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結在商言商財富轉移國外

官商勾結在商言商財富轉移國外






《下海經商》特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篡權後為了先富在國家幹部的位置上，采取留職留薪或停薪留職等的方式下海經商。在大走資派鄧小平等的黑箱操作下創下了很多發財的商機，走資派和太子黨都紛紛下海經商，由此這些人在幾年之後都成了富甲一方的商人大資本家。通過《官商勾結》達到先富,  大富之後就高喊著《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就成了"創業教父"、"改革開放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全球25位最有影響力的商界領袖”、“推動美中關係傑出貢獻個人”、“時代領跑者——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的勞動模範”、"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全球最具影響力50大商業思想家”、"跨國經營商業領袖"、“中國傑出貢獻企業家”、"改革開放傑出貢獻對象".....為啥?

《官商勾結》走資派篡權後不管黑白道摸石頭大步快進爭取先富號召下,  出台了官員可以下海經商的優惠政策。在當時能勇敢下海經商的官員中幾乎都是還有在職在位有實權的後台當官背景的。某市市委決定在走資派官員中開展“離職鍛煉、建功立業”活動。當年公務員，在“保留身份、保留職務、保留待遇”的政策承諾下，帶薪下海經商。某省政策規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公務員可以領取工資補償，到私營企業上班。事實上，全國上下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諸如此類的“經濟”下海政策。形成了《官商勾結》的合法地位。

《在商言商》人們所熟知的李嘉誠，他從一個修表店的店員一直到華人首富，這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他曾連續15年蟬聯華人首富，多少商人將他視為偶像，改革開放為李嘉誠提供了巨大的商機。李嘉誠是這受益者中的一員，他賺了中國人的錢，去幫英國搞建設、投資，有人稱他是“買下半個英國的人”。對此，李嘉誠也做出了回應：他是一個商人，在商言商，他有商人的判斷和選擇，不要用常人的道德來綁架他。

有媒體報導. 廣州市有6名處級以上幹部辭職下海經商，其它地方也有幹部辭職下海經商。吃皇糧的國家幹部下海經商,  甚至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全民經商潮”。10億人民9億商，還有1億待開張。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初期，下海經商風起雲湧，幾成全民皆商之勢。這一口號尚有若幹版本及衍生版本，比如“10億人民9億倒，還有1億在尋找”，等等。那是一個隨便在路邊擺個攤都有望成為“萬元戶”的時代,  以官員下海經商先富為誘惑,  那也是一個迷亂不已的時期，僅一“倒”字足以道破個中奧秘。財富那麽讓人陶醉，“投機倒把”的大蓋帽卻又如此冰冷地被走資派從文革的垃圾桶中翻了上來。很快走資派就把“投機倒把罪”從刑法中廢除，而萬元戶的民眾早就用腳投了反對票。“沒有什麽能夠阻擋，對自由的向往”，一切就是這麽簡單。

但走資派和太子黨的下海經商是得到走資派官方推行政府機構改革時以自上而下各級政府出台的各種激勵政策的積極支撐，如鼓勵幹部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帶薪進修學位、實行離職買斷補償金製度等。下海經商的幹部，都是正當盛年且下海經商前都身居要職；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營企業和一些私人資本控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興未艾的高科技產業、非公有製企業；下海方式不再是過去的停薪留職，而是辭職或提前退休。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計劃經濟時代，因為國家掌控著資源的基本調配權，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整體受製於一體化的國家權力，市場和社會的活力都是有序的，對於投機倒把私有資本發展的空間更是受到擠壓的，走資派為了打破這些限製就忽悠民眾暗箱操作。以改革開放之名，走資派以市場的力量重新主導資源的配置權和分配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去發現創造財富的機會成為一種下崗經商官員的選擇。做官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標準，人生價值取向也不再隻是做官一條路，整個社會出現了一種一切向錢看的跡象。與此同時，政府自身的改革進程以及相應的激勵措施，助推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與90年代初期全民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現象。

