰後返回中國。在經曆了多年的障礙之後，他於1966年出版的《反身：中國鄉村的革命紀錄片》一書描述了他對西北占領區的土地改革的觀察。
1948年3月，寒春前往上海，在宋慶齡的幫助下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係。
1949年，寒春搬到延安，在那裏與自1946年以來一直在中國工作的陽早結婚，經宋慶齡安排到在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奶牛飼養和農具革新等。
今夭，再講講《一個加拿大共產黨員參加八路軍》的故事。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
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白求恩同誌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
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誌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誌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誌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係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毛澤東和白求恩同誌隻見過一麵。後來白求恩給毛澤東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白求恩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於白求恩的死，毛澤東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白求恩，可見白求恩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1890年3月4日，亨利·諾爾曼·白求恩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格雷文赫斯特小城一個牧師家庭。1916年，畢業於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獲學士學位。1922年，被錄取為英國皇家外科醫學會會員。1923年，白求恩通過了非常嚴格的考試，成為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的臨床研究生。1928年初，病愈後的白求恩回到加拿大蒙特利爾，成為麥吉爾大學皇家維多利亞醫院加拿大胸外科開拓者愛德華-阿奇博爾德醫生的第一助手 ，期間他發明和改進了12種醫療手術器械，還發表了14篇有影響的學術論文。1933年，被聘為加拿大聯邦和地方政府衛生部門的顧問。1935年，被選為美國胸外科學會會員、理事。
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冬，誌願去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鬥爭。1937年12月，前往紐約向國際援華委員會報名，並主動請求組建一個醫療隊到中國北部和遊擊隊一同工作。1938年1月2日，他帶著足夠裝備幾個醫療隊的藥品和器材，從溫哥華乘海輪前往香港。
1938年3月31日，率領一個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來到中國延安。毛澤東親切接見了白求恩一行。7月初，回到冀西山地參加軍區衛生機關的組織領導工作。創辦衛生學校，培養了大批醫務幹部；編寫了多種戰地醫療教材。
1938年8月，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 。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醫療隊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線進行戰地救治，4個月裏，行程750千米，做手術300餘次，建立手術室和包紮所13處，救治大批傷員。
