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形成始末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形成始末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國共合作抗日時稱《八路軍新四軍》，解放戰爭之後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是建立在信仰共產主義的政治自覺基礎上的鐵的紀律，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的重要保證。它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隨著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鬥爭的曆程不斷發展完善。特別重要的指出：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雖然名稱沒改，但是內核己經不同，最顯著的是：官兵己經不一致了。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第一次在武裝鬥爭中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毛澤東深知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是統一意誌、規範行動、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證。沒有鐵的紀律，再龐大的武裝力量也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再正確的決心意圖也不易完全實現，再精良的武器裝備也難以發揮作用。因此，毛澤東明確要求起義部隊——《中國工農紅軍》對待人民群眾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罵人。

南昌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革命軍》餘部沿羅霄山脈南移，尋求立足點。10月7日，部隊抵達江西省寧岡縣茅坪，隨後進至遂川縣境內，準備向羅霄山脈的井岡山進發。

《中國工農革命軍》部隊中有許多官兵來自舊式軍隊，經常隨意拿老百姓的財物，打罵老百姓。搶殺逃兵，打罵士兵。時值仲秋，正是山裏紅薯成熟的季節。行軍路上，饑渴難耐的戰士們看見路邊田地裏長著誘人的紅薯，就毫不猶豫地連苗拔起，用衣袖胡亂揩去泥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

這引起了毛澤東深深的憂慮。因為毛澤東知道老百姓對那些燒、殺、掠、搶的舊軍隊曆來是既害怕又痛恨，背地裏罵他們是“丘八”，流傳著“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順口溜。所以要想在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就一定要和當地百姓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取信於民。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根據地是無法建立起來的。

毛澤東決心整肅軍紀，將《工農革命軍》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農利益、與舊軍隊有著根本區別的人民軍隊。幾天後，在荊竹山雷打石上，毛澤東扳著手指，向全體官兵鄭重地宣布了3條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

為了嚴明軍紀，毛澤東經常深入連隊，耐心地給戰士們做教育。很快，部隊的作風有了很大的轉變，贏得了當地群眾的信任和擁護，在井岡山逐步站穩了腳跟。

然而時隔不久，新的問題又出現了。1928年1月，當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縣城後，部隊派人下鄉領導貧苦農民打土豪。但有人不分青紅皂白，將商人、小販的貨物統統沒收，甚至連藥鋪裏賣藥的戥秤也拿走了。在遂川縣草林圩，當地老百姓向毛澤東提意見：“工農革命軍好是好，可是，他們借了我們的門板去睡覺，還回來的不是原來的那一塊，我家的門板是鬥榫的，鬥不上號，害得我找門板找了幾天。還有啊，戰士們睡覺用過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欄了。”

這些違反群眾紀律的現象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1月24日，在遂川縣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隊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為了解釋這6條，毛澤東還特意說了一段類似繞口令的話：“損壞老百姓的東西，一定要賠償。雖說打破了舊缸賠新缸，新缸不如舊缸光，但是賠了總比不賠好。”

正是在這樣極其通俗樸素而又親民愛民的軍紀規範下，工農革命軍漸漸擺脫掉殘留在身上的舊軍隊的種種惡習，贏得了越來越多群眾的愛戴和擁護。

就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之際，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他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命令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南下，參加湘南暴動。

3月12日，毛澤東率部從寧岡出發，於14日攻占湖南省酃縣，隨即進至中村整訓。這時，部隊中違反群眾紀律的現象又有所抬頭，影響很不好。月底，部隊到達桂東縣沙田村。在這裏，毛澤東向全體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並將“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

開國少將龍開富在井岡山時期一直跟隨在毛澤東左右，負責挑書籍和文件。他曾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我記得沙田圩背後有個沙灘灣，那灣灣裏有些田，位於沙田圩街道不太遠的東北方向。我們在那裏集合開了會，主席站在田埂上講了話，說沒有紀律不成軍隊，沒有統一指揮就不能打勝仗，然後宣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4月，朱毛在井岡山會師，合編後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官兵嚴格實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老百姓驚奇地發現，這支軍隊與隻知欺壓百姓的舊軍隊有著天壤之別。