全民都在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隻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上世紀80年代初，彼時的“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禹作敏可謂語出驚人。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這裏的“前”隱指“社會主義”。意思是，隻有發展經濟，才能搞好社會主義。爾後，“向錢看就是向前看”幾經輾轉變為“一切向錢看”；版權亦屢番更迭，或謂出自權威經濟學家於光遠。於是波瀾乍起，引發80年代中期一場大批判。無論當年批判指向何人何方，“一切向錢看”思維居然揮之不去，遂釀成經濟惡性發展一禍根。當年說這句話的人，也已不在人世間。老大(工人)靠了邊，老二(農民)分了田，老九(知識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賺了錢。改革自農村起步，農民和個體戶乃市場化最早受益者。一時之間，“腦體倒掛”怨氣衝天。“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亦出自此階段。就此而言，標語成了改革初期一本“變天帳”，反映彼時社會階層之變動。然則彼一時此一時，如今該靠邊的還靠邊，分了田的(一部分)還被征了去，“不三不四”(個體戶、民營企業)依然穿著小鞋蹣跚前行。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極易被漠視的一句口號，蓋因耳熟能詳耳。殊不知，1982年袁庚將之樹立於蛇口工業區之時，曾引起軒然大波。直至走資派鄧小平表態，爭議方才煙消雲散。標語一時風靡全國，成為改革開放響亮的口號，似乎是透露了一個國家謀求少數人先富的迫切心態。同時，它也不幸地預示了改革今後可能走入的誤區。多年後的效率與公平之爭，即發端於此。時間就是金錢，但對996長時間加班的農民工和打工仔而言，時間就是金錢也未必如此；效率就是生命，但效率有時也可能謀害生命。走資派的這個口號遮蔽的另一麵真實卻不提了。

隨著走資派操作的資本家階級形成, 走資派特色政府出台了實施《個人獨資企業法》及類似法規製度，為走資派和太子黨下海經商創業提供了製度上的保障。走資派各級特色政府對發展民營經濟的高度重視，對於招商引資的近乎到了《著迷》的程度。走資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特色政府強製幹部下海的目的不管黑道白道就是要引進外資台商港商來發展各地方經濟。從而崛起了一大批新興大中型民營企業及其對於“社會資本”豐富的政府官員的特別青睞，為下海經商者提供了可成就一番事業的平台和收入甚為豐厚的中高層職位。所有這些共同將新世紀走資派官員下海經商推向了高潮。

在市場經濟初期，一些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鼓勵走資派下海，還為走資派大開方便之門，這種下海往往是留有歸路、官帽猶存的“半下海”，有人稱之為拴著保險帶、套上救生圈的走資派下海。這一方麵是為了增加政策吸引力，二是解除“勇士”們的後顧之憂。某市市委決定在走資派官員中開展“離職鍛煉、建功立業”活動。當年公務員，在“保留身份、保留職務、保留待遇”的政策承諾下，帶薪下海經商。某省人事廳出台的旨在“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民企人才政策”令人更為安穩無憂。該政策規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公務員可以領取工資補償，到私營企業上班。事實上，全國上下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諸如此類的“經濟”下海政策。

形成了官商勾結的合法地位。官員下海經商多數是一種權力私有化、資本化的延伸形式。實際上是對國有資源的轉移和壟斷，本身並沒有給市場和地方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和機遇，隻不過是市場贏利者發生了轉移為少數人先富創造機會，實際上是與民爭利。發展經濟根本不足以成為幹部下海的理由。此類“半下海”根本不可能促進市場經濟，相反，官商勾結隻會擾亂經濟秩序、破壞市場公平，其弊遠遠大於利。

從而造成各級特色政府托市，私人企業圈錢的怪事貫穿中國特色股市之始終也。中國股市肇始，便定位於為國企融資服務，其“政策市”特點異常鮮明。2000年，經濟學家吳敬璉痛批股市黑幕，一語點醒夢中人。股市“賭場論”，頓時甚囂塵上。時至今日，中國股市幾輪牛熊，仍然難以擺脫先天基因，企業前赴後繼圈錢，股民前赴後繼入局。不無吊詭的是，隻要股票大跌，便有企業、股民、學者異口同聲籲請“救市”，莫非中國股市不是個“市場”，“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隻是說說而已？

而對於國營企業走資派特色政府寧讓爛光不如賣光賣光不如送光。國企改革之慘烈，於此可見一斑。整個國有企業改革史，從廠長負責製、承包製到賣光、送光，一言以蔽之，解套而已。時在90年代初，山東諸城市市委書記陳光一舉賣掉全市272家國有(集體)企業，人稱“陳賣光”。1996年，朱鎔基赴諸城考察，直至離開，均無表態。隨後，諸城經驗得到肯定，“一賣就靈”流行神州。不同之處，就在於“賣給誰”而已——賣給經營者，美其名曰“MBO”；賣給民營資本，則曰“國退民進”。其最終結果，便是造就今日一批叱詫風雲、風光無限的國有壟斷企業黨員資本家的產生。

做大了的走資派資本家企業在入世後，中國企業如何應對國際競爭？這就是2001年海爾張瑞敏給出的答案。“狼論”邏輯為，入世以後就是與狼共舞的時代，而資本家不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要使資本家先變成狼。果然，國內大大小小走資派資本家的企業爭先恐後扮演“狼外婆”，來割農民工打工仔的韭菜。而這些走資派資本家隻是衝出國門廝殺者少，在國內市場上橫衝直闖者多。於是乎，在一些有狼性而無人性的企業眼裏，消費者成了可憐的羔羊。“狼與羔羊”的故事，前有“大頭娃娃”今有“結石嬰兒”，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