1938年6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縣鬆岩口軍區後方醫院講授輸血技術。“輸血”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新鮮的技術，中國在大城市隻有少數幾家醫院才能開展。在野戰醫療條件下輸血，是人們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首先詳細講述了采血操作、標準血型製作、血型鑒定、配血試驗、儲存、運輸、保管等基本知識，接著推來一名胸部外傷的患者，34歲的衛生部部長葉青山第一個獻了血。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晉察冀衛生學校學習，講授《野戰外科示範課》。剛一上課，白求恩先對護士趙衝說，把“盧溝橋”打開。“盧溝橋”是白求恩為野戰手術而設計的一種橋型木架，搭在馬背上，一頭裝藥品，一頭裝器械。護士把“盧溝橋”搬下來，拿出東西，不一會，手術台、換藥台、器械筒、藥瓶車、洗手盆等一一就緒，醫生、護士、司藥、擔架員、記錄員各就各位，簡易手術室就布置好了。下一步是示範傷員進入手術的過程，傷員從門外抬入、搬動、解繃帶、檢查傷情、換藥、包紮或手術都井然有序。第三步是手術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條不紊地歸位，最後把“盧溝橋”馱到馬背上。 白求恩大夫說，當一名好醫生不僅要技術好，還要時刻準備上前線。
1939年7月間，連續十幾天的特大暴雨使唐河水位猛增，泛濫成災的洪水威脅著河北完縣神北村。
1924年，白求恩身患肺結核，仍然頑強拚搏，發明了“人工氣胸療法”，並在自己的身上實驗大獲成功。其獨創的胸外科醫術在醫學界享有盛名。
1931年夏，白求恩和美國費城皮林父子公司簽署了特許專利協議，後者負責全權製造和銷售由白求恩發明、並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術器械——這類器械共有22種之多，這些器械在當時處於極為領先的地位。
1936年至1937年，白求恩到西班牙作為支持國際反法西斯誌願者投身西班牙內戰。在此期間他創辦了一個移動的傷員急救係統，成了日後被廣泛采用的移動軍事外科醫院的雛形。為了輸血以搶救失血過多的傷員，他發明了世界上第一種運輸血液的方法，在醫學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937年，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白求恩率領一個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來到中國解放區，1938年4月經延安轉赴晉察冀邊區，在那裏工作了近兩年，他的犧牲精神、工作熱忱、責任心均稱模範，直至以身殉職。他的事跡受到中國人民的廣泛讚揚。
1998年，白求恩被正式接納入“加拿大醫學名人紀念堂”；2004年，加拿大廣播公司評選“最偉大的加拿大人”，白求恩被評選為第26位偉人。
據紀念館的講解員介紹，白求恩之所以贏得加拿大人的崇敬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欽佩他在征服“死亡”威脅過程中的堅強毅力；二是欽佩他處處為他人服務，為醫療社會化而不懈奮爭的崇高精神。
2012年4月，加拿大駐華大使馬大維高度評價白求恩：白求恩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是一位對中國人民和加拿大人民具有曆史意義的人物。
這裏說的《共產黨》是指：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工廠》是指：毛澤東時代的《國營工廠》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陽和平是第一代美裔中國人寒春、陽早的兒子，又是長子。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曆，他才逐步學會如何係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
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當工人：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
《一個美裔中國人在國營工廠經曆》
陽和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主流輿論一直宣稱毛時代的國企“大鍋飯養懶漢”、工人“幹多幹少一個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大力鼓吹產權明晰、監督機製和物質激勵，認為毛時代的國企就是因為缺少這三者，所以工人會偷懶、企業效率會低下。那實際是否如此呢?本文是一個具體的個案，幫助人們理解工人在什麽情況下才會想到要偷懶，以及偷懶的目的和實際需要又是怎樣形成的。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曆，他才逐步學會如何係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美國人權運動的沉寂和中國改革輿論的刺激，使得陽有了強烈的學習經濟學的願望，此後拿到博士學位在大學任教。本文由訪談者老田綜合了陽在武漢的一次談話，後來又到北京進行追加訪問形成。