一次行軍途中，毛澤東得知有的紅軍戰士因饑餓吃了農民地裏的苞米。他立即通知部隊集合，就地進行群眾紀律教育，並親自在一塊竹牌上寫道：“因為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米吃光了，違犯了紀律，現在把兩元錢（光洋）埋在地裏，請收下。”

不久，一首歌謠便在井岡山地區的老百姓中廣為流傳：“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

1929年1月，為打破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的第三次“會剿”，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撤離井岡山，進軍贛南閩西。6月10日，紅四軍由閩西舊縣北上新泉進行休整，準備第三次攻打龍岩城。

紅四軍之所以選擇新泉作為休整的落腳點，除了因為這一帶的群眾基礎好，糧食也比較充裕外，主要是看中了新泉三麵環水一麵依山、水陸通衢的獨特地理優勢。此外，集鎮中連南河畔還有多眼溫泉，可供紅軍官兵們洗澡。參加過新泉休整的開國上將蕭克曾回憶：“新泉的溫泉使戰士們盡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賜，泡在溫泉裏嘻嘻哈哈無所不談，洗去了長期征戰的疲勞。”

一天，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走到連南河畔，看見不少紅軍戰士脫得光溜溜的正在溫泉裏洗澡，岸上路過的婦女們隻好羞澀地扭頭走開。毛澤東眉頭緊鎖，對朱德說：“我看井岡山定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應該加上‘洗澡避女人’這一條。”

朱德點頭表示讚同。這時，陳毅聯想到一些紅軍戰士有隨地大小便的陋習，便補充道：“再加上一條‘大便找廁所’。”

第二天，紅四軍政治部向全軍官兵重申紀律，並在“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特意增加了兩項注意，即“大便找廁所”“洗澡避女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此誕生。

紅四軍在閩西轉戰期間，曾到過永定縣坎市。一天晚上，朱德和紅四軍司令部住進了坎市鎮上一個名叫裕源店的商鋪。隻見店鋪裏那些並不白淨平整的牆壁上，留下了許多紅軍指戰員書寫的宣傳語。其中一條，特別引人注目：

“紅軍紀律最嚴明，要護工農們，大家的責任。買東西要公平，保護小商人，工農與兄弟，勞苦更相親，說話要和氣，開口不罵人，工農貧民勞苦群眾個個來歡迎。出發和宿營，樣樣要記清，上門板，捆禾草，房子掃幹淨，借物要送還，損壞要賠人，大便找廁所，洗澡避女人。三條紀律，八項注意，大家照此行。”

據考證，這幅標語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反映“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文字記載。它完好無損地保留在裕源店的牆壁上近70年，靜靜地向人們訴說著那段永不磨滅的革命歲月，直到這座百年老店在1998年那場突如其來的洪水中轟然倒塌。所幸還有這幅標語的照片留存下來，成為曆史見證。

毛澤東當時製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語言通俗，是些既簡單又好懂的短句，主要是考慮到紅軍官兵中文盲太多的緣故。後來根據形勢的發展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實踐經驗，逐步將“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將“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後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將“上門板”“捆鋪草”，改為“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將“洗澡避女人”改為“不調戲婦女”，取消“大便找廁所”，增加“不搜俘虜腰包”，後又改為“不虐待俘虜”。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訓令》，從此凝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鐵一般的“第一軍規”，成為這支軍隊無往不勝的力量源泉。

[yongbing1993]

叛徒的危害《反麵教員》和結局








毛澤東的一生，有常人喜怒哀樂的一麵，也有常人所不具備的非凡的一麵。其中，如果說到毛澤東一生中最痛恨的，則莫過於中國革命曆程中出現的叛徒。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召開的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毛澤東號召大家：革命者要講革命道德，要永久奮鬥。他說：“有一些人，他們嘴上道德、氣節亂喊一陣，但在政治上是不堅定的，中途會變節的，這是無道無德。”