走資派資本家企業都在努力與國際接軌。改革四十年，“接軌說”始終流行不衰。舉凡製度、典章、服飾、生活習慣，無不以此為標杆。抬眼望去，鋪往現代化的一條條卻是軌道或寬或窄、高低不平，甚而方向相反。可見與誰接軌、如何接軌，大有文章可作。在某些人看來，接軌無非是個筐，什麽都可往裏裝:  有接軌接到第三世界的，有該接軌不接軌、不必接軌亂接軌的，更有油價這東西——國際價格上漲喊接軌，下跌時竟不接軌了。感覺不爽？還有一句話相送: 國情不同。

走資派資本家的企業都成了世界加工廠。迄今為止這是對“中國製造”最為形象的概括。2005年5月，時任商務部部長薄熙來曰:“中國隻有賣出八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意在平息歐盟貿易代表對中國出口紡織品的怨氣。孰料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國內引發激辯。“襯衫換飛機”式的經濟發展路徑，由此進入深層次反思階段。低成本、低價格、低工資的“中國製造”還能走多遠？這是當前中國必須麵對的難題。

走資派資本家開發商隻為富人造房。在賺錢賺到手軟的房地產界，任誌強是個異數。別人忙著悶聲發大財，就他時不時煽風點火，巴不得老百姓群起而攻之。冷靜對之，卻也有幾分道理。此言還有後半句，即“為窮人造房是政府的責任”。在一個市場化社會，此論言之有理:在開發商眼裏，房子乃貴重商品，有錢者得之；不為富人造房而為窮人造房者，那是慈善家。問題是，國內房價畸高並非有錢人競相購買(市場因素)所致，而是官商合謀的一個惡果。正因如此，房價高，百姓苦；跌，百姓亦苦。

有人認為，納稅人出錢培養的幹部辭職下海經商，不僅會給本地或本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而且從人才培養、管理角度來看，對國家和集體造成的“隱性損失”也是巨大的。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黨政機關幹部都比較看重忠孝傳統的老百姓。他們往往比較強調“知恩圖報”、“從一而終”，強調“公”高於“私”、集體優先於個體、紀律超越權利。因此，幹部下海就被視為缺乏組織紀律觀念、見利忘義、缺乏忠誠感。基於這樣幹部下海就等於由公而私，等於拋棄公共利益專營個人利益。幹部下海是一種敗德行為。又如幹部隊伍精英人才流失、官商勾結、影響市場公平、洗錢、權力期權化、權力資本化等，也是存在的。“為官發財，應當兩道”，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

美國聯邦政府高級官員離職後從事商業活動，在美國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美國政府也多次通過多種立法對高官“棄政從商”進行限製。早在1962年，美就通過了所謂《聯邦官員離職後生活法》，該法禁止聯邦高級官員在離職後1年內代表任何公司或機構與其前受雇的政府部門進行聯係或出麵遊說。如曾擔任項目經理或項目承包官的聯邦政府官員，離職1年後也不得到自己曾監管過的公司工作，特別是合同金額超過1千萬美元的項目。該法還終生禁止曾親自充分參與某個事項的前官員對相關政府部門的官員進行遊說。

中國特色的走資派資本家與國際接軌時,  對他們有利的就接軌, 不利的就不接軌了。所以走資派官員《下海經商》《官商勾結》《在商言商》隻為私人賺錢先富而己。

[yongbing1993]

中國《獨裁者》是走資派鄧江習







中國《獨裁者》是走資派鄧小平，江澤民，習近平。

何為《獨裁者》？

《獨裁者》是指某一個人，在一個社團，黨派，地區，國家中擔任最高領導者，在其對所屬國家團隊內的管理期間，對於一些重大事件自己獨裁決策行事者，謂之《獨裁者》。

《獨裁者》走資派鄧小平，獨自讓兩位主官（兒皇帝）上台下台。獨自讓工人下崗。獨自解散農村人民公社。獨自否定抹黑文革。獨自將集體化計劃經濟改為私有化市場經濟。獨自在地圖某一處劃一個圈造一座城。等等。曾幾乎是在一段時間內都是他說了算。

毛澤東逝世後，華接班。鄧小平的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的機會來了。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開始了走資派鄧小平的獨裁之路。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的《獨裁決策》的例子很多：

台上改革開放，台下複辟資本主義。是走資派鄧小平的獨裁之作。

文革中，鄧小平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使然，《永不翻案》。改革後，鄧小平獨裁，立即翻案。

文革中，鄧小平說，文革好。鄧小平獨裁後說，文革是動亂。

走資派鄧小平獨裁決定：四人幫十大罪，判死緩。

走資派鄧小平不在位上，可獨裁讓華國鋒下台。讓胡躍邦上台又下台。讓趙紫陽上台又下台。讓江澤民上台。江不聽話，獨裁式南下帶著家屬遊玩時就可以發號施令作為國策來下文件，讓上至總書記下至村官都得聽鄧的話。夠刺激吧！古今中外的獨裁者中也是少見的。

