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北京山區開展綠化造林

大躍進時北京山區開展綠化造林

 

 

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在全國大規模造林的指示》。為貫徹指示精神，中央國家機關先後組織數萬名幹部職工前往北京昌平山區開展綠化造林，為綠化京郊作出了重要貢獻。為迅速綠化荒山荒地，北京市大力開展群眾性造林運動，從202萬畝宜林地中劃出42萬畝，歸口十大係統黨政機關、人民團體、軍隊、學校、工商企業等單位。其中，位於昌平區南口鄉、長陵鄉的5.7萬畝山地分配給了中央國家機關。

由於曆代砍伐、戰爭損毀和人為破壞，解放初期昌平區的森林覆蓋率僅為1%，荒山禿嶺隨處可見。按照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的指示精神，國管局主動同昌平林業部門聯係勘察，提出了中央國家機關在昌平地區綠化造林的區域劃分和設點方案，報國務院及北京市政府審批。

北京昌平區造林綠化工作規劃在南口鄉、長陵鄉5.7萬畝山地就給中央國家機關了，“永遠歸我們機關管理，就是國營農場，就是搞共產主義人民公社，目前是綠化”。

各單位都要有人長期或比較長期在那裏，搞副業、工業、商業，“總之是工、農、商、學、兵都有，將來老人還可以在那裏養老”。建設國營林場的方針是以造林為主，結合發展農牧副業經營，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發揮潛力，苦戰3到5年，變窮山為富山，做到坡地梯田化、山地水利化，荒山變果山、沙地變良田。

昌平綠化不僅美化首都，而且也為機關幹部參加長期輪流勞動提供了經常性的場地，還可以使中央國家機關在此建設永久性的休養場所。本著自力更生的精神，綠化造林所需住所、家具、工具、基建材料、投資資金等，均由各單位自行解決。

根據北京市統一安排，綠化造林定於1958年8月5日前後啟動，中央國家機關吹響赴昌平綠化造林的集結號。有了不久前組織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職工赴十三陵水庫義務勞動的經驗，此番組織工作顯得順暢許多。

動員部署會後，國管局與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成立了中央國家機關昌平綠化造林指揮部（以下簡稱指揮部），建立起“指揮部—管理處—站”的三級組織架構。指揮部下設南口鄉（又稱西區）、長陵鄉（又稱東區）兩個分指揮部。其中，在南口鄉設立居庸關管理處，下設臭泥坑站、南站、居庸關站、四橋站；在長陵鄉設立珍水泉管理處，下設錐石口站、珍水泉站、下口站、上口站。每處安排長期隊伍500人，其中列機關編製6至8人，承擔後勤、供給、統計、技術、醫藥衛生、副業等工作。各站編製2人，承擔後勤、供給、統計等任務。

指揮部將中央國家機關68個單位編為38個綠化分隊（每隊100人左右），其中南口、長陵部署各半。南口綠化造林東起關溝口，西至居庸關、三堡車站一帶，總人數40202人，負責27741畝山地；長陵綠化造林東起泰陵的風水嶺，西至麻峪房子一帶，總人數42395人，負責29259畝山地。

1958年8月1日，各綠化分隊抵達昌平南口農場集結，齊燕銘和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副秘書長劉旭作動員講話。指揮部印發《綠化種植技術指導資料》，要求各隊結合任務、地形、技術條件等情況製訂工作計劃。8月4日，兩支隊伍開進南口、泰陵地區。國管局成立中央國家機關幹部勞動生產辦公室，指揮部即歸其領導。

中央國家機關首批4000餘名幹部開赴山區勞動，解決吃住問題成為當務之急。泰陵、南口、居庸關和下口村設有糧店和供菜站，但蔬菜種類很少。除了下口、上口、泰陵園、錐石口、居庸關和南站能騰出少量房屋以外，其他地區隻能由各綠化隊自己想辦法。

位於荒山野嶺深處的臭泥坑村，是綠化站駐地之一。綠化隊在村裏的一個破廟安營紮寨，生活所需都得徒步背上山。隊員們住在老鄉家，特別注意維護好黨群、幹群關係，所到之處“水缸滿，院內屋內潔”。他們自力更生建宿舍食堂、蓋畜圈禽場，逐步改善了生活條件。

由於遠離城區看病不易，指揮部協調北京市從右安門醫院調來3名醫務人員，在南口外專局分隊駐地建立門診部，既方便綠化隊員看病，也為當地百姓服務。指揮部還從部委機關抽調醫護人員，在居庸關地區的國務院直屬口分隊、衛生部分隊和泰陵地區的林業部分隊、冶金部分隊等駐地建起4個衛生保健站，工作範圍覆蓋東、西區所有綠化基地。