68年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學校來了，有個老工人專門找我談話，要我別參加那些派性鬥爭。年底就開始上山下鄉了，少數人開後門參軍走了，多數學生一批批動員下鄉，我也算是68屆初中畢業生，同學們多數報名去山西、內蒙，還有好多人去了陝西黃陵縣，但校領導不讓我下鄉。那時也沒有覺得鄉下很苦什麽的，草灘農場也是農村當然比一般農村好些，都還是能夠適應，也沒有想到前途怎麽樣，反正覺得同學們都去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也很想去就是了。
有些官員自己喜歡搞特殊，也以己度人，認為別人也要搞特殊，硬是不讓我下鄉。學校不讓，我就去找區革委會，結果還是不批準下鄉，一直找到市革委會外事組還是不批。看來這種“以己度人”是很普遍的，右派以己度人說周總理媚上，說毛主席權力欲，都是這麽“度”出來的。後來我的弟妹都讓下鄉了，去了安徽的茶場，這跟我的長期抗爭有一定關係，算是對他們政策開放一點。
最後把我分到光華木材廠，廠子在廣渠門外，是五十年代初期建起來的中央級企業，有3000多人，68年春節過後去上班。這個廠裏造反派頭頭劉錫昌是九大中央委員，其實真正起作用的造反派領導人，是幾個知識分子，謝富治希望選拔出身好的老工人進去中委，這樣就選中了他。我去廠裏的時候，劉已經不在那裏了，四人幫倒台之後他也跟著倒了，1983年整黨，要求黨員重新登記他沒有去登記，聽說他對人講自己一生隻入一次黨，還是有點骨氣的人。
那個時候有很多形式主義的東西，例如把街道的名字改成革命化的，例如反帝大道反修大道等，廠裏搞了一段“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這大概是69年七八月份的樣子，天氣還不太冷。有些人就是喜歡用非常革命的口號和形式，把自己包裝起來，顯示自己如何革命，希圖撈點政治資本。跳“忠字舞”的時候，大夥兒都應付，但是有些“假積極”非要搞，很多人都不滿意，但是都不敢公開挑戰。這樣的人到處都有，我記得初中時有個廣播員說錯一句話，就被這種人抓住不放，做完自我批評還不行，還非要開大會批判，硬說她是故意那麽講的。而早請示晚匯報那些東西，因為表麵上很忠、很革命，也沒有人敢於正麵對抗和反對，但私下裏都覺得他們無聊，認為這些人是轉移鬥爭大方向。還有段時間比像章大小，前門大柵欄一帶甚至還有像章交易市場所，一些人把鋁合金都拿去造像章，造飛機都沒有原料了，毛主席隻好自己出來講話說“還我飛機”。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些“假積極”看到沒有什麽政治油水可撈，自己也不積極了，“早請示”搞了個把月的樣子就停下來了。
鬥爭方法和內容本身就是階級鬥爭規律的反映，那些人目的，一是用這個為自己撈政治資本，二是用這種方式去打擊別人。工廠裏那些真正有曆史問題的人，反而是老老實實、好好幹活，木材廠有個過去國民黨的兵，每次運動中間都挨鬥，幹部特別喜歡打死老虎，其實就是轉移運動大方向，當權派盡會幹這個，是非常卑鄙的計謀，目的就是找替罪羊，把自己保護起來，這種搞階級鬥爭的方法也反映階級鬥爭的內在邏輯。
除了那些短時間的形式化的東西之外，當時工廠裏頭學習很多，學習社論、政策和文件，還有參加四屆人大的憲法討論，討論四五計劃等等，這些我都經曆過。一般情況下，白班是下班後學習，晚班是班前學習，多由工段、班組組織進行。我在那裏趕上討論憲法和四五計劃，討論的時候，先是傳達五年計劃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是什麽樣子，然後就集中討論時候，大家想著怎麽樣發揮工廠的潛力，配合總的發展計劃，討論中時形成一個明確的感受：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在討論了國家大的發展方向時，也聯係自己的工廠，還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國家哪些方麵需要發展，工廠生產上有哪些缺環，工人為此提出好多技術革新建議。那時沒有多少貧富差距，國家發展了，理所當然會有你一份，討論之後都覺得發展前景跟你有關係。
我最開始是在八車間，生產貼麵板，有了貼麵板，就可以把碎木頭粘在一塊，然後表麵貼上整塊的貼麵板，看起來好看。貼麵板是由好幾層牛皮紙侵膠後壘成模板，送進熱壓機裏頭，控製壓力，蒸汽控製溫度，壓多長時間，也得熟悉機器的特點，掌握機器的脾氣，大概學幾個月就可以了，不像車工始終有個熟練程度問題。壓一次幾十分鍾，然後換一次，一個班要換個七八次的樣子。換完板子之後，就到休息室裏休息，有聊天的，也有扯開嗓子唱紅燈記類的樣板戲的，我挺懷念那個時候。