走資派鄧小平不在位上，可獨裁地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錦濤，習近平是例子。又隔代又隔代的習近平更是放心，紅二代，自己家裏的孩子，更放心接班了。這種做法己不是資產階級的時代了，而是封建社會裏的帝皇做法了。資本主義社會裏還有資產階級的民主，讓幾個資本家之間競爭選舉一下。而走資派鄧小平直接獨裁指定上位親自開除前後共有六位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而走資派鄧小平從來沒有當過一天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這不叫獨裁叫什麽？

獨裁者有個共性就是對反對獨裁者的人開槍鎮壓。蔣介石如此。走資派鄧小平也如此。這就不多講了。因為講的很多了。

走資派鄧小平在治國外交經濟軍事等多方麵都有很多獨裁的決策。就不一一例舉了。以上足以證明走資派鄧小平是一個獨裁者。而走資派鄧小平這個獨裁者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算不上。

《獨裁者》走資派江澤民，《獨裁者》走資派鄧小平的接班人，幾乎照抄《獨裁者》走資派鄧小平的。

《獨裁者》走資派習近平也是《獨裁者》走資派鄧小平的第三代接班人。照抄《獨裁者》走資派鄧小平的。看習近平身邊有誰能不聽他話的人。

稱毛澤東獨裁專製、獨裁專橫、獨裁暴政者給毛澤東戴上了獨裁者的帽子。那麽，毛澤東是否是真正的獨裁者？回到曆史的現場，還原曆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獨裁者以專製政體為支撐，毛澤東致力於民主政體建設。獨裁與專製相伴隨，與民主相背離。在專製政體之下，個人擁有絕對權力而又缺乏有效製約，容易走向獨裁。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所謂分權、製衡與監督機製，似乎難以形成個人獨裁局麵，但卻是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左右政局。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左右著選舉，以及執政者。雖說執政者聽命於資本財團作出各種決策，而在野黨隻能同意而無製止否決之權力。川普和拜登之執政時代就己證明是個獨裁政權。隻不過四年或八年兩黨輪換獨裁而己。除了資本外，“民“作什麽“主“？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致力於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正式建立，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國家的一切重大事項均由全國人大決定，使毛澤東在重大事項上獨裁已無可能。

就具體領導體製而言，毛澤東推崇集體領導，要求實行民主集中製。

“高饒事件”之後，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個人獨裁”，要求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原則。

1958年1月，毛澤東提出的所謂“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如果僅從字麵上來看，容易產生誤解。其實，“大權獨攬”是指主要權力集中於中央和地方的黨委集體，而不是集中於毛澤東個人。縱觀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各個時段何時能“獨裁“？何時敢“獨裁“？在毛澤東身邊能人無數如朱德周恩來及十大元帥無數將軍，在早期毛澤東還排不上號，新中國建立後哪一個決策獨裁過？出兵朝鮮反複開會爭論了多長時間？文革是毛澤東提案集體開會決定的。毛澤東如鄧小平那樣獨裁一夜之間一句話就開了胡躍邦和趙紫陽，而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還用文革十年嗎？還有許多大事都是如此的。

1959年4月，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仍強調：權力集中於常委和書記處，表明黨的核心權力掌握在集體手中。集體領導製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製定、權力配置、資源分配過程中毛澤東個人獨裁的可能。應當指出，民主集中製所強調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數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礎之上的集中，並不等同於獨裁。毛澤東曾有過集權的傾向，但集權並不意味著獨裁。事實上，對於後發外生型國家來說，現代化起步階段的集權是必要的，既有利於建構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有利於集中國家資源以求短期內贏得較高的發展速度。

獨裁者信奉權力至上，毛澤東並不留戀權力。獨裁者之所以能獨裁，就在於掌握了權力，失去權力也就再無獨裁的可能，權力對於獨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緊握權力不放是獨裁者的生存之道。毛澤東十分珍惜權力，但該放下的時候能放下，該移交的時候能移交。第二屆全國人大召開前，毛澤東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中央全會經過充分考慮，決定同意毛澤東的提議，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上不再提他作為國家主席的候選人。此後，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去世後，1970年4月，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並建議毛澤東再擔任國家主席。當中央政治局將林彪的意見向毛澤東報告時，毛澤東寫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的批語。這說明，毛澤東並不迷戀權力，在權力的讓渡問題上是理智的。曆史的事實是，直至逝世，毛澤東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實現黨的權力的正常移交，但這並非毛澤東握住權力不放，而是沒有找到在毛澤東看來可以托付權力的合適人選。