中國革命是在極其嚴酷的曆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經過了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在中國革命曆程中，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投機革命和意誌薄弱的人，成為革命同誌所不齒的叛徒。尤其令人痛惜的是，曾經有許多非常優秀的成員，包括高級領導人的犧牲，都是由於叛徒的出賣而造成的。比如，大革命失敗前後，即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國民黨的“清共”浪潮中，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多達31萬人，其中就有中共早期活動家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夏明翰、郭亮等，他們大多數是被叛徒出賣而犧牲的。

那麽，在中國革命的曆程中，曾經有過哪些為害甚大的叛徒呢？張國燾、向忠發、顧順章、白鑫、龔楚、孔何寵、何畏、塗振農、邢仁甫、曾洪易、餘灑度、曠朱權、郭炳生、趙淩波、郭潛、徐夢秋等，可為眾多叛徒的代表，不妨稱他們為“高級叛徒”。

張國燾可謂是中共元老之一。他是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參加共產黨的，後又作為北京小組的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會後分管組織工作，8月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先後擔任了中共第一屆、二屆、四屆、五屆（任職至1927年11月）、六屆（1938年4月開除）中央委員，第五屆、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先後出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會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及代理主席等職。1924年，張國燾在北京曾被北洋軍警逮捕過，當時有自首情節，但出獄後隱瞞了變節行為。1938年春，張國燾利用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在武漢公然投靠了國民黨。同年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張國燾叛變後加入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局，並恬顏主持了針對中共的所謂“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等，從事反共的特務活動。1948年11月，張國燾逃往台灣，因受到冷遇，於1949年轉赴香港，再於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9年冬，他凍死在養老院。

中國革命曆程中的叛徒，要說職務最大的，則莫過於向忠發。向忠發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發跡於工人運動，在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先後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中共湖北區執委會委員、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許多資料也稱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是中共領導人多係知識分子，中共黨內為此強調“領導幹部工人成分化”，向忠發從而陰錯陽差地被推選為中國革命的領袖。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在上海被捕，旋即叛變，不久被國民黨當局處決。在被國民黨審訊時，與向忠發一同被捕的一個妓女尚能保持氣節，堅決否認認識向忠發，而向忠發卻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許多秘密情報。因此，當時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來，怒斥向忠發“氣節還不如一個妓女”。

此外，中國革命曆程中的叛徒，要說為害最大的，則莫過於顧順章。顧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運動時在罷工鬥爭中表現活躍，被接納進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受黨組織選派，與陳賡一起赴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後不久，他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選為執行委員和上海市政府委員。當時，他擔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可謂聲名鵲起。國民黨叛變革命後，整個國統區陷入血雨腥風之中。顧奉命轉移至武漢，從事黨的秘密鬥爭，並負責製裁叛徒和特務。“八七”會議後，顧在上海參與組織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擔任行動科的負責人，率領“紅隊”製裁叛徒和國民黨特務，震懾了敵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中共在白區的損失。顧也由此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然而，一如向忠發，顧順章出入於五顏六色的上海灘，幫派習氣濃厚，在本質上有問題，同時又居功自傲，並且經常利用自己職務的特殊性，日漸腐化，為此也引起了周恩來和陳賡等人的擔心。果然，不久後他護送張國燾、陳昌浩赴鄂豫皖蘇區，返回途中在武漢被叛徒認出，隨即被捕，當即叛變，並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機密。幸虧當時已成功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內部的錢壯飛及時獲取了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情報，並搶在國民黨特務動手之前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機關及江蘇省委才未被破壞，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也得以幸免於難。但顧順章隨後又供出了監獄中的惲代英等，致使惲被殺害。為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了一份通緝令—這也是中共曆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下達的通緝令，內稱：“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衛隊，並通告全國工農勞苦群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周恩來曾親自指揮在上海開展對顧順章的“鋤奸”行動。但令人意外的是，顧順章居然逃脫了對他的製裁。後來，顧因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搖擺於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和軍統之間，結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顧順章又企圖組建所謂“新共產黨”，被蔣介石獲知後秘密處死。