當時學習抓得很緊，每天都有，班前要學習一兩個小時，家裏有老婆孩子的工人就覺得是個負擔，希望快點回家。八車間這時整改作玻璃鋼，是一個軍工產品，我和表姐兩個外國人和另外一個華僑調出去了，1970年把我調去五車間。到了五車間之後，領導告訴我說：你可以不參加學習;我說我要參加，他很強硬地說：你可以不參加。這簡直氣死我了，實際上他們是不想讓外國人參加學習中央文件。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主席說不要上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提倡讀馬列原著，指定了六本書，還是不讓我參加，我就自己去買來自己啃，最近我還找到當年買的《反杜林論》，書頁裏的道道都還是那時劃的。當然還買了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還有《資本論》，第一卷沒怎麽看完，這次的學習跟初中時學習“一分為二”和批判“合二為一”聯係在一起了。因為幹部硬是不讓我參加學，我就非要跟他較勁，自己努力學。當時學的東西，印象真深，回到美國之後，這個“馬列”的“流毒”硬是肅不清，資本主義的一套邏輯就是沒有說服力。但人跟人不一樣，我表姐卡瑪也學了，她回美國後的思想變化就很徹底。
普通工人不僅學這些原著，還要學文件，下來的時候有時說今天學了什麽什麽文件，但是不能告訴你。許多工人學習實際上不積極，組織學習又必須參加，有點無奈，也有的有怨言，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很多人都是希望一下班就回家去，就是因為不願意學習和參加會議，結果在不知不覺中間喪失了主人翁地位，變成了今天的雇傭工人。早先自己不學習提高，最後就不得不想著怎麽再一次去求解放了。
工廠管理中間，鞍鋼憲法當時講的很多，我看還是有不完善之處，要不然就不需要文化大革命了。改變所有製內容還不夠，還有人與人關係的內容，特別是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這光靠鞍鋼憲法還不行，領導層是怎麽來的，群眾組織是個什麽地位，大字報的作用和地位怎麽樣，這些在鞍鋼憲法中間都沒有得到解決。文革期間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幹部，需要有群眾推薦，經過群眾審查同意，群眾可以通過大字報或者辯論方式批評幹部，這都是鞍鋼憲法所沒有的新內容。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裏，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隻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要是領導人不得人心，根本就管不住人，工廠裏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中國曆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隻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樣才能更好地落實工人民主參加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當時我們工人都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所以敢提意見、寫大字報，雖然當時幹部缺少挾製工人的手段，但工人幹起活來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劃。
蘇聯的“一長製”還是列寧提出來的，當時因為要從無政府主義狀態中間奮鬥出來，而鞍鋼憲法與“一長製”和馬鋼憲法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拉近了幹部與群眾的距離。在光華木材廠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按照鞍鋼憲法辦的，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在美國工廠裏，工人看到老板來了精神很緊張，但光華不一樣，幹部來了工人該幹嗎還幹嗎，聊天的繼續聊天，看報的繼續看報，甚至還反過來說幹部：哎呀，好久都沒有看見你了，言下之意是你有點脫離群眾，幹部反而要反過來作解釋，說是什麽原因才這些時沒有下車間來，就跟作檢討似的。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有點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工人不怕幹部，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表現積極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管理人員完全掌握著你的工作機會，那是非常大的權力。