獨裁者通過繼承製實現權力更替，毛澤東能從全局出發考慮接班人的選拔培養。獨裁者不願放棄權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從家族內部來選拔培養權力的接任者，通過繼承的方式實現權力交替，使權力在家族內部循環。毛澤東晚年十分關注接班人的選拔培養，並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出發來考慮接班人的標準和人選，超越了家族觀念、宗族觀念的局限。1969年1月，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收到河南省五三農場某人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誌為‘九大’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並應成為常委”，同時希望“江青同誌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對此，毛澤東做出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並認為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與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時明確表示：“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應當說，毛澤東在選拔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沒有囿於家族內部成員，突破了獨裁者的思維慣性與權力交接方式。

獨裁者需要借助個人崇拜樹立自己的權威，毛澤東對個人崇拜保持了冷靜與理性的態度。獨裁者往往難以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為樹立權威、強化統治的合法性，需要通過個人崇拜製造對獨裁者的迷信。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無須借助個人崇拜來維護自己的威信、實現對黨和國家的治理。新中國成立後的較長時期，毛澤東為防止個人崇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之所以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態度發生變化，有其客觀原因。1970年12月，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坦承：“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因此，“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但毛澤東並非個人崇拜的狂熱追求者，當個人崇拜形成之後，毛澤東又深感不安，並力圖加以製止。1967年12月，毛澤東對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提法表示不滿，認為“絕對權威”、“大樹特樹”的提法不妥，並重申祝壽的禁令。1968年底，毛澤東在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時，刪去了“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等用來形容毛澤東的副詞。1969年6月，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其中規定：不經中央批準，不能再製作毛主席像章；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各種物品及包裝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語錄也要得當，禁止在瓷器上印製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運動，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築；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活動。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表示：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了，要降溫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這說明，毛澤東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頭腦是冷靜、理性的，他本人並非個人崇拜的製造者和一貫支持者。

獨裁者剛愎自用，毛澤東能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獨裁者喜歡獨斷專行、我行我素，聽不進他人的意見，決策與執行都具有強烈的個人意誌與個人色彩。毛澤東尊重民意，在決策過程中善於吸收群眾的智慧，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發明。1956年春，毛澤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的匯報，在此基礎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提倡多謀善斷；批評有些幹部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1961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反省自己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做得很少了，並表示會後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為了推動全黨開展調查研究，毛澤東同意印發中央博物館重新發現、寫於1930年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並將標題改為《關於調查工作》。他在介紹這篇文章時說：“文章的主題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 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時也告誡諸位：有事要跟同誌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毛澤東重視調查研究，善於聽取群眾意見，這種個性與處事風格，與獨裁者截然不同。

獨裁者漠視民生問題，毛澤東時刻把群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獨裁者隻關注自身利益的滿足，置老百姓的生死於不顧，甚至以犧牲老百姓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自身的私欲。與此相反，為人民謀利益、為人民謀幸福，是毛澤東的最大願望和追求。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秉持既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的發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事業、建立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製度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並善於根據群眾訴求調整民生政策，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1956年4月，毛澤東在聽取李富春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強調，農民的收入每年必須有所增加，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忽視個人利益；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1959年3月，毛澤東在寫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黨內通信》中說：“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誌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對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關心，由此可見一斑。

不可否認，作為一個“打江山”的革命者，在長期血與火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逐漸成為具有超強個人魅力的領袖，說話一言九鼎，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獨斷作風。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但實現民主的具體機製不完善、不健全，法治建設一度被忽視，對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人物缺乏有力的監督。特別是毛澤東晚年，獨斷作風明顯，遠離了民主集中製原則的要求。不過，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使獨裁喪失了製度基礎；獨斷終歸是領導作風問題，與獨裁有本質區別。當然，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仍然是當前需要著力解決的一項曆史任務。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結束千年不絕的匪患





中國自1840年起一直戰亂不斷——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撚軍、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收複新疆之戰、甲午戰爭、義和團、八國聯軍、辛亥革命、護法戰爭、軍閥混戰、北伐、沙基慘案、萬縣慘案、南京慘案、濟南慘案、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所有戰亂苦難傷害的是老百姓。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決無去侵略別國的戰爭, 也無被入侵的戰亂。中國大陸的和平仍在繼續，這個記錄在逐年被刷新——中國如今已有力量保護自己的和平。