餘灑度(1898-1934)，黃埔軍校第二期，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入黨。南昌起義後，餘灑度任警衛團團長，後參加秋收起義，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三灣改編後任前敵委員會委員。1927年10月，餘灑度受遣抵滬，向當時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寫了《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並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的工作匯報，該文成為研究秋收起義的重要文獻。在滬期間，餘灑度對革命產生了悲觀情緒，最後脫黨。1933年，餘灑度成為國民黨第61軍政訓處少將處長，在此期間開始利用職權販毒；1934年販毒事發，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決。

賀治華(1903-？)，原名賀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歐洲回國後長期滯留國外，後與朱德離婚，並在蘇聯與霍家新結婚。1928年因為貪圖懸賞，賀、霍二人出賣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導致後者被捕犧牲。周恩來、陳賡等中央特科負責人員查明真相後，令紅隊衝入賀治華房中，開槍打死了霍家新，賀治華重傷未死，但一隻眼睛被打瞎，後不知所終。曆史留下來的多種記述中都稱賀治華生得很漂亮，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在其《往事如煙》一書中說，賀治華生得的確妖嬈，柳眉杏眼，怒中帶笑，愁中見喜，見了高級負責者，熱得像團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留學蘇聯，肄業於東方大學。1928年回國從事地下活動；1932年被國民黨中統特務逮捕，自首叛變，被委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工作區直屬情報員；1938年投靠日本人，後回上海為日本侵略者做情報特務工作；1939年任汪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秘書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殘酷迫害抗日軍民；於1943年被日本方麵毒死。

陳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參與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參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1925年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等職；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曆任汪偽政府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偽國民政府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等職。1946年4月12日，以通謀敵國罪成立，陳公博被處以死刑，6月3日槍決。自稱“亂世能臣”的陳公博是一個富於多變的人物。他少年時就隨父親參加反清秘密會黨的很多活動，決心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青年時期，他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後脫離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從此便一生追隨、效忠汪精衛。大革命時期，他以國民黨“左派”自詡。大革命失敗後，他又成為擁汪反蔣的改組派代表人物。汪蔣合流後，他則成了蔣介石的座上客。抗戰爆發後，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為汪精衛偽政權的第二號大漢奸。陳公博一生在政治上變化多端，最終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後曆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1938年9月與汪精衛投靠日本，曆任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上海市長等職。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後獲蔣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髒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獄中。周佛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少有的變化無常的人物，他一生三變，反複無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後，他居然叛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他一生三變，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中國革命曆程中危險的叛徒還有許多，比如曾任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由於他的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兼江蘇省委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和邢士貞等被捕遇難。最後在周恩來、陳賡等的有力策劃和組織下，他才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樣的叛徒，後來在《紅岩》、《青春之歌》等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寫和揭露，而“叛徒現象”更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觀念中一向受到人們的鄙視和譴責。如曾經影響過共和國幾代人的長篇小說《紅岩》，它所依據的史實，就是解放前夕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冉益智的叛變。冉被捕後，供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同誌。冉甚至還現身說法，勸說中共川東地委書記塗孝文也叛變，使得江竹筠等數十名中共重要成員被捕。其中，中共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叛變後，致使已成功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韓子重等遭到逮捕。冉益智在“《挺進報》案”中充當了一個最無恥、最凶殘的角色，也是因為他在抓捕共產黨員的行動中有“突出的功勞和表現”，遂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毛人鳳、徐遠舉推舉為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的中校專員。這樣的叛徒，對中國革命具有巨大的危害。再如楊靖宇、項英、周子昆等的犧牲，也都是他們的部下叛變後造成的。

毛澤東橫眉冷對叛徒，深情緬懷烈士。毛澤東的一生，始終昂揚著充沛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氣概，他的家庭也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犧牲，有多位烈士，其中有毛澤民、毛澤建、毛澤覃、毛楚雄，以及妻子楊開慧，長子毛岸英等。

[yongbing1993]

反共的華人謠言之五：器官活摘







轉載《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

作者：asribarragan 於 2024-9-17

通用分類:網絡文摘

過去幾年，“法輪功”邪教組織一直將所謂的“器官活摘”謠言，作為他們持續反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點。

一個由國際知名人體器官移植專家組成的團隊對這些謠言進行了全麵調查。該團隊於2017年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後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國各地，與醫生、醫院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會麵。雖然我也是這個團隊的一員，但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完全代表我個人。