中央國家機關綠化大軍進入山區時，正值北京雨水最豐沛的時節。為了抓住有利氣候條件，同時讓幹部適應工作環境、勞動強度，掌握基本的植樹要領，從1958年8月上旬到9月初，各綠化隊集中開展雨季挖坑。機關幹部們扛鍬上山、搬石挖土，全力投入魚鱗坑、水平條等山地植樹基礎建設。所謂魚鱗坑，就是在較陡的坡麵和溝坡上，沿等高線自上而下挖的半圓形或月牙形土坑。它們多呈“品”字形交錯排列，狀如魚鱗，因而得名。在坑內栽樹，可保土保水保肥，一舉多得。水平條指沿著等高線修成的台階式條麵，一般要求深度適宜、外表堅固。條麵需保持水平，條內土壤疏鬆，以利保土蓄水和樹木生長。

指揮部組織各分隊開展試驗性雨季造林，安排有經驗的同誌帶隊，教大家怎樣順山坡選地形、挖坑修堰，怎樣挑苗上山、運土擔水，僅用時兩周就完成了試驗造林的任務，多數單位植樹成活率超過80%。各綠化隊采取土淺培土、坑小加大、埂低加高等措施，加強田間管理和澆水保苗，相關的水利開發、山間修路、技術訓練、黨組織建設等也逐步開展起來。

遵照周恩來總理關於京郊綠化工作的指示精神，各部委動員機關幹部輪流去昌平栽樹，目標是在當年11月底之前完成綠化整地任務的70%，約4萬畝。

就在大規模秋種即將開啟之際，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了。起初，綠化造林的思路是先綠化荒山，再建國營農場，進而搞共產主義公社，但形勢發展之快明顯超出預期。1958年9月，北京市商業係統十三陵綠化大隊7000人就地加入人民公社。中央國家機關綠化隊伍要不要入社、怎麽入社、入社後與原單位什麽關係？這成為急需研究解決的問題。

遵照周恩來總理指示精神，中央國家機關昌平綠化3人領導小組（高登榜、任民、薑峰）與昌平區委、十三陵人民公社主要負責人研究提出：中央國家機關在昌平的綠化隊伍應迅速加入人民公社，在南口的綠化單位加入前進人民公社，在泰陵的綠化隊伍加入十三陵人民公社；每一綠化單位為一戶，參加綠化人數即為一戶的人口數；入社後，仍負責造林綠化，生活待遇和住房用具仍由原單位負責供應解決；允許各單位在綠化區建療養院、休養所以及投資興辦工業、副業；公社有權調動綠化隊伍支援工農業生產等。

上述方案經征求各部委意見，大家普遍認為，加入人民公社後力量大、好處多，結果一致同意。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常委擴大會議遂作出決定，指揮部所屬各綠化分隊加入當地人民公社。

1958年9月29日，在南口、泰陵分別召開了中央國家機關綠化隊伍積極分子會議。次日，兩地造林隊伍改編為中央國家機關綠化造林一隊、二隊，隊員們就地加入人民公社，淩晨兩點就帶著饅頭上山，一直勞動到晚上7點才下山。10月1日，十三陵人民公社召開慶祝大會，住在臭泥坑、泰陵、居庸關、上下口村的綠化隊還與群眾搞了聯歡。

中央國家機關辦公廳（室）主任會議，研究中央國家機關綠化造林隊參加人民公社的後續問題。原3人領導小組調整為中央國家機關綠化造林5人領導小組，指揮部搬到昌平區委，一隊、二隊的負責人分別加入所在人民公社的領導班子。

北京市委召開秋季造林躍進大會，中央國家機關綠化造林隊提出，保證年底前整地完成100%、植樹完成70%，並向其他造林綠化隊發出了挑戰，掀起了整地高潮。各綠化隊紛紛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開展“比指標、比質量、比幹勁、比團結互助、比群眾紀律”勞動競賽，還運用光榮榜、躍進台、大字報、工地喊話等方式進行宣傳鼓動。各部門先後有20餘位部級幹部、269名司局長赴昌平參加勞動或慰問。至1958年12月16日，各綠化隊共整地62616畝，綠化荒山52079畝，超額完成了目標任務。

據統計，1958年8月到12月，中央國家機關在南口、泰陵參加勞動32581人次，奉獻49.7萬個勞動日；累計投資67.7萬餘元，綠化荒山5.2萬多畝，植樹245萬株，開荒995畝，建房舍988間、1萬多平方米，修發電站5座，修路12公裏，打荊條11萬餘斤，養豬410頭，養雞300多隻；幫助群眾秋收秋耕9014個勞動日，綠化造林首戰告捷。