當時工廠裏頭的問題，往往還等不到大字報出來，平時在會上就提出來了，迅速就解決了。提什麽意見的都有，但人身攻擊的少，大多數人還是通情達理的。有個特別能說會道的同事，俏皮話特別多，一串一串的順口溜，跟他聊天，一天的工作都很愉快。還有一個同事外號“大石頭”，他是一個對什麽都要發表意見的人，腦子裏盡是點子，廠裏和車間的領導特別煩他，領導安排生產他老是有不同意見;工作之餘還組織球隊比賽，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活動家。他有次提出在熱壓機那裏搞個升降機，以減輕體力勞動強度，過去車間主任也幹過這活兒的，認為沒有什麽大不了，不太熱心，因為大石頭老是提，後來職工開會時討論通過了他的建議，這樣就得按照他的意願搞。當時工人地位高，有發言權，幹部姿態低，脫離群眾、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就算是犯錯誤了，工廠內部幹部與工人距離很近，雖然不是刻意要求按照什麽規定執行，但實行的就是鞍鋼憲法規定的那些東西。有了工人合理化建議，生產環節整改之後就更合理了，工人確實感到是企業的主人，不需要另外製訂一套製度，自上而下去把工人都捆死。
那時也有工人抱怨說，工資老是不漲，再就是對幹部作風有些意見，偶爾對某個領導說點牢騷和怨言，雖然有這些意見，但都沒有對工作態度造成太大影響，你觀察他幹活都還是很負責的。畢竟在工廠工作，投機偷懶的機會太多了，但沒有多少人用這些機會，跟後來美國的工人一對比，就覺得光華那些工人都屬於“傻瓜”型的，很少利用機會偷懶。當時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倒班，白班晚班每個星期換一次，好不容易適應過來，就又換過去了。不過，要是一個月倒一次的話，習慣就更鞏固了，更難倒過來，隻有一個車間組織了一幫人專門上夜班，是固定的。大的製度變革，那時候要經過大辯論，很多工人也是習慣成自然，我發出倡議希望改革這個倒班製度，但沒有多少人響應。除了舊的習慣勢力確實比較厲害之外，從上往下看，確實需要一個按時的規定，判斷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可能有些不同，這體現了個人與全局的差別。
陽和平：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
作者：駐京記者 彭丹
眼前這位外國人說著一口標準的京腔，偶爾講至興起，會朝你一笑，眼鏡滑落到鼻尖上，露出那雙深色的眼睛。
現年66歲的陽和平是國際友人陽早、寒春的長子，生在北京，長在西安。上世紀40年代，陽早、寒春先後從美國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兩人在中國牽手生活、工作60餘年，一心鑽研農牧技術改良、農業機具革新等，為中國的農業機械改良和奶牛飼養機械化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受到了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多位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被稱為“白求恩式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父母的紅色經曆既建構了陽和平的獨特身份，也影響了他的精神信仰，父母的人生觀甚至潛移默化在了陽和平乃至其後輩的腦海裏。作為“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陽和平對新中國的曆史如數家珍。20歲出頭時，“回”到“祖國”美國，在文化和思想的衝撞中徘徊，逐步堅定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多次在太平洋兩岸來回折返，最終決定定居在中國。
“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我”
在沙河的小王莊農場，望著父母留下的堆積如山的筆記與圖紙，陽和平覺得有點力不從心：“我想把它們一一歸類掃描，但實在太多了，有點無從下手。”
陽早和寒春自從上世紀40年代來到中國，便為中國養了一輩子牛——近200本筆記記錄了他們的工作和心路曆程，有的記載牛場中每頭牛的模樣、胎次、譜係等；有的記錄他們使用過的每一批次用的橡膠乳杯配方、工藝和使用壽命，尤其是科學家出身的寒春，總是笑稱自己記性不好，到哪兒都揣著筆記本，最後留下了好幾大箱子密密麻麻的筆記。
對陽和平來說，這些筆記和圖紙很寶貴，有好多他後悔沒問清父母的問題或許就藏在裏麵——“尤其是我沒有我爸的好記性，又不像我媽那樣愛記筆記，他們倆的好多故事我都記不住咯。有好多東西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寶貴。”
陽和平說他的記憶都是農場串聯起來的，因為父母一直在農場裏工作。“他倆都不過是樸樸素素的普通人，談不上多偉大。”