魯迅曾如此描述國民黨的民國：“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拔萃”——“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中央軍克陳留”、“遼寧方麵籌組副司令部”、“禮縣土匪屠城”、“六歲女孩受孕”、“空軍將再炸邕”、“剿匪聲中一趣史”、“鄂省黨部祝賀克複許汴”、“法輪毆斃棧夥交涉”、“馮閻部下全解體”、“八路軍封鎖柳州交通”、“追記鄭州飛機劫”、“京衛戍部槍決人犯”、“首都槍決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禮縣土匪屠城”、“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等等說明了什麽?中國不光有軍閥割據，更有大大小小的匪盜割據——東北胡子、湘西土匪、廣西土匪、江西土匪、豫西土匪、貴州土匪、四川袍哥、青紅幫、大刀會、紅槍會、哥老會、一貫道、座山雕、南霸天、形形色色土匪流氓地痞無賴混混會道門……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土匪惡霸黑勢力從來不絕，即使“太平盛世”也不例外。這些黑勢力靠什麽生存?——搶劫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說，隻要這些黑勢力存在，就無所謂“太平盛世”，無所謂“和平”。

中國社會千年不絕的匪患、無數大大小小割據分裂的黑惡勢力，毛澤東隻用了短短幾年就摧枯拉朽一掃而光——全國剿匪、嚴厲打擊一切黑惡勢力反動會道門;不光打軍事戰，更打政治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孤立敵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反戈一擊有功”，通過根本的社會變革徹底消除貧富不均、生計無著、被迫鋌而走險等一切產生土匪黑社會的土壤，使中國社會從此徹底免除了匪患和各種黑社會——曆史上官府剿匪，屢滅屢生，官兵一走土匪很快死灰複燃，黑社會更是從來沒斷過線。而中國如今還有座山雕之類嗎?還有青紅幫、一貫道、大刀會、哥老會、袍哥之類嗎? 難怪《雪白血紅》說：“小鬼子那麽凶，也拿‘胡子’沒法，共產黨三下五除二就劃拉光了。就憑這一點，共產黨不坐天下就怪了。”

已經習慣了今日中國生活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毛澤東，如果自己到了毛澤東之前的中國怎麽活——乘高鐵? 處處割據、津浦路都要分段通車、各地鐵路寬窄都不一樣，怎麽修高鐵? 自駕遊? 遍地土匪、殺人越貨、到處綁票，你遊一個試試? 創業做買賣? 首先，得精通跟各種不同的貨幣、各種不同貨幣時時不同的幣值打交道：金條、銀元、外幣、中央政府發行的各種貨幣、各地政府甚至各路軍閥發行的各種貨幣。小說《多收了三五鬥》裏，農民一次賣糧就涉及三種貨幣：現洋、中國銀行發行的鈔票、中央銀行發行的鈔票……要精通到什麽程度? 得如魯迅所說，一看就知道“什麽是通行的，什麽是該打折扣的，什麽是廢票，簡直要不得。”其次，得準備應付各種苛捐雜稅，包括預征到六十年以後的捐稅。如果涉及餐飲，就不但得打點管理、稅收、衛生諸衙門，更得應付各路大爺——軍、警、憲、特、達官貴人、行會、幫會、街頭混混流氓黑社會……不管是官府還是地頭蛇，有點勢力就能白吃白拿再加上收“保護費”，膽敢怠慢輕則趕你的客戶掀你的攤子砸你的店，重則能把人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流。如果碰上軍閥混戰或者幫會搶地盤大打出手就更倒黴，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命都難保，更不用說做生意了。如果涉及物流，就得準備應付關卡林立——有關有路(包括水路)必有卡，有卡必有稅，稅率還沒準：按量收的、按件收的、按估值收的、按人頭收的、隨心所欲一口價蠻橫亂收的、要紙幣的、要現洋的、要實物的……“這裏到範墓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就說依他們捐，哪裏來的現洋錢?”(《多收了三五鬥》);“什麽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隻能爛掉……”(《故鄉》)

別的且不論，光想想上述這些就夠令人頭大了。就憑這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給中國老百姓帶來的和平與統一多麽徹底，多麽貨真價實高質量，多麽史無前例，多麽寶貴。(人大“公知”張鳴說亂世有自由，不僅“讓文化人得意”，而且讓“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都“活得人模人樣的”;《南方周末》說，“無政府包含著相當的經濟自由”、“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他們絕口不提如此美好的“亂世自由”、“無政府自由”對普通老百姓的真正含義：軍閥土匪的“拉杆子自由”、“征稅自由”、“印鈔自由”、“設卡自由”、“收保護費自由”、“綁票自由”、“打罵自由”、“搶劫自由”、“殺人自由”……)