就在京郊綠化開局良好之際，持續數年的自然災害不期而至。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同比下降15%，為減輕北京市食品供應負擔，中央國家機關綠化造林逐漸向“發展多種經營”轉變。

加強幼樹撫育管理，保證成活率在95%以上；完成綠化掃尾工作，種植林木樹5000畝、果樹4萬株並建立苗圃。按照統一計劃、分散經營的原則，利用南口、泰陵地區新開墾荒地發展農副業，並興辦小型肥料廠、加工廠、磚窯、石灰窯等；除長期綠化造林隊伍以外，中央國家機關幹部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參加勞動。國務院同意了這一報告，要求各單位結合實際，“及早做具體的安排，並希抓緊當前備耕的時機，立即行動起來”。

1959年7月，指揮部下達夏季植樹（油鬆）71萬餘株的任務，並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造林驗收製度。1959年底，5.7萬畝荒山植樹造林任務基本完成，共計植樹740餘萬株，平均成活率約75%。

由於綠化掃尾任務所剩不多，各綠化隊開始把相當一部分力量轉入農副業生產，全年共生產糧食42萬餘斤、蔬菜170萬斤，養豬2457頭、羊3269隻、雞9280隻。2/3的綠化隊實現自給自足，向機關食堂供應肉類2.3萬餘斤。

1960年，災情進一步擴大，全國半數以上耕地遭災。由於極度缺糧，許多幹部職工得了浮腫和夜盲症，不得不暫時中止赴山區勞動。各綠化隊的農副業生產同樣遭遇嚴重困難。

從1960年春開始，指揮部要求各綠化隊在抓好荒山綠化、補種栽種和保苗護苗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宅、路、水、圈的間隙種菜，提高蔬菜自給率。指揮部從北京市接收百畝苗圃，種上大白菜、水蘿卜等蔬菜，緩解各分隊蔬菜供應緊張狀況。人民銀行駐東園車站綠化分隊從石縫中摳出一畝多的菜地；在虎峪山下，一機部綠化分隊栽種了千餘株蘋果樹，成活率和產量在各綠化隊中名列前茅；林業部分隊發揮專業優勢，在造林轄區內廣種果木林。

為了貫徹中央關於發展以養豬為中心的機關農副業生產的指示，1960年春，勞動辦組織開展了中央國家機關食堂福利基地農副業生產競賽。秋季，指揮部會同中科院在國管局禮堂舉辦發展綠化造林與糧食代食品成果展覽會，宣傳植樹造林的事跡和成果，展出用樹皮、樹葉、玉米核等製作的代食品，吸引了大批幹部職工前來參觀。

“安排好生活，在當前已經成為機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的重要事情，關鍵在於把食堂辦好，搞好機關的副食品生產。各部門的機關事務管理機構，都應當把發展機關副食品生產看作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集中力量開展機關副食品生產。1961年12月，除少數人員留守外，指揮部其他人員撤回。1962年3月，保留綠化造林指揮部名稱，人員全部撤回。據統計，三年困難時期，中央國家機關共有51個單位先後建立271個生產基地，種糧種菜、喂畜喂禽，為共克時艱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年7月，經國務院批準，北京市接管中央國家機關在南口、泰陵地區的綠化山林，建起兩個國營農場，中央國家機關在昌平綠化造林的任務宣告結束。

從1958年8月到1961年底，中央國家機關先後有10餘萬人次參加了京郊義務植樹造林，植樹近千萬株。幹部職工與廣大群眾想在一起、幹在一起，義務為當地老百姓修公路、建水庫、種果林、送醫藥。指揮部撥出專款3萬餘元，在東起泰陵、西至麻峪房子、北至風水嶺一帶，修築了一條12公裏長的山區雙線公路，便利了群眾出行。在上口村北，水電部分隊建起一座小水壩，集防洪、排澇、發電諸多功能於一身。在虎峪建工部綠化分隊駐地，依山而建的小型水庫解決了農田灌溉和照明用電問題。從東北采購的優質蘋果樹苗，一機部等多個綠化分隊試種成功，填補了昌平無蘋果種植的曆史空白。綠化隊駐地的門診部和保健站，解決了山區缺醫少藥的難題。便民利民的實際行動，不僅服務了人民群眾，還實打實地鍛煉了幹部隊伍。