或許是從沒覺得父母特殊，直到上世紀70年代跟著父親到美國各地演講，聽父親講在中國養牛的經曆，陽和平才大致了解了他們的經曆，但還有許多細節像散佚的文章，他再也打撈不起來了。
上世紀40年代，受《紅星照耀中國》等紅色書籍的影響，滿懷著好奇心的陽早、寒春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並在延安的窯洞裏結了婚，邊區領導人林伯渠為兩人寫了一幅“萬裏良緣、聖地花燭”的題字。
婚後兩人先是被派到瓦窯堡試製農機具，之後在陝西與內蒙古交界處的三邊牧場，西安的草灘牧場，北京的紅星公社、小王莊農場等地工作了大半輩子，見證並參與了新中國的獨立與騰飛。
來中國前，寒春本是芝加哥物理大學的研究生，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恩裏科·費米（Enrico Ferm i），與楊振寧等人是同窗，參與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又得知自己的獎學金來自美國軍方，寒春覺得自己獻身純科學的願望徹底破碎，這才奔赴中國尋找新的人生道路。
1952年，還在三邊牧場工作的寒春輾轉來到北京待產，被宋慶齡邀請參加正在召開的亞太和平會議，得知寒春肚子裏的孩子還沒名字，宋慶齡便給孩子取名叫“和平”。
出生40天左右，寒春帶著陽和平暫時到了西安，後來又到了草灘農場工作，那也是陽和平開始記事的地方。他記得在農場的廣闊天地裏，自己跟小夥伴們養兔子、養鴿子、“抓特務”，學電影《地道戰》在家裏的自留地裏打洞，雖然皮過分了會挨父親的揍，但“打過還是照樣皮”。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期，一個勁兒要去東北建設兵團的弟弟陽建平被分配到安徽宣城，陽和平則被分配到北京光華木材廠的第八區間操作製造塑料貼麵板的熱壓機，因為動手能力強，幾個月後就能獨立操作了。
這一家子外國人以親曆者的身份融入到了新中國的曆史中。有一回，有人問陽和平：“您的母親放棄在美國做科學家，來到中國養牛，會不會感覺有些可惜？”
“可惜什麽？！”陽和平帶點“狡黠”地笑道，“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我了。”
在中美之間折返
陽和平小時候，來陝西的外國人少，“自己照鏡子從不感到奇怪”的他也會對外國人好奇。
雖然膚色不同，陽和平跟農場裏的孩子極為要好，從沒感到隔閡，但中美關係的曲折也給陽和平的身份認同塗抹了一絲尷尬。
後來，陽和平成為北京光華木材廠的一名工人。在工廠，陽和平也曾有過他最害怕的隔閡感，“好在工人們無所顧忌，我跟他們在一起特別舒服、自在，不用提心吊膽，也不用虛頭巴腦。”陽和平說道。
在家裏，陽早、寒春一直有收聽國外廣播的習慣，沒事就會討論一些國際時事，他們在小王莊農場的家裏也一直掛著一幅英文的世界地圖。1956年埃及宣布從英法兩國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激動的陽早、寒春便給當年出生的女兒取名叫“及平”；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寒春直言佩服能頂住美方壓力的卡斯特羅。
那會兒陽和平已讀初中，也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除了聽父母談論政治，急切想要表達的他會在家庭會議上跟父母辯論各種問題，吵得“麵紅耳赤”。
1968年，美國黑人運動（後來也稱人權運動）如火如荼，陽和平急著問收聽國外廣播的父母：“他們在講什麽呀，講什麽呀？”父母笑著說：“那你自己去學英語呀。”
其實英語他也學過。1962年寒春的母親來西安看望寒春一家，作為一個資深的教育家，陽和平的姥姥想盡各種辦法，教了陽和平近一年的英語，但壓根沒心思學的陽和平幾乎一個單詞也沒記住——姥姥隻得搖頭：“從沒見過你這麽頑固的孩子。”
到自己下決心學英語的時候，陽和平先是聽“英語900句”、慢速的英語廣播，在工廠看簡單的英語文學作品，就連回家蹬自行車的時候也在用英語數數。
那個時候，陽和平的表姐卡瑪經常給陽和平寫信，正如陽早之前給寒春描述1940年代的中國一樣，卡瑪筆下的美國也讓陽和平好奇不已。
1974年，在香港辦好了護照的陽和平去了美國。此後的30年間，他在美國當過工人、讀了博士、還娶妻生女，但一直在中美之間來回折返，一如他搖擺不定的歸屬感。
剛到美國的時候，陽和平很想快點融入美國社會，看到人家的穿著打扮，他也買來那種“花花褲子”穿，但這種過猶不及的模仿反而“讓人覺得有點怪”。
他也分享不了周圍人的文化記憶。陽和平聽不懂美國人說的笑話，不懂他們口中的米老鼠唐老鴨，美國人也聽不懂他口中的孫悟空；在貓王和鮑勃·迪倫流行的年代裏，他卻覺得那種吱哇作響的搖滾樂像“拿指甲刮黑板的聲音，是一種折磨”。
在美國，陽和平不僅思念著父母，也思念在光華木材廠一起工作的工人。他先後在農場、修理廠、汽車廠工作，從來隻知道“鐵飯碗”的他第一次被人解雇時，覺得“天都塌了”，後來失業多了就“變油了”：“失業嘛就是逼你放假罷了。”