首先，我認為“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截至2019年，我並未發現任何能夠證明“法輪功”成員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證據。

盡管已有上述結論，“法輪功”卻仍在繼續遊說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想僅靠幾趟中國之行就希望國際社會相信，他們的成員在中國被大規模謀殺。個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輪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把所謂的“器官活摘”打造成爭端的主題，因此他們必須想方設法讓這些謠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國際社會丟臉。

無獨有偶，某些個人和團體也一直處心積慮地試圖破壞和顛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因此所謂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為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時也被一些西方政客當成把反對中國提上議程的有利契機。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法輪功”極有可能繼續通過各種政治和學術場合，向“特定觀眾”放映所謂“器官活摘”的宣傳“紀錄片”，以博取同情。對“法輪功”來說，這是獲得公眾支持性價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輪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給世界植入一個假象，即中國存在所謂的“器官活摘”。

[yongbing1993]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當然是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員，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幹部。走資派特色政府稱：官員。毛澤東時代稱：幹部。

廣大黨員幹部群眾應該都非常熟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很多人都能脫口唱出“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黨的曆史上曾專門製定了一個《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個紀律要求是針對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開始全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麵臨嚴重的自然災害，群眾生活困難，而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卻存在“強迫命令”“瞎指揮”“生活特殊化”等不正之風的情況下製定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黨群關係仍然像革命戰爭年代一樣保持十分親密的關係，廣大黨員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作風樸素，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

但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現一些地方黨員幹部中出現了腐化作風和不良習氣，少數領導幹部不關心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不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耍權威，搞特權，嚴重破壞了黨群關係。

在1960年12月6日周恩來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給各地的指示稿中，對一些地方存在的問題作出了嚴肅指示。指示稿中說：“貴州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的極其嚴重的不可容忍的鋪張浪費、貪汙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想象。……中央要求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省委好好檢查和糾正這方麵問題……。其他各地、各單位也要檢查存在著的或多或少甚至極少的類似情況，堅決糾正、徹底解決。”1960年12月上旬毛澤東在審閱以上指示稿後，批示：“照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頁）

基於這樣的曆史背景，中共中央於1960年11月頒發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對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生活特殊化風”進行了嚴肅批評並要求進行徹底整改。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時指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並提出：“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同上，第479頁）由此可見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對各地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解決問題的迫切性的高度重視。

於是，196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期間，鑒於幾年來幹部隊伍中存在嚴重作風不純的情況，毛澤東要求胡喬木仿照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製訂一個適用於黨政幹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特別指示，關於紅軍部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內容，適用於現有的條件，可以借鑒。根據上述要求，胡喬木開始著手起草相關的文稿。

1961年1月8日胡喬木就擬定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報告寫道：“關於全國黨政幹部中適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類似的規定和憲法、刑法草案、黨章等，並與許多同誌交換了意見。”（《胡喬木書信集》〈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頁）隨報告呈送了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草稿。

胡喬木所擬稿中的三大紀律是：（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八項注意是：（一）保護人民安全，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抵命；（二）保護人民自由，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三）保護人民財產，侵占損害人民財產要賠償；（四）保護公共財產，貪汙盜竊假公濟私要賠償；（五）用人要經過組織，不許任用私人；（六）對人要講公道，不許陷害好人包庇壞人；(七）對上級要講實話，不許假報成績隱瞞缺點；(八）對下級要講民主，不許壓製批評壓製上告。（同上，第519頁）

1月9日毛澤東審閱胡喬木起草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稿。他對草稿不太滿意。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寫得簡單明了，使人容易記住，同時避免起反作用。於是，他自己又改了一下。並就此批示：“印發各組討論，提出修改意見。（一）是否目前就頒發？……（二）太複雜，不如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簡單明了，使人難記。有幾條執行起來，可能起反麵作用。以上兩項，請予討論。”（《胡喬木書信集》〈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頁）

1961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中央書記等開會，討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稿。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修改稿。在修改稿中，三大紀律是：（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實行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是：（一）同勞動；（二）同食堂；（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了東西要還；（六）東西壞了要賠；（七）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八）工作要同群眾商量。