全市的森林覆蓋率、山區森林覆蓋率分別為51.6%、67.05%，其中昌平區的林木綠化率、山區林木綠化率分別達66.92%、92.11%。今天的京郊群山披綠、鬱鬱蔥蔥，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京郊綠化，為持續改善首都生態財富，還留下一筆厚實的民生財富。

[yongbing1993]

《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走資派鄧小平玩弄抹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的詭辯術就是折中主義的手法。

列寧在批判布哈林時指出：“‘又是這個，又是那個’，‘這一方麵，另一方麵’——這就是布哈林在理論上的立場。這就是折衷主義。”

事情很清楚，如果依了走資派鄧小平的《唯生產力論》，必然要破壞已經建立的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使生產關係中同舊社會差不多的那些東西永遠保留並不斷擴大。

這樣，資本主義和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就會從資產階級法權這塊土壤上更快地產生出來，為資本主義複辟培植社會基礎。

這個結果己被四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走資派特色社會所證實。現代中國特色政府。

走資派鄧小平喜歡講的一句話是：“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比長篇大論更能表明《唯生產力論》的修正主義本質。

毛主席在批判鄧小平的時指出：“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走資派鄧小平把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的東西當作寶貝。什麽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馬鋼憲法”等等。在走資派鄧小平看來都是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

按照走資派鄧小平這種買辦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按照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能把社會主義的生產搞上去嗎？根本不可能。

隻有社會主義，隻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能夠救中國，這是曆史和現實已經證明了的。

所以，走資派鄧小平的所謂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假，複辟資本主義才是真。

毛澤東和黨內走資派鄧小平的分歧，根本不是要不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要不要發展生產力的分歧，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分歧。

走資派鄧小平鼓吹物質刺激，反對批判物質刺激，是為了進一步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

走資派鄧小平的物質刺激論是修正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觀點。蘇修叛徒集團一直用它來維護他們的特權和私利，把他們任意侵吞、剝削蘇聯無產階級的勞動果實合法化，同時向勞動人民灌輸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使之喪失革命鬥誌，聽憑他們的壓迫和剝削。

中國的改革開放後就是如此。

在社會主義社會，修正主義也不是偶然現象，也有其產生的階級基礎和經濟條件。

走資派鄧小平鼓吹物質刺激，正是為了維護並擴大產生修正主義的經濟條件。這同廣大工人、農民、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

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洽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沒的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隻有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才能真正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引導勞動人民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前進。

走資派鄧小平搞物質刺激，隻能是越搞，資產階級法權越擴大，私有觀念越增長，越搞，離社會主義越遠，離資本主義越近。

蘇修的現實就是一麵鏡子。在那裏，物質刺激可謂無孔不入了，結果又怎樣呢？養肥了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而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卻越來越貧困，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

走資派鄧小平物質刺激論究竟對哪個階級有利，對哪個階級有害，究竟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不是十分清楚的嗎！

走資派鄧小平死死抓住這個東西不放，恰好證明走資派鄧小平是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

在社會主義時期政治路線的鬥爭和哲學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經常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內曆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在哲學上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以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作為他們機會主義路線的哲學基礎。

走資派鄧小平也是這樣。走資派鄧小平在哲學上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突出表現是，用唯心論反對唯物論，用折中主義冒充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

毛主席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

毛主席又說：“群眾是棄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從根本上說來，都不過是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這是中國共產黨基本的領導方法，也是中國共產黨按照唯物辯證法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確的思想路線。

和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相反，一切修正主義者都是曆史唯心主義者。在走資派鄧小平看來，曆史是少數英雄豪傑創造的，而不是奴隸們創造的，走資派鄧小平根本不承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個真理。

走資派鄧小平們十分害怕群眾運動，群眾運動起來了，總想千方百計地把它鎮壓下去，走資派鄧小平在這方麵不是作了充分的表演嗎？

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走資派鄧小平反對合作化。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走資派鄧小平夥同劉少奇推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革命群眾。

這次走資派鄧小平又大刮右傾翻案風，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站在群眾的對立麵，把仇恨發泄在革命群眾身上，用所謂“整頓”這根大棒向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頭上狠敲下去，進一步暴露了走資派鄧小平的曆史唯心主義的麵目。

走資派鄧小平反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什麽“依靠工農兵是相對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

列寧說：“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

走資派鄧小平竭力反對這個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說什麽“生產力就是科學”。

走資派鄧小平攻擊工人階級對教育、科技等上層建築領域的領導是什麽“一不懂行，二不熱心”，鼓吹要由“有水平，有知識”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領導。

總之，走資派鄧小平一貫堅持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根本不把人民群眾放在眼裏，牢牢站在資產階級貴族老爺的立場上，夢想複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