工作得多了，陽和平發現美國的勞資關係是“相互敵對”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就跟“貓和老鼠”一樣：一個揮著胡蘿卜和大棒刺激人勞動，一個想方設法偷懶作秀——“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此時的他分外懷念在中國當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體榮譽感：“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對自己創造出來東西的感情。”
為寄托對中國“故鄉”的思念，陽和平特地買了一台收音機，就為了在晚上最安靜時，隱隱約約聽一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新聞播報時間”。
1977年，陽和平回了趟中國，還特意到光華木材廠給工友們講自己的經曆，既講了美國發達的農業機械、高速公路等等，也講了工人如何得看老板臉色、勞動時裝模作樣、磨洋工等等，全然沒有社會主義體製下工人的勤勞。
遺憾的是，他的工友們完全體會不到陽和平對失業的擔憂、焦慮，也無法想象90%以上的勞動力都不從事農業的社會是個什麽樣子。
對於美國發達的農業、各種新興科技和包容多元的社會，陽和平也很欣賞。但幾乎每次在中國呆的時間一長，再回到美國的時候，一種“局外人”的感覺仍油然而生。看著美國街頭熙熙攘攘的行人，“那感覺就像看電影一樣，我不過是個熒幕外的觀眾而已”。
中國人常說“落葉歸根”，這“根”或許不取決於種族膚色，而取決於潤物無聲的文化和從小生長的土地。
走出信仰的危機
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陽早和寒春也早已調到北京工作。雖然年華漸暮，他們仍堅持在勞動一線工作，一心一意琢磨怎麽養好奶牛。
在小王莊農場工作時，陽早和寒春每天早上都要去牛場巡視。就連在病重臥床的前一年，陽早每天早上還要到牛場轉悠一圈，看看牛的情況和牛奶產量，一個多小時後才回到家裏吃早飯。
小王莊牛場的獸醫金慶懷則記得，寒春80多歲了還常常下地幹活。 “老寒早上起來就去地裏拔草——有一種麻，摻在飼料裏牛就不愛吃，她就去拔草，經常一上午累得臉都通紅。”
在大洋的另一端，陽和平經曆了一場思想上的掙紮。他從小在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下長大，也讀了好幾本馬列主義的原著，20歲出頭的時候，自信滿滿的他跑到美國，卻一下子被“資本主義的思想體係衝擊得暈頭轉向”，陽和平一度“陷入信仰危機的深淵，處於極度痛苦之中”。
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價值觀在他的腦子裏打架，回到中國後他跟父母爭論各種問題，被陽早調侃為“小資產階級革命者”。
陽和平記得，父母從來都不會把道理強加給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往真理深處挖掘。跟自己的科學家母親一樣，陽和平身上有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倔勁兒。
1981年陽和平開始勤工儉學，到美國大學裏念起了經濟學。在申請理由一欄上，他填的是“懂得計劃經濟是怎麽一回事”。1987年畢業後他在中國呆了一段時間，覺得還是有很多東西不能解釋，於是又回到美國，一邊攻讀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博士，一邊觀察和思考社會的現實。
1997年，陽和平的博士畢業論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研究》通過了答辯，或許是借助資本主義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反觀，陽和平最終回歸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真正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在觀念上他也跟父母靠得更近了。
2007年，陽和平越來越感到在美國不過是“混日子”，沒有能溝通思想的人，再加之父親陽早2003年過世後，母親寒春的身體也每況愈下，他便回到了中國定居。
“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要搞清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謎題，研究這一問題的最好地點還是在這兒。”陽和平用拳頭敲了下桌子，“所以我去上大學就為搞懂這個，回來還為這個！”
來中國這麽多年，很多人都問他為什麽不買輛車，可他覺得那沒有必要，因為在北京地鐵、出租車都很方便。“有些人看到別人有車也要跑去買，純粹為了攀比的人真沒意思。”