有人說：“安全感所帶來的自由選擇的權利，是一個國家賦予年輕人最好的禮物。”然而安全感的基礎和前提是和平和統一。沒有徹底持久、貨真價實的和平與統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徹底持久、貨真價實的和平與統一是毛澤東賦予所有中國人的最大最好的禮物。幾十年來，每個中國人每年每月每日每時每分每秒都在享用毛澤東的這份大禮; 所以中國才有了“無戰亂，無匪患，人口翻番，壽命翻番”，才有了如今的“你不必一定要在別人的國土上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個體，才可以被尊重。你就踏踏實實的做一個哪怕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也會被善待。因為你的背後是一個穩定的國家，而世界對你的國家充滿敬畏。”“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解釋你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你不需要時刻去提防國土安全，你更不需要因為擔心國破家亡而流落他鄉。”“強大的國家會賦予一個少年強大的安全感，基於安全感，他可以自由的選擇他想生活的地點、職業、狀態，乃至是心情。他是輕裝上陣去看這個世界，又理直氣壯的回到自己的家園”、“如果你覺得你活得很舒服，那是因為有很多人在默默的為你付出。如果你覺得很安全，那是有很多人在為你承擔風險。他們是邊疆官兵、維和部隊、外交官、公共服務的各行各業為了你和我更強的安全感在不懈努力”。

許多人往往“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不知道自己所擁有的是何等珍貴，直到失去”——病得爬不起來了，才突然知道健康有多珍貴;天下大亂血流成河了，才突然知道和平與統一有多珍貴;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難民同病相憐了，才突然知道“先有國才有家，沒有國哪有家”有多正確，從而才知道陳有西之流的“先有家才有國，沒有家哪有國”之類論調有多混賬。

毛澤東說，“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這也是使中國實現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這根本轉折的基本保證——在中國實現徹底持久、貨真價實的和平與統一本身，就是一項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的根本轉折。

盡管中國兩千多年前就有了“民貴君輕”、“以民為本”、“愛民恤民”之類，但那不過是裝模作樣，真正實行的一直是“英雄精英創造曆史”、“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壓迫有理”。兩千多年來中國老百姓的實際地位一直最低最賤：“草民”、“蟻民”、“賤民”、“莠民”、“刁民”、“暴民”、“屁民”、“墮民”、“民粹”、“群氓”、“窮鬼”、“懶漢”、“人渣”、“痞子”、“腦殘”、“智障”、“愚昧”、“無知”、“弱智”、“低能”、“素質低”、“智商低下”、“你窮是命中注定”、“你窮是因為你懶”、“你窮是因為你笨”……

有史以來第一次，毛澤東石破天驚振聾發聵地提出了“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以前從來沒有人把人民群眾的地位提得這樣高——“‘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麵。‘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此舉徹底粉碎了中國沿襲了幾千年的尊卑體係，為中國實現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這一根本轉折奠定了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基礎，也從思想政治上劃清了野蠻與文明、原始與現代的界線——認同“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就是認同文明拒絕野蠻、認同現代拒絕原始;否認“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就是拒絕文明堅持野蠻、拒絕現代堅持原始。

中國實現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的根本轉折的全部舉措都圍繞著“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這一核心展開。沒有毛澤東的“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就沒有中國老百姓的主人公意識，就沒有中國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的根本轉折——提出“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本身就標誌著中國在思想理論、倫理道德價值觀等核心領域實現了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的根本轉折。

現代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體製，是中國過去從來沒有、毛澤東時代才全麵地係統地建立起來的涵蓋整個中國大陸的體製：防災救災體製——中國曆史上隻有“賑災”，沒有“救災”。衛生保健體製——毛澤東時代之前，中國從來沒有全國性衛生保健體製，絕大多數人生了病隻能求神拜佛聽天由命，或任巫醫神漢江湖郎中擺布。社會安全養老保障體製——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任何社會性養老保障體製，就連皇帝的大臣退休後也沒人管，頂多告老時能一次性拿到點犒賞，之後就全靠自己了。義務教育體製——從此讀書識字不再是可有可無、少數家境優裕的人才享受得起的奢侈，而成了全民的義務，即使窮鄉僻壤的農民的孩子也能獲得教育。義務兵役動員體製——徹底結束了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原始野蠻的兵役製——抓壯丁、私人招募、世襲壟斷、招降納叛、雇傭收買、脅持哄騙……。

下述野蠻是毛澤東時代才正式徹底全麵禁絕的。在那之前在中國從來沒斷過。株連家屬、滿門抄斬。梟首示眾、鬧市處決。監獄虐囚。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官商一體肆意抓人。虐俘殺降。強征民夫、抓壯丁。

下述文明舉措是毛澤東的獨創：優待俘虜：對俘虜不但不殺，而且優待：不侮辱，不虐待，不沒收私人財物，想回家者發路費遣送回家——“日內瓦公約”都無如此要求。化敵為我：“解放戰爭時共產黨這麽多兵是從哪兒來的？大部分都是俘虜兵。國民黨的俘虜兵憑什麽就轉過頭為共產黨賣命？共產黨有本事。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組織群眾，充分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積極性，群策群力解決各種靠少數人解決不了的問題，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跡。