結果，走資派鄧小平就把自己擺在同廣大群眾和幹部對立的地位上。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著的對立麵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發展。

在複雜的事物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用對立統一這個根本規律觀察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其他各種矛盾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

走資派鄧小平公然修正這個基本原理，把安定團結、發展國民經濟也擺在綱的位置上來。這樣，就否定了主要矛盾，否定了對立統一這個根本規律，完全陷入了折中主義的泥坑。

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走資派鄧小平玩弄抹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的詭辯術就是折中主義的手法。

列寧在批判布哈林時指出：“‘又是這個，又是那個’‘一方麵，另一方’——這就是布哈林在理論上的立場。這就是折衷主義。”

把這句話原封不動地用來給走資派鄧小平畫像，不是很逼真嗎？這種現象恰恰反映了修正主義的虛弱本質。走資派鄧小平們本想推翻那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理論上早已解決了的問題，用修正主義的理論來代替它。

但是，搞修正主義，違反工農兵、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即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的利益，很不得人心，走資派鄧小平們不敢太露骨，於是就來個折中，因為“把馬克思主義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的”。(列寧《國家與革命》)

但是，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日益提高的廣大群眾麵前，他們這種伎倆已經不靈了。

列寧說：“機會主義者形式上屬於工人政黨這一情況，絲毫也不能抹殺這樣一個事實：機會主義者客觀上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隊伍，是資產階級影響的傳播者，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

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為了推行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路線，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進行攻擊和修正。

從伯恩施坦到蘇修叛徒集團，都是以馬克思主義過時為借口，全麵地背叛馬克思主義。 在劉少奇表演了一番之後，現在走資派鄧小平又跑出來當反麵教員了。

走資派鄧小平不是經常說什麽“不要老是講現話，要講幾句新話”麽？從上麵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走資派鄧小平所不要講的“現話”，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走資派鄧小平所要講的“新話”，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唯心論和折中主義等修正主義的貨色！

當這些東西被階級敵人作為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的武器來使用時，就化為那些極端反動和肮髒的政治口號。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是狂叫什麽要“真正的馬列主義”嗎？

這些反共、反人民、對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製度懷著刻骨仇恨的反動家夥，極端仇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走資派鄧小平們要的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法西斯主義。

走資派鄧小平們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這就說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心目中的“主義”，就是鄧小平的修正主義。

這就更加暴露了鄧小平全麵背叛馬克思主義，搞修正主義，是代表了黨內外資產階級和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利益。

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黨中央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大長了革命人民的誌氣，大滅了階級敵人的反動氣焰。

但是，鬥爭並沒有結束。

從思想上即理論上深入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仍然是中國共產黨麵前的一個重要戰鬥任務。 曆史經驗表明，要徹底清算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就必須從思想上即理論上把它批深批透。

毛主席在領導全黨同曆次機會主義路線進行鬥爭時，都非常重視理論上的批判，在每一次鬥爭中都號召全黨要認真讀馬列的書，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由於全黨同誌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認真看書學習，中國共產黨不僅戰勝了曆次機會主義路線，而且通過鬥爭，使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不斷提高，從而推動了革命事業的迅速發展。

當前，為了發展大好形勢，奪取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更大勝利，中國共產黨人仍然要遵照毛主席關於“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指示，在鬥爭中學習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認真學習毛主席的一係列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批鄧這個鬥爭的大方向，把這場偉大的鬥爭進行到底。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在其生命的過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鬥”。

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勝利，必然使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和修正，更加頻繁，更加劇烈。

但是，曆史己經證明，馬克思主義在每一次同修正主義進行大的鬥爭之後，都更加堅強，更加生氣勃勃。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同修正主義的鬥爭中不斷向前發展的。而修正主義則和它所代表的資產階級一樣，是腐朽的，沒落的，注定要滅亡的。

[yongbing1993]

為什麽《反共》的人《雙標》？







在博文《反共謠言之一：餓死千萬至上億》中的評論：

《野彪》評論：“以前的確是餓死過人，但餓死多少，很難統計。我覺得關鍵是不能雙標。例如你說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他們馬上就有人跳出來說人數不對，不是三十萬，是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他們會說你在撒謊。

他們說那幾年餓死了三千萬，你一反駁，就是五毛紅粉大外宣。

我覺得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中共也承認錯誤了，後來改的也很好，現在國家發展的也不錯。如果揪著中共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錯誤，讓中共下台，這辦不到。

就像我們如果現在揪著日本半個多世紀以前犯的錯誤，要日本一命還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為那些侵略中國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現在的日本人同那場戰爭沒有關係。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們怎樣才能在美國過得更好，這才是最重要的。“