2003年和2010年，陽早和寒春先後因病在北京去世。他們的子女把兩人的骨灰撒在了陝北和內蒙古交界處鄂托克前旗的廣袤草原上——那裏的三邊牧場曾是兩人為中國農牧事業奮鬥的第一片熱土。
陽早、寒春雖然逝去，但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已滲入到後輩們的腦海裏，孕育著他們的精神河床。陽和平記得，自己在美國的信用卡公司工作期間十分無聊，因為感覺不到任何社會價值，隻是為了牟利“製造一大堆卡片垃圾”。因為兩位老人，他的外甥女甚至也懂得了要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業，而不是光為了錢奮鬥。
“真正想獲得解放，就要懂得自己想幹什麽。現在很多人都被世俗的成功標準所裹挾，加入到炫耀、攀比的行列中，甚至都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麽，這樣的人其實內心是不自由的、空虛的。”陽和平說道。
他認為自己的父母從不追求當“人上人”，也不活在別人的目光裏。或許在有些人看來他們的行為難以理解，但他們卻能借養牛這一興趣踐行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把自己的愛好和人民的需要融為一體，因而是最幸福的人。我敬佩他們的一生”。
寒春：「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哈裏斯：我有槍，擅闖我家者小心挨槍子兒》美國副總統哈裏斯告訴美國知名電視製作人奧普拉·溫弗瑞，擅自闖入她屋子裏的人「會被槍擊」。兩人在談到槍支法時，本身擁有槍的哈裏斯在現場觀眾麵前不經意地說：「如果有人闖進我的家中，他們會被開槍。」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擁有槍。
諾貝爾和平獎其中有一條：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和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
寒春在電子郵件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都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
寒春：「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 “
寒春：「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
寒春：「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對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寒春（Joan Hinton）一口拒絕參加《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因為她對其中一項的評選準則不以為然，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和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寒春在電子郵件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都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
寒春直截了當說「不」，並沒有澆熄我們的熱情，卻勾起我們去采訪她的興趣。估計她既然讚成以暴易暴，性情可能挺剛烈、凶悍的，殊不知她是那麽溫和、風趣。笑談之下，寒春打開那記憶的寶藏，嘩啦道來研究科學、參與革命的經驗。後來，她嬌捷地帶領我們參觀她心愛的黑白花奶牛，還有細心講解農場上她精心研製的設施配套。
一個《沉戈的詩》：《起來》
《起來》
作者：沉戈
不要躲進自我
關門反省
我們是無罪的
也不要隱居深山
與古寺為伴
人心不是石頭
我們要到廣場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讓被壓迫者
發出憤怒的吼聲
讓我們像人一樣
活著
或死去
讓我們滾燙的血
染紅黎明的朝霞
而不是染紅權勢者
貪婪的嘴
我們
牛馬般被奴役
猴子般被戲弄
我們
被迫著
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
我們要到戰場上去
去流一些血
讓我們鮮紅的血
染紅硝煙卷裹的
旗幟
《改革黨》走資派為什麽不讓提《階級》和《階級鬥爭》？就是因為《改革黨》走資派是統治階級，是剝削階級，是壓迫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