長期的封建專製和愚民統治把中國老百姓變成了一盤散沙，變成了麻木不仁愚昧冷漠的阿Q。毛澤東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把中國老百姓組織了起來，把一盤散沙變成了一個拳頭。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使中國人從“劣等民族”變成了“優等民族”。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人口80%是文盲。然而僅僅幾年，絕大多數人就摘掉了文盲帽子，不再是“睜眼瞎”。毛澤東的大掃盲運動、文化大普及和相應的漢字簡化拚音化不僅使幾億中國人一下子就摘掉了文盲帽子，更給中國社會帶來一係列極其深遠的影響。中國上千年的“男尊女卑”——“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女子無才便是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烈女殉夫”、溺殺女嬰、婦女束胸、裹小腳、童養媳、買賣婚煙……婦女在社會中毫無地位——“牝雞不司晨，女人不是人”、“人生莫做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中國婦女被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大繩索綁在社會最底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帶動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開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毛澤東締造的新型軍隊在中國曆史上創造出了全新的軍民關係——不再是“貓鼠關係”，而是“魚水關係”。大規模破除迷信、提倡科學、移風易俗、改造民族。提倡科學、破除迷信、提倡文明、反對惡習、科學接生，嚴禁黃、毒、賭、消滅性病，嚴禁拐賣婦女兒童，嚴厲打擊人販子，取締娼妓、媒婆、跳大神、巫醫、神漢等;反對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禁止童養媳、禁止納妾、反裹小腳、婦女結婚不改姓。全麵奠定工業化基礎。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yongbing1993]

開天辟地頭一回文革學生批老師







《老師》：師道尊嚴，嚴師出高徒，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然而，在《老師》隊伍中，應該說，絕大多數是好的。少數的《老師》有沒有不自重。恐怕沒有人敢保證：沒有！偶見於媒體的學生槍殺《老師》，學生割喉《老師》，學生毒殺《老師》，最最被炒作控訴幾十年不放過的是文革中幾個高幹子女學生打死一個校長。顯然這些都是犯罪，應該嚴懲凶手。

今天這裏不講這些的個案犯罪。講講《文革學生批老師》。這不是個案，幾乎每個學校在一九六六年下一學期開始的文革，是從《文革學生批老師》開始的。這些《文革學生》的年齡從十六歲到二十二歲左右。這是一個普通的現象。也是《開天辟地頭一回》。因為中國幾千年來學生讀書要用《錢》。有《錢》才能去上學，有《老師》教。而學生和《老師》之間，如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不可以讓學生批《老師》的。所以說，《開天辟地頭一回文革學生批老師》。

為什麽《文革學生批老師》？

這要從中國共產黨說起，這幫由工人農民及窮人們在一批讀書人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勝利了，成立了新中國。新中國要掃除文盲辦各類學校，需要大量的《老師》。

這些中國共產黨和工人農民及窮人們就延用了舊中國留在大陸的所有讀書人來當《老師》。

這些《老師》幾乎都是有錢人家出身的。受的教育均是私校私教及家教，而且在共產黨土改時及公私合營時都被分了財產土地。

雖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下，這些《老師》中絕大多數都是全心全意為窮人及窮人家的孩子教書的。

但這些《老師》的教育方法是《舊式的私教式嚴厲的》，當然不排除個別《老師》對這些窮人家的學生進行階級報複的行為。

在一九六六年上學期之前的新中國的學校中存在著這幾種行為：

一，罰站。學生在聽《老師》上課時，稍有分心如開小差同桌小聲說話被《老師》發現時，立即被《老師》大聲嗬質，並開始罰站一節課時間。

二，關門外。學生遲到那怕在關門後一分鍾也不行。隻能在門外等一節課，被關在門外。

三，打手心。《老師》提問時，回答錯了要打手心。有吋狠的《老師》耍學生的手放在台角上被打。

四，占便宜。收學生禮物，當然學生家長知道的。耍學生為《老師》做私活。

五，厚此薄彼。《老師》有喜歡的學生，和不喜歡的學生。

六，男老師對漂亮女學生的特殊待遇。

七，教育內容：理論脫離實踐。教育方法：死記硬背。有的學生背不出來就被罰抄罰寫等。

八，考試時把學生當敵人。

而學生們都是在反叛的年齡段。所以在《文革》的開始時，學生首先批判的是《老師》。

對這些舊的教育製度，教育內容，教育方針要不要改變一下？這正是《文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教育革命。

毛主席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偏題，出古怪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徹底改革。我主張公開出考題，向同學公布，讓同學自己看書，自己研究，看書去作。例如對《紅樓夢》出二十道題，有的學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幾個題目答得很出色，有創造性，可以給一百分。 另外有些學生二十道題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按老師講的答對了，但沒有創造性的，隻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

毛主席說：“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不都是進士和翰林。蒲鬆齡是一個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還不是舉人。就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李後主文化多了亡了國。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個大草包。”（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我早就說過，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買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

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

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2歲學說話，3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