回複《野彪評論》：認同你的觀點。

但想說的是：問題不是你想的那麽簡單。

為什麽《反共》的人《雙標》？為什麽《一反駁，就是五毛紅粉大外宣。》？因為《反共》的人也知道這是製造的《謠言》，所說的全是《謊言》。沒有真憑實據，但就是要說。但凡細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華人》，磚家叫獸學者名人等在各種文章，演講，講話，博文中，傷痕文學中，電視電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會說：這時段餓死人的事。謊言說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為《反共》。為否定社會主義社會製度。

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內在新中成立後走什麽道路的之爭。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派人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化道路。而以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內另一派人堅持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一直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以掀起反毛譯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勢力聯合並持續四十餘年時間裏一個卓有成效的攻擊武器。即造謠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幾千萬人。

根源在於：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以毛主席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的。

以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的是要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發現後很快批評指出錯誤，及時糾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體決定的方針政策進行。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時，具體的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極左的一套。你毛澤東要搞人民公社嗎，劉鄧就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套來反抗。共產風，浮誇風，畝產萬斤等亂來。結果搞得亂亂的，必競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誰也沒有搞過更沒有經驗。毛澤東在高位，下麵的官不配合，反而搗亂，何以能夠成事？此時，恰逢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

很多時候，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都是一體的，因為想要掘掉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就必須要向毛主席潑汙。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災麵積為1971萬公頃，成災麵積877萬公頃，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災麵積就達到5728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災麵積2251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57%，為有記錄以來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磚家叫獸說三年是“風調雨順，純粹人禍”，顯然是不顧事實。純屬《說謊》。並以此製造反共《謠言》打下基礎。

其次，那麽到底有沒有內部的人禍？當然有！有沒有餓死人？當然也有！

隻不過，誰的鍋，應該得搞清楚吧？

從1958年開始的浮誇風，就是最大的人禍。

關於浮誇風，即便是一發就被斃、就被夾，但經過去年2020這一年的互聯網大教育，很多人應該已經對浮誇風的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從曆史上去尋找這麽幾個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後，毛主席退居二線(吸取斯大林逝世後蘇聯被一幫修正主義之徒搞的烏煙瘴氣的教訓)，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這兩位：劉少奇和鄧小平，一位管黨、一位管政，同時將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輿論喉舌掌握旗下。鄧小平站在麥堆上高舉雙手高呼著“畝產萬斤的圖片還是很有領導風度的。站在平地顯現不出來。

當時毛主席為了要遏製浮誇風時，還不讓登《人民日報》。毛澤東的講話稿都不得不通過《黨內通信》在內部來傳達信息。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想給大眾知道毛澤東的講話稿內容。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控製《人民日報》。

② “大躍進”這個詞是不是毛主席發明的嗎?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首創“大躍進”，是誰負責審閱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釀成河南信陽餓死百萬群眾慘案的吳芝圃，陪同毛主席視察農田，背後是誰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麽查，查查吳芝圃在之前反右擴大化時是誰的馬仔，誰是反右的組長負責人。同時，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吳芝圃是被誰“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誰在視察河北武清、香河兩縣時，提出“加速過渡到共產主義”?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誰去的江蘇常熟縣考察時聲稱“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查查去。“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就是一張圖片上的鄧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著名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是誰的手筆?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誰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這張照片是很有名的鄧小平的照片。

這些問題的答案，四十年來不讓說。

不讓說就不說，但至少作為鋪墊，我們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發生了什麽。

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強力糾左、遏製浮誇風，情況逐漸好轉。

隨便舉幾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審閱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將第四十條中“一切浮誇和虛構，都必須反對”這句話改為“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裏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條就是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麽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鑽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謹慎一點。”

三、針對某些領導幹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億九千萬土石方”的問題，毛主席說：“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後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搞那麽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係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這些筆杆子們談話，說：“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到下麵去，不能人家說什麽，你就反映什麽，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說：“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麽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並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並到一畝。這些浮誇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六級幹部，從省級到小隊級的幹部發了《黨內通信》，專門講了農業的問題，他在信中說：“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可以看到，大刮無風期間，毛主席是最喜歡“潑冷水”的人，然而後世遵循81決議精神，卻將鍋甩給了他老人家………

民國，發生過多少饑荒呢? 隨便列一列有史可尋的：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難民5000萬;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超過14萬，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淪為災區，受災人數3700餘萬人，死亡人數不詳;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亡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即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1750餘萬人……