對於修改稿，毛澤東談了詳細的修改意見，並結合黨員領導幹部的現實情況逐條進行了解釋。他說，三大紀律第一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工作中主觀主義很多，要整主觀主義。三大紀律第二條，提高政治水平。現在許多同誌不懂得什麽是等價交換、價值法則、按勞分配，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大集體與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應當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論水平，要使他們懂得這些原則。三大紀律第三條，草稿寫的是：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這樣寫，可能起反麵作用。正麵提出問題好。現在改為：實行民主集中製。什麽時候都不允許破壞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中第三條到第六條，即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了東西要還、東西壞了要賠，是用的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裏麵的幾條。說話和氣，是從正麵說的。當然不能打人。原先寫的是：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抵命，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這樣寫容易產生副作用，不要從反麵說，還是從正麵提出好。八項注意第四條是買賣公平。買賣公平包括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商業政策。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關係，買賣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買賣公平，就要等價交換。第五條借東西要還，第六條損壞了東西要賠，主要講的是不能平調。第七條，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樣從反麵說好不好？要強調調查研究。第八條是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原先寫反對瞎指揮，恐怕有副作用，又會發生不指揮，還是從正麵寫好。

毛澤東抓住了當時幹部作風中存在的要害問題。通過修改，更為簡單明了，讓人看了就能留下印象，更容易在全黨範圍內開展宣傳。毛澤東提出，題目《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區別於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頁）通過討論，形成了第一次修正稿。

經反複討論修改後，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了《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向全黨公布。三大紀律：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一，同勞動同食堂；二，待人和氣；三，辦事公道；四，買賣公平；五，如實反映情況；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八，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針對20世紀60年代前後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製定的，對於確保黨中央決策的貫徹落實，約束黨員幹部行為規範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糾正了當時在黨員幹部中存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風氣，為確保黨員幹部堅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黨員幹部隊伍的先進性、純潔性，融洽黨群關係，團結廣大人民戰勝當時麵臨的困難發揮了積極作用。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在當時對於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今天推進全麵從嚴治黨、改進黨的作風，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改革開放以後，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動我國實現了從落後到趕上時代發展的曆史性跨越。堅持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守。民主集中製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堅持完善和發展民主集中製，對於嚴肅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活，推進全麵從嚴治黨員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60年代，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帶頭深入基層，同老百姓一同吃飯、一同勞動，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典範。領導幹部深入基層，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對於了解民意、解決社會矛盾、融洽幹群關係、提升基層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待人和氣。胸懷天下、與人為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毛澤東曾指出，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辦事公道。“公生威，廉生明”。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也是領導幹部人格魅力的重要體現。領導幹部作為發展的排頭兵，他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認識和維護關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關係到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公平正義值得每一位領導幹部以實際行動維護。尤其在選人用人環節上，必須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使幹部有全身謀事之心而無側身謀人之虞”。

買賣公平。買賣公平在當時指的是黨的財政政策和商業政策要公平，不能強買強賣。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關係，買賣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買賣公平，就是要等價交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頁）

實反映情況。如實向黨和政府反映情況，是對領導幹部起碼的紀律要求，也是每一個領導幹部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如實反映情況是黨員幹部“嚴明黨紀”的重要表現。我們黨曆經百年而風華正茂，就在於共產黨人始終堅守信念，對黨忠誠。1962年7月6日陳雲就當時農業恢複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本來有的同誌好心地要他別講，但陳雲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頁）因此他如實反映了情況，並談了自己的想法，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忠誠、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質。

提高政治水平。政治能力是黨員幹部的首要能力，也是檢驗黨員幹部能否擔當重任的標尺，加強黨的政治建設，關鍵在於提高領導幹部的政治能力。

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從革命年代軍隊中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政幹部“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再到新時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都充分體現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黨與人民群眾始終血肉相連。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條是毛澤東特意加上的，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個論斷。他特別有針對性地強調：“要強調調查研究。現在調查之風不盛行了，對很多事情發言權有了，言也發了，就是沒有調查。”