那麽問題又來了，馮客寫這本造謠書籍的經費從哪裏來？——台灣蔣經國基金會！出資100萬美元，責成書寫。

從台灣彌散，從此“餓死三千萬”成為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毛主席的“不鏽鐵證”。

之後，經過著名大陸外逃“曆史學者”、著名輪子辛H年在台灣香港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演講”，扯淡程度進一步升級：“1962年中國共產黨在10月間開了省委書記碰頭會，在這個碰頭會上，他們認為從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風調雨順的歲月裏，完全是因為人禍造成的4300萬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鄉安徽700萬，山東900萬，河南900萬，天府之國，四川1000萬，這些數字是鐵的數字，是我親自記錄的！”這扯淡真的扯的沒邊。

可就是這種扯淡，能夠幾十年來在各種西方媒體的“大雅之堂”上登來躍去，然後再出口轉內銷、由國內各個磚家叫獸二次三次加工創作，繼續升溫。

查證《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和《周恩來年譜》等，根本就沒有中央在1960年10月舉行各地省委書記會議的記錄，事實上當時也壓根沒有“碰頭會”這種官方會議的叫法。

這“4300萬人死亡”，張口就來之膽大，實為輪子風範。

最後，除了境外勢力的造謠，過去大陸方麵同樣存在“官史錯誤”。

比如著名的1983國統局數據(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萬人)與黨史二卷的計算錯誤，也造成了惡劣的國內國際影響(比如金輝、曹樹基、王維誌、楊繼繩等國內磚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爾以中國官史數字為依據出版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根據“某年當年歲末人口數”－“上一年歲末人口數”＝“當年出生人口數”－“當年死亡人口數”的公式，在1983官史數據中，從1957===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竟然出現了巨大差異。這能夠作為論據以證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千萬、三千萬人嗎?

事實是：災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於戶籍製度落實伊始執行不到位，有1072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並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中國統計年鑒》1986)——這等於莫名增加了千萬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後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萬人口的數字滑坡。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全國的《國營農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毛澤東時代，經過30多年的艱苦奮鬥，到1985年末，全國已有各類《國營農場》2700多個，擁有耕地480多萬公頃。

這些《國營農場》，它們分屬農牧漁業部門以及軍事、僑務和工交等部門管理。

其中農牧漁業部門(農墾部門)管理的農場2055個，土地總麵積2373萬公頃(內有耕地400多萬公頃)。

軍事部門管理的農場386個，耕地20.5萬公頃。

僑務部門管理的農場有86個，耕地4.9萬公頃。

《國營農場》建設的蓬勃發展，使其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據統計，1985年全國農墾係統的《國營農場》向國家交售糧食(包括大豆)334.1萬噸，商品率高達47.8%，比1956年增加12.1倍。

另外幾種產品產量和供應量在全國還占有較大比重：天然橡膠占90%，供應京、津、滬等城市的牛奶占80%，乳製品占全國的1/3(1984年)，人參、鹿茸分別占14%和60%，啤酒花占70%，供應港澳的活豬占20%，等等。

此外，《國營農場》在向農民傳授先進技術，推廣先進經驗，為兄弟民族培養人才，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增強民族團結，保衛和建設祖國邊疆等方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國營農場》的主要任務是：擴大耕地麵積，為國家提供商品糧食和其他商品農副產品，建成內外貿商品生產基地；積累經驗，培養人才，在農業實現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過程中起示範作用；支持和幫助農民發展商品生產，成為農村先進技術和良種推廣、農產品加工、運輸、銷售的服務中心。邊疆省區的國有農場還負有屯墾戍邊和幫助少數民族繁榮經濟、文化的任務。

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保證供給，減輕人民負擔，黨中央和毛主席號召各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學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解放戰爭期間，在關東，為了安置複員軍人和被俘的蔣軍官兵，曾開墾荒地建立農場。

新疆民族的革命部隊，在堅持反對國民黨軍的鬥爭中，也曾經開荒生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了醫治戰爭創傷，恢複國民經濟，又動員了三十多個師參加生產建設。

其中進入新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同本地人民軍隊及國民黨起義軍隊會合以後，立即展開了勞動生產運動。

在華南有幾個師的轉業部隊，組織了墾殖局，種植橡膠和熱帶經濟作物。

在此前後，全國各省為了解決複員軍人和失業人員的勞動就業問題，也都建立了一些國營農場，發展農業生產，並且向農民起集體經營的示範作用。

由此可見，新中國的國營大農牧企業，不是從接受地主資產階級的遺產開始，而是依靠人力、畜力和舊式農具開墾荒地發展起來的。

就是這樣，新中國依靠軍隊的複員官兵（其中包括許多年老體弱和英勇戰鬥殘廢了的同誌），團結了全體職工和專業技術人員，經過幾年的辛勤勞動，熬過了幾年的艱苦困難，現已把一部分荒野變成了良田，蓋起了房舍，建立了家園。

許多農場已經是綠樹成蔭，水渠縱橫，果木成林，家畜成群了。

這種豪邁勞動的成果，已經日益提高這些複員官兵和農場職工的社會主義事業心，日益提高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同時，也正在日益吸引全國廣大的青年男女，來參加邊疆地區的墾荒事業。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已有五百四十個國營農場，其中大多數已達到了高額的產量。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國已經有五百四十個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的國營農場，耕地麵積達到一千五百萬畝。

其中，大多數農場已經達到了高額的產量，一九五五年國營農場的糧食平均單位麵積產量高於全國農民的百分之十左右，棉花高百分之八十左右。

在新疆瑪納斯河軍墾農場五萬多畝棉田的大麵積上，每畝達到了四百斤籽棉的豐產。

黑龍江省的九三農墾管理局的榮軍農場，在一千多畝地上，平均每畝產春小麥四百一十六點八斤。

大多數農場給農民供給了優良的種籽和種畜，對農業合作社正起著示範作用。

蘇聯共產黨贈送機械裝備並且派遣專家幫助新中國建成的“友誼農場”和捷克斯洛伐克贈送機械設備和派遣專家正在建立的“中捷友誼農場”，它們都將成為新中國《國營農場》樹立學習的榜樣。

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將開墾耕地三千五百萬畝。

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國營機械化農場的開墾耕地七百五十八萬畝，可以完成，連軍墾農場將共達到一千五百萬畝。到一九五七年可共達到二千五百萬畝。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將開墾耕地三千五百萬畝，這個計劃完成後，我國國營農場的耕地將共達六千萬畝。

為著完成上述開荒任務，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中央計劃以新疆、黑龍江和華南為重點，並且將根據這些地區的特點，發展大農牧業經濟，經營不同的特產，生產工業原料和出口商品。

新疆地區的開墾，雖然水利工程投資大，但由於有著植棉的優越條件，已經有了植棉的經驗，棉田的產量很高，年年保收。如果到一九六二年新疆軍墾國營農場和地方國營農場的棉田增加到四百萬畝，每畝以產皮棉一百二十斤計，那末，一年就即可以產棉花四百八十萬擔。相當於全國同年總產量的百分之十。

黑龍江省國營農場和鐵道兵農場，如果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耕地麵積達到三千三百萬畝，就可以爭取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生產大豆四百五十萬噸（五年累計數），相當國家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出口大豆的一半。

華南墾殖局的橡膠園，遭受一九五四年百年未有的大凍害以後，現已逐漸恢複，廣東（包括海南島）、廣西、雲南都有種植橡膠和熱帶特產飲料、香料作物的好條件。因此應該積極發展以熱帶亞熱帶的作物為主的多種經營。

加強地方國營農牧場對當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示範作用。全中國各省、區的地方國營農場也必須以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為指針，因地製宜地進行多種經營，一方麵，向當地農業合作社學習耕作方法，另一方麵又給當地農業合作社供給已經證明並且經過技術鑒定的優良種籽、種畜和油籽樹、果樹苗，推廣當地行之有效的技術措施，提供經營管理的經驗，為此目的，毛澤東時代對於各個地方國營農場的投資的分配和技術人材的配備，應當給以應有的注意。同時，應當貫徹執行勤儉辦場的方針，充分發揮人力、畜力的勞動效率，使各地的國營農場對於當地農業合作社真正起示範作用。

《國營農場》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組織的最高形式，是生產各種農產品的大農牧業企業。

毛澤東時代的《國營農場》還處在初步發展的階段，它的耕地麵積和產量在全國耕地麵積和農業產量中所占的比重都還小。

但是，由於中國人口眾多，每人平均隻有三畝多耕地，又由於中國幅員廣大氣候溫和，全國各地特別在邊疆有著大量的土地可以開墾。

所以，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更多的國營農場，開墾更多的荒地，生產更多的農牧產品，以供應人民生活和對外出口的需要。

因此，中國必須充分發揮現有農場的生產潛力，加強科學技術指導，提高單位麵積產量，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積累經驗，培養幹部，並且做好荒地勘測、土壤調查、水利勘測和規劃設計工作，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更大規模的開荒創造有利的條件作好充分的準備。相信在毛澤東時代的全體從事於農墾事業的人民，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的鼓舞下，將滿懷信心地完成黨中央和國家給予人民的任務，使國營農牧業進一步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